【作 者】政文
【期 号】196406
【总 期 号】97
【页 码】1
【正 文】
最近，我国哲学战线上进行了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大论战，这场大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挑起来的。杨献珍同志在自己的“合二而一”论中，虽然大讲同一性，而他所谓的同一性，也就是两个对立侧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或“不可分性”，实际上就是排斥矛盾，排斥矛盾的斗争和转化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的等同。这是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根本对立的，是用来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分为二”的思想相对抗的。
杨献珍同志反对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它的本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不是现在才开始，而是一贯的。大家知道，从1959年到1962年，我国哲学战线上展开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对立统一规律是否适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思维和存在有没有矛盾的同一性？在那次争论中，杨献珍同志也是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的，所不同的是：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中，杨献珍同志是通过艾恒武、林青山把他的“合二而一”论搬到社会上来的，而在那一次，他是通过于世诚把他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观点搬到社会上来的；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中，杨献珍同志是大肆宣传他所谓的同一性；而在那一次，他是直截了当地反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然而，面具虽然使用了两副，但本质是一样的，即杨献珍同志一贯坚持形而上学的绝对等同，一贯反对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他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是理解为主体和客体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或“不可分性”，他是在这个理解的前提下进而诬蔑凡是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人是马赫主义的“原则同格论”者。他说：“‘原则同格’论也是认为存在与思维是同一的。用他们的话说：意识与物，物与意识是不可分地联系着；这两种东西‘无条件的是主体的——客体的与客体的——主体的。’”⑴在这里，杨献珍同志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解和他在“合二而一”论中对同一性的理解不仅从文字上，而且从含义上来看都是一样的，即形而上学的绝对等同。
由此可见，无论是杨献珍同志在大讲同一性的时候，还是他反对同一性的时候，他心目中的同一性只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也即绝对等同，根本就没有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的地位，根本不存在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和形而上学抽象同一性的对立。因此，我们认为：通过“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大论战，再回顾一下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争论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那次争论的性质，有助于我们认清杨献珍同志一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树立“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以便促进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实质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什么呢？杨献珍同志和积极散布他的观点的于世诚同志认为，凡是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人，就是把思维和存在等同起来，也就是主张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者，他们根本否认对立统一规律适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可以作唯物辩证法矛盾同一性的理解。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一场争论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是说凡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人，都是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抹杀哲学上的党派斗争，都是宣传唯心主义。争论的实质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用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把凡是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人归到唯心主义阵营中去，这是杨献珍同志自己的捏造，是对恩格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标准的公然篡改。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明确指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能依据对思维和存在究竟何者是第一性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来划分，即凡是主张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精神第二性的则属于唯物主义学派，反之，则属于唯心主义学派，他并且指出在任何别的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词都必然引起混乱。而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是属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它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一切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是属于不可知论或二元论的哲学家；而一切可知论者或一元论者都是主张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问题在于：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同一性，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即绝对等同，例如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和马赫之流把存在等同于思维，而庸俗唯物主义又把思维等同于存在（用他们的话说，大脑分泌思想同肝脏分泌胆汁一样）；另一种是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例如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认为：“主观性（或概念）和客体——是同一的又是不同一的……。”⑵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把思维和存在同一于绝对观念的唯心主义错误，认为思维和存在同一于物质，并且又指出在实践的基础上思维和存在又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这是思维和存在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争论中，所有主张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同志，既没有赞成主观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等同论，也没有一般地肯定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只是指出他把思维和存在看作是矛盾的同一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们所坚持的是思维和存在的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即认为思维和存在同一于物质，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可见，杨献珍和于世诚同志把所有承认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人一律诬蔑为宣传唯心主义，这根本是荒谬的。
