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景琪
【期 号】196405
【总 期 号】96
【页 码】22
【正 文】
苑书义、吕翼祖两同志在《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⑴一文中认为：“李秀成写这样一份《自述》的动机是双重的，一是追念天国，二是乞降。”
苑、吕两同志又说：“缅怀天国、痛陈失误是《自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献谀乞怜、设计招降是《自述》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缅怀天国、痛陈失误同献谀乞怜、设计招降混揉在一起”。这种认为《李秀成自述》是“自白书”加“革命文献”的融合论，必须严肃地加以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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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考察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呢？毛主席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又说：“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⑵因此，我们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时，必须与《自述》的实际内容和实际作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首先，李秀成是在什么处境之下写《自述》的呢？李秀成是在被俘后经过曾国藩的审讯而开始写《自述》。这对李秀成来说，是或者坚贞不屈，或者屈膝投降的最紧要关头，不可能再有其它选择。他写《自述》时也只能在两种动机中选择其一，要就是继续效忠于天国的革命事业，横眉冷对敌人，坚持革命，坚持斗争，这样的《自述》才会是“缅怀天国、痛陈失误”的“革命文献”。反之，就是向敌人乞降、屈膝，背叛农民革命，出卖阶级利益，这样的《自述》只能是“献谀乞怜、设计招降”的投降变节分子的“自白书”。显然，二者水火不能相容，怎么能够“合二而一”呢？
关于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他自己在《自述》中就作了明确的说明。《自述》开头就说：
“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丞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遂（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又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更进一步表白说：
“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从《自述》的开头至末尾，李秀成数次向敌人感恩，几度罪己，并表示愿意向敌人效犬马之劳，哪有一点“追念天国”的气息。至于“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更是卑躬屈膝，可耻透顶。
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从敌人的态度中也可以得到反映，曾国藩就观察到他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李秀成被解送清军营第一天晚上和他谈话中就发现他“有乞活之意”。可见，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乞求活命。
李秀成在《自述》中对太平天国的死对头，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曾国藩、曾国荃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他竟无耻地颂扬曾国藩是“恩惠甚深”，“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称曾国荃是“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救世之人”。同时口口声声“老中堂”，还说：“满天同歌而颂赞中堂、中丞大人恩德巍峨”，这更是卑躬屈膝到了极点。但是，他把太平天国的革命说成是“忽（屈）误英雄”，“误死世民”，“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不良之义”，“害民害众”。把洪秀全说成是“不修德政”，“不以军民为念”，“用人不专”致使“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并竟说“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李秀成就是如此地对敌人阿谀奉承、屈膝投降。而对革命，对天国和天王又是如此地咒骂、诬蔑。这种美化敌人，丑化革命的言论难道是眷恋天国，痛陈失误吗？
看来明明白白，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就是为了投降变节和效忠反革命。
《李秀成自述》中的“招降十要”，是报效敌人的一个具体而周密的计划，而且一再恳求曾国藩答应他去实现。其中的具体内容：
首先是瓦解太平军的中坚力量，从而动摇太平军的军心。它的第一条就提出“要准恩赦两广之人勿杀，给票令回，或散作生意。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因两广人起随起义，至肯赦者，天下闻知，无有不服”。而达到“免劳大清财货，免劳将相之心”。以彻底消灭太平军。
