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 号】195201
【总 期 号】5
【页 码】24
【正 文】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凡是伟大的思想家，没有不注意妇女问题的。因为傅立叶早已说过：“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妇女的解放可以作为一般社会解放的尺度”。如果忽视妇女问题，那就不成其为伟大的思想家。何况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伟大的革命家，自然更不能不关心妇女问题。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师大风潮中与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中，看见进步女性“那种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和“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此之从容”，曾经大受感动。鲁迅曾经歌颂过掘倒雷峰塔的人，因为雷锋塔是压迫妇女的反动势力的象征。事实上，鲁迅不但十分注意了妇女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特择要概括和介绍如下，以供有心者的参考。
（一）妇女在旧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
鲁迅先生对于旧中国封建势力迫害女性的现象，对于“男尊女卑”的封建制度，向来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见“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七”）。在中国，“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见“伪自由书”：“逃的辩护”）。“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难受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产，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阿刺伯的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见“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对于这种种女人被压迫被侮辱的不合理现象，鲁迅先生都曾提出正义的控诉和反抗。
为了使中国妇女这种被压迫被侮辱的具体情状，更加突出和形象化。以便引起有志者的改革，鲁迅还特地写了一篇题名“祝福”的小说，在这篇小说里面，鲁迅描写了一个被封建社会旧礼教吃下的女人——祥林嫂。她是山里的人，新丧了丈夫的寡妇，最初是卫家山的卫家婆子领来雇给鲁镇上的鲁四老爷的家里做女工，不论食物，不惜精力，做事毫不懈怠，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她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不料有一天，新年才过，她在河边淘米，被她夫家的人看到了，不久，就被捉住捆在船舱里装回去，到家便以八十千钱的代价，卖给深山里的贺家àｏ＠①的贺老六。起初，她闹得很厉害，被关在轿里，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àｏ＠①，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使劲的拎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当她们一不小心的时候，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直到七手八脚的把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她还是骂，还是哭，第二天也没有起来。后来，到了年底，她生了一个男孩子，长得很胖，母亲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有气力，又会做活，她似乎是交到好运了。但不久，不幸的事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男人患伤寒病死了，剩了母子两人，因为忙于生活，不能细心照顾，结果孩子竟被狼衔了去。她感到绝望，只好又回到鲁四老爷家里做女工。这回，她是非常的惨淡了，脸色青黄，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眼角上带着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种精神了，见人便诉说孩子被狼衔去的悲惨事情。头几次还能讨得一点同情，一听腻便使人感到烦厌，甚至变成人们嘲笑的资料。
鲁四老爷是读过圣贤书的人，非常讲究礼法，一切祭祀事情，都不让她沾手，因为她是再醮之妇，遇着她去动祭祀杯筷的时候，主人就要叱咤她：“你放着罢，祥林嫂”！这使她非常伤心，第二天连眼睛都＠②陷了下去。同时又受到另一女工柳妈的奚落，要她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以赎这一世的罪名，她虽然照办了，并逢人打听死后灵魂的有无，精神益发差池，头发也花白起来，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结果就被鲁宅赶了出来，变成了乞丐，不久就死掉了。这就是被封建势力蹂躏的一生，也可说是旧时中国妇女的共同命运。
“祝福”作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又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离婚”，通过爱姑的婚姻纠葛，展开了一幅二十世纪初期旧中国农村婚姻的暗影。爱姑是农民庄木三的女儿，幼时由父母媒妁包办，和施家的儿子（爱姑叫他“小畜生”）结婚。施家的儿子在姘上一个小寡妇后，便对爱姑加以虐待，而这种不良的行为，还得到封建家长的支持。但在“离婚”中的爱姑，却决不是一个完全的弱者，她比祥林嫂要顽强得多。她对于施家的虐待和遗弃，居然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小畜生姘上小寡妇，就不要我，事情那有这样容易的？“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么”？不过在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爱姑想依靠自己父女一点微弱的力量，是难得胜利的。想依靠地主老爷“七大人”来“伸冤”，而地主老爷是维护封建男权的，所以他给爱姑的判词是：“两面都认点晦气罢（其实是片面欺压爱姑），叫施家再添十块钱，九十元”！爱姑还没有来得及辩解，“七大人”就显出更厉害的威风来了：“九十元！你就是打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没有这么便宜。就这样在“七大人”的威胁下，完成了离异的手续。可是我们在鲁迅的笔下，已多少可以在爱姑身上看出一点新生的潜力。
（二）“表彰节烈”是杀害女性的陷阱
