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 号】195404
【总 期 号】20
【页 码】15
【正 文】
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最伟大的杰作“水浒”的七十回本，并拟在一二年内出版百二十回本。人民日报也为此特别发表短评。这一切都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出版事业，是如何重视我国的民族遗产。同时，在报纸刊物上，也陆续出现了评论“水浒”的文章，以至于“水浒”作者史料的考察。从这些已经开始的工作可以看出，不久将会来到一个学习古典遗产的高潮。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接受古典遗产，应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只有树立这样正确的态度，才能批判地接受和发扬我国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也才能有力地帮助人民文学的成长。
但是，在评价“水浒”的文章中，由于个别作者缺乏这种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以致造成很多错误的结论，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一九五三年一月号“历史教学”刊载了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的“宋江考”。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是想探索宋江的真实历史，企图通过这次探索，论证这个农民起义军领袖，并未参加宋代统治者扑灭方腊的战争。作者这个企图，在某一方面来说，是有益的，而且也收到了想当的效果。无论在史料上或“水浒”发展的脉胳上，作者都提供了一些可贵的材料。可是，由于作者对于作为文学作品的“水浒”与作为小说人物的宋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所以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首先谈一谈“宋江考”这篇文章中所涉及到的有关“水浒”这部作品的评价问题：
我们以为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把“水浒”这部作品，单纯看作是“从宋到明五百年间许多文人继续不断的创造的一部小说”，就是不正确的。“水浒”作为大部头的作品出现，固然是成于文人之手，可是，在宋元平话和剧曲中，就已经出现了它里面的许多精彩断片。更往远里说，许多文学史家，都证明给我们，早在这些作品以前，“水浒”中生动的英雄人物，就已生活在人民群众的口头上，梁山英雄是人民在斗争中集体的创造，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反抗理想的体现者。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虽然也承认梁山英雄之说起源很早，不过，问题在于作者混淆了“说话”这个伎艺的人民性，把“说话”笼统地看成“从成人到儿童，从广大人民到封建统治阶级，对此都极爱好”的娱乐品，并且把它从社会发展孤立地分裂开来，归功于统治者的提倡。他在“宋江不征方腊”一节中说：“一般仗着舌耕为业的伎艺人，和编写话本的书会才人，为了出奇制胜，便尽量搜集当时的新闻作说话的资料，宋高宗最喜欢小说，养着许多专管供奉内廷的说话人；在这样提倡下小说就更为发达。”可是，我们的历史和历史家们，对于宋代娱乐场中“说话”的昌盛，所给我们的证明，却和这种见解相反。它们告诉我们，说话的昌盛，是相应着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相应着当时市民阶层的渐渐壮大而产生的新文艺形式。它是人民为了表达自己丰富多样的生活而创造的。至于统治者所豢养的说话人，那只不过证明了历史上的又一次文化掠夺而已。历史唯物论者，是不会从这种掠夺中，得出小说的发达，是掠夺者的提倡的结论。尤其不会从这种掠夺中，推论出连大部头“水浒”的产生，也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娱乐的“当代奇迹”“闾里新闻”的搜集。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的这种论点，是否认了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是在“相当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并且也否定了文学的社会意义。说话的产生是如此，大部头“水浒”的产生更其是如此。“到了元代（末年）施耐庵、罗贯中这才有大部头的作品出现”，不是如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所说，是产生于“宋江三十六人横行山东河北一带，官军数万不敢抵抗，是奇迹也是新闻，足够作小说材料”的基础上。相反的，新发现的施耐庵的小传和墓志铭，都给我们证明，这部伟大作品的产生，是和“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有着血肉的关系，施耐庵这个作者，一生经历了元朝末年的阶级斗争”。所发现的文献材料中，都记述了施耐庵不应明代统治者之召，闭门著书的事实。自然这还只是经过文人润饰之作，如果“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中所搜集的民间传说：施耐庵曾经帮助张士诚的起义军，兵败隐遁，不应朱元璋之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证实，那么，在这部伟大的杰作中，所以这样极力鼓吹反抗封建朝廷的统治，歌颂落草为寇的英雄，歌颂农民起义的胜利，就绝不是偶然的。这样，施耐庵创作的真实面貌，也就可以得到了科学的解释。正是由于他亲自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生活在起义的农民群众中，观察过千万个起义的农民英雄，体验过他们的斗争生活和斗争意志，才有条件创造出这样伟大的作品。更何况“水浒”中生动的英雄人物，久已生活在人民群众的口头上。它根本不是作为“当代奇迹”“闾里新闻”被传说着，而是被人民作为理想的反抗者创造着歌颂着的。范文澜同志在通史简编中说：“重要的文学多从民间创造出来”。施耐庵的伟大，也在他敢于把这些民间创作，作为自己的底本，来进一步加工塑造这些英雄人物们。如加里宁同志所说：“最伟大的诗人……只有当他们接触到民间创作的时候，只有当他们面向着民间创作泉源时，才会在自己的创作中成为天才。”而施耐庵就正是我国古典文学中这样杰出的天才。
