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汉时/宋家珩
【期号】197906
【总期号】135
【页码】27
【正文】
“四人帮”曾在历史领域内掀起了一阵所谓研究复辟反复辟历史经验的黑风，在此影响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复辟反复辟的“研究”也风靡一时，散布了不少错误的观点。对这些错误观点，至今未能进行彻底批判。本文力图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具体历史实际，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复辟反复辟斗争的几个问题作一番初步的探讨。
一
前些年流行一种错误的观点：一提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斗争，似乎就必是复辟反复辟斗争；一切阶级斗争的表现几乎毫无例外地统统都要纳入复辟反复辟斗争的轨道。这样一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也就简单地归结为复辟反复辟斗争史了。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表现只是复辟反复辟斗争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就是一部复辟反复辟斗争史吗？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士底狱的攻克，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从此，政权从波旁王朝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
法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确存在着激烈、长期的复辟反复辟斗争。这正是法国资产阶级专政不能立即稳定下来而长期陷于动荡不安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法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又出现了激烈的、长期的复辟反复辟斗争呢？
首先，这是由于法国封建势力异常强大。十八世纪的法国曾是欧洲大陆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心。法国大革命的洪流虽然冲垮了波旁王朝的政治统治，但是封建势力仍然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保有相当的实力。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从各方纠集残余势力进行拚命反抗，在国内外掀起一次次旨在重新夺取政权的复辟逆流。
其次，法国革命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中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结成联盟。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之下，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一步步地、越来越深地削弱铲除了封建制度的根基，“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⑴因此，随着革命的深入，它所遇到的反抗也就格外强烈。一般说来，资产阶级革命越彻底，封建制度的基础就挖得越深，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抗就越激烈，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就越尖锐。
第三，国际反动势力的插手是法国革命中复辟反复辟斗争时间长而又激烈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在欧洲大陆上，资产阶级的法国处在封建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些封建专制国家的君主们由于惧怕法国革命的烈火，便彼此结成联盟，用反革命战争来反对革命的法国，以便“扑灭法国的革命火焰，恢复法国的旧制度，借以保证这些张皇失措的国王不致在本国看到革命的传染病”⑵。国际反动势力是法国封建复辟势力的靠山和支柱。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法国资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又继续与封建残余势力和国际反动势力进行了长时期的剧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斗争构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
但是，我们认为主要并不等于全体，绝不能用复辟反复辟斗争来概括法国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
事实上在法国资产阶级夺得政权，登上统治阶级的宝座之后，法国阶级斗争的内容已经不只是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势力之间复辟反复辟的斗争了，一些新的矛盾和斗争产生了，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矛盾主要有：以无产者为首的劳动人民和新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和派别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的英国和法国之间的长期斗争。
在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是整个被压迫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和领导者。但是资产阶级和无产者、劳动人民的利益却是根本对立的。“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⑶资产阶级在与封建地主阶级决战之时，需要诉诸人民，需要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夺取“王冠”，一旦政权到手，为了自身的利益，它又必然要实行反人民的政策，以巩固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一七九一年，当资产阶级刚夺得政权不久，制宪会议就通过了反动的列·沙白利哀法。根据这个法令，工人被禁止组织社团或兄弟会，加入任何工人团体均被宣布为“违反自由和人权宣言”；工人被禁止举行罢工，违者要课以五百锂的罚款和剥夺公民权一年。这样，“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暴风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⑷这个反对工人的法令在革命高潮时期一直生效，始终没有废除。在吉伦特派统治时期，当劳动人民只是为了活下去而要求土地均分，提出自然权利、原始正义与财产权利、法律规定对抗时，就被当权者认为是无政府的洪水猛兽，加以制裁。