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 号】195401
【总 期 号】17
【页 码】35
【正 文】
（一）鲁迅对农民的认识
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当中，最早熟悉中国农村社会，了解农民的，无疑地要推鲁迅先生。这不只因为他生存的时代，正是中国落后的农村，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优势生产方式的侵袭，起了剧烈的变化，农民残喘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的双重践踏之下，使现实主义者的鲁迅，有了深刻剖析农村的课题；更重要的，还在他从幼年时代起，即与农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对农民有着真诚热爱的思想情感。
如众所知，鲁迅虽然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的家庭，但自从祖父因事下狱以后，他就混进了农民之群。如他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所自述的：“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接近。”实际上，他的童年时代，已经过着放牛、钓虾的生活，“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六一公公等的农民品质，阿发、双喜、闰土等农民子弟的刚直、仆实，曾给他极深刻的影响，在“社戏”、“故乡”等文章里，便流露着农民子弟给他的深刻印象。当然，鲁迅和农民接近，主要是在幼年时期的故乡绍兴，而到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在杭州任教期间，也自然和农民发生过关系，所以鲁迅自己承认：“比较起来，我还是关于农民知道得多一点。”这样便使他对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酷压榨下渐趋崩溃的中国农村社会，透视得最清楚；对农民的悲惨命运，有很大的同情；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和同情，是他前期作品最基本的生命。因此当他后来从农村和农民中走了出来，不能再和农民实际接触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凄凉的。他悲哀于自己与闰土在思想情感上的隔绝，希望自己的后代能真正和闰土的后代联在一起；他以慈母的心肠，控诉了地主阶级对阿Q、祥林嫂的摧残和迫害。但是，他对闰土的热爱，并不只因为幼年的友谊，对祥林嫂、阿Q、爱姑等的同情和关怀，更不是出自私人的恩怨，主要地，我们应该从以闰土等为代表的农民身上，了解到二十世纪初整个中国农民的命运，看到中国农村阴暗、凄惨、荒凉的缩影。
鲁迅对农民，不只停止于浅薄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关怀，而且更积极地从正面歌颂农民的反抗精神。例如他对女吊“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的精神，便曾肯定过。他说：
“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罢。”（且介亭杂文附集：女吊）
又如，在他的小说中，对农民庄木三的女儿爱姑那种顽强、泼辣的性格，更是十分赞扬的。作为一个农村妇女，敢于对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丈夫可以姘妇纳妾，妇女只能守礼殉节，提出抗议；敢于在封建地主恶势力的代表人物七大人面前讲理，这是封建社会妇女中最宝贵的品质。从爱姑身上，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生的潜力。
鲁迅一方面热爱农民、歌颂农民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农民的缺点和病态。不过，在批判的同时，却又使我们清楚地感到，所以造成农民落后的根源，还在那罪恶的社会制度。这是鲁迅的伟大所在，也是鲁迅现实主义的特色。鲁迅固然有湛深的热情，便更有坚强的理智，他的热烈的情感是隐藏在冷静的观察中，使他不致片面地只发现农民的优点，忽略了农民的缺点，这在让庸俗的感情冲昏了头脑的人，是决不可能做到的。大家知道，鲁迅生存的时代，统治阶级用尽一切伎俩，以神秘主义来愚弄农民群众，使广大农民经常保持在愚昧状态，竭力阻塞农民群众智慧的开发，不让他们接近科学和掌握科学。因此善良、淳朴的农民，被地主阶级在各方面统治的结果，变得愚昧、落后、迟钝、麻木，他们崇拜偶像，甘愿做客观事物的奴隶。靠天吃饭，求神拜佛的宿命论，是农民的哲学基础。闰土在极端困苦的生活情况下，却没有忘记求神的香炉和烛台；祥林嫂最耽心的是人死后真有魂灵，有地狱，更为自己生前改嫁，死后两个死鬼男人争她，阎罗大王把她锯开来，分给他们而大为恐怖着。为了免得死后受苦，她不顾自己的困苦潦倒，用大钱十二千，去到土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以为它可以当作自己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便赎了一世的罪名。此外在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灾，迎神求雨，看客有戴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因为恐怕神灵看见还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鲁迅针对这种情况，痛心的指出：“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花边文学：迎神和咬人）反动统治阶级在农民群众中培养宗教迷信，教导他们崇奉神灵，使农民根本不能接近真理，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以致使“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吗？他田地就有二百亩。’”（集外集：通信）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呢？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对农民这种盲目崇拜偶像的情况，感到十分痛心。（当然他更百倍地痛恨统治阶级。）因此便使前期的鲁迅，对农民的革命作用，曾经发生过怀疑。但是应该指出：他仍然以为农民是最基本的人民，也是革命最可靠的同盟者。特别到中国工人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领导力量以后，中国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开始表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性，鲁迅便完全抛弃了原来对农民的某些疑虑，与农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以他的文艺武器，向着革命的敌人冲锋陷阵了。
