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赵俪生
【期 号】195205
【总 期 号】9
【页 码】15
【正 文】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写了他的史学名著“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这一年他三十五岁。自这一名著在北美的“革命”月刊上发表以来，到今年已整整一百年了。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选择了在法国历史上也是欧洲历史上截止到当时为止最紧要的也是最典型发展的几个年头，运用他自己自从批判黑格尔法权哲学以来所创见的从经济基础去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伟大原理，做了辉煌的史学分析。并且特别重要的，是从这一分析中，获致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几个重要而伟大的思想。他的战友弗·恩格斯在通信和序跋中，曾一再地推荐并赞扬这一本书，称它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和“优秀的范例”，并且说这一书中的理解与洞察，是“天下无双”的。(1)
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中国人民，包括着从事于史学工作的人们，正在努力地学习着为马克思所创发、为其后各伟大继承者所发展了的历史唯物论原理，正在努力地学习着特别自斯大林的经典著作“论语言学问题”问世以来日益丰富与深刻化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同时，也有不少的人，正初步地运用这些理论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此，借这一个百周年纪念的时机，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怎样处理法国二月革命和第二共和时期的历史；他怎样运用了阶级分析法，去分析阶级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进而去分析那时的政党和人物的活动，并且看出来它们变化交替的必然性；他又怎样地总结了这一阶段历史的经验，并进而为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出指导性的结论：——来看一看这一切，是有其必要的。
一、马克思为什么选择了第二共和这一段历史？
马克思选择了一八四八及其以后数年的法国历史作为处理的对象，绝不是偶然的。这并不像有些人用来作为说明的理由那样，说这单纯是马克思的“兴趣”。显然，马克思绝不是一个兴趣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为历史而历史”的人，而是一个、并且是第一个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典范。因此，他之所以为了一八四八及其以后数年的法国历史写了两部名著（“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不能不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线索上去寻找。
列宁对于这一点，有过湛深的见解。他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曾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起点，把世界历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而第一时期即是以法国二月革命到巴黎公社为起讫。他指出一八四八年“在各国发生的革命，都把社会各阶级的面目在行动上暴露出来了。”(2)这里他所指的面目，包括唯一具有社会主义本性的无产阶级的面目，浮夸而懦弱的小资产阶级的面目，以及动摇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小农的面目。上述的这些阶级，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后的几个历史段落中，前后次第不同地逐渐成长并壮大起来，而且在不同的形式下，组成过“第三等级”之类的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但它们的独立面目，则尚未形成，或尚未暴露出来。只有在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中，在同年的六月起义中，在第二共和的党派斗争中，在小拿破仑政变的过程中，它们的清楚的、独立的面目才第一次的显露出来了。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选择并处理这段历史的理由。列宁又曾在“国家与革命”这一经典著作中称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的历史为“新颖的经验。”(3)他说只有总结了这样新颖的经验，马克思才“说出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曾“接近到”的结论。
二、马克思怎样地批判了历史类比法？
处理和分析历史，必须首先根据丰富而具体的历史材料。只有根据了丰富而具体的材料做出的叙述，才能免于抽象和空洞，才能从其中抽绎出正确的结论来。这一点马克思在本书中，正如他的另外一些史学名著中对于巴黎公社和北美内战(4)所作的处理一样，都是鲜明而突出的。但对于一个历史的处理者与分析者说，更为困难的是从这些丰富而又纷杂错综、五花八门的史料中走出来，而又不致迷失方向。资产阶级的所谓史学家们，由于他们阶级利益的规定和限制，他们的世界观不能不是、或不能不在最终结处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方法不能不是形而上学的。因而他们便仿佛是先天地不会把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他们最容易在这种关口有意无意地发生混乱，因而造成历史的类比法。例如他们就曾把野蛮人打树上果子用的棍棒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工具私有等同起来，说从原始人类的时候起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他们又把古罗马、希腊、腓尼基的殖民现象，与一般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现象，以及帝国主义阶段的殖民现象等同起来，说近代帝国主义仅只是一种侵略的或兼并的政策，等等。