杨献珍同志为了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又捏造了他所谓的“两种范畴的同一性”，即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属于辩证法的同一性，进而断言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人陷入了唯心主义，这也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唯心主义和辩证法根本不是对立面，不能构成一对矛盾，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才构成对立面，构成矛盾，也即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关于同一性从来只有两种对立的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另一种是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可以说，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世界观，始终围绕着这个问题在进行斗争的。杨献珍同志闭口不谈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同一性，并且用他所谓的唯心主义同一性，来取代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和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的对立，实际上是一种诡辩的手法，是在反对唯心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唯物辩证法，并且否认唯物辩证法的普遍意义，否认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否认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同一性，以便把辩证法排除于认识论领域之外。按照他的逻辑，才真正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因为如果所有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人都是唯心主义者，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都成为唯心主义者了，而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人都是唯物主义者，那么不可知论者休谟和康德都成为唯物主义者了，这不是有意制造恩格斯所批判过的混乱吗？
其次，我们只要看看杨献珍同志究竟根据什么原则来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么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更为清楚了。杨献珍同志在他未发表的《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一文中说：“恩格斯在阐述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的时候，明明指出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的，列宁还说，在决定什么是第一性，什么是第二性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还是绝对的。可是，按照上述几位作者们的理解，恩格斯在跟着阐述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又说思维与存在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难道恩格斯在阐述哲学根本问题上竟这样轻率随意，连起码的形式逻辑也没有了吗？”⑶当然，恩格斯不会连起码的形式逻辑也没有，也没有说思维和存在不是对立的，但是，难道说了思维和存在是对立的，就完全排除了它们也是同一的吗？难道说了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就完全排除了它们也是对立的吗？杨献珍同志确实这样认为的，在他看来，既然思维和存在是对立的，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同一的，这正好象在这次“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中，杨献珍同志认为既然对立面是同一的，因而是排除对立和斗争的一样，他立论的全部根据仍然是那个“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的形而上学老公式。在形而上学看来，对立和同一是绝对隔裂的两极，彼此毫无联系，a＝a，事物只和自身等同。然而，辩证法却认为，对立寓于同一之中，同一包含着对立，思维和存在是对立的，然而又是同一的，此即为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⑷毛泽东同志并把这一辩证法原理应用于反映论，推广到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他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⑸由此可见，杨献珍同志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实质上是反对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反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我们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实质也和这次“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大论战实质一样，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的斗争。杨献珍同志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吹鼓手，在他的“合二而一”论中，他强调同一，否认对立，在他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时，他强调对立，否认同一，这只是他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本质的不同表现，是他用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同的两手，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益辩护，并用这些谬论来迷惑群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⑹
杨献珍同志否认正确思想从社会实践中来
杨献珍同志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认正确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他用形而上学的绝对符合一致，来否定思维和存在相对的、有矛盾的同一，实际上就是否认主观反映客观是在实践基础上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不确切的知，到较完全、较确切的知，并要在实践中反复多次才能形成正确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过程的理论。例如，他要求我们认识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要做到思维和存在绝对符合一致，否则就是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并且把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任何缺点和错误都归咎为世界观的错误。例如，杨献珍同志说：“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这就是说，在每个具体问题的认识上都要求得主观正确反映客观，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这样就不会有主观主义了。”⑺又说：“如果我们在任何工作中，我们的思维能够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主观完全符合于客观，我们的思维能够合 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也就是说，时时处处都能自觉地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原理运用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那我们就不会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了。”⑻我们认为杨献珍同志这些言论是违背《实践论》的。
第一，认为主观和客观要在每个具体问题上都完全符合一致，否则就是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这就等于要求人们在实践之前就要有正确思想，等于要求人们在下水游泳之前就要学会游泳，这是荒谬的，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⑼人们首先是在社会实践中接触到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个别特性和外部联系形成感性认识，然后，由于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获得了大量的、丰富的感性材料，并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改造制作工夫，才可能形成反映事物本质、事物全体、事物内部联系的理性认识，这时候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还没有得到证明，因此，理性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并在实践中修正、丰富和发展，而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在实践中反复多次才可能形成，因此，主观和客观的符合，只可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地做到符合，绝不能在实践之前或实践之外来符合，否认了这一点，无疑是否认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还必须看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在一定的实践水平上，主观和客观的符合一致，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主观和客观之间仍然有不一致的地方，仍然有矛盾，并且，即使我们在某一时期内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存在，并且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然而，由于客观事物本身在不断发展，主观和客观之间仍然会产生新的矛盾，仍然需要到社会实践中去解决。正是主观和客观这种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斗争性（或不一致）推动了人类认识的发展。所以毛泽东同志说：“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的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⑽
