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 号】195205
【总 期 号】9
【页 码】11
【正 文】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写了一篇“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文史哲的编者叫我就那篇文字的材料改作今题。所以这篇文字中结合自己的学术思想地方比较多些。这篇文字的主要目的，是在说明读了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之后更可认识庸俗的“经济史观”的错误，及其在政治上的危害性。
斯大林指示我们说：“基础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一个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最正确的解释。我们过去把“基础”认作结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把“上层建筑”认为和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部，那是错误的。生产力并不包括在“基础”之中，斯大林说：
“语言是与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但是与生产工具是没有区别的。例如机器既可以替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上层建筑与生产及人的生产行为没有直接连系。上层建筑只是经过经济的中介，基础的中介与生产发生间接的连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发生，不是立刻发生的，而是在基础改变以后，通过在生产中的各种改变的折光，通过在基础中的各种改变来反映的……”
足见生产力并不是“基础”，“基础”乃是社会经济制度，亦即生产关系。只有明白了这点，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庸俗的“经济史观”的错误。
“上层建筑”是“基础”所产生的观点与制度（我们过去把制度放在观点的前面也是错误的），所以凡是与“基础”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就都不在其内。如语言、自然科学（除去其所根据的世界观）和逻辑之类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们就不是“上层建筑”。
但生产力虽不是“基础”，而它却与生产关系合构成生产方式。语言、自然科学和逻辑之类虽不是“上层建筑”，而它们却与“上层建筑”相联系。本来整个“存在”与“意识”都有相互的关系，不过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比较直接的，有比较间接的；有比较紧密的，有比较疏远的；有比较简单的，有比较复杂的；其间的错综变化，是辩证的皇腔档摹?br> 把“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外的东西放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中，除会发生认识上的错误，以致影响到社会经济与科学等的发展外，还会冲淡了唯物史观中阶级斗争的意义。譬如相信生产力是“基础”，就会太强调的把社会发展的决定力推到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或经验的有无多寡上，而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相信语言、自然科学和逻辑之类是“上层建筑”，就会把反映阶级斗争的阶级意识的斗争（如哲学观点的斗争）认作与纯粹自然科学的辩论一样，这也是极端危险的事。过去初学唯物史观的人所以容易陷入“经济史观”的错误，就是因为不了解“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定义或范围之故。
“上层建筑”是直接随着“基础”的改变而改变的，“上层建筑”以外的其他社会现象不是直接随着“基础”的改变而改变的，“基础”的变化直接反映在“上层建筑”之中，生产力的变化只能间接的反映在“上层建筑”之中。
同时“上层建筑”以外的其他社会现象，如语言，斯大林指示说：“是与人的生产行为直接连系，并不仅与生产行为，而且与人在其工作各方面的一切其他行为（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有直接连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中的改变是直接的，是立刻发生的，而不等候基础的改变……”自然科学和逻辑之类似乎也是如此。然则人的生产（包括生产力）的发展，除首先影响“基础”外，还间接的影响“上层建筑”，直接的影响其他社会现象。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力单独决定一切，决定整个历史发展的，是结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似乎不能太强调其中的一面。