（二）论农村土地问题
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土地问题，只有将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加以改革，农民才会得到彻底解放。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根本缺乏完备的土地纲领，到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虽然曾经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想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但在他短期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加以实践。自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窃取政权以后，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集团的利益，便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对于土地问题的主张。因此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以前，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才在苏区实行了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所以在鲁迅的时代，革命领袖和共产党不但已经提出了改革土地制度的纲领，而且正在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着。在鲁迅的著译里，农村土地问题，虽然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但也提出了隐藏在中国封建社会背后的农村土地问题，暗示我们：闰土、阿Q等农民的悲惨生活，赵太爷、鲁四老爷等地主的作威作福，根本原因便是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他的第一篇小说(2)“狂人日记”，以极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总结了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而且首先提出了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指出农民所以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便在农民没有土地。他借了狂人的嘴，控诉了封建地主的代表人物赵贵翁、古久先生及狂人的大哥等，他谈到狼子村的佃户告荒，“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到一九二一年一月，又写了短篇小说“故乡”，这篇小说便比较更具体更真实地描绘了农民的遭遇。佃农闰土，从老一代起便给地主帮忙干活。闰土的父亲，自己虽然也种地，但因土地收入不足家庭生活的需求，只好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去给人家做短工。而自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屈膝于外国资本主义以后，农村经济破产，也决定了农民的命运更加悲惨。“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佃农闰土，童年时代，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手捏钢叉、健壮活泼的小英雄。但三十年后，多子、饥饿、苛税、兵、匪、官、绅，苦得闰土像一个木偶人了。困苦生活的熬煎，使他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深身瑟缩着。又因为整日在海边种地，被海风吹得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原来红活圆实的手，也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闰土叙述自己的生活说：“非常难，……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是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农民为什么忍辱于自己的被剥削被压迫呢？主要原因，便如斯大林同志所教导我们的，土地是农民的生命，但农民在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没有或少有土地，如果多年积蓄一点金钱，买得一小块土地，而他买得土地后，自然不愿和它离别，宁愿挨受万般痛苦，宁愿过牛马生活，只图保持自己这一小块土地。如果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实行了农业社会化，农民便当然不会再做土地的奴隶，也就自然会脱离封建地主以土地关系的剥削和压迫了。至于阿Q，更是完全和土地无缘了，他“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所以在鲁迅的作品里，虽然没有正面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但在他的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里，地主与农民尖锐的阶级对立的后面，便赤裸裸地显示出土地问题的严重：农村土地问题，如果不能合理的解决，不只农民得不到解放，不能改变自己的悲惨生活，即中国革命的任务，也决不可能胜利完成的。
（三）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
中国历代农民的遭遇是：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这样一直到“民国”的军阀混战。忠实善良的农民们，从痛苦的教训里，弄得他们对统治者有着极大的恐惧及不能调和的矛盾。“如果跑到乡下去，向农民问路径，问他的姓名，问收成，他总不大肯说老实话。好像他总在以为会给他什么祸祟。”（集外集：上海所感）这种情形，很使统治者愤慨，就给了他们一个徽号，叫做“愚民”。但在事实上，带给他们祸祟的人，正是这些军阀官僚与豪绅。而且根据鲁迅自己的经验，“就比农民更加多疑起来”。所以鲁迅指出：“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统治者虽然常以各种面目出现，伪装得十分巧妙，但农民在无数次血的教训里，锻炼了自己，在斗争中逐步认识了统治阶级的本质：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换掉了。每一换掉，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
