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济南染织厂工人理论组
【期号】197603
【总期号】118
【页码】11
【正文】
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出了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本质区别，指明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方向和道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这一指示，紧密联系实际，揭穿邓小平授意炮制反动《条例》，鼓吹“整顿企业管理”的反动实质，深入批判他推行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一）
企业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但是，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生产属于一定的阶级，任何企业管理都是由占有生产资料的那个阶级来实行的，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厂企业属于资本家所有，领导权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是资本的职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和统治的手段。正如列宁深刻指出的那样：“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宣扬的所谓“泰罗制”，苏修宣扬的所谓“谢基诺试验”，充分证明了资本家所关心的，就是怎样通过管理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反映了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阶级关系。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剥夺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之后，工人阶级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领导阶级，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层单位，但它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组织，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作出贡献。因此，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必须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权由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所掌握，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直接参加企业的管理，行使自己的管理权，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企业的管理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管理的性质和面貌。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企业管理中，是依靠资产阶级还是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还要在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解决。所以，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虽然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要做许多方面的工作，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则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实际出发，从企业管理的阶级性质出发，指出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实质，为搞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在邓小平指挥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多次声称要“整顿企业管理”。但是，他的所谓“整顿企业管理”，根本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三项指示为纲”，极力抹煞企业管理的阶级性质，极力抹煞和掩盖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这个指示的重要内容。因此，他在其指挥炮制的《条例》中，根本不提毛主席“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一不讲打倒党内资产阶级，二不讲企业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同工人实行三同，在《条例》的一个修改稿中，却单单引用了“不学会技术”等几句话，似乎管理搞得好不好，完全取决于技术学得好不好，把社会主义企业看成一个超阶级的生产组织、经济组织。把毛主席指示歪曲为单纯学习生产技术。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思想，极力抹煞企业管理的阶级性，使我们工人阶级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企业引向邪路，变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
（二）
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后，在如何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毛主席在同刘少奇等一伙党内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中，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企业管理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于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批示了“鞍钢宪法”，确定了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五项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彻底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从而划清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企业管理的界线，全面解决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问题。“鞍钢宪法”是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管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因此，遵照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搞好企业的社会主义教育，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为了贯彻“鞍钢宪法”，毛主席还为我们树立了大庆油田这个落实“鞍钢宪法”的榜样，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这就更进一步给我们指明了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方向和具体道路。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出于反革命目的，疯狂地对抗毛主席指示，把苏联修正主义管理企业的“马钢宪法”硬搬到我国推行。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下，我国“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就拿我们厂来说，文化大革命前，厂里领导人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毒害较深，办企业不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少数“专家”、“权威”、甚至资本家；不坚持党的领导，而是实行“一长制”“四总当家”；不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靠“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他们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当一个普通劳动者，而是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化公为私，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等等。这就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厂广大工人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造了走资派的反，揭发批判了刘少奇、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改革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中那些同经济基础、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使企业管理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职工在厂党委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鞍钢宪法”，积极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涌现出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各级领导班子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工人群众选派自己的优秀代表到管理部门去蹲点，直接参加企业管理，为企业发展把关定向；干部参加劳动，深入车间小组搞三同，不断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改善了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工人理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七·二一工人大学茁壮成长等等。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打破了那种“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的资产阶级偏见，打破了过去那种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办企业的资产阶级管理方式，出现了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广大工人群众更是意气奋发，斗志昂扬，大家提出“要做国家主人，不做金钱的奴隶”的口号，在“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一盘棋大家走，龙江水全厂流”的共产主义新风尚。去年我厂生产提前三十一天完成了国家计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贡献。事实证明，只有遵照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鞍钢宪法”的原则，走大庆的道路，不断在企业管理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让工人群众牢牢掌握企业管理大权，才能使工厂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
