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 号】195203
【总 期 号】7
【页 码】3
【正 文】
（一）
标帜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到现在是三十三周年了。这个纪念日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时期来到，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
两三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民族工商业从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下奄奄一息的状态中逐渐苏醒过来，逐渐获得恢复与发展。可是忘恩负义的资本家们以怨报德，辜负了人民的照顾与培养，不遵守共同纲领的原则，规规矩矩地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共同努力使国家走向工业化，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反向人民祖国的每一部门举行猖狂的进攻，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大量盗窃国家资财，腐蚀国家工作干部，妄想篡夺国家的领导权，使祖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绝路上去。同时，全国各单位里留用了大批从旧中国里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如果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旧社会遗留给他们的毒害，诚心诚意地批判了旧思想、旧作风，老老实实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中获得彻底的改造，“以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精神，从事艰巨的工作”，那么他们还是新中国的“宝贵的财富”；可是由于旧毒太深，学习又不够努力，所以他们中间至今还有不少人仍是满脑子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不但极易为资本家“糖衣炮弹”所打中，而且他们本身常常就是资本家的“坐探”，这就严重地损害了祖国各项建设工作。这种情况，在人民教育事业中也不是例外。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末期，封建统治阶级被迫取消了科举，而采用了欧美和日本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并且不断地派送青年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这些青年本来绝大部分是官僚地主的儿女，加上没落期资本主义教育的薰陶，使他们的自私自利的剥削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起来。他们为资本主义国家空虚的外表所迷惑，盲目地亲近欧美，崇拜欧美，恐惧欧美。他们带回来一些腐朽的反动的哲学、文艺、社会科学以及一部分的自然科学理论，向国内的青年学生传播。这情况不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动派统治区域内普遍存在，甚至在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还依然存在。这是为近数月来各地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中揭发的无数事实所证明的。因此，为了办好人民教育事业，为了更好的培养祖国所急需的大量建设人才，我们应该首先在学校里肃清资本主义教育思想，来根除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惊人祸害。
三十多年来，在文化教育界散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最厉害而至今还保存一定程度的坏影响的，就是那个冒充五四运动“领袖”，甘心做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走狗，一贯出卖祖国人民利益的战犯胡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间纪念五四，批判胡适是完全必要的工作。
（二）
五四运动是谁领导的？我和三十三年前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而又热爱祖国的青年学生一样，一方面怀着满腔仇日情绪投入这个反对巴黎和约的运动，一方面爱读“新青年”杂志，爱读其中发表的提倡白话、反对礼教的文章，误信发表文章较多的胡适就是这运动的领导人，盲目地崇拜他。这与过去一些人把人民公敌蒋介石当作北伐与抗日的领导人是同样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错误。
一九一九年的世界是帝国主义最弱的一环已被突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九一九年的中国是八十年旧民主主义革命一再失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已经广泛地传播起来了。因此，五四运动绝不是像我们当时所想像的那样单纯的抵制日货、收回胶州湾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攻击孔孟、废弃文言的问题，而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的右翼）三部分人”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进而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胜利，就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指导之下爆发的。范文澜先生说：“五四运动是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三节），当然不容否认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作用。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个运动中虽然数量比较小，质量却比较高，是最先进的，最能动员广大群众的一种思想。所以，这种思想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致李何林函，引见李何林“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载一九五○年五月四日北京光明日报第六版。）这“质量高”三个字，真是一语破的，使五四运动领导思想问题不再有辩论的余地。
在五四运动前半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塞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明确地指示我们：“二十世纪新潮流”是“资本主义失败”，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五四运动后一年，毛主席等若干先进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就在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等地成立了。毛主席和李大钊先生等代表五四运动的左翼。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后创作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杰作，对旧社会旧思想作无情的揭露与攻击，是当时“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其他如陈独秀、钱玄同、吴虞等也属于这一群；不过后来分化了，有的进一步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洗礼（如鲁迅），有的停留在原阶段上（如钱、吴），有的虽曾一度靠拢革命，但终于堕落蜕化了（如陈独秀）。至于胡适，那显然是属于当时的右翼，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代言人，怎能领导这个“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呢？不但他所代表的腐朽思想不能领导群众，事实上他本人也没有参加五月四日的运动，因为他那时奔丧回家去了；他不但没有参加，返校后还阻止学生罢课呢。（参看华岗同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增订本，页五八六。）不过后来这运动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却又和陈独秀互相标榜，大言不惭的宣称这运动是他们两人“闹出来的”，而我们这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旧知识分子就盲目相信了。
毛主席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七七八。）我们过去对于五四领导问题的不正确的认识，就是犯了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毛病，而这个毛病和我们本身的阶级成分是分不开的。
（三）
