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孟广来/张伯海
【期 号】196405
【总 期 号】96
【页 码】41
【正 文】
电影《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小说《二月》改编的。它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萧涧秋的一段生活经历和爱情纠葛，通过这个人物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用个人虚伪的“善心”“苦行”来掩盖阶级矛盾，用阶级调和来代替阶级斗争。影片所宣扬的这种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会产生很坏的影响。因此我们对它必须严加批判。
一
萧涧秋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有人说他是一个“不愿在生活的浊浪中沉沦下去，追求理想，很想有一番作为的青年”⑴，有的说他“保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⑵，也有的人甚至把他吹捧为“舍己为人的热情的人”⑶。
果真是这样吗？为要得出正确回答，我们必须把他的行为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考察。
影片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六年的早春。这正是我国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大革命的进军号角已经吹起的风云激变的时代。一九二五年五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从此揭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接着，六月间又爆发了有二十五万工人参加，坚持了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除广州、上海成为当时工人运动的中心外，北京、天津、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人民群众，也都纷纷起来展开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在广大的农村，农民运动也正在蓬勃发展。象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就展开了建立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和取消苛捐杂税的轰轰烈烈的斗争。
现实生活要求每一个知识青年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表明态度，确定方向。他们或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或者走向反革命反人民的道路；或者成为时代的沉沦者，依附在反动统治者的脚下，直接或间接地去为反革命服务。当时许多知识青年选择了前一种道路，有的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有的甚至为革命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当时知识青年中先进的代表，他们追求真理、忘我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歌颂的。
然而电影《早春二月》却歌颂了另外一种形象，这就是萧涧秋的形象。他是一个内心阴暗、怯懦、逃避革命斗争的懦夫，却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一面用虚伪的手段来满足个人主义的种种私欲，一面用点人道主义的布施替千疮百孔的黑暗的旧制度填补缝隙，遮盖矛盾。影片的编导者一方面对于在惠州战役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李志浩，极力渲染他牺牲后妻子儿女的凄惨景象；而对于逃避革命斗争的个人主义者萧涧秋却尽量加以美化和颂扬，把他描绘成一个救苦救难的“上帝”。这就在无形中更形成一副鲜明的对比：似乎忘我牺牲的革命烈士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革命的结果不过是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凄惨结局；倒是萧涧秋这样的人物，反而成了救危扶亡、勇于斗争的战士。这真是颠倒了历史黑白，把渺小冒充“伟大”，替丑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唱颂歌。
从表面上看，影片中的萧涧秋似乎是对旧社会不满的，经过苦闷彷徨之后，他终于终止了彷徨，影片预示他将走上革命道路。其实这不过是编导者迷惑观众的手段。萧涧秋究竟对什么不满呢？是对旧制度不满，还是对扰乱了他的安静生活的革命风暴不满呢？他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反对什么呢？这是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我们从影片中知道，萧涧秋在师范学院毕业前后，正是“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唤起了无数革命知识青年。萧涧秋虽然也曾夹杂在学生的队伍里，上街游行，查过日货，但是由于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却不可能真正随着时代走向革命的道路。在这以后的六、七年中，他一直在革命的旋涡之外彷徨着。“五四”革命浪潮退去之后，有一些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由于探索不到革命的前途，确曾有过一度彷徨。但萧涧秋的彷徨，却完全是另外一种含义，是他想要逃避现实斗争、精神空虚的反映。二十年代的中国，不论城市与乡村，没有一处不充满激烈的阶级斗争，尤其是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后，大革命的高潮更是明显可见。