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冲
【期号】197602
【总期号】117
【页码】84
【正文】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晚年的作品，是他的政论、史论的代表著作之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ｊｉāｎｇ＠⑴斋，湖南衡阳人，后半生潜居衡阳西南的石船山下，又称王船山。他出身一个小地主家庭，早年应过科举考试，仰慕“学而优则仕”。但他比较注意现实，不喜空疏迂阔。是农民革命战争的狂飙，把他卷进了奔腾的时代激流。“六经责我开生面”。他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场出发，对几千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儒家经典及其时代变种宋明理学，展开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写成一百多种、近四百卷的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不愧为地主阶级中一名“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⑴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读了北宋大儒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写成的。他认为司马光“立言之大病”是“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读通鉴论》卷二十六，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因而对这部书的政治倾向和历史理论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相结合，从明末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了自己的革新政治路线和进化历史观，“失鱼而求筌”，“以劝进于来兹。”⑵
一
王夫之的革新政治路线和进化历史观的形成，是封建社会后期基本矛盾空前激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历史产物。
明清之际，是“地裂天倾”的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旧的封建生产关系更加黑暗腐朽，仍然牢固地支配一切；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已有萌芽，但是微弱、缓慢。社会矛盾十分错综复杂。
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空前加剧，造成高度的土地集中。当时“皇庄”、“官庄”遍地林立，藩王宗室占地动辄几百万亩，一般豪绅地主也“田地连郡”。这就迫使广大自耕农，沦为官私佃户。随着土地的高度集中，地租盘剥更加苛酷：“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甚至“租之多少，胥悬其口。”官府的赋役有增无已。因为官僚大地主既大肆吞并土地，却不负担赋役，致使一方面税田总额大量减少，明初税田总额为八百六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中叶（弘治十五年）以后，只有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十八顷。这些多是次等地和新垦荒地，一大半好地都被鲸吞了。另方面税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增加。到崇祯（一六二七——一六四四年）初年，征收“辽饷”、“剿饷”、“练饷”计每年增赋一千六百余万两，正赋以外，还有附加。这样，土地的激烈兼并和赋役的极端繁苛，就象两条铁鞭把广大农民赶入痛苦和死亡的渊薮；而且也殃及了中小地主的利益。
明末的封建统治者，在疯狂掠夺农村的同时，又将魔爪伸向了城市，派大批矿监、税使遍布全国。名曰开矿征税，实际敲骨吸髓，“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⑶使广大佣工、小贩、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商人，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就在封建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基础上，饥寒交迫的奴隶们，点燃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很快汇成以李自成农民军为主体、包括广大手工业者和城市中小工商阶层的百万大军。他们提出了“据中原，取天下”的斗争目标，实施了“均田免粮”、“割富济贫”、“平买平卖”的乡村与城市政策。象一股汹涌澎湃的滚滚洪流，荡涤着中国大地的污泥浊水，经历十几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一六四四年推翻了盘根错节统治人民达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
这时，作为我国多民族国家一员的满族，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统领下，起兵反抗明中央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接管了明朝的东北的疆土。接着，就准备由地方统治者变为全国统治者。而被农民推翻了的一部分明朝汉族大地主，勾引满族封建贵族的八旗军入关，联合镇压了农民起义，篡夺了农民革命胜利的果实，建立了以满族封建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清王朝是逐步取代了明廷在全国的黑暗腐朽的统治，但没有改变它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实质。农民革命政权是被颠覆了，而广大农民群众仍然坚持着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反抗封建压迫的英勇不屈的斗争。
