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宏
【期号】197602
【总期号】117
【页码】71
【正文】
毛主席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主席的这一光辉论断，尖锐地揭穿了投降派宋江的阶级实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批示，批判投降派宋江，可以启发我们深刻认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翻案复辟罪行。邓小平就是党内最大的投降派，他和宋江一样，都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一旦窃取了革命权力，便要大搞出卖革命的罪恶活动。为了从古代的宋江来看清今天的投降派，我们有必要分清以下几点：宋江究竟是地主阶级的哪一派？他怎样坐在农民起义的交椅里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导演了梁山泊农民革命的大悲剧？这个投降派的典型意义是什么？本文试图从宋江所处的时代、阶级、生平际遇，对宋江的思想分几个阶段作点分析，以求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
一、出场以前的宋江
《水浒》中的宋江，一出场便是“放晁”，“杀惜”，走江湖。出场前的宋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一段，对认识宋江的思想很为重要。
根据作者介绍，出场前的宋江是郓城县一个颇有“田园”的地主，“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押司。“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平生只好结识江湖好汉”，“且好作方便”，“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失棺材药饵，济人贫苦，ｚｈōｕ＠⑴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作‘及时雨’。”还有，宋江的自我表白：“我为人一生只主张忠义二字”；以及宋江后来的自画象：“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这些零碎的材料结合起来，勾画出这样一个轮廓：宋江一方面是一个地位卑下的地方官吏，一方面又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一方面克己尽忠奉公守法，一方面野心勃勃以求一逞。
通观宋江的历史，我们知道宋江笃信孔孟之道，从小就追求“官爵升迁”、“青史留名”、“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往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权势者行列里爬。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为了搜罗爪牙，培植党羽，维护反动统治，向人们展示了各种向上爬的途径。这些途径对宋江来说，并不是条条都能走得通的。宋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只能凭借他自己的条件，采取他自己的途径。宋江虽然颇有“田庄”，但家产毕竟太小，既不能捐官，也不能大养食客自立山头；宋江虽然有些社会地位，但他毕竟是个小押司，社会地位很不稳固，既不象卢俊义是闻名河北三代巨豪之后，也不象柴进，虽然家道衰微，还可以利用“丹书铁券”，苟延地主豪门的威风。宋江虽然熟读经书，“爱习枪棒”，但他实在“百无一能”，“文不能定国”，“武不能安邦”。这样，宋江追求“官爵升迁”的妥当路子便只有顺着孔孟之道去进行修炼，走“举贤”的途径。
所谓“举贤”，就是最高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制度，调节本阶级内部关系，更广泛地搜罗忠实奴才，也为了装点门面愚弄群众，要求地方县、郡定期向朝廷推举一些有社会声誉，有封建道德和才能的人到朝廷作官。这种以功名利禄为诱饵强化思想统治、网罗爪牙的政策，孵育和滋生了大批以孔孟之道作敲门砖、猎取功名利禄的地主阶级野心家。
个人野心，从来总归是阶级的野心。宋江说他“为人一生只主张忠义二字”，这倒真实地揭示了宋江的个人野心与整个地主阶级利益本质的统一。忠君便于他更快更顺利地向上爬；爬上去便于更好地忠君。忠君是宋江这个地主阶级分子的最大利益，也是他个人野心的标记。
封建社会的剥削，是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地主阶级总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大讲“仁义道德”、“乐善好施”之类，大体就是散布的这种掩盖残酷剥削的政治幻想，这也是地主阶级政客拉拢、欺骗人们的拿手好戏之一。宋江对此，当然不仅并不生疏，而且是用之娴熟的。地主阶级分子的“义”字，恰恰就是“利”字的外衣。宋江“视金如土”、“仗义疏财”，他花掉从劳动人民那里榨取来的一部分血汗，收回的却是爬上去，赚得更大利禄。地主阶级的刻薄悭吝与所谓“乐善好施”，完全可以是同一阶级本质的两种互相依存的表现形态。例如卢俊义养活了孤儿燕青，燕青便在卢俊义被害前“冷箭救主”。把这种义利关系暴露得最为直接了当的是“武松威镇安平寨，施恩义夺快活林”一段。武松因杀潘金莲被发配到孟州牢城后，不仅出乎意料地被免掉惯例的一百杀威棒，而且每日里好酒好肉好果品的供给武松吃。武松不知就里，追问原因，才知是老管营的公子施恩想用半年三五个月的时间把武松养壮，借武松的力气打垮蒋门神，替他报仇。宋江的“义”与施恩的“义”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比施恩掩饰得更为巧妙而已。宋江们的“义”从来是剥削阶级麻醉被剥削阶级的思想毒剂，要把它同劳动群众间的相互支持区别开来。