萧涧秋曾走遍大半个中国，到过革命斗争非常激烈的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在他的身旁，处处都已燃起革命斗争的烈火。萧涧秋所以苦闷彷徨，显然不是由于看不见革命的光芒，而是由于害怕革命的烧灼，想在遍地展开斗争的现实中，竭力给自己找到一片宁静的“乐土”。不信请看：一九二三年，正是中国工人展开“二七”大罢工，不少青年学生积极声援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也是广东、湖南农民革命蓬勃发展，许多革命知识分子投身农民运动的时候，这时的萧涧秋却恰恰相反，披发痴迷地浪荡于西湖白堤的月色柳丝之间，唱着他那无病呻吟的《徘徊曲》，这便是他所自称的“中路彷徨”；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方兴未艾，革命青年纷纷投奔革命策源地——广州，在北京，爆发了李大钊领导的“三一八”爱国示威游行，不少爱国青年在斗争中牺牲。但就在这同一个春天，萧涧秋却以“厌倦了城市生活”为借口，逃到了“世外桃园”的芙蓉镇来，觉得“这里平安而宁静”，“给我一种质朴而平安的感觉”，因此表示：“要是可能的话，我愿意多住几年”。他所追求的“平安”、“宁静”，不过是指这里没有象全国其它地方那样的革命风暴；可见他所厌倦的也根本不是什么“城市生活”，而是那种尖锐激烈的革命斗争。他极力想躲避这场斗争，想在这场斗争之外寻找“平安”而“宁静的天地。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理想”是不可得的，因此他苦闷着、彷徨着，一旦发现了这个“世外桃园”，便立刻感到心满意足了。所以萧涧秋的彷徨和苦闷，拆穿来说，不过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对于革命浪潮的抗拒和恐怖心理，是在革命浪潮席卷之下难以保持旧的生活秩序时莫可奈何的悲观心情而已。
萧涧秋的这些表现，不禁使我们想到高尔基在《海燕之歌》里所嘲笑的那些“在世纪的风暴中”寻求“暂时的安宁”的人们。高尔基把他们比做“蠢笨的企鹅”和“可怜的潜水鸟”。这样的人物，跟真正革命的海燕是相距得天上地下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萧涧秋所走的道路，恰恰是这个要求的反面。他自称是离群的“孤雁”，就是这种游离在革命群众之外的心情的表现。萧涧秋这样的孤雁，自然不会看到群众的力量，相反的，却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模样，妄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引渡苦难中的群众。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给自己空虚的灵魂找一点寄托，给分崩离析的社会现实填补墙角而已。
二
如上所说，萧涧秋是站在革命对立面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对这种人物，影片如果能深刻地挖掘出他的个人主义丑恶灵魂，给予有力的批判，是有一定意义的。但编导者对萧涧秋到了芙蓉镇之后的所作所为，非但没有批判，反而极力把这样一个人物装扮成热情、善良的“进步”青年，并通过他向今天的观众兜售了反动、虚伪的人道主义思想，这就起了极坏的作用。
我们知道，人道主义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如果说，它在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和神权的斗争中还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当资产阶级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以后，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口号就成了对人民群众的欺骗，成为掩盖阶级矛盾、欺骗人民群众的手段。二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开展的时代，广大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从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打击愈益猛烈。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之下，萧涧秋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实践，就更起着腐蚀和削弱群众斗争意志的作用，具有极大的反动性。
影片对于萧涧秋虚伪的人道主义的宣扬，主要是通过他与陶岚的爱情和对文嫂的“救济”两条相互牵连的线索来表现的。他到了芙蓉镇后，由于个人主义气味相投，与陶岚一见衷情。与此同时，编导者安排了另一条线索，这就是萧涧秋与文嫂的关系。萧涧秋发现文嫂的处境后，立即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向她伸出了“仁慈”的手，不但以自己的收入帮助文嫂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供给采莲上学。他每天亲自接送采莲上学和回家，文嫂的孩子生病，他亲自去替她取药，帮她护理病人，虽然由此招来了对他和文嫂的许多非议和谣言，他也置之不顾。文嫂的孩子病死后，她痛不欲生，这时萧涧秋竟提出了“牺牲”与陶岚的爱情与文嫂结婚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影片一面把萧涧秋与陶岚的爱情写得十分圣洁，一面又把萧涧秋对文嫂关怀帮助的动机写得非常崇高，这样，编导者便达到了一个目的：把萧涧秋在这场四角恋爱中玩弄情感、最后想要舍弃陶岚而与文嫂结婚的行为，描绘成萧涧秋人道主义、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表现。这样，萧涧秋就象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罩上了人道主义的灵光，成为拯救被压迫人民、拯救社会的值得赞美的“救世主”。