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加速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推动了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一方面是农民大革命的烈火，把封建制度后期的弊病彻底暴露了出来。使一些地主阶级中下层的人物，比较能够看清楚官僚大地主推行的“崇儒重道”路线，是封建王朝死灭的主要根源；为了避免农民革命的再爆发，维护封建剥削制度，以保障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就必须改弦更张，推行同儒家对立的法家政治路线。另方面又是农民大革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个封建制度，严重地削弱了官僚大地主统治的阶级基础，根本动摇了他们借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这就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统治集团的重大变化。因而在客观上为地主阶级革新派采用尊法反儒的思想政治路线铲除了阻力，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的条件。总之，象列宁所教导的：“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⑷。王夫之的革新政治路线和进化历史观，正是明清之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条件下出现的，是农民阶级斗争的副产品。
在空前高涨的农民大起义的震撼和推动下，王夫之怀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愿望，参加了阻击清兵南下的斗争，经历了南明小朝廷黑暗腐败的政治，接触了社会下层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为他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形成撷取了许多感性认识。在更长的时期里，他潜心经史，深入广泛地钻研了前驱者给他留下的政治思想资料，并吸收了当时有相当发展的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这样，王夫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集大成者，不能不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前期进步思想家的优良传统，在儒法斗争史上作出了无愧于自己时代的新贡献。
二
从来谈论历史都是为当时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的。王夫之毫不讳言：读史“非知治知乱而已，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只有多费心思去想一想：历史上的“得”，要“推其所以得”，并考虑怎样运用“得”的经验；“失”，要“推其所以失”，并考虑如何才能“救失”。这样，历史就成了现实的一面镜子（卷末叙论四）。《读通鉴论》的作者，正是借助于历史这面镜子，把古今打通一气，提出了明末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一条革新、统一的政治路线。
王夫之似乎朦胧地看到了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激化，比较深刻地揭露了明末统治者的弊政。他说，广大的农民、织妇、渔夫、猎户，乃至淘金、采珠和搜集各种奇珍异宝的人，终年辛勤劳动，出生入死，从小到老“以获赢余”，岂不是为了养活父母妻儿以求得一时的快慰？而“刷玄鬓、长指爪、宴安谐笑”的剥削者，却把他们的劳动所得掠夺一空，并视之为鸟兽，“密布毕网，巧为射弋”，“鞭楚斩杀以继其后”，使这穷苦的人民“含声陨涕，郁闷宛转于老母弱子之侧”，悲酸情景令人“寒心而栗体。”⑸一遇凶荒，采尽了野菜蕨根，人民“荷锄空望青山哭”，而贪婪残暴的统治者竟象“长虹吸川饥鸢（老鹰）叫”似的吞噬着老百姓⑹。从王夫之所描绘的这幅封建社会的黑暗图景，可以看出他对贫苦人民比较同情而对统治者是有所不满的。他认为把社会拖入严重危机的主要是皇帝、官僚、豪强三位一体的垄断势力：“夫财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于上，百官聚之于下，豪民聚之于野。”“聚之之心，物处于有余而恒见其不足”⑺，于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他们为什么能够把社会的全部财富垄断起来？主要是因为手里掌握了政治经济特权。他们一方面利用分封、世袭和巧取豪夺集中了大量优质的土地，“有官田，有学田，有藩王勋戚之庄田”等等（卷十九）；另方面却有“优免”赋役的特权，或把田粮负担转嫁出去，“唯豪强者乃能与墨吏猾胥相浮沉，以应无艺之征”⑻。他们一方面向被统治者横征暴敛，渔猎无厌；另方面又以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名义下“蠲免令”，掩人耳目，以便竭泽而渔。王夫之指出，恰恰正是这“蠲免之令，驱民于死之阱。”是皇帝，奢侈无度，“上崇侈”而下“相习以奢”，就驱使各级官吏“横征蠲免之税”；是皇帝，虽有蠲除之令，竟“无处置之方”，自宰相、诸道、州、县，层层往下勒索，最后都索自穷民。官官相护，狼狈为奸，“蠲免令”只成了“塞言路”的工具；还是皇帝，要求“进奉”，下级官僚都想乘机捞一把，征收“蠲免”之税就没有止境了。正是这繁苛的赋役制度，加速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土地的激烈兼并，又加重了赋役负担。互为因果，愈演愈烈。“民迫于必死，而揭竿以起。”因此，他得出结论：“天子，害之积也”；官僚大地主的特权统治是“乱”之“源”（卷二十七）。
怎样革新官僚大地主的特权政治呢？