在当时的社会里，要得到举荐，当然要投托权贵以作靠山，求得“提挈”，象后来宋江在吟“胡敲”的歪诗中所说的那样。但是，首先赚得声名，扩大影响，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着。从作押司到“杀惜”前，宋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确实在赚声名、扩大政治影响的买卖上花费了不少苦心。因此，短短的几年里，“孝义黑三郎”、“山东及时雨”、“山东呼保义”的大名传遍了山东河北。宋江不仅得到顶头上司时文彬的赏识，连朝廷的大官也早已注意到宋江的名气。宋江已经有了资本，这只“潜伏爪牙”的猛虎就要张牙舞爪飞黄腾达了，只是在这个时候，由于“杀惜”，刚刚开始的锦绣前程，才中断下来。
二、“放晁”留下的后路
“放晁”、“杀惜”是宋江生活途程中一个不算很小的转折点。对于宋江“放晁”，向来众说纷云：有的说这是宋江倾向革命的表现；有的说宋江完全出于江湖义气；还有的则说，这是作者为了把宋江写成梁山泊大恩人，为宋江后来上山夺权作铺垫。这些说法都没有把宋江当作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认为宋江“放晁”，根据《水浒》全书的脉络，只能是他为官场上可能出现的失败开辟一条后退之路。
宋江“放晁”前第一次出场时的形象，是很耐人寻味的，作者刻画宋江“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如狼形”，无意之中倒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地主阶级野心家的内心世界。
北宋末年是一个“百姓大怨，人人思乱”的动荡时代，阶级斗争非常尖锐，赵宋王朝在农民革命的风暴中摇摇欲坠。随着封建王朝的土崩瓦解，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的争权夺利越加剧烈，这种形势给宋江的仕途升迁增加了很大风险。《水浒》第二十二回这样描述下层小吏的处境：“故宋时候”“作吏最难，那时作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为了预防不测，宋江早就和老子另立户籍，在佛堂供床底下挖了个地窨子，以备将来躲身逃避官司。可见，当时形势，对宋江一类下层小吏的地位，已经造成了很大威胁。作为一个“怀扫四海之心机”的野心家，当然会想到仕途道路中断后应该沿着一条什么样的途径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当时的现实早就给宋江提供了一条向上爬的新路。从北宋末年到元末明初，由于封建统治集团极其腐败无能，单靠武力镇压已经难以扑灭农民革命的烈火，只好更多地采取“招抚”的手段，以瓦解农民革命。据《张氏可书》记载：“绍兴（宋高宗年号1131—1162）间，盗贼充斥，凡招致必以厚爵，故谚云，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庄季裕《鸡肋编》说，高宗年间“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这种受招安作大官的情况，在《水浒》中也多有反映。《水浒》第七十八回写围剿梁山泊的十大节度使，“都是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水浒》第四十四回，戴宗路遇石秀，便拉他上山入伙：壮士“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勾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可见，在当时通过“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捷径往上爬，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于这条路子宋江当然早有考虑的。在送武松去二龙山落草的路上，宋江嘱咐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这与其说是宋江在给武松指点途径，不如说是宋江自己的第二套升官计划。宋江送武松到二龙山落草后不到两个月，他自己也上了清风山，并说通大伙一起到梁山泊入伙。从“私放晁盖”到“投托晁盖”，宋江“放晁”的目的不是十分了然了吗？
三、飘泊在江湖上
宋江“杀惜”以后，并没有马上到梁山泊落草，而是在“江湖”上飘泊了一两年，经历了“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的反复，许多同志对这个反复感到迷惑不解。因此，解开宋江飘泊“江湖”之迷，对于弄清宋江的思想脉络是很有必要的。