中国几千年来，在“表彰节烈”的名义下，不知杀害了多少无辜和善良的女性，这种悲剧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前后，还在中国排演。鲁迅是中国新启蒙运动的伟大导师，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杀害女性行为的继续存在，乃于一九一八年七月间，写了一篇“我之节烈观，”发表在“新青年”上，对于封建势力杀害女性行为表示严正的抗议：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个‘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稼，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她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她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她便烈得愈好，尚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为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指一九一八年时）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必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造成此等现象，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她们的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搁在女子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能分担。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尚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一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她们便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更有附带的疑问是：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她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现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实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是一个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她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她死了没有？受辱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能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自然更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然既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法则。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贵，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且要她不事二夫。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制裁，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人。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生长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起来。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厉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杂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一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另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见“坟”：“我之节烈观”）。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好像鲁迅要用这样大的力量去驳斥那些已经过时的封建教条，未免有些多事，因为封建阶级把“节烈”枷锁片面加在妇女身上，显然是荒谬绝伦，非常不合理，而男女平等，则是天经地义。但在实际上，现在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以前却常常被认为荒谬绝伦；相反地，现在认为是荒谬绝伦的事情，在以前却常常被认为天经地义。妇女守节问题，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实例。我们知道不但在更早以前，就是在五四运动的前夜，就是在鲁迅写作这篇“我之节烈观”的时候，中国社会上也还有不少人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教条，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鲁迅在当时所以要写作这篇“我之节烈观”，正是针对上述现象，才用了这样多的篇幅，从情理、道德与逻辑等各方面，对“节烈”教条痛加驳斥。由于鲁迅这篇“我之节列观”，不仅理由充分，处处击中敌人的要害，而且逻辑周密，使敌人无可反驳。这是五四运动前夜反封建斗争中对封建制度极有力的一篇控诉书，也是鲁迅对于被压迫妇女要求解放的正义声援，大大提高了妇女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斗争勇气，因而又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极有价值的一篇战斗宣言。
（三）批判寡妇主义和坚壁清野主义
“表彰节烈”是男性中心社会对于女性的杀害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是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然而这并不是说，女性就不受女性的压迫和侮辱，因为女性里面也有坏人和坏传统（当然，这种坏传统也是由旧社会制度所造成）。我们知道鲁迅不但对于用“表彰节烈”来杀害女性的伪君子，曾经大张挞伐；同样，对于当时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迫害女生，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不许剪发女生报考的荒唐措施，亦曾给以无情的攻击。当时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依仗当时北京军阀政府教育总长通称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支持，勾结当时一般所谓正人君子如陈源、王桐龄、查良钊等，把女学生当童养媳一样来虐待，鲁迅曾经公开出来和她以及他们作斗争，并把杨荫榆女士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和想法，称之为寡妇主义：