即使是最激进的雅各宾派也只是与人民群众结成暂时的联盟，借人民的力量粉碎封建复辟势力的围攻。当封建复辟的威胁过去之后，暂时的联合和容忍便变成了无情的镇压和屠杀。正是资产阶级这种反人民的阶级政策，使劳动人民在奋起反抗封建复辟势力的同时，把矛头也指向了新的剥削者、压迫者——资产阶级。法国劳动人民在革命中的几次大发动不仅打击了封建复辟势力，而且也是对资产阶级反人民政策的直接冲击。人民革命的洪流一次次地把资产阶级那些保守的反动的派别远远地甩到了后面，而拥戴比较进步的力量领导革命继续发展。同时，法国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在革命过程中还提出了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打击投机商、普遍限价、救济贫民、要求政治权利和实行革命恐怖等。热月政变后，无产者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明显。无产者开始形成组织，不断进行争取经济权利的斗争。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先驱者巴贝夫及其“平等派密谋”，一七九五年芽月、牧月的劳动人民起义显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真正内容。
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无产者、劳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斗争在当时虽然尚属初步，也不占主导地位，但却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反映，它鲜明地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特点。
资产阶级内部各个派别和集团的斗争也是在资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开始发展和激化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和集团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各自的代表人物在革命过程中不同的政治态度，由此产生了进步与保守、民主与反动的斗争。
有一种看法，认为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和集团之间的斗争仅仅是由于他们对待封建复辟势力的态度不同而产生的，说什么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承认不承认存在着复辟的危险，要不要进一步扫荡封建势力，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资产阶级按照对这个根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分为不同的政治党派。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首先，上面已经提到，资产阶级内部分成不同的政治党派，其根源应该从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去寻找，因为归根结蒂起作用的还是各阶层自身的经济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第二，资产阶级不同政治党派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如何对待封建复辟势力的威胁问题，不能以此作为划分不同政治党派的唯一标准。事实上，资产阶级各个政治党派对封建复辟势力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当封建复辟势力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权的时候，资产阶级就要求予以镇压，即使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热月党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同样对保皇党进行了无情的镇压。一旦封建复辟的威胁解除，资产阶级就要掉转矛头对付劳动群众，甚至不惜与封建复辟势力谋求妥协，这包括雅各宾党人也不例外。所以，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的任何党派都是不能坚决和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也都是不能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的。法国革命所以能够达到比较彻底的结局，关键是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没有这一点，可以说资产阶级任何党派都不可能使革命达到这样的深度。第三，资产阶级出现不同政治党派，也是和对待劳动人民态度的不同，接受劳动人民提出的要求的程度有关的。这一点我们不细说了。
国际上，英国与法国之间在十七、十八世纪就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那是资本主义的英国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国之间的角逐。法国革命以后，这种性质改变了，英法之争已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争夺欧洲霸权和海上霸权而进行的斗争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对外扩张的要求，驱使英法之间的争夺日趋激烈，这种争夺对整个欧洲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法国革命既然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革命，因此在完全战胜封建地主阶级之前，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又是用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革命，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后必然要带来新的矛盾和斗争，这些新的矛盾和斗争，虽然一时尚不占主导地位，但却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体现。所以，分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既要看到激烈的复辟反复辟斗争，同时又要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所导致的斗争及其发展。如果把法国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只归结为复辟反复辟斗争，甚至把属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斗争也统统归入复辟反复辟斗争之列，那就不是客观地反映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全貌，也就不能正确地总结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的规律。