马克思在这本书中，用史学的实践来彻底批判了历史类比法。他曾不断地拿法国的二月革命与大革命相对比，拿老拿破仑与小拿破仑相对比，拿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与古罗马奴隶主的政治斗争相对比。但他这种对比，不仅没有发生混淆，不仅没有使读者产生永恒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念；相反，他的对比是把对比的双方各自放置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之下，使人们看出它们的区别。因此这种对比是必要、而且是科学的。
同样是政治斗争，古罗马的政治斗争是少数自由人中的富人与穷人间的斗争，而大多数的人则是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奴隶；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中叶法国的斗争则是“第三等级”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在“第三等级”中，无产阶级则是日益壮大、日益独立的阶级；即便小农也在日益破产，也在逐渐由资产阶级后备军向无产阶级后备军转化之中。因而，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不同条件的斗争区别开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不被德国当时流行的什么“恺撤主义”所迷惑。(5)再如同样是法国的历史人物，而且同属于波拿巴家族的拿破仑伯侄二人，他们虽都在法国的农民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并且实际上也都是凭着农民的支持而起家称帝，但他们各自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同了。老拿破仑时代的农民，最初脱离了封建的桎梏，还有希望慢慢富裕起来，那时城乡对立尚不严重，农民和行政权力大体上也还协调；但小拿破仑时代的农民，则已是被资产阶级的利息和地租逼得流离失所，城市野蛮地掠夺着乡村，行政权力则用严刑峻法对待农民的时候了。因而这两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也就有、而且应该有它们的区别。(6)只有这样认识，人们才不致于被那个隐匿于老拿破仑铁面型之下的冒险者——小拿破仑所欺骗。
更明显的，是法国大革命和二月革命间的对比与区别。马克思曾着重地并一再地说到这一点。十八世纪的革命，如像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尚未独立起来的时代中发生的，那时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充当反封建同盟中的主盟者，但由于这一阶级的自私自利，因而在每次革命获致果实时它就总是企图篡夺来据为己有；因此，它就总是不会把革命进行得正确、深入与彻底，而只是中途妥协、半途而废；因此在革命的策略上，它就不能不“召唤亡灵”，“需要世界历史的回想，俾能向自己搅乱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如像二月革命，则大大不同了，这时法国无产阶级已经通过复辟时代与七月王朝这两个时期，成长并独立起来了。在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与六月起义中，它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独立的面貌。但由于这一阶级及其领导者在当时的自觉不够，没有能够摆脱传统的影响，而单纯让旧日大革命的幽灵行走，结果使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遭受了“败北”的命运，成了一场“表面上的动荡”。马克思严厉地指摘了这一历史类比法，及其在指导革命的实践时所遭受的损失，并指示说，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俾能向自己弄清自己的内容”，“要经常地自己批判自己……无情而彻底地嘲笑自己前几次企图的不彻底性、柔弱性与不中用性”。(7)
从以上三个例子中，就可以鲜明地看出资产阶级的历史类比法的错误，这种观念在支配或指导实际革命活动时的危害性。我们还可以看出，马克思怎样英明地批判了它，以及这一批判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会有什么实际的利益。
三、马克思怎样地分析了资产阶级？
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还正确而细致地分析了在第二共和时代的法国与无产阶级有关的几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马克思分析了这些阶级的特性，分析了它们的政党，并区别了它们各自在革命中与无产阶级可能发生和建立的关系。
马克思分析了第二共和时期法国的资产阶级。他首先是分析了一般的资产阶级，即在二月革命后当政的共和主义者。这些人们虽然在政治统治形式上采取了最一般、最平庸、最形式的共和主义，但资产阶级的共同特性，通过他们，也已表现出来了。他们在二月革命刚刚成功的时候，就对刚刚被推翻的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利益表现妥协，准备在临时政府中，让奥尔良公爵夫人担任摄政。他们在对外国的关系上表现了向新兴的民族国家意大利的进攻，这就说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侵略的，就是沙文主义。他们对在革命中同盟的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则表现为在六月起义中所施行的坚决而残酷的镇压。巴黎工人在这次起义中战死了八百人，被屠杀了三千人，被捕了两万五千人，被流放了一万五千人。恩格斯把它称为“自罗马帝国陷落以来国内战争所没有过的屠杀”。(8)屠杀之外，他们还用“宪法”来羁縻人民。这又暴露了资产阶级除具有妥协性与残酷性之外，复富于虚伪性。关于法国第二共和时代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们所制定的宪法，马克思也作了精湛的分析，说那是在宪法中对人民自由之形式上的肯定，与实际上之受限制，受什么“公共安全”与“法律”的限制；马克思把这种宪法上的自由，称之为“一般辞句上的自由，与在注解中撤废的自由”。