恩格斯说过：“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我们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因此也就必然会受到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邓小平胡说什么：“企业管理搞乱了”、“问题不少”、“积重难返”，把文化大革命后的企业管理说得一团漆黑，为他“整顿企业管理”大造舆论。他的所谓“整顿企业管理”，就是反对党的领导，鼓吹“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即“一长制”；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鼓吹“利润挂点帅没关系”，“靠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对工人要管的严一些”；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鼓吹“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这个“大政策”，可见他“整顿企业管理”的实质，就是要想整掉毛主席革命路线，恢复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整掉“鞍钢宪法”，恢复“马钢宪法”。邓小平还说什么：“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就是要把那些敢于搞修正主义，并且“有经验”、“有能力”搞修正主义的“隐士”、“逸民”、走资派扶上台，搞翻案复辟。毛主席说：“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可见邓小平“整顿企业管理”，就是反对毛主席“管理也是社教”这一著名论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企业管理的基本思想，把文化大革命后的大好形势“扭”回到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旧轨道上去，按照他那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三）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鞍钢宪法”的基本原则，加强企业管理，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还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但是，企业的规章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质。邓小平把“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说成是“企业管理的首要任务”，并胡说建立什么愈来愈严密的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就从根本上抹煞了企业规章制度的阶级性质，抹煞了资本主义规章制度与社会主义规章制度的本质区别，把企业的规章制度说成是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东西，其罪恶目的，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妄图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套规章制度搬过来，把他过去搞的那套修正主义的规章制度恢复起来。他喋喋不休地叫嚷什么“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说什么“没有严格的责任制，生产只能打乱仗”，他“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他唯恐别人听不出他的用意，还更加露骨地解释说：“责任制的核心就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好了，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他所追求的，正是被我们批得体无完肤的“一长制”，他所建立的正是那种“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的资产阶级管理秩序，妄图把工人束缚在搞好“一件工作”，守住“一个岗位”的小圈子里，只埋头生产，不抓阶级斗争，只管机器转，不管政权变不变，任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这完全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手里接收过来的，或者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文化大革命前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是资产阶级的一套管理制度的影响还比较深。这些企业以及建国以后新建的大批企业，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还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苏修管理企业的一套制度，强调“领导咳嗽一声，群众鸦雀无声”的森严秩序，实行“领导立法，管理人员执法，工人守法”的管理方式。所以，文化大革命前，我国不少企业中的规章制度，有些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不是有利于群众，而是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有些是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内容烦琐，根本不适应生产的需要；有些在制定和执行时，不走群众路线，没有群众基础。由于这些规章制度立足于“卡”群众、“管”工人，造成干部与群众的尖锐对立，严重地束缚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我们厂也是由原来五十多个资本家企业经过公私合营成立的。文化大革命前，我厂有一套森严的规章制度，多达五百二十多条，六万多字，把工人群众从政治到经济、从生产到生活管得死死的，动辄得咎，什么“挡车工不准动扳子”、“车工不准动锤子”、“织布工不准迈错步子”等等，就连工人上厕所、看病也要受到限制。这套规章制度完全把工人排斥在企业管理大门之外，使工人成为规章制度的奴隶，他们还采取明查暗测的办法，稍有违犯，不扣就罚。那时，工人搞革新，不但要经过许多关口，即便成功了，也往往以“非正规化”等罪名打入冷宫。工人们气愤地说：“管卡压，管卡压，管的是不让咱们工人做主当家，卡住咱们创社会主义新业的步伐，压制咱们起来打破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所以，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修正主义的规章制度，理所当然地被群众冲掉了，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建立了生气勃勃的新的规章制度，这些新的规章制度，充分体现了我们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许多同志八小时内拚命干，八小时外多贡献，不分份内份外，打破工种界限，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邓小平一上台就声嘶力竭地叫嚷：“必要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说什么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搞的那些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还是好的，还可以用”。其目的很清楚，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搞复辟倒退。
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必须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依靠工人群众来制定和执行。它必须反映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地位，必须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基层。对于那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束缚工人手脚、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章制度，我们就是要冲垮，就是要砸烂。而社会主义企业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一定要建立和健全起来，并且经过群众充分讨论，自觉执行。邓小平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武器，大刮右倾翻案风，妄图恢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规章制度，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规章制度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阶级斗争问题。
由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企业管理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也必然长期存在。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树立同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战的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反动《条例》批臭，把企业管理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