二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封建残余势力两次实现了复辟，先后建立复辟王朝达十五年之久。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法国封建复辟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复辟阶段是否能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普遍规律？
过去有一种看法，把复辟得以实现的原因归结为所谓实行错误路线的结果。他们说热月政变后中止了雅各宾派的正确路线，以致不能有效地制止复辟。同时他们还把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复辟阶段说成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认为法国两次封建复辟所以得以实现，主要不是内部斗争的结果，更不是所谓中断了正确路线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干涉。
我们知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拿破仑执政前大的回合约有四次：
第一次是与国王出走有关的外国武装干涉，时间是一七九一年六月到一七九二年九月。这次复辟活动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欧洲封建君主相勾结的产物。
第二次是和处死国王相连的国内外敌人发动的叛乱和战争，时间是一七九三年整一年。
第三次发生在热月政变后一七九五年六月到十月。在英国舰队支持下，一伙流亡贵族在基贝隆半岛登陆，力图与国内地下军一起，联合夺取政权。高潮是保皇党于十月在巴黎发动的暴动。
第四次发生在督政府时期，即一七九七年果月事变。
这四次复辟活动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时期：斐扬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和督政府时期，这里既有革命上升时期，也有革命的下降阶段，可是不论在那个时期，复辟活动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了尽管法国的复辟势力相当强大，得到欧洲敌视革命的反动势力的支持（这种支持有时是金钱、武器，有时则是公开的武装干涉），但是，只要资产阶级动员人民，依靠进步力量，采取革命措施，象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掌权时期所做的，就完全可以击垮复辟势力。即使资产阶级已经脱离了人民，镇压了民主力量，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依然可以依靠资产阶级的军队，象热月党人和督政府所做的那样，打击复辟势力，使复辟活动不能得逞。所以已经掌权的法国资产阶级运用手中的暴力是完全能够对付复辟势力，解除复辟威胁的。事实上，经过几番较量，复辟势力已经日渐削弱，到了第四次斗争后，复辟势力几乎失掉了全部社会基础。执政府时期，旧特权阶级的复辟活动已成了强弩之末。用暗杀来代替起事，这本身就表明保皇党力量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到了拿破仑帝国时期，复辟势力确实已经不再能构成一种主要的威胁，旧特权阶级一部分已投靠帝国，国内的复辟活动基本上已是无声无息了。
诚然，拿破仑帝国的一部分国内政策为复辟准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拿破仑后期的统治也确实引起了各个阶层的不满，甚至出现一八一二年十月的马莱夺权事件。但是，当拿破仑还握有一支强大的、久经战火考验，仍忠于革命原则的军队时，复辟还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一八○七年后军队已经变了质，但拿破仑仍然拥有大军时，复辟也还是不可能的。没有国际联合力量打败拿破仑，流亡皇帝便进不了巴黎的推勒里宫。只是到了一八一四年，参加反法联盟的国家越来越多，力量对比大大超过法国。而拿破仑的将帅们由于巨额的赏赐，大量的掠夺财物，已成了田连阡陌、富冠一邦的伯爵、公爵和亲王，对战争已经感到痛苦和厌倦，再不想和死亡进行赌博，过艰苦的野营生活，因而他们不想追随拿破仑了。只有到了这时，“在英国的金钱和俄国的野蛮支持下把法国革命镇压下去”后，“靠十五万支外国毛瑟枪支持”⑸的复辟王朝才能建立。所以当代的人们常称，路易十八是躲在联军的行李车上溜回巴黎的。这虽然不是事实，却形象地表明了，没有反法联盟的刺刀，路易十八就登不上复辟王朝的国王宝座。
从以上史实看，法国封建势力实现复辟固然有其内部因素，但外部条件即反法联军的干涉得逞却起了决定作用，这是法国封建复辟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
那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复辟阶段是否能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呢？回答是否定的。法国封建复辟得以实现，这是法国特有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不能视为普遍规律。我们说，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复辟反复辟斗争是普遍规律，但复辟能否得逞是有条件的，要看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绝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必然要出现一个复辟阶段的。从历史上看，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封建势力能够实现复辟（例如英、法），这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际环境等有直接的关系。而稍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阶级关系和国际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复辟的现实性便越来越小了，从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来看情况正是如此。所以，那种不考虑法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硬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复辟阶段作为普遍现象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
三
前几年还流行一种所谓长期反复辟论，即把法国革命中的复辟反复辟斗争从一七八九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第三共和国建立止，前后达八十多年。复辟反复辟斗争能拖得这么长吗？
列宁曾经说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包括整整八十年，但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最后确立，而不是谈的复辟反复辟问题。因此不能作为论述复辟反复辟斗争的依据。