这种最平庸、最形式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统治很快被资产阶级保皇主义的“秩序党”统治所代替了。为什么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共和主义的统治虽然可以对工人残暴地滥用权力，但究竟还不如皇冠的统治来的稳固、可靠、并且更少危险，因为共和主义创造了一种条件，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和无产阶级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面对面地斗争，而这就成为诱导阶级斗争的一个焦点。为了避免焦点，为了把面对面的斗争隐蔽起来，保皇主义的“秩序党”便把共和主义的统治取而代之了。
马克思用阶级分析法来认识“秩序党”的本质。在这里我们特别应该体会，假如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便很难看透“秩序党”的本质，那就自然要落入庸俗肤浅的从现象说明现象的道路，如说“秩序党”是一派以百合花为标志、另派以三色旗为标志的两个集团的合拢，或者说它包括了一方对波彭皇室的效忠、另方对奥尔良王室的效忠的人们的聚集。但马克思不是这样，他是运用了从经济基础看到上层建筑的方法去分析的。他说“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的存在的条件上，耸立着不同的和特有的感情、幻想、思考方法和人生观的整个上层建筑”。(9)根据这一原理，马克思指出法国的资产阶级除作为一般的资产阶级外，另有两个代表不同利益的特殊部分，一个是由旧的土地贵族蜕化而成的土地资本家的集团，另一个是由金融贵族蜕化而成的大工业家、大商业家、大投机家的集团。前一集团，协同其全副的僧侣和仆从，在波彭王朝时代掌握了政权，实现了地主式的世袭统治。后一集团，协同其全副律师、教授、和演说家，在奥尔良王朝时代掌握了政权，实现了暴发户式的篡夺统治。这两个集团，在第二共和时代，联合起来构成了共和主义的反对派，而这一反对派的政治表现形式，便是“秩序党”。
只有从这样对不同财产形式的区别上，才能认出“秩序党”的内容，才能认出资产阶级的内部区分和内部矛盾，才能认出法国第二共和时期中各阶段的政府和政党之所以相互交替和演变的根源。
四、马克思怎样分析资产阶级以外的另几个阶级？
除了资产阶级之外，马克思还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
马克思曾在他的另一较早著作“哲学的贫困”中说，“小资产阶级是从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合并起来的。在它的经济诸利害上是这样，因之在它的政治上也是这样”。(10)这就很中要害地说出了这一阶级的动摇性。在法国第二共和时代的历史中，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正是如此。
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六月资产阶级大反动的时候，可耻地叛离了它的同盟者无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可是帮凶的结果，小资产阶级并未在政治上得到它们所期望的报酬（政府中的位置），而在反动之后他们这一小有产者的物质利益也濒于危险，更兼他们所追求的什么“民主保障”越来越受到危害，——于是他们于一八四九年二月重与无产阶级携手，组成了当时的所谓“新山岳党”。
“新山岳党”从外表上看，仿佛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联盟形式，但从实质上看，它仅仅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在这一政党内只有很少几个工人出身的配角或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者之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思想性的领导，也谈不上个别无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领导；在这一政党内，无产阶级的代表仅是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而已。
但这一政党的势力一上来是不小的，在议会的七百五十席中它左右了二百个席位，这就是说，它本来握有在政治上成功的要素，大可有为的。可是半个月后，它为什么就丧失了一切的声誉呢？第一，就是由于它的动摇妥协的阶级本质。小资产阶级是最醉心于民主主义的，但它之所以呼号民主主义，并不是把它作为废除劳资两极的一种手段，而是把它当做缓和两极的协调的手段。第二，小资产阶级分子认识并处理实际情况时很容易从主观出发，片面地考虑问题，因而最容易表现为善于浮夸（吹牛和恫吓），而不实事求是，更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一特点，显明地表现于一八四九年的“六·一三”事件。由于法国军队之炮轰罗马，小资产阶级的政党领导者便空洞地恫吓政府说，他要运用武力，发动行动了。但他既不估计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的可能，又不放手发动群众准备作坚决的斗争，只是叫一些国民警卫军举行了一次徒手的游行，结果游行被驱散了，民主主义的议员们被逮捕了，他们的领袖本人逃亡国外了。小资产阶级领导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可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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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分析小拿破仑的起家本钱——“十二月十日会”这一秘密团体时，又曾分析了流氓无产阶级。跟着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日益严重，流氓无产阶级也就有了发展，并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阶级在一定条件下，是会有它的革命性的，但他们究意与真正的无产阶级非常不同，有着严重的消极的一方面，即具有破坏性与叛卖性。马克思说“它是一切阶级的排泄物、残屑和渣滓”；在“共产党宣言”里，也曾说过，“流氓无产阶级，这些旧社会最下层的腐朽的消极产物，在有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吸引到运动中来。可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地位，他们便倾向于出卖自己作反动活动的工具”。(11)在法国第二共和时代，这一阶级的表现正是如此。他们感到“有牺牲国内劳动人民来周济他们自己的必要”，于是在小拿破仑用雪茄烟和香槟酒、冷鸡肉和蒜腊肠的收买下，便组织在“十二月十日会”中，成了这一野心家所“特有的党派式的战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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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农民阶级，而且还是给予了特别精湛的分析。