根据上述的原理，我们就可以批判“经济史观”的错误了（“经济史观”所谓“经济”是广泛的，不单指“基础”）。什么叫做“经济史观”呢？就是恩格斯所批判的“说经济的契机是唯一决定的东西”，“经济状况就是原因，是唯一能动的，而其他一切都只是被动的作用”的“庸俗唯物论”。每一个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者”都自命不是这种庸俗唯物论者，然而其实他们却往往就是这种庸俗唯物论的唱导者或遵守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曲解了唯物史观的真正意义。
这里所说的“经济史观”是广义的，包括一切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并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经济唯物论”。他们的理论是有共同之点的，就是往往特别强调生产工具和技术或所谓“产业”，认为是唯一决定历史发展的东西。他们往往轻视人的作用，轻视生产关系的作用，轻视阶级斗争的作用，自然，“上层建筑”的反射作用，更容易被抹煞。
此外，还有一派旧的“经济史观”者，“他们认为历史由‘经济因素’所支配，但是又以后者为人类心灵的一个函数，因此事实上是道地的唯心论者”。所以普列哈诺夫说：“这样，我们就发现了经济唯物论并不必然排斥历史唯心论。然而我们说它并不必然排斥唯心论还是不十分精确的，我们应该说：它也许不外乎是一种变相的唯心论……”（唯物论的历史观）。这一种“经济史观”者，在现在表面上似乎很少，但这种思想还不自觉地存在于有些旧史学家的头脑里。
在这里，我不想批判那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史观专家”，因为这不是这篇短文所能批判得尽的。在这里，我只举出冯友兰先生和我自己两人在一个时期中对历史的看法，这两个例子已足证明“经济史观”的错误和危害性。
冯友兰先生在抗战前某一时期，是颇想向唯物辩证法靠拢的，在他的一册名著“中国哲学史补”中收着一篇“秦汉历史哲学”，这篇文字是他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写成的（原载哲学评论），文中充满着“经济史观”的色彩，如说：
“依照唯物史观的说法，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要一有变化，其他方面的制度，也一定跟着要变。例如我们旧日的宗法制度，显然是跟着农业经济而有的。在农业经济中，人跟着地，宗族世居其地，世耕其田，其情谊自然亲了。及到工业经济的社会，人离地散而之四方，所谓宗族，亲戚，有终身不见面的，其情谊自然疏了，大家庭自然不能维持了。由此便看来，我们就知道唯物史观的看法，以为社会政治等制度，都是建筑在经济制度上的，实在是一点不错。而且说穿了也是很平常的道理。说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社会政治等制度，固然是靠经济制度，人不能以意为之，但是经济制度，人是不是能以意为之呢？也不能。因为一种经济制度之成立，要靠一种生产工具之发明。例如若没有耕田的工具之发明，人即不能有农业经济，若没有机器之发明，人即不能有工业经济，而各种发明之有无，又需看各方面之环境、机会，不是想有就可以有的。有些人论历史，离开了环境机会，专抽象的论某个人或某个民族之努力不努力，聪明不聪明，以为人可以愿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这是相当典型的“经济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因为第一：他所说的“经济”或“经济制度”主要是指产业（农业工业等），而没有指出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中国的“宗法”是与封建制度离不开的，它是氏族制的残余（家长制）通过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中的变相应用。中国古代幼稚的生产力构成小农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强固结合的生产条件，这种生产条件使氏族制的残余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一切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与适合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构成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这样才能说明“宗法制度”为何存在。单纯的说“我们旧日的宗法制度，显然是跟着农业经济而有”，是不够的。第二：他太强调生产工具，认为“一种经济制度之成立，要靠一种生产工具之发明。”不错：生产工具是重要的，但不能单纯的固执的太强调它，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明生产工具相类的国家，为什么有的还停滞在资本主义的阶段，有的则能进到社会主义。