我们认为，从一八三○年七月革命推翻复辟王朝，建立金融资本家的统治以后，复辟反复辟斗争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下面让我们对七月王朝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作一简略的考察。
七月王朝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配置，新的矛盾已经跃居前位。
一八三○年到一八四八年期间，投入工商业的资本，从三百亿法郎增至四百五十亿法郎。一八三○年工业中的蒸汽机为六百一十六台，动力为一万马力；一八四七年已提高为四千八百五十三台，六万一千六百三十马力。煤炭开采量一八三○年为一百七十六万吨，一八四七年增为五百一十七万吨。铁路的长度一八三一年为三十八公里，一八四八年初为一千九百三十一公里。银行交易额一八二六年为六十亿法郎，一八四七年已高达四百四十亿法郎。对外贸易额从一八二五年的九亿四千五百万法郎增至一八四六年的十七亿七千二百万法郎，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位。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进一步壮大了力量。据一些历史学家的估计，七月王朝时期大约有十二万金融家和大工业主，有一百五十四万个小企业主和工匠。他们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存在着矛盾，中小资产阶级对统治阶级有着强烈的不满。
与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同时，无产者人数也有所增加，这个时期估计大约为二百七十万人。他们大多数分散在十人以下的小作坊里，真正大工厂工人数目很小。法国工人富有斗争性，但在政治上还不成熟，正在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农民依然构成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与前一时期相比变化并不很大，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留下了影响。由于赋税的重担以及资本加于他们的抵押债务，农民的小块土地已经“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⑹。他们和七月王朝是敌对的。
复辟王朝时期重新培植起来的大土地所有制这时也有所变化，其中很大部分或转向资本主义农场，或转入资产阶级之手。因此老式贵族旧派地主已经为数不多，比较多的是些资本家——贵族以及和资本发生联系的贵族地主。这部分人已不再是旧势力的基础。他们中的一部分在七月王朝时期反对路易·菲力普，不是作为封建贵族的代表反对当政的金融资本家，而是资产阶级内部两个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到一八四八年革命期间，这两个集团因利害一致而融为一体了。
这种阶级力量的新配置，构成了七月王朝时期新的矛盾，这就是：工商业、中小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农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矛盾使得三、四十年代共和派运动不断，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断，农民的骚动不断。特别是前两对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资产阶级共和派。他们内部主张不尽一致，有的主张用和平方式夺权，有的主张采取暴力行动；有的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党为先驱，有的则以雅各宾式共和国为理想；有的排斥工人，有的接近工人；有的公开声称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有的则既是雅各宾派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是反对七月王朝的总目标使他们之间的分歧退居次要地位。他们提出要求成立共和国，扩大选举权，他们联合一起为推翻七月王朝而行动。一八三○年创办的《国民报》，同年成立的《人民之友社》，一八三二年的巴黎暴动，一八三三年的《人权和公民权社》，一八三五年成立的《家族社》以及一八三七年的《四季社》，一八三九年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巴黎起义以及一八四○年起的争取选举改革的社会运动，一八四三年创办的《改革报》，都是属于共和派建立的组织，创办的刊物和发动的运动。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很活跃。工人中相当一部分参加了共和派运动，但七月王朝时期工人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活动。一八三○年五月第一次出现了工人的报纸，报纸上论述了工人阶级的作用：“人民不是什么别的，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开发资本为资本创造价值的是工人阶级，国家的商业和工业所依赖的也是工人阶级”。这虽然不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西哀士的《什么是第三等级？》一文所起的作用相比，但却是无产者阶级意识的明确显露。一八三一年八月发生了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这是成千上万工人为反对他们的直接剥削者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的第一次起义。虽然政府对这次起义的重视程度不如第二年六月共和派领导的巴黎暴动，但是有些敏感的报纸编辑已经嗅到了这次起义的阶级性及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起义被镇压后不到一个星期，《辩论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警告：“里昂的叛乱揭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这是在同一个社会内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的斗争……我们的工商业社会和所有其他形态的社会一样，有它本身的隐患，这个隐患就是工人。”作者指出，面对着可怕的工人，资产阶级应该摒弃内争，一致对敌。这篇文章从一个方面表明了里昂工人起义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引起了震动。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又爆发了另一次起义。四十年代，罢工也大大增加。工人组织不断出现，并有建立联合组织的趋势。这些都表明，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三、四十年代也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流行的时期。当时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有自己的信徒。这些学说所代表的阶级各不相同，要达到的目的也完全不同。但是不管他们是真诚的还是虚假的，都表示同情工人受苦受难的境遇，把自己说成工人的“救世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无产者在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斗争对整个社会发生的影响。