第二，说实际工作中任何主观和客观不一致都是由唯心主义世界观或主观主义造成的也不正确。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主观和客观不一致是由世界观造成的。例如，一切反动派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的估计人民的力量，因此，他们不可避免的要失败，这是由他们的反动立场和唯心主义世界观造成的。革命队伍里面的机会主义者，也常常是对敌我力量估计错误，而且他们往往不管客观实际一再坚持错误，并发展成为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显然是错误的世界观指导的结果。但是，还有一些主观和客观暂时的不一致的情况就不能都说成是唯心主义世界观造成的，而是由客观原因或经验不足造成的。毛泽东同志说：“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命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⑾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人类的认识运动是一个无限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主观和客观不可能一次达到完全符合，符合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甚至往往要在实践中失败多次，才可能达到主观和客观相对的符合一致。因此，我们一些实际工作的错误和失败，并不是由唯心主义世界观造成的，而是因为人们的认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限制”，“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在实践中犯这样或那样的个别的和局部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立场坚定，世界观正确，只能保证不犯大的方向性的错误，但在每个具体问题上，由于客观条件和经验不足总会犯一些小错误。如果每个具体问题上主观和客观不一致都是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唯物主义者呢？
还应该指出，在社会斗争中，有时候甚至思想是正确的，也不免有暂时的失败，这是由阶级力量对比造成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⑿
由此可见，杨献珍同志认为每个具体问题上思维和存在都要一致，否则就是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这是形而上学的一次反映论，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过程论是根本对立的。并且把实践排除于认识论之外，用他这种观点来指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有害，因为它一方面会束缚群众的手脚，使他们不敢发挥冲天干劲，大胆实践，勇于创造；另一方面对待我们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局部缺点和错误，必然大加非难，指手划脚。因此，说杨献珍同志的哲学是向群众泼冷水的哲学，是完全正确的。
杨献珍同志反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杨献珍同志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把实践和辩证法排除于认识论之外，这突出的表现在他否认思维和存在可以互相转化，反对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特别是反对精神变物质。
杨献珍同志在《什么是唯物主义？》一书中说：“思维与存在相一致要区别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思维与存在相一致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思想或庸俗唯物主义思想。”“思维与存在相一致，即要求思维正确反映存在，主观正确反映客观，‘一致’在此即‘符合’的意思。”⒀这里，杨献珍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归结为承认思维和存在相一致，并把它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对立起来，实际上就是否认思维和存在是对立面的同一，否认他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这是根本错误的。
大家知道，辩证唯物主议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反映论的特点就是把实践和辩证法同时纳入认识论，它不仅认为人的思想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更重要的是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客观世界的被改造也依赖于人的思维，因为思维可以反作用于存在，并且通过实践转化为存在。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过世界，而问题却在于要改变世界。”⒁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⒂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⒃
毛泽东同志在他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最近发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文章中充分显示出他把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结合起来的光辉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论证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深刻的说明了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在说明了从感性认识能动的飞跃到理性认识之后，接着指出：“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明确指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更重要的东西是在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把我们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又来指导革命实践，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写道：“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⒅在最近发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的文章中，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某些同志“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⒆并且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⒇
现实生活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无比正确。我国人民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我国人民正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才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为巩固国防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坚持“四个第一”，才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军队，这些都是精神变物质的生动证明。
杨献珍同志用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来否认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同一性，实质上是用形而上学的直观反映论来代替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因为形而上学的直观反映论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不懂得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不懂得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按照杨献珍同志的理论必然要否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反作用，归根到底要否认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和人的思想革命化的重大意义。
杨献珍同志为什么一再挑起论战？