“这寡妇二字，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印度阿刺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音译：Kuofuisrn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作道场’者有之，‘神道设教’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者又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是给‘谈人闺阃’者以很大的惩罚。我未出庭户，中国在未有女学校以前不知道怎样，自从我涉足社会，中国已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则说的听的都大不悦，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的罢，因为圣道广博，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和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跟着一犬而群呔的邑犬……。但近来却又发现了一种另外的，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中国女性出而在社会上服务，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即难于兼做别的事。于是社会上的事业，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似的独身者的掌中。这在先前，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外国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关系，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青年女子之遭殃，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丈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 KowalewsKy，现在的思想家Ellen Key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彻的。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Kowalewsky的学术上的名誉时，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话：‘我收到各方面的贺信。命运的奇异的讥刺呀，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
然而学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养媳或继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觉得万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与此辈（指杨荫榆等）正相反。此辈倘能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本来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见的是愚妇人，那里能想到这些事，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虽在平时，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国本来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
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余，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
虽然是中国，自然也有些解放之机，虽然是中国妇女，自然也有些自立的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我并非说凡在教育界的独身女子，一定都得去配一个男人。无非愿意她们能放开思路，再去较为远大地加以思索；一面，则希望留心教育者，想到这事乃是一个女子教育上的大问题，而有所挽救，因为我知道凡有教育学家，是决不肯说教育是没有效验的。大约中国此后这种独身者还要逐渐增加，倘使没有善法补救，则寡妇主义教育的声势，也要逐渐浩大，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全国受过教育的女子，无论已嫁未嫁，有夫无夫，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罢，但究竟也太不象真要人模样地生活下去了；为她帖身的使女，亲生的女儿着想，倒是还在其次的事”（见“坟”：“寡妇主义”）。
中国封建社会除了用三从四德与男尊女卑的枷锁来奴役女性以外，又培植了寡妇主义来迫害女性，使得中国女性已经遭受了无数痛苦；而鲁迅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坚壁清野主义，也是侮辱女性的卑劣手段。所谓坚壁清野，本来是军事上的术语，但鲁迅斥责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利用这一卑劣手段来侮辱女性，却是从当时“教育当局下令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这项反动措施看出来的。鲁迅说：
“教育当局（指当时北京军阀政府教育部）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生有伤风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并通知女生家属，协同禁止。自然，我并不深知教育当局之意，是因为娱乐场中的‘有伤风化’情事，即从女生发生，所以不许其去；还是只要女生不去，别人就不会发生，抑或即使发生，也就管他妈的了。
或者后一种的推测庶几近之。我们的古哲和今贤，虽然满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无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结果是：收起来。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专以‘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二，是器宇只有这么大，实在并没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经济法，只有将钱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样。古圣人所教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就是说子女玉帛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坚壁清野的。
其实这种方法，中国早就奉行的了。我所到过的地方，除北京外，一路大抵只看见男人和卖力气的女人，很少见所谓上流妇女。但我先在此声明，我之不满于这种现象者，并非因为预备遍历中国，去窃窥一切太太小姐们；我并没有积下一文川资，就是最确的证据。至于一到名儒，则家里的男女也不给容易见面，霍渭ｙá＠③的家训里，就有那非常麻烦的分隔男女的房子构造图。似乎有志于圣贤者，便是自己的家里也应该看作游艺场和公园；现在究竟是二十世纪，而且有‘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的教育总长（指章士钊）。实在宽大得远了。
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儿的专门。况且社会上的事不比牢监那样简单，修了长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沟高垒，都没有用处的。未有游艺场和公园以前，闺秀不出门，小家女也逛厅会，看祭赛，谁能说‘有伤风化’情事，比高门大族为多呢？