而七月王朝时期的封建复辟势力的情况怎样呢？拥护波旁王室长系的“正统派”创办过刊物，有过一些反对七月王朝的活动，但是能称上“复辟”行动的只有一八三二年春的那一次。他们在旺代聚集了两三支乌合之众，很快被政府扑灭了。之后，正统派就谈不上任何大的行动了，只能搞一些属于封建社会主义之类的文字斗争而已。例如一八三四年阿·德·维尔涅——巴札基伯爵出版了三卷本的《基督教政治经济学》，书里描绘了一幅劳动大众贫困化的图画，极力证明工人状况的急剧恶化是由于波旁王朝的灭亡，以此向七月王朝进行声讨，为复辟王朝招魂。
从上述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四十年的空前斗争，取得了“社会和政治的统治”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封建复辟势力已经失去了社会基础，“他们”在一八三○年“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⑻；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展开，“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⑼很明显，把复辟反复辟斗争延续到七月王朝时期已经是站不住脚，把它硬拖到七十年代那只能说是荒谬了。
正文注释：
⑴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2页。
⑵斯大林：《论战争》，《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7页。
⑶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5页。
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10页。
⑸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43、640页。
⑹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8页。
⑺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00 页。
⑻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4 页。
⑼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6页。
【数据库】文史哲全文数据库(1951-2005)
【文献号】5574
【摘要】
【分类】文学
【标题】《子夜》与一九三○年前后的中国经济
【作者】孔令仁
【期号】197905
【总期号】134
【页码】60
【正文】
茅盾所著《子夜》，是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优秀的长篇小说，并不是一部经济史。但毫无疑问，茅盾在动手写《子夜》之前，曾经搜集了大量社会经济资料，来作为创作这部巨著的基础。因此，在《子夜》一书中所写的上海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才能那样具体、生动，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才能那样深刻、准确。读一下《子夜》，对理解、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是极有助益的。本文拟就《子夜》与经济史相牵连的若干问题，做些粗略的分析，以就正于专家和读者。
《子夜》的情节是围绕着主人翁吴荪甫展开的。吴荪甫是茅盾用全力塑造的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代表，他游历过欧美，学会了一套近代资产阶级经营企业的本领，他野心勃勃，“富于冒险的精神、硬干的胆力”⑴，是个具有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性格的人物。三、四年前，他在他的故乡双桥镇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开办了宏昌当、通源钱庄、米厂、油坊等营业，建立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有十万人口的双桥镇，对吴荪甫来说活动的天地是太狭窄了，于是他又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办了一个用新式机器生产的裕华丝厂。不久，又和他的“同志”孙吉人、王和甫等合组了益中信托公司，一口气吞并了七、八个生产日用品的小工厂。他渴望着他的事业能够蓬勃发展，“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130页）。他梦想着他所生产的灯泡、热水瓶、 阳伞、肥皂、橡胶套鞋等产品，能够畅销于全中国的穷乡僻壤，而那些从日本移植到上海的同类小工厂则都受到他的致命打击。然而，在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年代里，吴荪甫的这种希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雄心壮志，只能在现实面前化为泡影。
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业危机、农业危机、信用危机和金融紊乱交织在一起，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经济部门陷于一片大混乱的漩涡之中。帝国主义各国为了转嫁危机，都加紧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侵略活动，而那时的中国正是它们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对象。
商品倾销是帝国主义各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由于帝国主义的商品大量运销于我国，致使我国进口额猛增，出口额迅速下降。例如，一九二八年我国的进口额为1，863，000，000元，出口额为1，544，000，000元；但至一九三一年，我国的进口额就增至2，233，000，000元，出口额下降至1，417，000，000元⑵，入超达八亿元以上！不仅如此，那时中国的货币是采取银本位制，由于世界市场的银价日趋跌落，影响到我国货币的汇率一落再落。如一九二八年中国国币一元与美元在纽约的比率是0.63625，至一九三○年下降为0.41313，一九三一年更降为0. 305⑶。在这种情况下，入超愈增，中国按银两支付对外贸易的逆差就愈处于不利的地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沉重的灾难。
按说，外币升值，外国货就贵了，应该影响到它在中国的销路，这岂不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大好时机吗？但实际并非如此。《子夜》借雷参谋和一个绰号叫“红头火柴”的火柴厂老板周仲伟的一段对话，道出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火柴业的苦衷：