统治阶级不只在经济、政治上，对农民加以残酷地剥削和压迫，而且还利用反动的文化工具，去麻痹农民群众，达到其思想统治的目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便是吃人的偷常礼教，罪恶的儒教孔道，陈腐的祖传老例。特别自汉代以后，儒教已成了地主阶级进行精神统治的有效工具，使农民“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而已集）在“电影的教训”一文里，鲁迅曾有过详尽的叙述：
“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大面和老生的争城夺地，小生和正旦的离合悲欢，全是他们的事，捏锄头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决不会登坛拜将，或上京赴考的。但还记得有一出给了感动的戏，好像是叫做‘斩木诚’，一个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杀不可了，他家里有一个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使他发现了自己的好模范。因为我的家乡的农人，农忙一过，有些是给大户去帮忙的。为要做得像，临刑时候，主母照例的必须去‘抱头大哭’，然而被他踢开了，虽在此时，名分也得严守，这是忠仆、义士、好人。”（准风月谈）
统治者虽然在有意识地制造忠仆、义士、培养奴隶思想，但被统治的农民们也有对付的办法。鲁迅又以二丑艺术为例来说明。二丑的特色是：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朴的简单，他有点像上等人模样，也懂得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依靠的是权门，他不是扮演保护公子的拳师，就是趋奉公子的清客，但当公子倒楣的时候，他就又装起鬼脸，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表示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他还可以到别家帮闲。“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此外鲁迅还告诉我们，人们对代表封建社会进行精神统治的法海和尚，有着极端憎恨，人民希望雷峰塔早日倒掉，“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坟：论雷峰塔的倒掉）农民不满于白娘娘被镇压于雷峰塔底的结果，而在民间流行的故事是：玉皇大帝怪法海和尚多事，以至水漫金山，荼毒生灵，想拿他严办，他逃来逃去，最后逃到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头露面。鲁迅指出，这故事的出处，“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这正是农民对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最有力的回击。
另一方面，统治者还恶意的歪曲农民的优秀品质。本来刻苦朴实的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当然没有士大夫阶级那种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情感。“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激，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准风月谈：喝茶）但是，在“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戽水。”这当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恶意的中伤，事实在一种报纸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剥削者就是这样的歪曲真理，颠倒是非，粉饰太平。鲁迅还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是荒淫与无耻，虚伪的仁义道德和礼教，农民则是贫穷和饥饿，疾病和死亡。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上海为了“尊孔”，举行盛典，由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使大家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御用报纸（申报）描写孔诞纪念会的情况说：“……因欲扩大音量起见，所用乐器，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但实际上却不如反动报纸所描绘的那样冠冕堂皇，在同日的另一种报纸上，就记着一则颇伤“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的体面的新闻。事情发生在浙江余姚，因为久旱不雨，河水干涸，农民没有水吃，大半都在河畔开凿土井，但因人多水少，所以往往因争井水，发生冲突。就当上海的阔官贵绅们隆重举行“尊孔”大会的同日，余姚农民便又因争水发生了击毙人命的惨剧。所以鲁迅尖锐的提出：
“纵使‘扩大音量’，终于还扩不到乡间。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且介亭杂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在鲁迅的小说中，同样也明确地有着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的形象描写。他从事小说创作时，虽然还是一个进化论者，但却能清醒的认识到阶级对立的事实，这正是鲁迅现实主义的最可珍贵的特色。所以，在中国社会中农民与地主的根本矛盾，我们已在鲁迅的作品中受到启示了。
（四）论农民革命问题
在中国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革命，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这种农民革命，都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结果，因为中国历代的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榨下，不但在经济上陷于赤贫，而且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甚至没有人身的自由。所以，这种情况，便迫使农民屡次发生求生存的反抗运动。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缺乏先进阶级的正确领导，结果，革命的果实，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阶级所吞噬。“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坟：灯下漫笔）这就是过去中国农民革命的结局。