其实，‘坚壁清野’虽然是兵家的一法，但这究竟是退守，不是进攻。或者就因为这一点，适与一般人的退婴主义相称，于是见得志同道合的罢。但在兵事上，是别有所待的，待援军的到来，或敌军的行退；倘单是困守孤城，那结果就只有灭亡，教育上的坚壁清野法，所待的是什么呢？照历来的女教来推测，所待的只有一件事：死。
天下太平或还能苟安时候，所谓男子者俨然地教贞顺，说幽娴，‘内言不出于阃’，‘男女授受不亲’。好！都听你，外事就拜托足下罢。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袭来了，足下将何以见教呢？曰：做烈妇呀！宋以来，对付妇女的方法，只有这一个，直到现在，还是这一个”（见“坟”：“坚璧清野主义”）。
（四）批判超现实的恋爱观
鲁迅反对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买卖婚姻，反对那种“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见“热风”三十八页）的盲目婚姻。同时，鲁迅也反对超现实的恋爱观。这种超现实的恋爱观把恋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甚至想超越现实社会生活去进行恋爱，结果只有幻灭。“伤逝”是鲁迅以恋爱作题材的一篇创作，同时也就是鲁迅批判超现实的的恋爱观的一篇宣言。主人公涓生和子君为着他们自己的爱情和理想，不顾封建社会里的礼教的束缚，舆论的谴责，以及亲属的冷眼，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在他们没有同居之前，男主人公涓生是在一个什么局里做事的小公务员，爱好文艺，“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有点自负，以为“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他的爱人，亦即“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一个有点雅气的，天真的、热情的、勇敢坚决的女性，头脑也很清醒，谈家庭专制，谈打倒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虽然有时候还不能完全脱尽旧思想的束缚，但她的勇敢和坚决确是令人敬佩的。甚至于在涓生表示对于旧社会还有所顾忌的时候，她却能够以大无畏的、为着爱而牺牲一切的精神，安慰和鼓励着涓生不要和旧社会妥协。
当她的家庭反对她和涓生恋爱的时候，使涓生不免有些畏怯和动摇，而她却能理直气壮的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于是他们相爱着，终于冲破旧社会的束缚，由相爱而同居，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在这个过程中，涓生曾经“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地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因为子君和涓生相爱，“是这样的热烈，这样地纯真”，所以同居以后，生活也过得很幸福。子君也过得很幸福。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她爱动物，除了料理家务外，还养了四只小油鸡和一只花白的叭儿狗，子君给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阿随，可见她对于动物的爱好。
但是，“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而要安宁和幸福，还必须要有凝固的力量。可惜在这方面，涓生和子君却缺乏必要的现实基础和奋斗毅力。他们同居不久，涓生竟被局长开革而失业，于是实际问题来了。现实的琐碎的家庭里的杂务事情，把子君的理想完全折磨掉了，平日的生活便只有为吃饭而忙碌，吃了饭又要去筹钱，筹了钱来又吃饭。起初，涓生以为找个新识业总不至那么困难，“可以给别人去抄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有通信”。但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空虚，写稿不能维持生活，新的职业找不到，于是涓生便一天天恐慌起来，“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而且变得怯弱起来。“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者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而涓生却更自私，自己没有冲破生活压迫的毅力，却想把空虚的重担完全卸给她。这样，他们之间就渐渐起了隔阂，不能彼此互相了解，不能携手奋斗，却在表面上用虚伪来掩饰生活的空虚。但这种掩饰，到底不能常久支持和敷衍下去，最后，他们终于离散了。子君回到她自己的娘家，不久便死了。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用了极大的温情和热爱，对于当时沉溺在盲目的超现实的爱河里的青年们，寄与深切的关怀和警惕。鲁迅借了涓生的嘴，给予那盲目追求超现实的恋爱的青年男女以批判道：
“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
鲁迅用小说的形式来批判超现实的恋爱观，除“伤逝”以外，还有一篇“幸福的家庭”，也包含有这样的内容。这篇小说拟写一个作家正被自己家里老婆孩子与柴菜油盐缠得团团转，却要凭空幻想一个“幸福的家庭”。这家庭中“自然是两夫妇，就是主人和主妇，自由结婚的。他们订有四十条条约，非常详细，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过高等教育，优美高尚。东洋留学生已经不通行，那么，假定为西洋留学生罢。主人始终穿洋服，硬领始终雪白；主妇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的像一个麻雀窝，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但衣服却是中国装”。“他们是优美高尚，很爱文艺的。但因为都从小生长在幸福里，所以不爱俄国的小说，因为俄国小说多描写下等人，实在和这样的家庭也不合。那么，他们看看什么书呢？裴伦的诗？吉支的？不行，都不隐当。哦，有了，他们都爱看‘理想之良人’。我虽然没有见过这部书，但既然连大学教授也那么称赞它，想来他们也一定都爱看，你也睦，我也看，——他们一人一本，这家庭里一共有两本”。以后还做了许多“优美高尚”的设想。但结果都一一被现实生活所粉碎。这是对于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上，偏要超越现实；活在现在，偏要幻想着未来，和实际生活隔离了的，不敢正视现实，而又逃不出现实的空头文学家极好的绝大的讽刺。
鲁迅反对超现实的恋爱观，认为自由恋爱应该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而且应该把恋爱安置在适当的位置上，他曾经引证徐殷夫的一首译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其目的在于说明：爱情决不是生命中唯一可贵的东西，如果没有生活的自由，如果没有做人的权利，那就一切“优美高尚”的恋爱，都会落空和幻灭。因此，为了使最大多数人都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权利，必须首先能够生存和争取到做人的权利。
（五）妇女解放的前提和关键