马克思所分析的，是小农。小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业生产者中一个代表的类型。恩格斯在他的“法德农民问题”中也曾说，“在所有的农民当中，小农这一类型是最重要的，而且不仅对于一般西欧国家是如此。不，对于整个问题说来，重心正是在这一类型的农民身上。”(12)马克思在处理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农民时，正是从小农开始。他分析小农的特性说，“他们所生活的经济条件，既使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利益、以及他们的文化，与其他阶级不同，并与其他阶级敌对地对立，那么在这个限度内，他们就构成为一个阶级。可是他们既只有地方性的关联，他们的利害的同一性既然并没有形成一种统一、一种全国的结合或一种政治的组织，那么，在这个限度内，他们又没有构成一个阶级。”(13)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小农的积极一面与消极一面。积极的一面是过去在封建时代他们的利益与封建贵族领主的利益敌对地对立，因而使他们有革命性，使他们在历史上发动了许多次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并在封建社会末期积极地参加了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主要后备军。消极的一面是他们的分散性与私有性。马克思描写他们的分散性说，“好像马铃薯一袋，是由袋中的马铃薯所构成的那样。”因而，他们就不容易有自己的结合，不容易有自己独立统一的政治组织，那就是说，在政治上不容易有自己的代表，而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成为他们的主人，成为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来保护他们去对抗其他阶级。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支持老拿破仑，并且为小拿破仑所欺骗的理由。
小农消极面的另一表现，是他们的私有性。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后，他们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了，获得了小块的土地；但从此，他们就愈来愈顽固和拚命地守住这小块土地不放，看不见劳动人民整个的利益，以及劳动人民整个解放的道路。他们很容易把社会主义者与高利贷者看作是一样危险的敌人。正是这一点，严重地阻碍了他们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机缘，严重地迟滞了他们从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向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转化。
于是，在小农尚未觉悟到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获得彻底解放以前，他们便很容易被像小拿破仑那样的人所利用，成为野心家在夺取政权中的后备军了。
五、马克思怎样找出人物活动与事件发展的必然性？
但无论如何，小拿破仑的政变是成功了。假如对他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那就是说，假如不经过阶级的分析和对于阶级关系变化的分析，那么，这一政变的成功几乎是不可想像、不可理解的了。嚣俄就曾把这一政变理解为“晴天霹雳”。(14)而且，从这种不可理解之中，又会产生出悲观的效果，这只要从表面上检查一遍法国第二共和时期三数年间历史的层次，就可以了。六月起义之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彻底地失败了；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获致了胜利。但不久之后，跟着立宪会议的结束与立法会议的开始，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也失败了。在一八四九的“六·一三”事件之后，一度活跃的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也失败了。这时人皇主义的土地和金融资产阶级获致了胜利。但不久之后，这保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失败了，跟着来的是流氓头儿小拿破仑的成功。从浅陋的眼光看来，历史简直是“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倒退了。不是马克思也曾亲自说过，“政变以后的法国又一次回到最旧的状态，回到了刺刀和僧衣的无耻的单纯的统治”(15)了吗？
然而马克思的伟大处，就在于他不单纯地看到了倒退的现象（自然他也不忽略这一点）。马克思除此之外，还看到更重要得多的两点：（一）是从阶级关系的变化上，看到了政变成功的必然性；（二）是从政变的成功上，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乐观的前途。在本节内，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小拿破仑政变成功的必然性，存在于法国的阶级矛盾，即法国资产阶级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的交错，以及这些矛盾交错的发展之中。所谓资产阶级的外部矛盾，主要指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内部矛盾。虽然在六月起义中，无产阶级是失败了，但无产阶级的存在与发展是无可阻止的，这就使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比害怕任何对抗势力更加厉害百倍，这就使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本阶级无限制的专政，可以随时改变他们的统治的方式。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的外部矛盾又是和它的内部矛盾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由于它们自私自利的阶级本质，又必然划分为不同的集团，在政治上形成经常的争吵与抢夺。