鲁迅先生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他从自己的实际观察里，了解了农民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也就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使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能够在改朝换代之后，又基本上保存下来，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相对停滞。关于中国农民革命的实际情况，在鲁迅的小说中，曾有过极形象的描写：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扳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锋枪，走过土＠①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出去。”（阿Q正传）
这样的革命，聚众成伍，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远大的目的，革命成果当然仍为举人老爷、假洋鬼子之流的封建势力所篡夺，而作为农民革命者的阿Q，却落得一个被杀头的结局。但是在“阿Q正传”中，鲁迅又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革命力量，必须向农民身上去找寻。有人以为鲁迅对中国农民革命的认识，其深刻的地方在于他了解到中国农民革命都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未能根本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当然，早期的鲁迅，因为受着“进化论”思想的限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家，所以在“灯下漫笔”（坟）等文章里，曾经表现了对农民革命力量的某些怀疑，没有充分认识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早在一九二一年的“阿Q正传”中，便初步估计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作用。阿Q的被杀头，便明确地告诉我们，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已完全与封建势力妥协，决不能与农民联合，资产阶级丧失了农民，也就丧失了基本的革命力量，必然归于失败。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谁想要去夺取政权，并准备去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注意到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特别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指示，对中国革命就有更严重的意义。“阿Q正传”便暗示我们，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伟大力量，同时在“阿Q正传的成因”（华盖集续编）一文中也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革命党）的。”我们知道，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上，充满着反动政党与布尔什维克争夺农民的事实，例如从俄国第一次革命起到包括第二次革命止，这一时期的历史，便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与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争夺农民的历史；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便是社会革命党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农民，争夺农民多数的历史。显然，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力量便是农民，任何漠视农民问题，否认农民问题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
由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可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又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能够首先在农村得到胜利。所以当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革命现实的规律，要求中国革命的重心应由城市转入农村，这是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但当时却有许多人对革命的这种客观情况认识不足，这时毛主席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岗山的斗争”等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根本看不到毛主席的文章，鲁迅先生便自己翻译了“毁灭”，并亲手校对了“铁流”，来鼓舞人民的战斗意志，肯定农民的革命作用。因为这两部小说，都是描写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农村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洪流的，这正表现了鲁迅与党的步调的一致，与党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政策，完全符合。一九三○年一月，毛主席又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明确地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同年，鲁迅更翻译了德国革命作家路特威锡·棱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对于中国白色恐怖及帝国主义干涉的抗议”：
“我以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之名，反对刽子手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我们尤其反对德国的官僚以及别的法西斯蒂的东西的帮凶，想要用血来镇压中国的革命。这些德国的法西斯蒂们，不肯劳动的寄生流氓，好像以为他们对于鲁尔、明辛和马拉的暴动和革命运动的行为还不够，他们还得来染染中国的农民，劳力和工人的血。然而虽有这些（白色）恐怖，中国的农民群众在中国工人的领导之下，却仍要夺取政权，因为这是人类的进步的路。”（鲁迅全集补遗）