首先，限制皇帝为首的特权势力，坚持封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自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以来，不仅巩固了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促进了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取得了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战争的胜利；而且对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但是，这种中央的集中统一的政权形式，毕竟是建立在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基础上的，随着地主阶级由真老虎向纸老虎的转化，它本身的矛盾性和反动性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王夫之似乎觉察到这一点。在论及唐宣宗为了加紧对人民的掠夺和对下级的疑惧而大派“观察使”所带来的弊端时，他指出，“民者兵之命也，安者危之府也，察者昏之积也”。这封建的中央集权制，也潜伏着祸乱和分裂的危机的。如果不引起注意，就会自取灭亡。“唐之亡，宣宗亡之。”（卷二十六）可见，这时破坏封建政权集中统一的危险，已不能同封建社会前期相比了，它可以来自以皇帝为首的官僚大地主的政治经济的特权。只有遏制这种特权势力，坚持正确的中央集中统一，代表地主阶级较低层利益的改革派，才能有机会参加国家政权，推行反映本阶层愿望的政治路线。因此，王夫之认为君权是相对的。“君非君，则天下不能息其乱”（卷三十），而“递相为王，惩其不道而代兴，亦奚不可！”（卷十九）就是说，他要求以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圣君、明主”来取代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暴君、àｎ＠⑵主”。
一定的政体形式是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王夫之又谴责了以皇帝为首的官僚大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和“优免”赋役的罪行。他模糊地意识到土地是大自然的产物，“王者固不得而擅之”。尽管是天子，也不能“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而况，拥有大量土地，又竭力规避赋役，就更是倒行逆施了。他通过慕容＠⑶“罢荫户”打击豪强为时过晚，“积弊虽去而害已深”，终于导致前燕灭亡的历史教训，指出当时的“中涓”、“戚畹”、“债帅”、“勋旧”这一伙“耗国而堕重于民”的“蟊贼”的特权，能否及时地被革除，是国家安危所系。然而明孝宗年间，有人提议要ｌí＠⑷革这些人隐占禁族（近卫军）、化兵为奴的弊端，竟“怨谤已腾，卒致挠败”。是何原因呢？根子还在于“人主不审，曾不如暮容＠⑶之能断。”原来是皇帝做了这帮“蟊贼”的总后台（卷十四）。只有遏制了皇帝为首的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势力，实行“有其力者治其地”⑼，“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卷二十四），就可以避免“财上不在国，下不在民”这一为国的“大蠹”，“积富于军、府、州、县”，“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此为“官天府地，四海为家之至术”（卷二十七），从而在财政经济上坚持中央的集中统一。
从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出发，王夫之反对历代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投降。他痛斥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贵族以换取儿皇帝的石敬瑭及其谋士桑维瀚是“祸及万世”的罪人。“名为天子，贱同仆隶”，致使“将吏灰心”，军民离散。唯景延广抗不称臣，敢于向契丹挑战，“中国之势亦张”。后因叛逆，“虽败犹荣”。历来儒家之徒，却指责景延广而恭维桑维瀚。王夫之愤慨地说，这岂不是贬斥岳飞而褒扬秦桧，“以折中国生人之气”（卷三十）？他深恨唐末借沙陀兵镇压庞勋、黄巢等起义。显然是借此抨击明末官僚大地主特权势力吴三桂之流勾引清兵入关颠覆大顺政权的罪行。他甚至不自觉地讲到了历来反动派对内高压，必然对外投降，从而导致自身的灭亡⑽。这些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出于大汉族主义思想，过分强调“夷夏之防”，不问少数民族中是统治者还是劳动者一概加以排斥，在康熙平定“三藩”割据和准葛尔上层叛乱，两次打败沙俄入侵，统一全中国以后，王夫之仍然坚持敌视清政权的立场，这就走上自己原来出发点的反面了。
上述王夫之对皇帝为首的特权势力的呵斥，是同儒家“君权神授”、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反动说教相对立。从儒家看来，皇帝不论怎样昏庸、懦弱，都应当视为神物而供奉。王夫之不然，他认为“天下不可无君”，但是这个“君”若沉湎于个人逸乐和一姓尊荣而不顾生民生死和国家统一的，都可以取而代之。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大胆言论，也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是，谁能取代这个“君”？只限于地主阶级内部。农民和少数民族即所谓“盗”和“夷”，是绝不能“推崇为共主”的（卷二十八）。还要指出，他作为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不能真正反对剥削阶级的特权制度，实际上是要以自己这个阶层政治集团的特权去取代另一阶层政治集团所享有的特权。确切的说，在他看来，只要把当时一小撮官僚大地主这些“发霉”、“腐烂”的零件从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上拆下来，代之以象王夫之那样代表地主阶级较低层利益的改革派，这部封建的国家机器就能更好地转动起来，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就将得以维护和巩固了。