例如在政变前夕，以修改宪法的事为诱导剂，便使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在朝党——“秩序党”陷入了空前的分崩离析的境地；不同的集团，不同的小派系，不同的议员和军人，互相斗争到极端复杂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整个的资产阶级，它会有它自己必然性的裁决。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种“民主”形式，只不过是掩盖其一个阶级无限制专政的一种手段而已。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即当多党的争吵会给无产阶级起义构成有利条件的可能之时，那么资产阶级又会并不一定喜欢这种多党的争吵，而宁愿要一党的专政。在另外一定的情况之下，即当三权分立的政权形式会削弱了它们的无限制专制，并且又会给无产阶级起义构成有利条件可能之时，那么资产阶级又会并不一定喜欢什么三权分立，而宁愿让行政权力独立起来凌驾乎一切之上。——这就是流氓军人专政之所以产生的根由。
就这样地，马克思在结合了丰富的史料具体地而非抽象地说明了这种阶级矛盾及其复杂的关系之后，最后结论说，“政变是成功了，这种成功是已往事变过程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16)这是多么精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这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庸俗肤浅的处理者，是一个多么具体而严重的教训！
六、马克思怎样从具体历史中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以上的这些研究与论列，是有其目的性的。其目的即在于总结这一时代的新颖经验，为无产阶级革命获致指导的思想。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马克思获取了两个重要的思想：（一）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二）工农联盟的思想。
国家机器这种上层建筑服务于它的基础的积极作用，截止到当时为止是再没有比第二共和时期更暴露得明显了。法国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包括官吏和军队，自君主专制时代的末期起逐渐发展，通过大革命时期，到老拿破仑的时候底于完成。在第二共和时期，法国的资产阶级，在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为了提高和加强镇压的手段，一步步使行政权力突出出来，完备起来，使其达到了最纯粹的形式。对于这样一个客观形势的发展，昏＠①而浮夸的小资产阶级的所谓革命家，只能一般地承认它，却不能或不愿做出实际的结论来。有的，甚至做出悲观的定命主义的结论。马克思却不是如此，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他从政变中看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远景，得出了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伟大结论。他说：
“如果议会的共和国的倾覆，在其自身中，包含着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其直接的明显的结果，则是波拿巴对于议会之胜利，行政权力对于立法权力之胜利，不以文词掩饰的力量对于文辞力量的胜利。”
“它（革命）首先使议会的权力底于完成，以便可能把议会的权力推翻。现在，它已经达到了这点，它就使行政权力底于完成，以便把行政权力化为其纯粹的表现，把它孤立，把它当做自己面前唯一的靶子，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加以攻击！”(17)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点”。(18)自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在发展中不断丰富的。从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历史中，得出来的是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从法国巴黎公社时期的历史中，得出来的是无产阶级不能运用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代之以由武装工人组织成的“公社”；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以后苏联建国时期的历史中，得出来的是“公社”形式的发展与完成，即民主制度之最高形式——苏联埃国家政权形式之获得，以及在资本主义包围尚未消灭以前，这种专政形式的国家机器不仅不应消亡，相反，还必须要加强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不断发展丰富的简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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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来看工农联盟的思想。
马克思从分析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小农开始，进而指出了从老拿破仑到小拿破仑中间，小农经济地位的变化和随着这种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引起的小农意识的变化。这样，马克思就英明地看出了农民阶级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向无产阶级后备军转化的可能。从这种可能上，他巩固地建立起了工农联盟的伟大思想。他说：
“在对于小拿破仑的王政复古感到绝望之时，农民将舍弃自己小块所有地的信仰，于是建筑在这小块所有地上的整个国家构造，也就要崩溃了。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就得到合唱，如果没有这种合唱，那么在一切农民国度中，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独唱，就会变成了哀歌。”(19)