更不能说明生产工具较差的国家，反能先进越过资本主义而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自然，没有蒸气机，是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但是有了蒸气机，再加上革命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先进实现社会主义。第三：他没有说明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原理。我们知道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发明及演进，主要是靠人类不断劳动积累了生产经验，有了生产经验，才能改进工具和技术，所以生产工具主要是依靠生产本身来改变的，而不是依靠什么“环境、机会”的。第四：他没有指出阶级斗争对于人类社会的推进作用。阶级社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阶级斗争的，而不是单纯依靠“经济”的变化的。“经济”虽已有变化，如不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阶级社会是不能和平地推进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史观”与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前者不重视阶级斗争（甚至抹煞阶级斗争），而后者强调阶级斗争。
冯先生的这种“经济史观”其实就是生产工具单独决定论，或产业决定论，也可以叫做环境、机会决定论，其哲学基础是一种机械唯物论，他后来的客观唯心论，就是从这种思想中演化出来的。他这种史观在他主张的当时，已发生很大的流弊，例如他在同文里又说：
“就西洋说，在政治方面，从前的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现在不行了，替他的是共产党及法西斯党的专制。在经济方面，自由出产，自由竞争，也不行了，替他的是统制经济。………”
他把共产党与法西斯党看成一样，其原因就是不认识政党的阶级本质，也就是“经济史观”者只强调“经济”而不认识阶级甚至不承认阶级的证据。但是“经济史观”本身的阶级性，却在这里原形毕露了。
此外冯先生这篇文字的主要意图，也就说明了“经济史观”的严重缺点，这篇文字主要是在说明：“汉人的历史哲学”“到现在还可用”，还可以“师其意”，因为冯先生认为汉代人的“五德三统等说”有：“（一）历史是变的”，“（二）历史演变乃依非精神的势力”，“（三）历史中所表现之制度是一套一套的”，“（四）历史是不错的”，“（五）历史之演变是循环的或进步的”，“（六）在历史之演变中，变之中有不变者存”“六点的意思”。冯先生把荒唐无稽的“五德三统等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同起来，教我们“师其意”。他不曾想“五德三统等说”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有本质的不同，正如法西斯党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一样。冯先生这个错误是严重的，他后来的种种错误，我以为在这里已可看出根苗来。
总结起来说：冯先生的“经济史观”最主要的缺点，就在于其中没有阶级的观念，也就是说：他不曾弄清楚唯物史观所说的“基础”和“建筑”的真正意义。
至于我个人，在抗战前和抗战初期也相信一种“经济史观”，而这种“经济史观”也就是我后来反动学术思想和反动政治思想的根苗。关于这点，我自己是深深体会到的。我那时自认为“真正唯物论者”，而把大多数的新史学家认为“公式主义者”，认为他们都是“政治的宣传者”而不是学者。但是后来，我的“经济史观”演化为“三合史观”（以地理、经济、民族性三者为历史重心），我自己真的变成“政治的宣传者”，真的丧失“学者的资格”了。
我的“经济史观”是在陈独秀等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而所走的却是美国资产阶级所谓“新史学”的道路。我那时的史学观点，现在追想起来，大致是这样：人在自然环境制约下发明生产事业，在某种生产事业中发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例如在农业生产中发明农具和耕种技术；这种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决定生产事业的水平；整个生产事业构成所谓“经济”。“经济”就是历史的重心，它决定“社会组织”；“经济”和“社会组织”产生或影响“政治制度”及“学术文化”；而整个历史（主要指政治史）又是“经济”、“社会”、“政制”、“文化”交错产生的东西。
我的这种“经济史观”曾大体表现于我所著的“春秋史”中。“春秋史”初稿本是代顾颉刚先生写的讲义，完成于一九三七年的暑假前；修定本用我自己的名义在开明书店出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著汇编的一种），完成于一九四一年的暑假前。
“春秋史”共分十七章：第一章“西周史略”，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第四章“种族疆域与列国世系追述”，第五章至第十二章是春秋初中期的政治史，第十三章“社会制度的变迁”，第十四章“孔子的出现”，第十五、六章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史，第十七章是结论。这个编排法就表现了我那时的史观。在第二章的开端我说：