雷参谋望着周仲伟，很正经的说：
“大家都说金贵银贱⑷是中国振兴实业推广国货的好机会，实际上究竟怎样？”
周仲伟闭了眼睛摇头。过一会儿，他才睁开眼来愤愤地回答：
“我是吃尽了金贵银贱的亏！制火柴的原料——药品，木梗，盒子壳，全是从外洋来的；金价一高涨，这些原料也跟着涨价，我还有好处么？采购本国的原料罢？好！原料税，子口税，厘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国原料还要贵了！况且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又是拚命来竞争，中国人又不知道爱国，不肯用国货，……”
但是周仲伟这一套提倡国货的大演说只好半途停止了，因为他瞥眼看见桌子上赛银烟灰盘旁边的火柴却正是瑞典货的凤凰牌。……（42页）
原来软弱、可怜的中国民族资本工业，从原料到包装都是仰赖于帝国主义的，外国的原料贵了，中国货就得水涨船高，非贵不可。改用本国原料吧，各种苛捐杂税又多如牛毛，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就更高。这怎样能竞争过外国货呢！
周仲伟说“中国人不知道爱国，不肯用国货”，这是他的偏见，情况并不如此。自五四运动以后，日本货就受到中国人民的抵制，而抵制日本火柴尤为突出。一九一九年日本运销中国的火柴为13，778，508罗（每罗12打，每打12盒，共144 盒），至一九二○年骤减为6，036，648罗，减少了一半还多⑸， 这完全是中国人民抵制的结果。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怒潮更炽，当时有的国产火柴盒上印上“振兴国货、挽回利权”的商标，使销路大为开阔。更有一些爱国的华侨商人，向国内订购大批火柴，贴上自印的“国耻纪念牌”、“火山”等商标，来抵制外国火柴。这都给中国的民族火柴工业造成了一度有利的发展形势。
在产生《子夜》的年代——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摧垮我国的民族工业和中国人民的抵制运动，都对我国采取了削价倾销商品的政策。那时在我国倾销火柴最厉害的，要数瑞典。摆在吴府客厅里的凤凰牌火柴，不过是它向我国倾销的二十几种火柴中的一种。据查，瑞典生产的一等火柴在上海的售价一箱（一箱约为50罗）为29.50元，而上海生产的一等火柴的最低售价为32.50元，瑞典的一箱火柴要比中国便宜三元；瑞典生产的二等火柴在上海的售价一箱为26. 50元，而上海生产的二等火柴的最低售价为28元，瑞典的一箱火柴要比中国便宜一元五角；在杭州、汉口、汕头、广州等地，瑞典火柴每箱都比同级国产火柴低三至四元⑹。瑞典火柴不仅售价低，而且火柴的质量也要比中国火柴高得多，凤凰牌火柴的木梗经过防灼剂处理，燃烧后成为黑色炭杆，不致烧损衣物，因此为吴荪甫这类高级消费者所乐用。当时，瑞典火柴在我国市场上泛滥成灾，一九二九年瑞典火柴的进口量为168，253箱，占我国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河北七省火柴总产量比重的41.02％；一九三○年瑞典火柴的进口量为170，164箱， 占我国江苏等七省火柴总产量比重的48.07％⑺。 可见瑞典火柴在我国倾销的程度是何等惊人！
在帝国主义商品倾销的狂潮下，我国的民族火柴工业当然只能有破产之一途。据调查统计，在一九二九年全国各地破产倒闭的火柴厂有：江苏、上海九家，浙江三家，河北三家，山西四家，吉林三家，辽宁三家，广州十三家⑻。在这种情况下，《子夜》中的周仲伟老板，不管他的手腕多么灵活，剥削工人的办法多么巧妙，最后还是逃不脱帝国主义的魔掌，终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一个买办了。
开火柴厂的周仲伟命运如此，开丝厂的吴荪甫的命运当然也不会更好些，只不过他的垮台经历要曲折复杂一些罢了。
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外丝的竞争和金贵银贱的影响，使华丝的价格大跌。下面以我国向美国的出口情况为例⑼：
中国生丝出口指数与美国华丝市价指数
（1927—1932年）
年 份 生丝出口(公担) 指 数 每磅华丝市价(美金) 指 数
1927 96,768 100.00 5.24 100.00
1929 114,898 118.74 4.56 87.20
1930 91,583 94.64 2.80 53.44
1931 82,364 85.11 2.61 49.81
1932 47,306 48.89 1.57 29.96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华丝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一落再落，已使商人无利可图，这自然使华丝的出口量一减再减。在国际市场上和华丝竞争最激烈的是日丝。日本丝商在其政府奖励、扶植下，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可畅销无阻。《子夜》中说：“这两年来，日本政府奖励生丝出口，丝茧两项，完全免税，日本丝在里昂和纽约的市场上就压倒了中国丝。”（44页）这话并非向壁虚构。史料称：“去年（一九二七年）各国蚕茧丰收，丝价大落。日本政府有鉴于此，曾经商同银行拨款借免利巨款，俾资救济；又将一部分存丝故意削价出售，所有损失，由政府及中央丝商协会补助之。一方面笼络外商，不购他国之丝，一方面贬价售出，借以压倒华丝，于是华丝销路，一落千丈”⑽。可见日本丝商不仅免税，而且能得到政府的巨额补助，因此他们的丝才能压价外销，排挤华丝。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政府正相反，它不仅不对我国的丝商进行补助，反而增加丝经类商品的出口税。据一九三一年公布的税则说：“白丝由每担征银十两增至十五两，灰丝由二两五钱增至七两五钱，黄丝由七两增至十两五钱，同宫丝由五两增至七两五钱”⑾。当时就有人评论说：“按丝经为吾国对外贸易之主要货品，近年受日丝侵略，衰落不堪，为提倡对外贸易计，固已早失征收出口税之理由；今乃非但不减轻税率，且增加甚巨”⑿。我国的丝经出口贸易就是在反动政府这种摧残之下，大幅度地衰落下去的。
在国内市场上，我国的缫丝工业也遭到日本的生丝、特别是廉价的人造丝的摧残。一九二四年输入我国的人造丝仅二十四担，至一九三一年激增至二万一千四百余担，此外还有人造丝的纺织品四千七百担⒀。那时我国的丝织厂大多都要搀用日本的生丝和人造丝来进行生产。这是有原因的。《子夜》中的五云织绸厂老板陈君宜说：
“搀用些日本丝和人造丝，我们也是不得已。譬如朱吟翁的厂丝，他们成本重，丝价已经不小，可是到我们手里，每担丝还要纳税六十五元六角；各省土丝呢，近来也跟着涨价了，而且每担土丝纳税一百十一元六角九分，也是我们负担的。这还是单就原料而论。制成了绸缎，又有出产税，销场税，通过税，重重迭迭的捐税，几乎是货一动，跟着就来了税。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什么都有买客来负担去，但是销路可就减少了。我们厂家要维持销路，就不得不想法减轻成本，不得不搀用些价格比较便宜的原料。”（44—45页）
在这里陈君宜说“丝价已经不小”，和《子夜》另一处说“丝价低落，洋庄清淡”，似乎有矛盾。其实并不。那时国产丝因为受到日丝倾销的排挤，丝价的确一直在跌落。如一九二七年湖丝一担平均售价为一、一六○元，至一九三一年下跌到每担七百元以下⒁；一九三二年在上海，“丝价惨跌，各商咸感成本太高，囤不脱售”⒂。由于国产丝税重、成本高，所以它再落价还是比日丝贵的多。陈君宜说国产丝价不小，就是指它比日丝要贵。总之，从陈君宜的话来看，价钱比较贵、税又重是国产丝难以畅销的重要原因，价钱较便宜、税较轻是日丝能够排挤国产丝的主要原因。