怎样说胡适的思想属于右翼的资产阶级呢？这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的。
我们先从五四前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说起。胡适看到李大钊先生们所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在青年中间的影响日益巨大，便设法打击，接连在“每周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胡适是不是真的反对谈一切主义呢？完全不是的，他自己对于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等等却大谈特谈。凡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唯心论的一些主义，他无不热心宣传；他所衷心反对的就是有利于人民大众的科学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杜威是他的美国老师，所以他谈实验主义特别起劲。杜威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认为一切学说只是“排除某个特殊困难及纠纷的工具”，要判断它是否“可靠的，健全的，正当的，好的，真的”，就看它是否有排除困难及纠纷的“功用效果”。（见杜威“哲学的改造”，胡适唐擘黄译，商务版一四七页。）这是没落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唯心哲学，最毒辣的改良主义，它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凡是对于某人自身有利的就是“好的，真的”。杜威在五四前三天到中国，停留了两年零两个月，南北十余省，到处招摇撞骗。胡适狂妄地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比得上杜威。事实上，在杜威返美前十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少谈些主义”的阴谋是不能阻止中国人民接受真理的；不过，在三十三年来的旧知识分子中，胡适所散播的美国反动思想的毒害也确乎不算很小。
更荒谬的是他在一九二八年发表的“请大家照照镜子”一文。他根据美国特务安诺德（当时美国使馆的商务参赞）的三张图表，说明“美国在世界上占的地位”，说明中国的“百事不如人”。于是胡适便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须要“一番心理的建设”，就是须要“死心蹋地的去学”美帝国主义，须要向美帝国主义“低头”“认错”，这样才“不至于辜负了”美国特务安诺德的“这一番友谊的忠言”！当然中国人民是不会接受特务的“忠言”的，于是胡适叹口气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帝国主义走狗的原形，于此毕露。
胡适既为美帝国主义服务，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必然要否认阶级的存在，否认革命的必要，用“一点一点的改良”来欺骗人民，麻痹人民；在文化教育界里提倡“为学术而学术”，鼓励理论与实际脱节，认为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的价值是相等的。“文学革命”的口号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文学改良刍议”证明他不打算革命而只主张改良。他的改良只注重形式方面，他杜撰的“八不主义”里六项是指文章的形式，内容方面只笼统地说“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但是到底怎样才算“有物”？什么才是有“病”的“呻吟”？说穿了，不过是资本家与地主的思想情感罢了。所以在他倡导之下所产生的作品只能是陈大悲的戏剧，谢冰心的小说，康白情徐志摩的诗，梁实秋的批评文等等，在五四后几年中虽曾一度流行于旧知识分子中，而实际上却毫无价值，因此早就为进步的读者所唾弃了。同时，胡适还提倡“整理国故”，和梁启超争着开“青年国学必读书目”。这使我们这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们穷日夜之力于故纸堆中，以“历史癖”与“考据癖”竞相夸耀。后来傅斯年辈在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里，又发展这种错误的趋势，认为研究历史只是考订史料。这完全是替蒋匪帮恶毒的愚民政策推波助澜，妄想扼杀革命思想，同时也拿无聊的著作来“为反动统治的粪堆上插上花朵”。
五四后不久，胡适便从反动派“学术”上的帮忙帮闲，进一步堕落而为政治上的帮凶。正当中国工人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日益高涨的时候，正当“孙中山在绝望里遇见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的时候，胡适却和腐化的官僚汤尔和、顾维钧等及顽固的知识分子梁＠①溟等发表了所谓“好人政府”的主张，参加了反动军阀段祺瑞拒绝和孙中山合作而单独召开的所谓“善后会议”，还无耻到拜见薄仪，称他“皇上”。这些都受到当时北大有正义感的教授和学生的抨击，然而他满不在乎。后来蒋介石背叛革命，走上独裁者的道路，胡适和他勾结而做了伪驻美大使。返国后做北大伪校长，一贯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又做伪国大代表，居然狂妄到代表人民去接受伪宪法，甚至想凭借帝国主义的力量来竞选伪总统。直到人民胜利地解放全国后，胡适逃到美国去还继续出卖祖国人民的利益，彻头彻尾地成为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犯。
（四）
在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另一部分出身于剥削阶级而思想本来接近胡适的，却做了胡适的俘虏。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和军阀官僚勾结的丑态使我对他的“崇拜”早已发生了动摇，然而他给我在“思想”上的影响却一直根深蒂固的没被清除。主要的有两方面：
第一是脱离实际的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我在北大预科读书时，本来没确定升入本科的什么系。可是我醉心于“整理国故”的口号，向往于“历史癖”与“考据癖”，试写了几篇关于“楚辞”的文章，偶为胡适所称赏，便沾沾自喜地报名入中文系了。我一面继续写些考据文章投登他所主编的“读书杂志”上，一面还和北大同学游国恩等及校外朋友徐嘉瑞等组织了一个“述学社”，出版了一个“国学月报”。后来在反动派统治下的大学里，教了二十几年书，始终在贩卖传播“胡适派”的国故知识，麻醉毒害了不少的青年。解放后，虽也知道课程改革的重要，但实际上改进得很少。
第二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由于家庭成分与反动教育的影响，使我缺乏远见，缺乏勇气，害怕群众，害怕革命，而陷于改良主义的泥沼。在接触了左翼文艺理论以后，还可以和反动派的大学当局和平共居，并且一直在担任着系主任、院长等职，这显然因为我的思想本质和反动派有相同的地方。解放前虽也受到特务的干扰，但由于自私自利的念头，对于革命还有许多顾虑，而不能决心靠拢人民。解放后，亲眼看到毛主席和共产党救起了中国，由信服而拥护，也想努力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然而旧的包袱太沉重了，还不能全心全意地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遇事不求有功，先求无过，始终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而不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前头。
在口头上批判胡适是容易的，但在思想上肃清胡适的毒素，并且在实际行动中贯彻下去，对于一个没有得到好好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来说，那是需要一番坚决刻苦的斗争的。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五二二——五二三。）从五四到现在，已三十三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共同纲领的颁布，也快三年了。我们看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想想自己在这革命过程里不但没有贡献，反而起妨碍的坏作用，，能不深自痛悔，决心在三反运动中改造自己呢！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纪念五四青年节的通知”里说：“今年纪念五四，我们应当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满怀信心，向着新中国的光明前途迈进。……全国青年都应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要了解自己所进行生产、学习和工作，都是为了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要把自己的利益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完全结合起来。”青年应该如此，我们中年人，特别是受当年五四右翼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毒害较深的中年人，也应该在纪念五四运动三十三周年的时候，“满怀信心”地和青年携手前进。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加束再加故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