同时，我们还要指出，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以“水浒”作为依据，进行对于史实上的“三十六人”的考证，也是有问题的。在这里，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完全混淆了历史事实和艺术真实的区别。即使真如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所考证的：“宋江只有三十六人，并不像元曲里所说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更不像小说里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也丝毫不能减轻“水浒”的价值，因为它们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对于考据家来说，水浒的“真实性是很成问题的”，但这是事实的真实。对于作家和读者们，文艺作品却有另外一种真实性，那就是历史事件的本质的真实，在文艺学术语上，称之为“艺术的真实”。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这种真实，比之事实的真实，是“更集中，更有组织，更典型”的。人民和施耐庵没有按照事实创造“水浒”和梁山英雄，而把它们夸大和理想化了，这并不是他们的罪过，反之，却正是这部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是不会把“水浒”作为历史事实的考据材料的。我们衡量“水浒”的真实性，不是看它历史事实的真实，而是看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社会前进的利益，是否体现了千百万人民群众抗议和斗争的精神。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水浒”的真实性，我们可以说，“水浒”确已真实地熔铸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反抗封建统治者英勇不屈的典型的历史形象。就是把它并列在世界上所有富有人民性的古典作品中，它的光芒也是耀眼的。在世界古典作品中，在伟大的反封建斗争中，描写这样多武装反抗的农民英雄的作品，也依然是罕见的。在人物方面，有集中了农民英雄智慧的起义军领袖宋江、吴用等，有坚决、勇敢生龙活虎般的贫苦农民英雄典型武松、李逵等；在故事方面，有不下数十个向地主官僚、封建朝廷英勇斗争的小节目。使得几百年来热情传诵的，并从中吸取了革命力量的，不是宋江的投降，宋江的征方腊，而是血溅鸳鸯楼，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攻城夺县，粉碎地主武装，击溃封建王朝的屡次讨伐。人民和伟大的作家，违背了考据家的意愿，赋予他们的英雄以无比的理想，无穷的战斗力，成千成万的群众。这虽然不符合考据家眼中的“真实”，它却符合人民历史本质的真实。宋江所称颂的“敢笑黄巢不丈夫”的黄巢，就曾毁灭了唐代帝国。明末的李闯王，清末的太平天国，也曾以更加震撼时代的群众性的起义军，向封建统治者展开长期的进攻。“水浒”就以这样的真实，鼓舞了近代的伟大农民起义。作为古典现实主义杰作的“水浒”，尽管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以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来说，却远远超过了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所依据的史料中的“三十六人”的事绩。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以“三十六人”的考证来否定水浒的“千军万马”，强调“宋江只是以很少的人数，采用流动的方式来向封建统治者进攻”，这对于“爱好水浒传的同志”，不仅毫无“帮助”，而且起着消极的影响。
此外，我们还要指出：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只从“水浒”的历史局限性上，只从宋江一个人物身上，只从宋江征方腊一个问题上，甚至只从“忠义水浒传”这个书名上，就把“这部小说的编著者”，诬蔑为“强奸了这帮绿林豪侠的意志”，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评价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绝不可以从点滴摘录中下断然的结论，而应该从这部作品的精神实质来看。“水浒”成为封建统治者几百年来最感到头痛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事实。“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封建格言，时刻企图压缩读者的范围。封建统治者并不像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想得那样天真，他们没有把“水浒”看成娱乐自己的工具，而是把它看作思想上的大敌。“水浒”既不是如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所诬蔑的以“强奸这帮绿林豪侠的意志”为主题；它的成功，也不是得自“金圣叹的删掉后三十回，才成为一部彻头彻尾的反抗封建统治者的作品”，而是它的反抗精神的实质，深刻的人民性，才博得了现实主义的高度成就。