再以我国的丝纺织重要基地杭州为例，在那里进口的人造丝也在抢夺天然丝的地位⒃：
杭州丝织业加用人造丝原料数（单位：担）
年份 天 然 丝 百 分 比 人 造 丝 百 分 比
1924 3,000 100.0
1925 2,500 89.5 291 10.5
1926 2,300 81.4 530 18.6
1927 790 49.3 795 50.7
1928 720 43.0 954 57.0
《子夜》中的“浪漫诗人”范博文也指出了这种情况：“上月我去杭州，看见十个绸机上倒有九个用的日本人造丝。本年上海输入的日本人造丝就有一万八千多包，价值九百八十余万大洋呢！而现在，厂丝欧销停滞，纽约市场又被日本夺去，你们都把丝屯在栈里，一面大叫厂丝无销路，一面本国绸反用外国人造丝，这岂不是中国实业前途的矛盾！”（153页）
这的确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这类矛盾，各资本主义国家竞相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增加进口税。在一九三○年前后改计关税者达二十四国，关税之高为历史上所罕见。关税高了，进口的外国货就贵了，本国货自然就有了销路。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欺骗人民，自一九二八年起也陆续与美、德、英、法等国重新修订了关税条约，至一九三○年五月中日间的关税条约也重新签订了。但这些条约，其实质仍不过是以前的“协定关税”的翻版。因为在这些条约中，都毫无例外地规定着中国的税率不能超过一九二五年列强关税会议所定的税率。这也就是说，我国的关税仍将停留在一九二五年以前的低水平上，这当然根本无法阻止包括日本人造丝在内的外国货在我国的倾销。
日丝的倾销，对我国民族缫丝业的摧残是极为严重的。史料称：在一九三○年因为“日本丝贬价出售，华丝无法竞争。故丝业之衰败为数十年所罕见。上海丝厂106家中，年终时停业者约70家。无锡丝厂70家中，停业者约40家。 广东丝厂情形之困难，亦复相类”⒄；其他“苏、镇、杭、嘉、湖各厂，十之八九，均已停闭”⒅。一九三一年，四川“因受日丝之滥价倾销，华丝一蹶不振，重庆丝厂多因而宣告停业”；“潼丝销场阻滞，丝厂陆续宣告破产，而停业者不下二十余家”⒆。这类资料真是不胜枚举。这些工厂的倒闭，与日本倾销人造丝关系尤密，所以茅盾曾在他的一篇短文《人造丝》中愤慨地指出：人造丝带有“火药气”！这并不是因为人造丝的制造过程与制造无烟火药相似，而是因为“这些人造丝都是进口货——东洋货”⒇！
在丝厂开始纷纷倒闭时，《子夜》的主人翁吴荪甫靠着他雄厚的资本、灵活的手腕、实干的精神、坚强的魄力，所以他的丝厂境况最好。他总认为他不会象别人一样破产倒闭，因此，对同业的垮台，吴荪甫不仅没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且还认为是进行“大鱼吃小鱼”的好机会。丝厂老板朱吟秋正在受到内外夹攻：内部工人要增加工钱，外部银行要逼债，绝不通融，但丝价低落，而且卖不出去，他靠什么来度过难关？朱吟秋走投无路了。吴荪甫抓住了朱吟秋的弱点，耍尽了种种手段，终于用很低的价钱把他的丝厂吞并过来。
精明强干、心狠手辣的吴荪甫虽然暂时能够吞并一些小厂，但他却无力挡住帝国主义倾销的洪流，也不能改变当时民生凋零、购买力低下的萧条状况，因而他便不能为自己的产品开拓销路。吴荪甫的伙伴王和甫曾感慨地说过：“出了一身大汗拉来的款子，放到那八个厂里，货出来了，却不能销， 还得上堆栈化栈租。 ”（438页）在这种情况下，他吞并的工厂愈多，背的包袱就愈重，困难也愈大， 吴荪甫的破产垮台是必然的，更何况这时美国金融资本的买办赵伯韬正准备从背后捅他致命的一刀。
赵伯韬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是上海滩有名的“金融巨头”、“公债魔王”。他始终认为：“中国人办工业，没有外国人帮助都是虎头蛇尾。”（321 页）由于“美国的金元想对外开拓”，因而赵伯韬酝酿了一个大阴谋，他想由政府用救济实业的名义发一笔数目很大的实业公债，借机帮助美帝国主义来吞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赵伯韬向吴荪甫提出了“合作”的条件，实际上是想把吴荪甫的企业置于他们买办资本的卵翼之下。赵伯韬也估计到吴荪甫不会乖乖就范，他早就对李玉亭说过，以吴荪甫的财力最多能维持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他就会调度不灵了，那时“银钱业对他稍稍收紧一些儿，他就受不了！”（277页）果然， 当吴荪甫拒绝“合作”后，赵伯韬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了：益中公司的一些老户纷纷提走款子，连吴荪甫的姊丈也退出了益中，原来接洽好的元大的十万银子也突然变了卦……。赵伯韬经济封锁的绞索在起作用了。它使吴荪甫陷于不能自拔的困境，他不得不把自己弄到手不久的八个厂子又全部顶给了外商。
朱吟秋的垮台，吴荪甫把八个厂子出顶，都是和金融界不肯通融有重要关系。当然，金融界卡朱吟秋的脖子，是和吴荪甫的捣鬼有关系，而金融界卡吴荪甫的脖子，则是和赵伯韬的捣鬼有关系。但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是金融界不愿向企业家贷款。这是因为当时工业萧条，向企业贷款不仅利息低，而且对收回资金也无保障，所以金融界宁愿把资金用来做公债、地皮等投机生意，也不向企业家贷款。这种情况正如朱吟秋所说：“从去年以来，上海一埠是现银过剩。银根并不紧。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很！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象是要了他们的性命；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43—44页）金融界做公债的情况下面再说，这里先讲做地皮。
金融界为什么愿意做地皮？当时人分析说原因有三：一是“确实性”，即地产绝不会腐坏或被盗窃；二是“活泼性”，易于脱手，且可作抵押；三是“收益性”，当时上海租界的地价不断上涨，收益甚大(21)。总之，做地皮既保险，而又能赚大钱，所以金融界才对它趋之若鹜。如当时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库的财产共值五千万元，其中房地产占82.6％(22)；浙江兴业银行由房地产获得的利润，一九三○年为230，376.90元，一九三一年为624，484.06元(23)。数目是相当惊人的。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年，上海地产的价值共增值二十亿元，而其中半数是在一九三○年增加的(24)。地产如此飞涨，从事地产投机的金融界当然都发了横财。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赵伯韬之流从中操纵挑拨，金融界就更不愿向企业家发放贷款了。
被赵伯韬套在绞索上的吴荪甫，当然不甘心失败，他反抗着，挣扎着，最后终于钻到公债投机市场上去寻找出路了。
自蒋介石在南京建立起法西斯独裁政权后，他为了掠夺民财，为了筹措内战经费，曾以关、盐、统税为担保，接连发行了大量公债。据统计，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短短数年中蒋政权发行的公债就达十亿零五千八百万元(25)。这些公债大多以五、六折的扣头由银行承包，而政府还本息时则按十足归还，因此可获高额利润。银行不但可拿公债券充作发行钞票的准备和储蓄存款的准备，还可将公债抛到证券市场上搞投机。据28家重要银行投资有价证券的统计，一九二○年为54 ， 301，131元，至一九三○年时上升为222，311，189元，在十年中突增至四倍(26) ！这些有价证券中，绝大多数就是蒋政权发行的公债。由于当时政局不稳，一般人对蒋政权的前途捉摸不定，所以公债在市场上的价格经常有大幅度的涨落。譬如说在军阀混战中，中央军胜了，消息对蒋政权有利，公债就涨；反之，公债就落。在这种情况下，政局的动荡、无稽的谣言、“大户”的操纵等原因，都能够把公债哄涨哄落。因此，进行公债投机，一时间就成了冒险家最乐意从事的赌博。