在这里，马克思用科学的预见与诗句般的文字，说出了工农联盟思想的最初的声音。这一思想，也正如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一样，是经由不断的发展而丰富起来。恩格斯曾考虑到无产阶级掌握到政权之后怎样对待农民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应该凭借提供范例和建议社会帮助的方式下，以达成将私人生产和私人所有权转变为合作社生产和合作社的所有权。(20)列宁和斯大林更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乡村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具有真正决定的意义；因为假如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便不能实行把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那么农民也就无法真正得到解放，无产阶级革命本身也便不能巩固。(21)斯大林还从苏联的建国经验中，批判了许多有关工农联盟的错误思想，如认为小块土地所有是一种非常稳固的形态，不易打破，不易改造；如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私有小农经济可以和平共处，平行发展；如说小农经济可以自流地跟随社会主义共同前进，等等。从这些批判中，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他指示说，“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随便的一种工农联盟，而只是以反对农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为基础的那个联盟。”(22)因为农民是一种小生产者，他经常自发地大批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因素，它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在对待工农联盟的认识上，不应该是什么和平共处，而是对农民私有性的改造和农业的集体化。
七、这些收获对我们当前的现实有什么指导的意义？
有人说，马克思的这一著作问世已一百年了，时过境迁了，书的内容已经陈旧了，只有学院派的马列主义研究者才会重视它，其余的人已与它无关了。这看法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所获致的成果，也正如他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所获致的成果一样，经由以后每一位伟大继承者的发展，到今天仍是“手泽犹新”，其指导意义是同过去一样地正确、新鲜而且亲切的。
目前，我们中国刚刚从基本上结束了伟大的“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正要全面地展开全国的经济大建设。从“三反”和“五反”运动中，我们认识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其中也包括一般资产阶级的共同性格。资产阶级具有着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与损人利己的特性。正是这种阶级的特性，表现在法国的第二共和时期，便是对旧的被推翻的统治者的妥协，向国外的沙文主义的侵略，和对本国无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也正是这种阶级的特性，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数年中，便是这时的人民民主专政虽已不害怕资产阶级的造反了，但不法资产阶级仍可以在口头上拥护“共同纲领”的掩饰下，以怨报德，向人民国家发放“五毒”，疯狂进攻。联系这两个不同时代中在不同国家资产阶级的不同表现，去体认资产阶级的共同特性，这对于更进一步地去认识“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的意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是会有帮助的。
而且还不仅此。在“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中，我们也发现了农村中土改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早在去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时，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即已指出在农村中“发家致富”口号的片面性。(23)本年一月十日，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在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上所存在着的右倾思想，即有些人把农民的自发势力和农村中阶级的分化认为是无法限制和不可避免的现象，他们认为用不着去大力组织农民的生产互助和生产合作社，而强调单干，带头雇工，使自己变成富农，甚至亲身去放高利贷。(24)这说明着土改后农村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以及某些革命干部对工农联盟这一伟大思想的重要结论认识不够，或简直是认识错误。那么结合了法国大革命后小农之一时的富裕，它以后的逐渐贫因，以及从小拿破仑的时代开始，它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向无产阶级后备军转化的必然性，从这些过程中去体认工农联盟的真正意义，以便很好地克服对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是会很有帮助的。只有克服了对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才能在土改后的新农村中，在“三反”、“五反”运动和建设过程中，不致放弃了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不致于对农村中资本主义因素和富农倾向的增长表现麻痹、软弱、和投降，使之自流发展，而应当一方面对富农倾向积极地加以限制，一方面大力组织农村中集体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为工人带动农民一同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铺平道路。
仅仅是上述的一二点，难道不是已经可以充分说明了马克思早在一百年前根据法国第二共和时期历史所揭出的规律，所创发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新的发展，对于我们目前的现实，具有着活生生的极深刻的指导意义吗？
八、马克思处理历史的方法对当前的史学工作者有什么教育的意义？