“无论哪种社会组织，都逃不了被经济状况所决定。经济是历史的重心这个原则，是近代东西史家已经证明了的，所以我们要讲社会的情形，便不得不先讲经济的情形”。（四九页）
这里所谓“经济”，主要是指农、商、工三业的情况。“经济”怎样决定“社会”呢？我说：
“在自给自足的幼稚农业经济的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呢？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封建社会”。（五六页）
有怎样的“经济”条件，就有怎样的社会组织，所以说“经济”决定“社会”。所谓“社会组织”，是以生产关系为归结的社会形态，且看我那时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定义：
“封建社会这个名词的正确定义，就是名义上在一个王室的统治下，而实际上土地和政治权却被无限制的分割，每方土地上都有它的大大小小的世袭主人，支配着一切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利，形成一种地主与附属土地的农奴对立的现象。”（同上）
这只是领主封建制的特征（所谓典型的封建制），并不能包括一切封建制。因为我把封建社会的定义弄错了（这是一般资产阶级学者的共同错误），所以得出一个极错误的结论：
“当公历纪元前七世纪以后（鲁文宣二公时起），封建社会已渐渐发生动摇。”（第十三章二三七页）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奴制的崩溃，这就使封建社会的组织受了致命伤。”（二三六页）
这里所谓“农奴”，其实是“井田”制下的公社农民，只可说是广义的“农奴”。真正的农奴制还在萌长发展之中呢。封建社会在春秋时哪能说得到“动摇”或“崩溃”。但我却认为封建社会已在“动摇”“崩溃”了。再看我所说“封建社会动摇”的原因：
“封建社会动摇的内在原因，是封建制度本身发展过久，贵族阶级的人数一天天的增加，互相冲突排挤，它的结果使得贵族阶级的人许多急剧地降入下层社会，这使下层社会的民众慢慢有了知识，增加力量，能够对贵族阶级起反抗运动……同时，贵族阶级的政权也下移到少数的拥有实力的中下层人物……下层阶级的反抗和土地分配制度的改变等便使封建社会急剧地动摇起来！
封建社会动摇的外在原因——也可以说是摧毁封建社会的原动力——便是产业的发达，铁制耕器与牛耕的发明和农业一般技术的改进，使农村日加开发。同时铁器又使手工业进步。农业与工业的进步又促进了商业的发达。进步的农工商业便提高了人民的地位，使上层阶级格外容易倒塌，到了大夫取得诸侯的地位，武士成了文士，吸收下层阶级的优秀分子，另组成一个社会中最有势力的阶层时，封建社会的命运已大半告终了！”（二三七——二三八页）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领主封建制所以转变成地主封建制，最重要的动力，是下层贵族利用人民向上层贵族作改良的斗争（人民早已与统治阶级对抗了），即所谓“国人革命”，斗争的结果，上层贵族倒塌，下层贵族与商人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变成地主（并不是什么“优秀分子”），一部分的农民失去土地，变成地主的佃农、雇农和债务奴隶。地主们推戴剩余的强大领主为国王，以维护他们既得的阶级利益。这些国王们（后来的皇帝）也转化为最大的地主，吸收一部分地主做他们的官吏，以共同统治人民；农民的大部分（“自耕农”），则变成政府大地主的“农奴”：这就构成了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地主封建制度。这个转变，自然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其主要前提的，但实现这个转变的，却是阶级斗争；至于什么“封建制度本身发展过久”，是全不相干的。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发展了二千多年，直到鸦片战争，还不曾崩溃呢。说“产业的发达”是“摧毁封建社会的原动力”，也有毛病，因为摧毁一个阶级社会的原动力是阶级斗争，产业（生产、生产力）的发达只是间接的（但是根本的）原因，不能说是“原动力”。“产业的发达”，更不能说成“封建社会动摇的外在原因”，说“外在原因”是“原动力”，乃外因决定论，是机械论的特色。
因为我把封建社会的定义弄错，所以就不了解从战国以来的地主制封建社会的本质，而把它误认为一种特殊性的社会，称之为“佃农制”。于是武断荒谬地说：
“欧洲的封建社会受了工商业发达的打击而崩溃，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真原因和欧洲也差不多。但中国因受了地理环境的限制，发达到佃农制的社会就暂时的终止了；欧洲却因地理环境的适宜，而很早就发达成资本制的社会。这东西文明进化史的不同，又证明了公式化的唯物史观者的错误！”（二三八页）