此文发表于一九三○年“文学导报”第二期，它正是鲁迅先生利用巧妙的斗争方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向大地主集团的代表者蒋介石作了坚决地斗争，它指出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与毛主席的文章，真正起了共鸣作用。
另一方面，鲁迅更能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历史上，谁是真正的农民领袖，并将那些恶意侮蔑农民起义、中伤农民领袖的无耻之徒的鬼脸，加以彻底地揭穿。例如他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侮辱宋江等的农民革命，表现了极大的愤怒，他说：
“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
“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所以不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同上）
又如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反对满清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统治阶级对它是极尽其诽谤，歪曲之能事的，他们说农民起义的军队是“长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但是，鲁迅却能认识到太平天国的本质，对作为官兵的“短毛”和“花绿头”更为愤恨。他告诉我们：
“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我于是确切的认定了长毛之可恶。然而，真所谓‘心事如波涛’罢，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阅历，证以女工的讲述，我竟决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长毛呢？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五）论农民文学
俄国的伟大文学家托尔斯泰之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出现，即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描写了地主和农民的农村的俄国，他深刻地知道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他的作品更暴露了农民群众运动力量的软弱和农民的愚昧、落后、狭隘、保守。因此列宁说他是“一面俄国农民社会的镜子”。在这一点上，鲁迅是与托尔斯泰相同的。因为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告诉我们，农民是工人阶级唯一可靠的同盟者，“撇开农民就等于犯罪。”但在中国，产业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领导力量以前，可以说农民便是唯一的革命力量。由于鲁迅从小就熟悉中国农村社会，由于他开始还没有发现工人阶级的力量，所以使他在开始创作的时候，便首先写农民，为农民服务。以鲁迅思想的发展历程来说，一九二七年以前，他所探索的主要对象是农民、知识分子、青年与妇女，所以他的作品（特别是小说）便真实而及时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衰落和破产，也反映了农民革命的要求和意识，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和中国农民的典型，鲁迅比任何一个作家了解得都清楚。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到一九二五年止；鲁迅写了小说集“呐喊”与“彷徨”，计“呐喊”十四篇，“彷徨”十一篇，共二十五篇，就量上讲，二十五篇小说中，就有七篇是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或谈到农民问题的，而就这些小说的取材背景说，除了一部份是取材于北京外，其余的都是取材于他的故乡绍兴农村，这在“鲁迅的故家”一书中，可以找到很好的证明。所以有人说，“鲁迅的小说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农民文学家”。
前面说过，鲁迅在他显示了文学实绩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就已经提出了在封建社会里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到一九二○年所写的“风波”，是以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为背景的，因为在一九一七年，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进行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中国军阀由于参加大战的意见冲突，造成了张勋复辟事件。这个儿戏似的复辟运动，虽然刚刚发生就被扑灭了，但是，其恶景响却直接传播到偏僻的农村里。“风波”便及时地反映了这个事件的发生及结果：由于张勋复辟，助长了土豪劣绅的凶焰和威风，他们在农村里气焰万丈，仗势欺人。同时，也表现了农民的朦胧的反抗精神，和被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某些愚昧表现。继“风波”后写的“故乡”，不但本质地描绘了朴实的农民的辛苦麻木生活，更道出了鲁迅对农民的热烈情感。至于具有世界意义的“阿Q正传”，则以雇农出身的农村无产者阿Q为典型，集中了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加以无情地批判。而鲁迅为什么要把整个旧中国的缺点，集中在一个农民身上呢？这便是由于鲁迅熟悉农民生活，特别是熟悉农民生活的弱点。在“朝华夕拾”的有些文章里，他虽然也曾描写过还没有被外国资本主义完全征服的中国安乐的农村和那些淳朴善良的老农，但那只是他怀念幼年时代的好梦而已。“后来他目击了‘辛苦而麻木’的凋敝的农村，这种农村里的农民生活的弱点，和他所要讽刺的整个中国人生灰色的调子，很相调和，这使他自然而然的用了农民做他写作小说人物的模型，但是，还应该说，鲁迅是直觉的感到了，半殖民地国家的国民性，带着浓厚色彩，要雕塑我们民族的典型，农民气质，是它不可分离的部分。”（立波：谈阿Q）“呐喊”的最后一篇“社戏”，更是鲁迅忆述农村的安谧生活的美文，它充满了对农民优美品质的赞扬，表现了鲁迅对农村生活的留恋。