这样的“救世主”，首先以自己的“苦心”和“善行”，模糊和歪曲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真相。萧涧秋对于文嫂的“救济”不过是一种“恩赐”，而文嫂对于萧涧秋则是“感恩”。结果，什么阶级压迫、阶级斗争，都被这种个人间的“恩赐”和“感恩”所代替。所以他们最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向黑暗的旧社会、旧制度实行彻底决裂，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萧涧秋决定娶文嫂，“让她做我的妻子”。他们结了婚又怎样呢？难道因此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吗？萧涧秋的这种“人道主义”不但不会触动旧制度、反动统治的一根毫毛，相反，替千疮百孔的旧制度填补了缝隙，起到了麻痹人民群众革命意志的作用。事实上他这种转移视线、遮盖矛盾的作法至少已经在文嫂身上“见效”。你看，作为一个革命烈士的家属，文嫂在那么困难的处境里，对反动统治者竟没有表示丝毫不满，更谈不到反抗，因为她已经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萧涧秋的“恩赐”上了。她所表示的唯一态度，就是来世变牛变马报答他，并且还要把自己的下一代——孩子培养成人，继续向他“报恩”呢！
萧涧秋在上述行动的同时，还不断地进行人道主义的宣传。尽管他自称不信仰什么主义，实际上他是有着整套的“救世福音”的，文嫂就是他的忠实的听众。在这位受苦受难的被压迫妇女面前，萧涧秋用“人总能活下去”、“只要能够好好地活下去，就是大家的幸福了”、“天无绝人之路”、“好人终究不会受委屈”等等庸俗的活命观点和迷信观念，给文嫂的心灵里灌输宿命论的思想毒素。这些听起来充满了“同情心”的“救世福音”，就象精神上的鸦片，虽然一时抚慰了文嫂的心，却使得这样的被压迫者屈服，使他们温顺驯服，永远安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
还应该指出的，影片中萧涧秋这个“救世主”对待文嫂一家的恩惠关系，实际上是从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对于革命战争的反动态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之际，李志浩虽然为革命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所进行的斗争事业是不会停止的，他的革命精神是可歌可泣的。然而，影片中对于李志浩牺牲后的描写，却采取了相反的调子。为了表现李志浩牺牲后给家庭造成的不幸和灾难，不论影片编导、演员以及摄影、音乐等等方面，可以说是挖空心思，极力想把文嫂一家的遭遇描绘到凄哀欲绝的境地。在这里所表现的，不过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和平主义。影片一方面通过李志浩牺牲后的情景向观众散布了革命战争的可怖和悲惨，一方面却通过萧涧秋从正面表现了和平主义的“光芒”，宣扬了这种“和平”的人道主义给人们带来的“福音”。正如同影片画面所显示的，当萧涧秋来到文嫂家时，文嫂一家所居住的阴暗的小屋，突然闪进了阳光，亮堂起来了。通过这种对比，难道不是说明了：象李志浩这样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只能给人间增添不幸和灾难，倒是萧涧秋这样的“救世主”，能给人间带来幸福和完满。影片中实际是用萧涧秋的道路否定着李志浩的道路，也就是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否定了革命战争。
以上，便是我们对于影片中通过萧涧秋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实质的认识。也许有人会为影片辩护，编导者不是终于用文嫂自杀以及王福生失学等失败结局批判了萧涧秋的行为吗？事实上，编导者在这里同样采取了欺骗观众的手段。文嫂虽然自杀了，但萧涧秋的精神却是“胜利”了。编导者通过方谋等人的口，一再表示了群众对于萧涧秋“神圣”行为的赞扬，便说明，文嫂的死，非但无损于萧涧秋的“伟大”，倒成了对于萧涧秋这种“伟大精神”的补充，哪里还有批判可言呢？在这里，影片还使用了一种障眼法，来模糊人们的视线。这就是编导者对于文嫂自杀的原因，根本没有归结为阶级压迫所致，而只是由于“小人之心，小人之口”的陷害。“小人”是谁呢？除去钱正兴、方谋等人之外，也包括了给文嫂制造舆论压力的劳动人民群众，如在萧涧秋背后指指点点的两个劳动妇女。编导者所指的“小人”，原来就是包括上自钱正兴、镇长，下至劳动人民的“杂凑的一锅”。社会的阶级矛盾被“君子”与“小人”之分取而代之，文嫂的自杀不是社会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而是这些“小人”所害。这里，与其说是为了批判萧涧秋的失败，倒不如说是作者更进一步混淆和歪曲了社会阶级矛盾。至于王福生的失学，不过是由于父亲跌断了腿这样偶然的原因，也同样不可能引导着萧涧秋认识到旧社会里阶级压迫这个必然的规律。
三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那种种“慈悲的”、“崇高的”言辞和行动，往往掩盖着卑劣的个人目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带有极大的虚伪性。萧涧秋这个人物，拆穿来看，便正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萧涧秋推行自己的人道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是超阶级的“爱”。他不仅爱陶岚，而且对文嫂、采莲以致对王福生这样穷苦的少年，都显示了他的“悲天悯人”的“博爱”的襟怀。他正是以这种所谓“博爱”精神，骗取了被压迫者的感情，欺世盗名，达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所追求的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境地。