在所有公债中，关税、裁兵、编遣三种最为投机者所热衷。这三种公债发行量甚巨，仅一九二九年二月至一九三○年八月，一年多时间蒋政权就发行这三种公债达二亿六千万元(27)。这三种公债在市场上的起伏变化也最激烈，故从事这三种公债的投机者往往今日拥资巨万，明日即成白手。《子夜》称此三种公债为“棺材边”，这是谐音，也是比喻投这三种公债的机冒险性极大，犹如困在“棺材边”。但正因为其富有冒险性，所以才能格外吸引赌徒们在它上面打主意。《子夜》中所描写的公债投机市场的活动者如赵伯韬、吴荪甫、李壮飞之流，当时主要都是做这三种公债的。按说发行裁兵和编遣两种公债是为了“实行裁兵及抵补编遣期内予算不敷”(28)，也就是说目的是用于弭兵。其实完全不是如此。《子夜》中的人物李壮飞揭露：“我们大家都做编遣和裁兵。政府发行这两笔债，名义上是想法消弭战争，但是实在呢，今回的战争就从这上头爆发了。战争一起，内地的盗匪就多了，共产党红军也加倍活动了，土财主都带了钱躲到上海来，现金集中上海，却好让政府再多发行几千万公债。然而有钱就有仗打，有仗打就是内地愈加乱做一团糟，内地愈乱，土财主带钱逃到上海来的也就愈加多，政府又可以多发公债——这就叫做发行公债和打仗的连环套”。
证券市场上的公债买卖，以票面五千元为最低限额。买卖双方都不必亲临现场，而由经纪人从中代办。《子夜》中的陆匡时、韩孟翔就是这种经纪人。不论为买为卖，都不必马上拿现款，只须预付一笔保证金，一般是买卖万元者保证金为四百元，到期再进行“交割”（交割即结算， 交割期由证券交易所预先公布， 一般在25号以后某一天）。在交割期以前，买卖双方可随意转买转卖。买者系看涨者，当时被称为“多头”或“买空”；卖方系看落者，当时被称为“空头”或“卖空”。公债买卖和其它投机市场一样，虽以买空卖空为特点，但到交割期，负者就必须如数付款，赢者即可得现金。转眼间有人倾家荡产，有人腰缠万贯。
上海进行公债投机的中心是华商证券交易所。此交易所在一九二一年由范季美等人组织成立，《子夜》中所描写的公债投机活动，就是以这个交易所为背景。那时，无论是银行、钱庄、工厂老板、商店经理、各式寓公、少奶奶、交际花、流氓恶棍乃至达官贵人，大多都要到这里来一手，胆小的“套套利”，胆大的则把全部身家性命孤注一掷地统统押在这种买空卖空上，真是热闹非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肮脏的繁荣呢？这是和当时社会工商不振、游资太多有关。有人估计，在一九三○年前后，全国流通资金集中到上海来的约有半数以上(29)。因此，“资金既充斥于都市，而内地则因战事匪患，工商业无从发达，以致都市资金苦乏运用之途，则咸投资政府公债，……公债之交易极为繁盛”(30)。
从事公债投机的人虽多，但能够左右这种投机事业的，无疑是那些既有经济势力、又有政治后台的少数大亨们。如一九二六年发生的著名的“九六公债风潮”，就是由当时的中国银行经理张公权勾结总税务司安格联操纵左右的，在这次风潮中许多人上当破产，而张公权却发了横财(31)。《子夜》对此也有很生动的描写。那天在吴老太爷的灵堂上，传来了中央军惨败、西北军大胜的消息，引起各项公债库券一齐猛跌，使吊客们为之骚动。“公债魔王”赵伯韬是有名的“大户”多头，在这一阵跌风中，他本来是要大赔特赔的，但他竟然能联合杜竹斋、吴荪甫等人凑了四百万，组织“多头公司”，花了三十万，运动西北军向后暂撤三十里。因此，在交割期到来的最后一天，公债的价格又被哄抬起来，几乎涨停板。这伙大亨们从中大捞了一把。
吴荪甫是办实业的，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雄伟计划，对公债投机本来不感兴趣。对那些热衷于做公债、地皮的资本家，他常嗤之以鼻。但他从“多头公司”捞到了好处后，也认为公债投机是发财的一条捷径。特别是当赵伯韬把他逼得走投无路时，王和甫向他提出：“我们把办厂的资本做公债吧！再和老赵斗一斗！ ”（526页）吴荪甫更动心了，他决心背水一战。他不但把所有能够搞到的资金全部搜罗来做了公债，还把他靠以立足的裕华丝厂，自己居住的花园洋房全部都抵押了出去。这样，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就在公债的赌场上相遇了，一场生死大搏斗展开了。当然，他们的胜负是不难判断的。最后，有帝国主义撑腰的赵伯韬获得了大胜，吴荪甫一败涂地，逃往牯岭“避暑”去了。
赵胜吴败，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要发展民族资本工业是不可能的，获得胜利的只能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要发展民族工业，就必须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子夜》这部文学作品利用丰富的经济资料通过纷繁复杂的故事情节的生动描写所要告诉人们的结论。
正文注释：
⑴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83页。以下凡引《子夜》原文，只标页码，不再加注。
⑵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 页。
⑶据银行学会编印：《民国经济史》，第521页。
⑷当时外国货币多采用金本位制，中国货币采用银本位制。所以“金贵银贱”的实际意义是指外币升值，我国货币贬值。
⑸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第19页。
⑹同上书，第28页。
⑺同上书，第29页。
⑻同上书，第31页。
⑼下表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82页。
⑽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0 页。
⑾⑿同上书，第237页。
⒀同上书，第418页。
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392页。
⒂同上书，第396页。
⒃同上书，第5页。
⒄⒅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9页。
⒆同⒂。
⒇《茅盾文集》第九卷，第246页。
(21)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282页。
(22)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
(23)杜若双：《中国金融界高额纯利之来源》、《申报月刊》三卷七号。转引自《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284页。
(24)同(22)，第96页。
(25)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19页。
(26)同(22)，第80页。
(27)据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统计。
(28)同(25)，第178页。
(29)张公权：《中国经济目前之病态及今后之治疗》， 载于《银行周报》第767号。
(30)《中国银行十九年度营业报告书》， 转引自《旧中国公债史资料》， 第30页。
(31)参考许念晖：《上海证券交易所概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