其次，“严以治吏，宽以养民”。
目ｄǔ＠⑸明末官僚大地主特权统治的弊政还在于“用刑太繁，求治太速”的现实，王夫之严厉地驳斥了历史上儒家之徒鼓吹“宽猛相济”的谬论。他认为官僚大地主正是利用这“宽猛相济”将一个古老的封建社会推上了死亡的边缘。就象年老体衰而病在五脏的人，“元气已渗泄无几”，是淹淹一息了。如果对百姓再强调“猛”，就会进一步助长官僚大地主的威淫，把百姓尽“激为盗贼”，乃至“摧折无几”。为了不“割鸡取卵”，必须“宽以养民”而“严以治吏”（卷八）。
“严以治吏”的重点是“上官”而不在“下吏”。“上官”的贪污，必假手于“下吏”，而“下吏”所得只不过“上奉之余”，但百姓的“怨毒”却集中在“下吏”，并不知道在他们后面的“上官”，则是祸害的根源。只有“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簿尉胥隶，皆喙（ｈｕī鸟兽嘴）息而不敢逞”，而“天下已平”。反之，若“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卷二十八）。“严之于上官”还要区别对待。根据罪恶的大小和情节的轻重，“原情定罪，岂可概之而无殊乎？”要着眼于大是大非问题，不纠缠生活小节。若“酒浆婢妾之失，陷以终身，当世之有全人者，其能几也。”这样就能做到“小过不察”，“大罪不漏”（卷二十二），把打击的锋芒主要对准一小撮罪大恶极的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势力。
根据“严以治吏”的“法治”原则，王夫之主张“治天下者，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卷三），反对崇儒特权势力的“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做法。并斥责“设制科以取士，惟其言以登用之，则国是乱，佞人进，治道之大蠹也”。而对选拔的对象，必须从思想到行动进行全面的、严格的考察，即“必考其用心之贞淫，躬行之俭侈，而后受以大任”（卷二十五）。
王夫之“严以治吏”的“法治”思想是有局限的。它没有完全摆脱儒家“德治”的羁绊，甚至把“德教”看作“法治”的前提（卷八）。这就混淆了在“法治”问题上儒法两条路线的区别。同时，他提出这个主张的目的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
第三，要“重农”；“商贾贸贩不可缺”。
明末，官僚大地主特权势力，披着儒家“天子不言有无，大臣不问钱谷”的华丽外衣，“盘枕膏腴”，“赋敛无艺”，激烈兼并土地，严重地摧残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也被压抑。王夫之尖锐地批评了历史上“讳言财利”而又拚命追求财利的儒家之徒，斥责他们“自矜高洁之名，而忘立国之本”⑾。他认为不仅“有其力者治其地”，而且“有力不得过三百亩”（卷七）。竭力鼓励“躬亲勤力，分任丁壮，多垦厚收，饶有赢余”（卷三十）。主张“分别自种与佃耕，而差等以为赋役之制”。自耕的税轻，佃耕的加倍。遇水旱灾荒，自耕的全免，“而佃耕者，非极荒不得辄减”。所以要“重农”，“贵五谷”，是因为“人待之以生”，“以生天下之人”，乃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卷十九）。
为了发展农业，“商贾贸贩不可缺”。没有它，人民就“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国家的赋税收入也相应减少；甚至可以引起整个社会生产的停滞，使“耕桑织ｒèｎ＠⑹，采山煮海之成劳，委积于无用”。只有“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卷二十七）。马克思说过：“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⑿随着商品交换的进一步扩大，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的货币，逐渐固定在金、银、铜、铅一类金属上面。为什么这类金属最适合充当一般等价物？王夫之认为“其得之也难，而用之也不敝；输之也轻，而藏之也不腐”。即价值大体积小，便于携带和储藏。因而“以金以钱为百货之母”⒀。王夫之关于发展农业和适当地支持商品、货币流通的主张，在客观上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创造条件。
应当指出，王夫之要求发展农业和适当地支持商品、货币流通，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呼声。他强调要保护的是“有力不得过三百亩”的“自耕者”，当然不是一般自耕农而是中小地主了。他提出这种经济主张的出发点，是为了“生人”、“裕国”。这里的“人”和“国”的含义，显然不仅不是指农民、市民而是指中小地主及其封建国家；反而是要“防止”农民、市民的武装反抗即所谓“盗贼内起”，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
综上所述，王夫之革新、统一的政治路线，虽没有超出前期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范畴，但反映了新的时代内容，是前期法家主张革新、统一，反对守旧、分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三
在儒法斗争史上，主张革新、统一，还是守旧、分裂？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也是两种历史观的斗争。作为观念形态的历史观，既是政治路线斗争的产物，又是政治路线斗争的思想武器。王夫之的革新政治路线，正是建立在他进化论历史观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在《读通鉴论》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发。