但是，“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⑷。所谓超阶级的“博爱”，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对萧涧秋的所谓“爱”，我们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萧涧秋对陶岚的爱，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臭气相投，本不值得详细的推敲。但是，由于萧涧秋在这一场恋爱风波中装扮得那么“纯洁”、“高尚”，而影片编导又是那么热情横溢地对他们的恋爱加以赞美，因此，就有必要对这样的爱情加以揭穿。
我们知道，萧涧秋来到芙蓉镇之前，已经在全国各地游荡了六、七年，长期孤独飘泊的生活，不仅使得他的精神萎靡不振，也使得他的心灵陷入百无聊赖的空虚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遇到陶岚，这个表面上美丽、热情的女性，便很容易在萧涧秋的心里引起波澜。他那空虚的心，早已象干枯的海绵一样，渴望得到感情的滋润，在陶岚身上，正可以一定程度的满足这个要求。虽然，他并没有真正想同陶岚结婚的打算，照他自己的说法，“有家倒不自由”了。正因为这样，在陶岚的面前，萧涧秋实际上玩弄感情的把戏，故意把对陶岚的感情表露得似隐似现，欲擒故纵，既使得陶岚倾心于自己，又处处显示自己的被动，从而可以在感情上不负任何责任，最后一走了事。萧涧秋对陶岚的“爱情”，不过是玩弄这种感情上的杂耍，满足个人自私的感情欲念而已。这样的爱情关系并不“高尚”，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自私自利的一种反映。
如果说萧涧秋在对待陶岚的感情上，象蜻蜓点水似的，表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逢场作戏的生活态度，那么，萧涧秋在对待文嫂的感情上，就表现了更大的虚伪性。萧涧秋是打着“善心”、“恩赐”等等冠冕堂皇的招牌，来掩盖个人情感上的自私欲念的。表面上看，萧涧秋对文嫂的关怀，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实际上，在这个年青的寡妇面前，萧涧秋同样地泛滥着自己的感情，这在柔石的小说《二月》中是有一定描写的。对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萧涧秋来说，只要能满足自己空虚无聊的内心感情需要，不论这感情是来自陶岚，还是来自文嫂，都是无所谓的。虽然影片编导极力想掩盖萧涧秋这种个人主义的目的，但是，仍然露出许多马脚。如果萧涧秋关怀文嫂真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没有一点私念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在六、七年内走遍大半个中国，到过许多城市，那里的劳动人民都遭受着帝国主义者、官僚、军阀和买办阶级的残酷压榨，过着非人的生活，这一切不曾引起萧涧秋的同情或援助，只是使他“厌倦”，而一个年轻的寡妇，才触动了他的人道主义，并且迫不及待地冒着大雪跑到素不相识的文嫂家去，立刻向她伸出援助的手，这该如何解释呢？如果萧涧秋真心地关怀文嫂，为什么在各种非议压到文嫂头上之后，他仍然不顾文嫂处境的困难，还经常跑到她家去，并且坚持亲自接送采莲上学，难道这一切就不能托别人代办，以减轻文嫂所遭到的舆论压力吗？……这一系列矛盾，看来，只能有一个解释，即萧涧秋愈来愈收拢不住自己泛滥的感情。萧涧秋玩弄了陶岚的感情，对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女性来说，最多不过是表演了一出浪漫蒂克的爱情游戏。萧涧秋玩弄文嫂的感情，对于这样一个被压迫的妇女来说，却要为此而忍受很大的痛苦和严重的牺牲。但影片编导却掩盖了这一切，甚至最后安排了萧涧秋以“结婚”的办法“解救”文嫂的虚假情节（在小说原作中，由于作者一开始就暗示了萧涧秋与文嫂的暧昧感情，因此后来萧涧秋要娶文嫂，是有一定的性格根据的。影片中，由于掩盖了萧涧秋的这种私欲，最后他突然决定要用结婚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失去了合理的根据），都无非是想给这样一个丑恶的个人主义者盖遮羞布，把这样一个卑鄙的伪善者装扮成“救世英雄”，达到他欺世盗名的目的而已。
关于萧涧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了。在二十年代的中国，萧涧秋实际上是游离在革命旋涡之外的彷徨者；他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思想，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当时，早已成为反动的思潮，起着巩固统治阶级政权的作用；他在人格上，也绝不是高尚的，而是一个灵魂肮脏的伪君子。1929年柔石创作《二月》这部作品的当时，由于他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察世事、理解问题，不能够对萧涧秋这个人物作阶级的分析，因此这部作品在当时就带有消极的作用，并不是一部好作品。不过，这总归是二十年代的作品，我们并不想去苛责于前人。使我们无法容忍的，是今天，正当全国人民热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际，正要求文艺作品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时候，电影《早春二月》的改编者却把萧涧秋这样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者搬上银幕来美化和歌颂，甚至不满足于小说原有的错误思想，把小说的某些消极因素作了新的发展，对小说中原有的某些批判态度做了有意的删除，并且增添了更为迷惑人的色彩，这不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能是什么呢？因此，我们必须对萧涧秋这个人物进行彻底的批判，澄清这个人物所散播的反动思想毒素，剥下他那“圣洁”“高尚”的外衣，让他那丑恶的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正文注释：
⑴ 《试评〈二月〉》，见《电影创作》1962年第4期。
⑵ 《理解得深才能表现得准》，同上。
⑶ 《启示·鼓舞·力量》，见《北京日报》，今年9月15日。
⑷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