接着是企图利用亲属、上下关系收买太平军将领，提出“先收我儿子为先”，“继收我堂弟李世贤”，再将“听王陈炳文收服”。更提出收买的具体措施，“我亲书字到，我营将个个皆知，格宜稳便。我在天朝时用文盖印者，无我亲画密号，其众不从”。这样就使这些太平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动摇太平军其他将领的斗志，从而瓦解太平军。
进一步就是解除革命群众武装，涣散农民阶级的斗志。李秀成乞求曾国藩在“南京停刀勿杀，赦其死罪”。并说：“今俱用仁爱为刀，而平定天下”，“人人悉中堂中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图事速成”。有些人却认为这是李秀成的爱民之心。难道让革命群众放下武器，充当清朝的“顺民”，遭受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屠杀和奴役，这是爱民之心吗？难道借口人民免遭牺牲而向敌人乞降的变节行为也值得加以辩护吗？恩格斯曾经对1848年柏林议会借口所谓保护人民免遭牺牲而向敌人的乞降行为严加痛斥，指出：“不错，如果议会和人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⑶
再进一步甚至要帮助清政府镇压捻军，他说：“以义用收复（服）天朝将兵后，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在安省，居南北便易”。
《李秀成自述》的“招降十要”的实质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向敌人实行投降，它的严重后果只能是出卖革命利益，涣散农民群众和太平军的革命斗志，瓦解革命力量，便利阶级敌人对农民群众和太平军士兵进行屠杀，使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指出那种“懦弱无能而贪图贿赂”的农民领袖们，不顾自己的阶级战友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处境，而对敌人放下武器的行动，是一种“背叛行动”。⑷可见《李秀成自述》中的“招降十要”是李秀成投降变节的集中表现，是一面向敌人投降的白旗。
但是，苑书义、吕翼祖两同志还是千方百计，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替李秀成的《自述》设计出一套所谓“缅怀天国，痛陈失误”的理由，这些论点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第一：“天朝十误”难道是总结了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吗？
苑、吕两同志认为“收齐之章程，公然替反革命张起了招降的旗帜”，是反动的。而“天朝十误总结了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是革命的。在李秀成的《自述》中竟出现这样离奇的现象，这十条是反动的，那十条又是革命的。在二十条当中，一半是反动的，一半又是革命的。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
《李秀成自述》中的“天朝十误”和它的“招降十要”，都是“献谀乞怜、设计招降”的货色，决不是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受到严重的挫折，但是太平军的军事实力还是相当雄厚，由扶王陈德才统帅的驻在湖北麻城，由侍王李世贤统帅的进入江西，在广德、湖州两地还由堵王黄文金统帅的一支精兵扼守，以保卫苏、浙、皖、赣四省的交通线，散布在大江南北还有数十万太平军。同时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在赖文光的率领下与捻军密切配合，共同作战。尤其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地存在着，各地人民群众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当天京沦陷时，全城的口号是“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受”，与曾国藩的湘军展开搏斗。
在这种情况下，处在敌人囚笼中的太平天国的将领能够大义懔然，坚持对敌斗争，就能以其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太平军对敌人继续进行奋战。这样的革命者，当他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必然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以其充沛的革命热情称颂革命事业，讴歌革命斗争的正义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热情，坚持革命斗争。
但是，李秀成在《自述》的“天朝十误”中把坚持十四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描绘得漆黑一团，把农民群众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清朝封建统治的正义斗争一笔抹煞，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诬蔑为昏君，其目的显然是要灭革命人民的志气，壮反动统治的威风，从而达到瓦解农民群众的革命斗志，解除坚持革命斗争的广大太平军对天国的信念。这就完全可以说明，“天朝十误”不仅不是什么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是用歪曲和夸大事实来证明太平天国命定要失败，绝对不能成事，以便为他自己的叛变寻找理由，并且也向敌人表示忠诚。这就明白，自白书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他的投降变节行为辩解和服务的。