《水浒》中所说的“江湖”，是一个流动着的世界，在“江湖”上走动着各个阶级中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人，有开店的、卖艺的、小商小贩、落魄文人、充军流放的在押罪犯、惹祸潜逃的下层官吏、走街串巷的郎中、四方云游的僧道，这些人活动在酒肆茶馆，客店青楼，集市庙会，传播着各种消息。他们中的大部分，根据不同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倾向，极易结成各种帮会。这些人多有一技之长，嗅觉敏锐，具有很大的社会能量。封建统治阶级和起义农民都要利用江湖，许多社会动荡常常在这里酝酿。宋江飘泊江湖的目的，一是窥测动向，等待朝廷“宽恩大赦”，一是联络江湖好汉，扩大社会影响，准备走他向上爬的第二条道路。
由于“杀惜”，仕途正路中断了。但是，上山有受招安、作大官的可能，也有掉人头、灭九族的危险。宋江如果上山，比较现成的地方是梁山，宋江在那里先前留着关系。但是晁盖们那样针锋相对地与朝廷对着干，连条后路都不留，显然不是宋江要走的路；即使“上山”入伙，晁盖们人多势众，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必然遭到抵制。比较起来，宋江所向往的仕途正路毕竟要稳妥得多。只要宋江对原来的道路存有一线希望，这条“线”就始终紧紧地牵着宋江，使他不能走得太远。
但是，形势的发展却一度把宋江推到投奔梁山泊的路上。宋江在花荣寨上避难期间，被刘高当作清风山“盗贼”捉拿解官，路上被清风山强人燕顺等抢救。在宋江的指挥下，闹了清风寨，赚了秦明，降了黄信，收了两山绿林好汉，有三、五百人马，宋江很是踌躇满志，便说通大伙一起到梁山泊入伙。宋江突然对“上山”显得空前主动，是因为他觉得这次上山，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仓惶出逃的“求救”，而是浩浩荡荡，人强马壮的“入伙”。凭他在江湖上的威望和实力，就有希望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当宋江一伙快到梁山泊时，宋江突然接到他老子病故的家信，宋江便撇下三、五百“江湖兄弟”，连夜赶回家中。大家知道，宋江缺才短能，只靠“忠、孝、仁、义”的幌子取宠于世，已知老子病死，不去奔丧，就会被人骂“不孝逆子”。“孝义黑三郎”的桂冠，他至死也不会放弃。
宋江赶回家中，才知是朝廷大赦，这一“赦”，便把宋江又从“上山”的路上拉了回来。宋江的罪状只是“因妾不良，恃酒争论斗殴误杀身死”，小罪一桩。只要流放期满，宋江便可重操旧业，再创前程。因此，宋江在江州的路上，极力回避梁山好汉。后来，刘唐要杀公人，请宋江上山，宋江说，这不是抬举他，倒要陷他于不忠不孝之地；花荣要给宋江开枷，宋江说：“这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宋江这是一半做给公人看，一半向晁盖们施加压力。宋江说不愿做不忠不义的人，显然要晁盖们“改邪归正”，走投降受招安的道路。
宋江在江州的日子里，心情并不痛快，流放期满回家求官的希望非常渺茫。不管宋江在社会上的名气多大，多么想“尽忠报国”，专权的“奸臣”们总是“非亲不用”，“非馋不纳”。年过三十，名不成利不就，反被刺配江州，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野心家，他内心的郁愤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便在浔阳楼上题了两首“反诗”，发泄了对“权奸”集团的仇恨。
所谓“血染浔阳江口”，即要动刀子铲除“权奸”，为他向上爬杀一条血路。“奸”逼“忠”反，这是宋江思想上的一个转折。因此，可以说，两首反诗标志着宋江“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思想已经大体酝酿成熟。于是，梁山泊好汉劫法场闹江州后，宋江就跪在地上对晁盖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晁盖没有识破宋江的鬼主意，慷慨地收容了跪在他脚下的这只豺狼。
四、坐在第一把虎皮交椅里
宋江钻进农民革命阵营以后，他既要充分利用农民革命的赫赫战绩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还要亲自扑灭这支农民革命的烈火向他的主子邀功请赏。因此，他与晁盖为首的革命派便不可避免地要展开直接的斗争。
请看，宋江上山后，晁盖以宋江是梁山恩主为理由推宋江作寨主，宋江以晁盖大十岁为理由不肯就坐，默认了他是梁山的大恩人。这是一。宋江在第二把交椅上屁股还没坐稳，便别有用心地吩咐：“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到右边客位上坐，待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结果，左边稀稀拉拉坐下了九个人，右边浩浩荡荡坐下了二十七个人。我们知道，花荣、秦明等九人是在两个月前入伙的，并与旧头领一起排了座次，宋江却以这九人是他拉来的而硬给拆开，真是咄咄逼人。这是二。就在众头领大吹大擂喜庆聚义的时候，宋江面对众头领，别有用心地大讲所谓“合主宋江”的谣言，向人们暗示，合该宋江为头领。这是三。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事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机。
篡夺军权，这是晁盖逝世前宋江进行夺权的主要内容。