前已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唯物辩证法世界观和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世界观之争，这场争论是由杨献珍同志挑起来的，并且延续了几年之久。现在要问：杨献珍同志以及他的支持者们为什么一再挑起论战呢？这是有很深刻的原因的。否认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同志认为，这是一场“原则问题的讨论”(21)他们是首先把这场争论和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我们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在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是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这只要考察一下争论发展的过程和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联系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大家知道，这场争论是在1959年反映到哲学界来的。从1958年以来，我国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发挥冲天的革命干劲，依据客观的规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同时，由于自然灾害，现代修正主义的背信弃义的破坏活动，以及由于经验不足产生的某些缺点，使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这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连成一气，竭力诬蔑三面红旗。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争论，正是这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实际上就是否认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否认政治挂帅和革命干劲，否认精神可以变为物质，并对贯彻三面红旗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所出现的局部缺点大叫大嚷，说这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犯了唯心主义错误。这些人所做所为，无非是给阶级敌人攻击三面红旗提供理论根据。
经过两年的大辩论，谁是谁非基本上可以说是清楚了，对立统一规律适用不适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看来也不成问题了。但是，到了1962年，杨献珍同志的积极支持者于世诚、腾云起一伙，又连续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再次挑起论战，这又究竟为了什么呢？
大家知道，1962年我国已经战胜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而且经济情况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正是在这个时候，于世诚、腾云起等同志为了坚持自己的错误，就又迫不及待的出来说：“沿着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等同论）的认识路线走去，除了产生胡说、谬论之外，什么也得不到。”说什么按着这条路线就会得出“把主观幻想当作客观现实，以感想代替政策的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说什么这样只能“带来损失，造成恶果”等等。(22)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第一，我们过去坚持思维和存在有矛盾的同一性错了，犯了把思维和存在等同起来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第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是主观主义的；第三，因此，我们除了“胡说”，“谬论”，“把幻想当作现实”以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难道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难道这不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和诬蔑吗？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我国人民正是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既发挥冲天的干劲，又尊重客观规律，才取得工业战线和农业战线上的巨大成就，同时加速了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正是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才战胜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而我们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主要还是自然灾害和现代修正主义造成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因为经验不足造成的，怎么可以把这些归咎于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错误呢？这些与唯心主义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们不正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即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尊重客观规律，才取得各条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并迅速战胜了自然灾害吗？所以，我们认为，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人，他们在我国人民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与党和人民一道，同心同德克服困难，而到了这时候，他们还是坚持指手划脚地非难，难道这不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又能是什么呢？
这一次“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大论战，是唯物辩证法和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也是杨献珍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总暴露，也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理解。正当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正当我们党加强了一分为二的宣传的时候，杨献珍同志大讲“合二而一”，“求同存异”，无非是为他的阶级调和论建立哲学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封建残余势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都是可以“合二而一”、“求同存异”的。因此，我们与杨献珍同志的论战，绝不是一般概念之争，也不是一般学术之争，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是要不要党的正确路线的斗争，我们必须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1964年11月13日
文章注释：
⑴ 《什么是唯物主义？》，第76页。
⑵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6页。
⑶ 转引自若水：《评杨献珍同志的矛盾观》，《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6日。
⑷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8页。
⑸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⑹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8页。
⑺ 《什么是唯物主义？》，第122页。
⑻ 《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8页。
⑼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页。
⑽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84页。
⑾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82—283页。
⑿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页。
⒀ 《什么是唯物主义？》，第112—113页。
⒁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4页。
⒂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8页。
⒃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57页。
⒄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80—281页。
⒅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4页。
⒆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⒇ 同上书，第1页。
(21) 于世诚：《关于德国古典哲学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的探讨》，《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
(22) 腾云起：《怎样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见《光明日报》1962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