其次，我们再谈一谈宋江这个人物。
我们以为，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把文学人物的宋江，和历史人物的宋江，混为一谈地来加以考证，并因此而认为“宋江之被诬蔑，虽然不始于施耐庵、罗贯中，却完成于他二人之手”，也是一种错误看法。作为“水浒”人物的宋江，即使有它的妥协性，也并不是作者的诬蔑。因为作者笔下的宋江，乃是一个出身于小地主阶级的人物，它的妥协性，完全符合它的阶级特质。作者并没有把这种性格归之于武松和李逵，这只能说作者描写了自己人物的真实性格，根本谈不上什么诬蔑。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就以“水浒”人物的宋江来谈，他也不是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所说的“整天的哼着‘臣罪当诛兮’的封建主义的奴才”。在“水浒”中，宋江固然有它的妥协性，但他也有鲜明的反抗性。他在浔阳楼所题的两首反诗：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 × ×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篷江海漫嗟吁；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正道破了他的心头秘密。
尤其在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看，无疑问地，宋江在梁山英雄中，发挥着巨大的组织作用。在全部“水浒”中，都充分表明着，梁山起义军的壮大，和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是和宋江上山后的一切措施密切相连的。他的爱人民，他的器重人才，他的谦逊友爱，他的分化敌人的灵活战略，他的严密的军令，都充分体现出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的英雄性格。在作者的笔下，宋江不仅没有被诬蔑，反之，却正是通过这个形象，显示着梁山英雄紧密团结的斗争意志。金圣叹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来批改水浒，“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狗彘不食之恨”，正是由于他看到了宋江在水浒中的作用。所谓“宋江之罪浮于群盗”，所谓宋江乃“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势而聚之”的“贼之首，罪之魁也”，因此，才“宁恕群盗而不恕宋江”。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虽然批判了金圣叹，可是，他自己这种把“水浒”中的宋江作为否定人物的看法，以至于从此出发来考证宋江，实质上正是继承着金圣叹批改宋江的观点。
总之，“水浒”这部书，传诵了几百年，至今仍不失其辉煌的价值，证明它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因为为统治者服务，巩固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它的基础被铲除，它也就随着消灭了。“水浒”固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就百二十回本而论，它还存在着浓厚的正统观念，但是，就其精神实质来讲，就其在几百年来发挥的作用来讲，在封建社会对立的阶级斗争中，它终究是传播了农民的斗争理想，鼓舞了农民的斗争意志，起着瓦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作用，所以绝不能把它归之于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列宁在“民族问题评论”中曾经指出过，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里，都有着两种文化，一种是奴隶主、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者的文化，一种是被压迫人民的民主主义文化，这是不容混同的。根据我们以上所说，“水浒”不能属于前者，而恰恰正是后者，它歌颂了反封建的农民的英雄气概，不是歌颂了封建地主的统治。只有这样确定“水浒”的人民性，才能解释为什么“水浒”在几百年间以至于革命后的今天，在人民心目中，还保存着那样大的艺术感染力，也才能解释，为什么在今天它还能作为宝贵的民族遗产传留给我们。
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历史学家，珍贵民族的历史，探讨民族英雄真实历史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我们也感谢张政ｌǎｎｇ＠①先生在“宋江不征方腊”问题上，提出很可贵的证据。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如果想以某些历史事实的考据，否定与歪曲人民和伟大作家借理想的文学形象所进行的斗争，这种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也是我们所不取的。
一九五四，元月，重改于北京。
【外 字】字库未字注释：
＠①原字火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