“彷徨”是鲁迅继续“呐喊”之后，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内所写的小说集子，鲁迅曾谈到它的成因并作自我批评说：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解散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样。”（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彷徨”共包括了十一个短篇小说，其中以农民为题材的，也有两篇：“祝福”和“离婚”。在封建农村里被侮辱与被迫害的农民遭遇，特别是受压迫最深的农村妇女的命运，便由他的小说形象地表现了出来。“祝福”里的祥林嫂，是一个被封建社会旧礼教吃掉的女人，祥林嫂的一生，也可说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共同命运。“祝福”之后，从“在酒楼上”起到“弟兄”止，共有九篇，几乎都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在这些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形象：虚伪、顽固、懦弱、消极、没落，有着伤感的情调，这是与当时鲁迅的思想分不开的。但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所写的“离婚”，久未在鲁迅作品中出现的农民典型，又重新出现了，“离婚”中的爱姑，已不是一个完全的弱者，她比祥林嫂要顽强得多，她对自己的牛马似的生活及地主阶级维护男权，大胆地提出不平：“‘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妇，就不要我，事情有这么容易的？”“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待慰老爷恐吓她，打官司打到府里，官府也会问问七大人“你要是不转头，没有什么便宜的。”她表示“那我就拼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这虽然表示着她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还缺乏深刻地认识，以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顶明白的”，幻想从封建地主身上得到同情和援助，结果只有碰壁；但是在爱姑身上，却已消灭了祥林嫂那种忧郁、迷信，从“祝福”以后的描写知识分子阶层的作品中那种感伤的气味，已经得到纠正，正如王士菁所说：“虽然，在‘离婚’里，鲁迅所描写的人物也还是否定的，但却比知识分子们的典型坚实，倔强而又有力得多了。感伤的浪漫主义的成分是没有的，反抗的战斗的情绪逐渐高扬起来，清醒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作风在这里得了一个很大的胜利，这作风在鲁迅的作品里，这将走向了它的最高峰。”（鲁迅传）
鲁迅在童年时代，就受到民间文艺的陶冶，使他到后来能够从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因而也更重视农民创作，他对中国文学遗产中那些有人民性的东西，是十分重视的。他喜欢野史、杂说，因为他了解到从农民中间，可以产生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作品。“在不识字的文盲群里，是有作家的，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只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他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技词和柳技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不只注意文学史上刚健清新的民间文学，而且也很重视当时的民间作品，他说：
“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同上）
“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同上）
在“朝华夕拾”里，鲁迅曾亲自介绍过绍兴戏“目莲救母”里的无常鬼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吗？
这是真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莲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莲救母记是完全不同的。”（同上）后来他又介绍过也是“目莲戏”中的女吊，它以报仇的鬼魂，反映了农民对于报仇的心理，实质上也是农民对统治者的控诉。它是农民的无名作家，深刻观察了农民社会后的佳作。此外，鲁迅还曾在“准风月谈”的“偶成”一文中，谈到农民的创作本领和批评本领：
“前清光绪初年，我乡有一班戏班，叫做‘群玉班’，然而名实不符，戏做得非常坏，竟弄得没有人要看了。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曾给他编过一支歌：
‘台上群玉班，
台下都走散。
连忙关庙门，
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
连忙扯得牢，
只剩一担馄饨担。’”
如上所述，我们便可以知道鲁迅是如何重视农民创作，如何以文艺为农民服务。自从中国农村实行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以后，文艺工作者继承着鲁迅的优秀的创作传统，遵循着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出现了“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及其他反映农村生活的不朽的作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艺工作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有充分自由与农民接近，而且能够有组织地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特别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了以创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毫无疑问，今后在我们伟大祖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必将出现更多更优秀的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
一九五三、十、二十九、青岛、山大。
标题注释：
(1)“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正文注释：
(2)鲁迅在一九三四年给杨霁云的行说：“三十年前，弄新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并是奖品。”（鲁迅书简）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觳字将角换为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