为了恢复和巩固没落腐朽阶级的反动统治，历代的儒家代表，从孔丘、孟轲、邹衍、董仲舒、邵雍到朱熹等人的历史观，实质上都贯串一条衣钵相传的复古倒退的黑线。尤其是反动理学家朱熹，竭力宣扬夏、商、周三代是“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三代以下是“人欲”横行的“霸道”衰世，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他把维护官僚大地主特权统治的“三纲五常”，宣布为不可抗拒的“天理”；而把劳动者在饥寒交迫下要求生存的欲望和斗争，以及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法家思想、路线一概斥之为万恶的“人欲”。只有“革尽人欲”，才能恢复“天理”。并自供“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语类》）从这个反动纲领出发，一些所谓“理学名臣”，就竭力攻击秦始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的伟大历史功绩，掀起了一阵崇儒骂秦的妖风。实际上，正是为巩固以皇帝为首的官僚大地主的特权统治大造反动舆论。
面对儒家之徒的一片历史退化论的叫嚣，王夫之给予一一的驳斥。他认为：董仲舒的“三统论”，不过是“纤曲涂饰而徒云云”（卷十九），即委曲婉转强词夺理的胡言乱语；邹衍一类的历史循环论，“妖妄而不经，君子辟之，断断如也”；封德彝、邵雍、朱熹一伙的历史倒退论，“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更当扫灭。如此等等。他在批判儒家历史退化论的理论斗争中，建立了关于“时”、“势”、“理”一体的历史进化论。从而为自己的革新政治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
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继承和发展了唐代杰出法家思想家柳宗元关于“势”的概念。他从“气化日新”的朴素辩证法观点出发，认为人类社会也同自然一样，“推故而别致其新”，这种历史进化的趋“势”，是“不容违阻”的⒁。如同江河的水在变动，人身的肌肉爪发在新陈代谢，人类社会也是在变化发展，从野蛮进到文明、自分裂走上统一的。很早以前，人类不过是“植立之兽”；到了三代，也还“国小君多”、“暴君横取”、“生民困极”；进入战国，才出现“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秦统一六国，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风教日趋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这比起三代来是进步文明得多了。这种历史“变改”的到来，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势所必激”（卷一）的结果。
王夫之又从“理依于气”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历史进化的必然趋势，有规律可循，这就是所谓“理”。“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⒂），它具体体现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中，凡是顺乎“势”的，都合乎“理”（“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凡是合“理”的，又必然形成不可违阻之“势”（“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⒃）。因而构成“理势合一”论。根据这个论点，王夫之指出，秦始皇所创立的郡县制，适用两千年没有改动，是“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
王夫之认为，历史进化的客观过程和反映这过程的规律性，都必定通过时间的变化来表现：“时之所承者变也”⒄，“天下万变，时而已矣”⒅，“时异而势异，势易而理亦异”⒆。即“势”和“理”都是随着“时”的推移而运动变化的。因此，要达到顺“势”合“理”的目的，就应当“趋时更新”⒇，“因其时酌其宜”（卷二十一）。为什么“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复”？“势已积而俟之一朝也”（卷三），即为时代的条件所决定。秦始皇改封建制为郡县制的功绩，不过是把出现在秦以前的“郡县之法”因时地推广而已。反之，若继续让三代的分封制“施之后世，则危亡之祸始矣。”如：汉初欲行“周道”，遭受了“七国、衡山、淮南之祸”；晋司马氏效法“周制”，则导致“五胡之乱”；北魏拓拔氏推行“三代之制”，“割地以封功臣”，并“虚六镇不为郡县”，因此亡国。王夫之得出结论：“三代之所仁，今日之所暴；三代之所利，今日之所害，必因时而宜于国民，虽有抗古道以相难者，不足听也”（卷二十四）。这就充分地肯定了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大进步作用，有力地击破了朱熹之流崇儒骂秦、复古倒退的反革命妖风。
王夫之一方面继承和发展柳宗元关于历史发展取决于“势”的学说，提出了“时”、“势”、“理”一体的进化论，认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规律，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运动变化的；那么在这客观事物的运动面前，人们是不是有所作为呢？于是另一方面，他又继承和发展了荀况关于“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提出了“造命”和“胜天”的观点。他赞成“君相可以造命”的命题，并指出非君相的“一介之士”也“莫不有造”。只要人们按规律办事，就可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能掌握命运就可勇敢地迎接未来命运的考验（“能造命者而后可以俟命”）。乃至做到“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21)明确否定了儒家“听天由命”的历史宿命论。他质问道：“天何心哉！”自然界本身并无任何目的和意志，哪有什么“天理”在支配人类的社会历史呢？这对朱熹之流认定维护当时官僚大地主特权统治的“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体现，则是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讽刺！