第二：《李秀成自述》中提出的“防鬼反为先”难道值得肯定吗？
李秀成是怎样提出“防鬼反为先”，他提出“防鬼反为先”的目的是什么？
李秀成在《自述》的结尾说：“今天朝之事已定，不甚费力，要防鬼反为先，此是真实之语。……今其未动，老中堂早定计去广东先行密中多买其大炮回，……取到其炮，取到车炮架，寻好匠人，照其式样，一一制造。……大西炮架，我在太仓抢得炮样，业经制造，与其一样无差，今南京城内尚有此样。……我天朝已末，我乃大清民根，亦愿军民之好，……见中堂情深义厚，说直明言，并未半言虚语”。从这段话中说明了什么？李秀成在这里自供说太平天国已经失败，“要防鬼反为先”，向外国购买洋炮，雇匠仿造，“我乃大清民根”，曾仿造过洋炮，“见中堂情深义厚”，能效犬马之劳，其目的还是在于乞求活命。
有的同志认为李秀成是阶级叛徒，但提出“要防鬼反为先”，反对“洋鬼”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李秀成是阶级叛徒，而不是民族叛徒，这种论点是极其荒唐的。
毛主席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谈到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关系时说，“……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⑸
李秀成既已成了叛徒，充当了清政府和曾国藩的走卒，这又怎么谈得到还要反对“洋鬼”呢？因为清政府和曾国藩对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是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线，曾国藩公开地说：“皇上登极以来（按指1862年以来——引者）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按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引者）。”⑹清政府和曾国藩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忠实走狗，而李秀成投降了曾国藩，充当了曾国藩的鹰犬，怎么会去反对主子的主子呢？
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出“要防鬼反为先”，要曾国藩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购买洋炮，并进行仿造，这正是为了迎合曾国藩榜标“自强”，购买洋枪洋炮，进行仿造，充实反革命力量的目的。
第三：李秀成的《自述》难道是不厌其详地记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全部始末，追述了太平天国初期的史绩以存天国春秋吗？
苑、吕两同志又认为：“如果说，李秀成写这样一份《自述》并没有追念天国的动机，而仅仅是为了乞降求活，那末，他为什么在《自述》里除了写自诬自蔑，阿谀奉承和招降部众的文字外，还不厌其详地记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全部始末呢？他为什么不只写了自身的战斗经历，更追述了太平天国初期的史绩以存天国春秋呢”？
事实果然是这样吗？
1852年当太平军由广西进入湖南的时候，曾国藩恰好丁尤回籍，清政府就责成他在湖南办理团练，接着组织了反革命的武装——湘军。1854年湘军和太平军开始交锋。该年4、5月间，太平军在靖港、湘潭与湘军剧战，湘军几乎全军复没，只剩下四千人，急得曾国藩要投河自杀。
1855年1月湖口之战，太平军诱敌深入，接着堵塞湖口水卡，围攻曾国藩的坐船，杀了他的管驾官，这个反革命头子当时已去另一舢板船上，不在坐船内。否则，他要不是被杀，就是被掳。太平军经湖口、九江两次战斗后，又再次克复武昌，打垮了曾国藩的湘军水师，曾国藩仅以身免，于该年3月4日逃往南昌，成了瓮中之鳖，攻既不可，逃又不能，待援而援又不至，只能“雇募长发探卒，腊丸细字，作为隐语，以通消息”，惊惶失措到“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⑺
1858年11月三河之战，太平军在陈玉成的率领下与湘军进行激战，湘军悍将李续宾全军被击溃，李续宾被困在重围中，上吊自杀。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被击毙。曾国藩供认：“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⑻
太平军与湘军屡次剧战所获得的辉煌战果，在李秀成的《自述》中连影子也找不着，难道《自述》就是这样不厌其详地记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全部始末，追述了太平天国初期的史绩以存天国春秋吗？
李秀成在《自述》中对曾国藩被太平军打得狼狈不堪，数次要投河自杀，更是只字未提。李秀成写自白书既是向曾国藩屈膝投降，怎么能够触动主子的痛处，说出主子的丑事呢？李秀成的叛徒的面目，于此不是大白于天下吗？
李秀成在《自述》中大书特书1860年5月太平军大破江南大营的史事，并且把洪仁ｇāｎ＠⑴提出的围魏救赵的策略都算到他的名下，这不是没有原因，其目的同样是为了讨好曾国藩。因为在江南大营被击溃以前，清朝统治者对曾国藩有所猜忌，曾国藩带兵八年，一直是侍郎的官衔。江南大营溃败以后，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到湘军身上。1860年8月清朝统治者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这时才是大权在握，汉族官吏地主也同声称赞，左宗棠认为是“天意”的“转机”，胡林翼则认为这样能使“天下士气为之一振”，可见李秀成大写特写击溃江南大营是为了迎合曾国藩。然而江南大营的统帅张国梁原是清军的凶恶将领，李秀成也不能为此而得罪清朝统治者，便一再表白，张国梁死后，他就亲自“差官寻其尸首，用棺木收埋在丹阳宝塔根下”。并说：“两国交兵，各扶其主，生与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因代收埋之意也”。李秀成就是如此地向主子摇尾乞怜。