鲁迅先生曾经在“娜拉走后怎样”和“关于妇女解放”这两篇文章里面，写出他对于妇女解放的根本意见。娜拉是伊孛生所作一篇著名小说“娜拉”的主人公，“娜拉”一名Ein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的丈夫一直把她当作松鼠儿和小鸟儿看待，她觉醒到自己也是人，不愿再做丈夫的傀儡，因而离家出走。娜拉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他也可以不负解答的责任。伊孛生在生前就曾表示过：他的任务只是写小说，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应该让社会学家去解答。自从伊孛生提出这个疑问号以后，曾经有很多人试作解答。有人答复说：娜拉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入妓院了，这当然是对于娜拉的侮辱，表示他根本反对娜拉出走，因此就故意造作这种恶毒的答案，来警告和防止有人起来效尤。另外有人说：娜拉走出家庭以后，到处都是困难，反不如在家里做傀儡好，所以又回家了。这种人的用意，和第一种人一样，都站在反对娜拉出走的立场，而且抱着胜利者的姿态，等于说：你看！一个女人能够走到那里去，终究还是要回到丈夫身边来当傀儡，这是根本反对妇女解放的反动论调。
鲁迅则站在赞助妇女解放的立场来看问题，他认为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不过走出家庭以后，还得继续奋斗，求得生活，求得经济独立，否则走出家庭以后，还是找不到出路。“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线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但妇女得到了经济权，还得和男人一起奋斗，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取消压迫妇女的封建势力，建立合理的新社会，否则，妇女就是得到了经济权，也还是不能彻底解放。鲁迅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所能救的”。而是必须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妇女在内）都联合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推翻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建设合理的新社会，才能消灭人把人当傀儡的现象。当然在这个斗争中，妇女还必须争取自己的特殊利益。
鲁迅对于妇女解放的意见，在“关于妇女解放”（载“南腔北调集”）一文中，有更精辟的发挥。鲁迅对于孔丘所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反动论调，曾给以迎头痛击，指出孔丘和一切反动派把“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有力反驳。因为孔丘等儒家侮辱女性与鄙视女性的荒谬主张，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女性的理论根据，所以击破了孔丘的荒谬主张，实际上就等于解除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女性的思想武器。
中国女性虽然遭受了几千年的惨重压迫，但她们的斗争意志还是坚强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在“三一八”惨案中看见“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此之从容”，曾经大受感动。他说：“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指女师大风潮事件），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那末，意义就在此罢”（见“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不过妇女解放究竟是艰难的事业，所以，鲁迅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在妇女解放方面，虽然也得了一些成绩，例如职业妇女与婚姻自主的提倡与实践等；但由于社会制度还没有根本改变，因此这些成绩也都是表面的居多，在实质上，“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中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丘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是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痛苦。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子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铲除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上面这一段话，是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说的，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更，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保障男女平等的婚姻法已经颁布和推行，妇女的地位已经大为提高，“养”与“被养”的界限正在逐渐走向消灭，这正是鲁迅先生伟大愿望的实现。但这一切，还不过只是一个开端，妇女还必须继续努力奋斗，才能达到完全解放的伟大目标。正如政务院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发“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中所说：“由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地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虽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或正在从经济基础上给封建制度以根本的摧毁，而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甚至在不少的干部中，依然留有深固的影响。根据各方面的报告，许多地方带有封建思想的人仍有继续干涉男女婚姻自由、虐待妇女和虐待子女等非法行为，而一部分干部竟对此种非法行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或且有意予以宽纵、袒护，甚至他们本身也作出直接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致使被干涉者或被虐待者得不到法律上和事实上应有的保护。因此，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在许多地方，特别在农村中，仍然大量存在。干涉婚姻自由与侵害妇女人权的罪行，时有发生，甚至严重到近害妇女的生命，致使全国各地有不少妇女因婚姻问题而被杀或自杀”。由此可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曾受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婚姻法的执行，是一件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必须经过经常的有系统的思想斗争和法律斗争才能贯彻”。为了消灭虐杀和迫害妇女的现象，贯彻婚姻法，我们必须向一切歧视和压迫妇女的封建思想，展开坚决的彻底的斗争。所以上面所介绍的鲁迅先生关于妇女解放的许多宝贵意见，到现在也还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九五○年九月初稿
一九五一年十月补正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土加奥
＠②原字为穴下加幻
＠③原字为厂内加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