王夫之根据自己一贯的思路：不能离气而言理，离势而言理，离人而言天，提出了“天理寓于人欲”的重要论点，从根本上反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纲领。他说：“私欲之中，天理所寓”(22)，“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自注：饮食、货；男女、色）。……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23)他不仅反对“灭人欲”，反而认为满足人类饮食男女的共同欲望，是合于“天理”的，它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运动。在他看来，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就其主观意愿说，是出于个人的“私天下之心”，然而这一社会改革，却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卷一）；汉武帝通西域、平西南夷，开始是由于武帝“闻善马而远求”，“骞以此而逢其欲”（卷三）；唐“肃宗亟立，天下乃定归于一”，也由于“天未厌唐，启裴（冕）、杜（鸿渐）之心，使因私以济公。”（卷二十三）——这些都说明“人欲”是“天理”的实现，是历史进化的动因。恩格斯说过：“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2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夫之反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纲领，主张“天理寓于人欲”，并推动历史的前进。这在当时是起了强烈的战斗作用的。
但是，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仍然是历史唯心论。他的“理势合一”、“理寓于欲”的基本观点，都来源于“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他把这种唯物主义自然观直接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就不能不走上了反面，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他说：“唯气之已化，为刚、为柔、为中、为正、为仁、为义，则谓之有理，而别于非理。”(25)这种“理”，就成了封建的伦理道德原则。“得‘理’自然成势”，只有表现为“中、正、仁、义”这类封建伦理道德原则的变化时，才可称之为“势”，否则就不是他所讲的“势”了。显然这种“理势合一”论，并不是为了揭示人民群众推翻封建统治秩序的阶级斗争的趋势和规律；相反地是为了抹煞和缓和这种阶级斗争，把人民引导到接受一种新的封建统治秩序。再从“理寓于欲”来看，他固然强调“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26)，甚至还肯定了“衣食足而后礼义兴”，但是，他毕竟认为：“唯此大礼之序，大乐之和，不容息而已！……然则立国之始，所以顺民之气而劝之休养者，非礼乐何以哉？譬之树然，生养休息者，枝叶之荣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润也。”（卷二）即“大礼”、“大乐”，是社会的“根本”，而衣食生产是社会的“枝叶”。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认为“饮食男女”这个作为社会“枝叶”的“人欲”，只有同封建伦理道德的“纲常礼乐”这个作为社会的“根本”的“天理”相一致时，才能容许存在，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是“理所不在，君子勿恤”，甚至要“流放窜殛，不避其怨而逢其欲。”(27)王夫之的“理欲”观，是在农民起义彻底打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纲领以后，所提出的一条抹煞和缓和阶级矛盾的主张，是从人性论出发，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总之，由于地主阶级偏见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王夫之没有也不可能懂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阶级斗争的推动，因而也就不可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和根本动力，这个任务，只有伴随着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才得到解决。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四
在中国儒法斗争史上，尽管王夫之对儒学的批判并不彻底，不敢把矛头指向孔孟，对朱熹的批判用词也比较委婉，而且事实上他的确保留了不少的儒家思想毒素；对前期的重要法家人物，他也有所批评和指责。所有这些现象，却不能掩盖和抹煞他尊法反儒的基本立场。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曾假托客问的形式旗帜鲜明地提出“功力以为固，法禁以为措”的治国道理；表示自己虽然也“称仁义，重德化，引性命”，却“乖异乎春秋之度”，是不同于孔丘儒家宗旨的另一套法治主张。他批驳了董仲舒等人“正道谊，绌权谋”的反动说教，痛斥了宋明理学家是空谈仁义、“法祖从王”导致明廷灭亡的罪魁祸首(28)。公开表明自己“离经叛道”、反儒尊法的基本战斗立场。