晁盖尸骨未冷，宋江就在梁山泊坐了第一把交椅，并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修正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在这里，只许高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歌词，不允许鼓动“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革命行动。宋江的“菊花会”，实际上是一个内部招安的大演习。
但是，梁山泊毕竟不是地主阶级假造反们的一统天下，在这个农民起义的根据地里，李逵、吴用、阮氏三雄，都是反对招安投降的。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这些革命派或者用功名利禄引诱，或者用“忠孝仁义”毒害，或者用组织路线排挤，或者用法度纪律镇压，千方百计不一而足。宋江为了改变起义队伍的成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还到处网罗帝子王孙、恶霸地主、朝廷命官，以至于梁山泊的头领里竟有“一多半都是朝廷军官”，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宋江对这些人统统委以重任，窃据要津，组成一个投降求荣的黑班底。宋江利用这支地主阶级的别动队，对内压制造反派，强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晁盖去世后，宋江和官军作战中，从不“侵占州府”、“尽情追杀”，处处留有余地。在这里，“打”是为了向朝廷施加压力，提高身价，早日受招安；“不肯尽情追杀”是怕惹怒主子，断绝了投降的后路。“打”是为了“降”，为“降”才去“打”。
经过一个阶段的酝酿准备，招安的时机成熟了。宋江“梦中”出现的“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天启”。随后，“替天行道”的旗子升起来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心曲”响亮地唱起来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就是这样被他一步一步地消融于他的修正之中。直到宋江的投降夙愿实现之日，“顺天”“护国”的旗子就终于亮了出来。后来宋江借大雁发挥的什么“仁义礼智信，五常具备之师”，恰恰就是他用“忠义”把农民起义改造成封建阶级的“忠义救国军”的有力注脚。修正主义怎样狡猾地改变革命路线，又怎样由此葬送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难道还不清楚，还不够惊心动魄吗？
五、撕破画皮的豺狼
封建地主头子的实行招安，宋江的投降，都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他们之间新斗争的开始。
高俅们利用宋江曾经落草为寇，极力向皇帝散布对宋江一伙的猜忌；宋江则通过对革命农民的疯狂屠杀来表示忠君。权奸集团越是对宋江们进行谋害，宋江对朝廷的效劳就越卖力。投降派投入反动派的怀抱以后的逻辑就是如此。《水浒》第一百一十回，宋江主动镇压了田虎王庆的农民起义后，朝廷仍然对宋江存有疑忌，只封宋江作“皇城使”。宋江虽因官职太小，“面带愁容，心闷不乐”，却通过宿太尉向皇帝请求征讨方腊，向主子再表忠心。宋江狂叫不把方腊义军杀尽，“誓不回军”。每攻陷一处城池，宋江总是让“四下搜捉，尽行诛杀”。对被俘将领，不是“碎尸万段”，就是“剖腹挖心”。仅帮源洞一仗就斩杀两万余人。宋江这个“怀扫四海之心机”的地主阶级野心家，经过多年的钻营和血腥屠杀，终于剿灭了晁盖、田虎、王庆、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他的主子摘除了四块心病。直至喝下朝廷的毒酒，剩下最后一口气，还不忘把李逵毒死，替朝廷扑灭最后一星革命的火苗。至此，宋江“仁义”的画皮已完全撕破，豺狼的真相便赤裸裸暴露无遗了。
为了表彰宋江这个忠实奴才，维护反动统治，皇帝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敕命“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忠义”之《水浒》，《水浒》之“忠义”，其反动毒性难道还不清楚吗？
※ ※ ※
列宁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集团濒于崩溃的两大社会现象是，农民革命的发展空前高涨，地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空前剧烈。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倾轧中混不下去的个人野心家往往投革命之机，钻进革命队伍，用地主阶级的世界观改造起义农民，篡改革命路线，适应封建地主头子的政治需要，把农民革命变成为个人打天下向上爬的政治工具。投降派宋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这样的反面教员我们见到的难道还少吗？宋江这个典型告诉我们，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要提高革命群众的觉悟，严防敌对阶级的代表人物、敌对阶级的思想侵入战斗的肌体，并注意及时地把他们清除出去，把他们散布的毒素，以及产生这些毒素的根基加以摧毁。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贝右加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