李秀成在《自述》中为什么要写太平军进攻上海时，与“洋鬼”交战，并打败“洋鬼”这段史事，其目的又是什么？万变不离其宗，同样是为了讨好曾国藩。他在《自述》中说：“我十二年在省，住有四月之久，然后有巡抚李鸿章到上海接薛巡抚之任，招集洋鬼与我交兵”。从这段话中反映出是李鸿章招集“洋鬼”与太平军作战，结果是被太平军打得大败，这就说明了李鸿章的无能。李秀成当时是知道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是有矛盾的，他贬低了李鸿章，正是为了抬高曾国藩，其用意就在于此。
李秀成的《自述》里是谈到一点“今国亡，兴衰得失不陈，不知来由”，和东王“军令严整”，西王“勇敢刚强”的话。但是重要的不是李秀成说了这些话，而是他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说这些话，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这不是为了别的，是分明出卖太平天国革命，向敌人招供革命队伍内部的情况。“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回禀”了一次，还没有“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这怎么是“缅怀天国、痛陈失误”呢？在李秀成的笔下，太平天国的革命已成了社会的“患害”，革命领袖已成了“众匪”的头子，那么“兴衰得失”、“军令严整”又是怎样呢？
可见李秀成的《自述》决不是不厌其详地记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全部始末，追述了太平天国初期的史绩以存天国春秋。而是叛徒李秀成出卖太平天国革命事业，背叛农民革命斗争，向敌人摇尾乞怜、屈膝投降的始末。他把自己描绘成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⑵＠⑵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并一再表白对叛将、降将的如何优容礼待。更自认为“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而自己已是“大清民根”了。李秀成在《自述》中就是如此地把他的叛徒的嘴脸暴露无遗，不厌其详地加以描绘，从而为其投降变节、出卖革命效劳。
第四：李秀成对天王难道是“铁胆忠心”吗？
苑、吕两同志认为李秀成《自述》中缅怀天国、痛陈失误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李秀成“径直地承认自己对天王的‘铁胆忠心’和对太平天国的重大功绩”，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投”。“自幼为民之时，不知天王欲图天下，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今被护（获），何悉今日之由，能早知有此难，而何早避家为民，何知前世之事，知者谁从”。“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知（之）也”。
李秀成就是这样向天王径直地承认自己的“铁胆忠心”和“对太平天国的重大功绩”吗？这是颠倒是非，黑白不分，显然，这不是对天王的“铁胆忠心”，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变。
事实上李秀成并不是被俘后才对天王背叛，就是在被俘前，对天王、对天国的事业也不是一心一意的，同时也有着严重的错误。
1856年“杨韦事件”后，“朝人无将，国内无人”，在洪秀全的重用下，李秀成逐步从无足轻重的下级将领提升为太平军的重要统帅，在广大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推动下他也立了所谓“汗马之功”。然而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在太平天国革命处于困难的境地时，加以高官厚禄，养尊处优，李秀成的农民阶级的革命立场就发生动摇，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也越来越严重，敌我界限也日益模糊，其主要表现是：
（一）对部将投敌叛变态度暧昧，甚至进行包庇。
在太平天国革命处在困难的时刻，加以李秀成手下部将的严重不纯，投降变节极为严重，但是李秀成却采取包庇的态度。如1858年，李昭寿在滁州叛降清将胜保，李秀成对他的关系暧昧不明，并“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彼此还保持“有信往来”。甚至当陈玉成封为英王，而李秀成还未封王时，李昭寿竟乘机写信挑拨李秀成对洪秀全的不满，并要他背叛。又如1863年苏州守将郜永宽等阴谋叛变，李秀成也“久悉其有投降大清之意”，但竟对叛徒郜永宽说：“现今我主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日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尔”。只是由于受天王重用，势如骑虎，当时还不好相背。
（二）重用招降叛将，纵容地主阶级的复辟活动。
李秀成攻克苏州后，对清军李文炳、何信义、熊天信等投降皆授重要官爵。李文炳和钱桂仁等相互勾结盘踞在常熟、昆山一带，掌握当地太平天国军政大权，采取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措施。据《镜稚轩自怡日记》所载，1861年9月常熟当局就发给地主田凭，作为地主向佃农收租的凭据。常熟、昭文一带农民因不能忍受钱桂仁和地主压迫而进行反抗。