但是近三百年来，一切儒家之徒却竭力把王夫之描绘为一个从孔孟到程朱一脉相承的“儒者”。在他的生前和死后，主要著作长期地被列为“禁书”。一当大部分著述得到刊印时，官僚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曾国藩之流，就趁机加以歪曲、阉割，“开天窗”，使之面目全非。甚至把王夫之对宋明理学的否定，颠倒为“近继宋儒”，把他对儒家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说成“远绍孔孟”，完全篡改了他尊法反儒的基本立场。这些反动派为什么要把王夫之装璜为“一代儒者之祖宗”而加以推崇？其险恶用心是，通过鱼目混珠，黑白颠倒，既可反对革新，“息天下之争”、“弥世乱于未来”；又可假王夫之的威望和功绩去垫高儒家鼻祖孔孟的碑座。何等的卑鄙、毒辣！
乌鸦的翅膀毕竟遮不住真理的光辉。与儒家之徒相反，一些要求革新、进步的力量，却继承和发扬了王夫之尊法反儒的思想政治倾向。早在清初的进步学者中就有人支持过王夫之的革新精神(29)。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谭嗣同，竟把王夫之的革新思想比作“空绝千古”的“雷声”(30)，在其主要著作《仁学》、以及与友人论学的书信中，屡屡称引王夫之，尤其重视反映其政治倾向的所谓“兴民权之微旨。”并以王夫之的继承者自命，将自己的改良主义主张说成是“续衡阳王子绪脉”。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也企图从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中获得宣传辛亥革命的理论武器。这些都说明王夫之的思想政治路线对后来进步思想家的深刻影响。
然而，不论反动派或早期的民主主义者都不能真正认识王夫之政治思想的实质。作为地主阶级较低阶层利益代表的王夫之，在对待人民和明末统治者的态度上都有显著的两面性。他对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但又害怕革命；对明末统治者的腐败有所不满，又想依靠它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共同对付人民。于是提出了革新的政治路线。尽管他可以把这种革新，鼓吹为“顺天下之大公”，忧“生民之生死”，实际上是为了缓和剥削者和劳动者的阶级冲突，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说穿了，他就是要求官僚大地主特权势力向中小地主开放政权。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就这一方面看，它比较官僚大地主为了维护特权统治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是一个进步；而从另一方面看，对广大劳动者仍是欺骗，是用一种特权统治去代替另一种特权统治。这是必须加以指出的。
大家知道，历史上不同的阶级、阶层，总是把自身的经济、政治要求，提到理论的高度加以阐述。理论斗争从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当时的情况看，王夫之意识到了这种思想理论斗争的重要性，并把同儒家的斗争提到非常突出的地位。他给儒学一个总结性批判，但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战胜它；他虽然有一套革新前进的政治主张，但并不能实现。这是因为阶级立场的限制，使他从根本上害怕人民，敌视人民，强调所谓“君子小人之防”（卷十四）；在思想体系上仍然跳不出历史唯心主义的圈子。因而在斗争中深感“命无从致”，“力不能企”，最后只得抱“孤愤”以终生。这再一次证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包括他们的改革派），是不愿意也不可能依靠人民群众消灭特权势力，把社会推向前进的。这个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完成。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的。最近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竟同当年“法祖从王”的儒家之徒一样，以复辟派、“还乡团”自居，猖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蔑文化大革命后的大好形势是“今不如昔”，仇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极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更大的胜利！
正文注释：
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2页
⑵《黄书·后序》
⑶陈鹤：《明纪》十四卷
⑷《列宁选集》第二卷445页
⑸《黄书·大正》
⑹《王船山诗文集·姜斋诗集》
⑺《宋论》卷三
⑻《噩梦》
⑼《噩梦》
⑽《诗广传》卷三
⑾《宋论》卷七
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193页
⒀《宋论》卷四
⒁《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⒂《张子正蒙注至当篇》
⒃《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⒄《周易外传》卷七
⒅《诗广传》
⒆《宋论》卷十
⒇《思问录内篇》
(21)《读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
(22)《四书训义》卷二
(23)《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33页
(25)《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26)《诗广传》卷三
(27)《张子正蒙注》
(28)《黄书·后序》
(29)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四
(30)《论艺六绝句》之二及自注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芭的上半部下加僵的右半部
＠⑵原字为门内加音
＠⑶原字为日右加韦
＠⑷原字为厘的繁体字
＠⑸原字为睹的繁体字
＠⑹原字为红的左半部右加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