我在这里搬出“地理环境”来解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是最反动的理论，反动派最喜欢这种论调，因为可以拿来抵抗革命。他们说：中国不适宜行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的社会特殊。地理环境论是反动派的护符，强调地理环境，就是强调社会的特殊性，所以普列哈诺夫的地理唯物论，就产生了他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与西方社会平行说，普氏的背叛革命，并不是偶然的。我说：“证明了公式化的唯物史观者的错误”，其实是证明了我的反马克思主义史观的错误。最可注意的是上引文字里的“暂时”两个字，从这里可以看出我那时是认为中国社会将来也可以发展出资本主义来的，在这里又证明了我的史观的资产阶级性。
此外我又不承认中国有奴隶社会，我说：“周代以前所谓国家还不脱氏族社会的组织”（第十七章二七二页），又说：“中国从西周一直到春秋前期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第二章五六页）。这自然又要拿“地理环境的限制”来搪塞了。
这部“春秋史”的基本精神，是整理考订全部的春秋史料，加以排比贯述，如果只是这样老老实实的整理史料，倒还干净缺少毛病，不幸那时我硬要把似是而非的“唯物史观”灌输进去，结果弄得既不能贯彻史观（我并没有把“经济是历史的重心”这个原则灌输到全部春秋历史中去），又把原书的体例破坏了。现在看起来我这部书与美国资产阶级所谓“新史学派”的著作颇相接近，好像是一本美国式的历史教科书，排比史实与考订，略略加上一些议论，强调经济社会与政制文化，也不废琐细的史事，除掉提出一个“经济是历史的重心”的口号与所谓“经济决定社会组织”的理论外，和所谓“综合史观”的历史著作并无甚大两样。十年功力，反弄上一个污点，岂不可惜。（这部书在理论上唯一可取的地方，是在第二章里描写了农民生活的痛苦，但这只是考据的结果。）
总结起来，我的“经济史观”的最大错误，是把产业（生产、生产力）认为“基础”，把“基础”与“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现象都认作“建筑”（“建筑”之中，“社会组织”为老大哥，“政治制度”为老二，一切意识形态为老三）；又把“文化史”（从“经济”到“宗教学术”）与“政治史”分开，把后者机械地认为前者的儿子，这是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与唯心论的混合产物，离开真正的唯物论不知几千万里。
所谓“经济史观”，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比普通唯心论的史观要好些。其实它是披着“进步”的外衣，而实质含有许多反动因素的。因为第一：它把历史看成完全是“经济”的产物，至少把历史看成完全是由“经济”决定的（把“经济”看成历史的“原动力”或“重心”）。而它的所谓“经济”又往往仅指“产业”或生产力。这就把历史看成死的东西，具有宿命的东西，这样的观点不得不抹煞或轻视阶级斗争的作用，革命的作用，人类能动性的作用。主张这种史观彻底的人，自然会反对革命，反对斗争，教人静待“经济环境”的转变；认为“经济环境”不变，就只有承认现存的势力，或既成的事实：这就变成反革命者。第二：这种史观太强调“经济”或“物质”的力量，往往认为拥有“经济”力最大的势力，拥有“物质”最多的势力，都是不可抗的，于是在政治上就会依靠统治阶级，依靠帝国主义，主张“唯金元论”，“唯武器论”，充其极不但可以完全反动，甚至会丧失民族立场，变成汉奸或汉奸的应声虫。如我就曾这样想过：“主张抗日的人都是唯心论者，都是唯物论的叛徒”。我现在还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恐美情绪，它的根源应当到过去的史观和哲学中去寻找，只有完全克服过去的错误史观和错误哲学，才能完全克服恐美甚至恐惧一切帝国主义的心理。第三：“经济史观”最容易发展成地理史观（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更“唯物”），而地理史观是反动统治阶级最喜欢的史观，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种观点来强调“国情特殊”，反对社会主义。所以“经济史观”充其极必是唯物史观的敌人，必定反对唯物史观：从我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
只有认真地、仔细地学习历史唯物论，认真地、仔细地学习代表历史唯物论发展的最高峰“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才能克服一切错误的史观和一切错误的哲学，才能清算伪“唯物史观”和伪“唯物论”！
我的自我学术思想批判的原文本分为三部分：（一）疑古的古史学，（二）地理经济史观与“三合史观”，（三）行为主义的变态心理学。关于第一部分，我已有“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一文（刊文史哲总六期），可以代替（因为我就是“古史辨派”的人）。关于第二部分，对最反动的“三合史观”及其与政治思想关系的批判，已略见我所作“学习党史后的自我检讨”（刊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及九月一日新山大），阅者可以参看（但这篇文字只罗列些思想与事实，批判是很不够的）。关于第三部分，当另撰一文论之。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