（三）丧失革命信心，在战争中表现敌我不分。
处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李秀成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1860年他在常州，与地主知识分子张绍良谈到太平天国的前途未卜，劝张不要跟自己受苦，已经失去了必胜的信心。同时，把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的战争说成是“两国交兵”，“各扶其主”。还把顽抗自缢的清浙江巡抚王有龄当作“英才义士”而敬礼备至。
（四）在重大军事行动上自行其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洪仁ｇāｎ＠⑴和陈玉成的战略思想是重视天京上游的战局，确保安庆。安庆是太平天国战略上具有头等重要的城市，洪仁ｇāｎ＠⑴深刻地认识到：“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⑼。老奸巨滑的曾国藩也把安庆的得失看做是“关系天下安危”的重要问题。
当革命与反革命展开安庆争夺战进入白热化时，李秀成把军事部署的重点放在天京下游，对保卫安庆，确保天京消极观望，甚至当洪秀全“严诏颁到”要他救援安庆时，他还借口去江西、湖北招兵，只派杨辅清等带领一部分军队前去应付一番，拒绝洪秀全的命令，遂使反革命势力更为猖獗，安庆战局随之不可收拾。安庆失守实为太平天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李秀成这种不顾全局，违背天王命令，在军事战略问题上闹独立性，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五）在生活上享乐思想严重地滋长。
李秀成原来是雇农出身，生活十分困苦，但是当他由士兵逐步提升为统帅，由农村进入城市后，养尊处优，高官厚禄，从生活上就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享乐思想严重地滋长。在太平太国后期处于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李秀成竟大兴土木、修建“忠王府”，用了几千个工人，建筑了三年多，直到苏州陷落还未竣工。王府“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其奢侈竟到如此地步。
从上可以看出李秀成在被俘前就发生动摇妥协，他的农民阶级的革命立场已开始起了变化，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但是，洪秀全还是一再争取他，封他为“忠王”，后又赐给他“万古忠义”的称号，以资勉励和鞭策他要效忠于天国的革命事业。
1864年是太平天国革命面临着最艰苦、最困难，也是斗争最激烈的一年，天京受到敌人的重重围困，军民生活处在极端艰苦之中，天王洪秀全在这种敌兵临于城下，城内粮食严重缺乏的处境中，带头咬树皮，嚼草根，与太平军将士同甘苦，共患难，坚持革命、坚持斗争，最后病死于危城中。洪秀全这种“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讴歌的，他不愧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
洪仁ｇāｎ＠⑴于突围后被俘，就义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显示了革命者应有的高贵气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洪仁ｇāｎ＠⑴不愧为文天祥浩然正气的继承者。
陈玉成在1862年被清军胜保所俘，他宁死不屈，慷慨就义，是铁铮铮的，有骨气的硬汉子。
但是，李秀成又是怎样呢？
1864年7月李秀成从天京突围后被俘，他竟可耻地向曾国藩屈膝投降，向阶级敌人乞求活命，死心塌地写了出卖农民阶级革命利益，投降变节的自白书，是一个卑鄙可耻的叛徒。
由上可见，李秀成在被俘前早已在思想上发生蜕变，被俘后立刻向敌人竖起了降旗，乞求活命。这种投降变节分子所写的《自述》，怎么能够成为“缅怀天国、痛陈失误”的“革命文献”同“献谀乞怜、设计招降”的“自白书”的混合物呢？“革命文献”、“自白书”这不仅是两个有着本质不同的概念，不能任意加以混淆，而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根本的对立，决不容许加以融合。李秀成的《自述》是彻头彻尾的叛徒自白书。
正文注释：
⑴ 该文见《人民日报》1964年8月3日。
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70页。
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2页。
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56页。
⑸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87页。
⑹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5，第41页。
⑺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7，《陈明邻省援兵协饷片》。
⑻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9，《复刘霞仙》。
⑼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53页。
【外 字】外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王右加干
＠⑵原字为怕左半部右加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