最后，缩小范围来说，对于新中国的人民史学工作者，马克思的史学劳绩也有着极深刻的教育意义。在马克思所有的史学名著中，存在着几个鲜明的共同点，实在值得我们大家来好好地学习。
马克思史学名著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经济基础去解释社会生活的现象。学习了这一点，就能保证我们在史学工作中站稳唯物主义的立场，而不至于脱离它，跌入到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的泥坑中。学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至于在说明社会和社会历史的时候，到什么超自然的神力方面去找根源，也不至于到人类精神生活各个方面去找根源，也不至于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非根本方面去找根源，也不至于单纯到生产工具，亦即技术方面去找根源了。我们应该确认：只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才是在最终结处决定着社会面貌的东西。我们还该确认：只有经济基础，才是直接决定着属于上层建筑一类的社会精神生活的东西。而在阶级社会中，经济基础又总是属于阶级的。因而，运用阶级分析法，就是正确处理阶级社会历史的常胜的武器。
马克思史学名著的第二个特点，是他总是从具体而丰富的历史材料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空洞的观念出发，去分析历史、总结历史的。这就是马克思总结历史的结论之所以总是正确的原因。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25)毛主席在“矛盾论”中也教导我们，要精神的研究矛盾的特点，他说“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动手去解决矛盾，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26)在史学工作方面，这样粗枝大叶的远望者是不少的。对于这一类人，仔细地阅读一下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论北美内战”，以及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作出的全面占有材料的卓越的范例，是会有很大好处的。
马克思史学名著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之所以研究历史分析历史，总是为政治服务的，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从对于法国第二共和历史的研究中，他得出了必须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必须建立工农联盟的结论，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从对于巴黎公社历史的研究中，他得出了不能运用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建立自己的专政的结论，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这一点对于我们中间一部分一向不注意政治、脱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史学工作者们，其教育意义是特别显著的。只有学习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才能彻底地自己批判自己，才能放下单纯“搞考据”、“走冷门”的包袱，从各自切合现实的史学工作中，去体认并推广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发掘中国历史上丰富的爱国主义的泉源，去发扬今天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新中国服务。
一九五二、五、二十二日，青岛。
正文注释：
(1)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伯年中译本，华东版十——十一页，及“马恩通信集”解放社版，九十九页。
(2)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莫斯科中文版七○——七一页。
(3)见“国家与革命”莫斯科中文版单行本三十三及二十九页。
(4)见刘祚昌中译文，刊“文史哲”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5)见“拿破仑第三政变纪”柯译本，华东版第九页“第二版著者序文”。
(6)见同上一四四——一四八页。
(7)见同上十八——二十页。
(8)见“法兰西内战”中译本，华东版“恩格斯的引言”第五页。
(9)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译本五十三页。
(10)见“哲学的贫困”解放社中译本三一九页。
(11)见“共产党宣言”解放社中译本五十七页。
(12)见“法德农民问题”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五页。
(13)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译本，华东版一四二页。
(14)见同上第八页“第二版著者序文”。
(15)见同上第十九页。
(16)见同上一二六页。
(17)见同上一三七——一三八页。
(18)见“国家与革命”莫斯科中文版单行本三十一页。
(19)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译本，华东版一五一页。
(20)见“法德农民问题”人民出版社中译本二十五页。
(21)见“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中文版二三四页，“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
(22)见同上三二四页“论联共党内的右倾”。
(23)见“学习”杂志第四卷六、七合刊“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第十三页）。
(24)见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
(25)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七七八页，所引原文见“列宁全集”二十五卷。
(26)见同上七八○页。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目加贵的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