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立涛头的一代新人——读部分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札记

    【作者】金梅

    【期号】197602

    【总期号】117

    【页码】59

    【正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祖国大地上刚兴起的时候,党中央在《十六条》中就用热烈的语言预见到:“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

    现在,当我们回顾十年来如火如荼的斗争历程时,一批又一批驰骋行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英雄形象,多么生动地激励着我们啊!

    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为我们的革命事业造就了一代新人;史无前例的斗争生活熔铸了他们崭新的思想品格。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胸怀远大革命目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觉地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所造就的我国一代新人的总的性格特征。由于每一个英雄人物各自处于特定的斗争环境和矛盾冲突之中,所以这一总的性格特征,在不同的作品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身上,又各自以不同的性格侧面表现出来。把这千姿百态、各呈异彩的性格侧面有机地联系起来,也就组成了我们时代龙腾虎跃、丰富多彩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壮丽画廊。这里,我们仅以部分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为例,来描述一下年青一代的崭新的战斗英姿。

    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反潮流运动。通过这场伟大运动,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鼓吹的“驯服工具论”和“中庸之道”等反动谬论。革命斗争的烈火,熔铸了我们时代敢于反潮流的英勇无畏的战士。敢于抵制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潮流,砸烂种种思想枷锁,是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中所描绘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一种完全崭新的精神品质。《浦江潮》(见《朝霞》一九七四年第三期)、《纳新》(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迎着朝阳》)等作品,集中刻画了青年一代的这一性格特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用抓生产压革命的阴谋败露之后,又假借“抓革命”的名义破坏生产。浦江装卸站的党内走资派项永福和右派分子徐力,在站上货物堆积如山的情况下,蒙蔽和鼓动部分人“北上造反”。并利用窃据的权力,不顾外轮的抗议,继续拖延卸货期限,卑鄙无耻地破坏我国的国际威望和文化大革命的声誉。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魏刚,顶狂风抗逆流,响亮地喊出了“码头工人要革命,浦江码头要接船”的雄壮口号。在急速出航追回了脱离生产岗位的部分受蒙蔽的群众之后,又井然有序地组织完成了装卸任务。最后,当项永福还想以“党委书记”的身份,用“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来威胁时,魏刚坚定地回击道:“我们当然要党的领导!永远要党的领导!我们正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对象你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造反,进行斗争!”充分显示了大无畏的革命反潮流精神。《纳新》中的葛新,正当厂里筹建新党委,和自己将被纳新的节骨眼上,他带头对厂领导韩远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开展了坚决的斗争。他的行动,被人认为太不合时宜了。他的入党介绍人牛正山,甚至在考虑是否还能介绍他入党。阶级敌人,则从左右两面兴风作浪。在叫嚷要“揪出右派葛新”的同时,又高喊要“打倒韩远”,妄图把水搅浑。韩远却为了表示所谓诚恳接受批评,只反对对葛新的攻击,而看不到阶级敌人要打倒自己的真实意图。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葛新旗帜鲜明地发表声明,揭露了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又严厉批评韩远“有私心,想避嫌疑”,因而“回避矛盾”,“丢掉了”坚持原则这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灵魂”。对于牛正山用“中庸之道”、“奴隶主义”来作入党标准的错误思想,葛新也毫不屈就。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不错,党有纪律。但是,党的纪律,是为了保证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我入党,不是为了称号,而是为了革命,为了战斗!我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斗,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和理想战斗!”小说中对葛新的“如火如风”的英雄性格作了生动的描述。

    《浦江潮》和《纳新》在歌颂青年一代的革命反潮流精神时,较深刻地揭示了革命反潮流精神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内在关系。某些人,往往把革命反潮流精神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立起来。甚至借口加强党的领导来压制革命反潮流精神。殊不知,我们要求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一切、统帅一切。魏刚、葛新在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时,都遇到了“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因为有人用这个问题来进行压制而放弃了斗争,而正是用他们的斗争成果,充分地证明了,发扬革命反潮流精神,敢于和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斗,才真正加强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统帅下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对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不问不斗,那才是一种削弱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行为呢。

    文化大革命极大地解放了我国人民的思想,使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智慧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这在年青一代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敢于蔑视“洋人”、“权威”,敢于向保守思想、洋奴哲学勇猛挑战,敢于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充分表现了我国年青一代的雄心壮志。《试航》(见《朝霞》一九七四年第五期)这篇小说,生动刻画了青年一代的这一思想性格。崇洋媚外的陈宗杰,妄图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来达到用外国货代替国产万匹机的目的。面对他的挑战,作为试制国产万匹机总指挥的青年干部陆大路,坚毅地表示:“我们不怕!试机也试人,这一点点风浪能吓得退我们啦?我们就是要在风浪中去闯一闯!”硬是在十级强台风的恶劣气候中去试航,检验国产万匹机的效能。陆大路主动进攻,敢于和外国货较量。陈宗杰自以为试验三十五条项目,就会把陆大路难住了。不料,陆大路和他的战友们却以高屋建瓴的姿态,进行了五十条项目的试验,宣判了洋奴哲学的破产。陆大路的这种顶风闯浪的斗争风格,代表了文化大革命后一扫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这也是革命反潮流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敢于触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习惯,清除旧社会的痕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法权观念,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一代新人的又一崭新的思想性格。在这方面,我们的短篇小说中的较多篇章,歌颂了知识青年决心扎根农村边疆闹革命的壮志豪情。

    《朝霞》(见《上海短篇小说选》)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中的女知识青年叶红,她那主动放弃选调进城工作的崇高行动,和“象红枫一般千里火红”的思想光彩,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年青一代所特有的。她在雨夜与“我”长谈中的一段慷慨陈词:“社会上有那么一些人,认为表现好的青年都要抽调上去,留在农村的大多是不争气、没出息的。你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几亿农民一辈子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难道都是没有出息、不争气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农场能夺得粮棉的丰收吗?!……这些人身在社会主义,脑袋里却尽是两千年前孔老二的思想,我们青年就是要冲击它,战胜它!”充分显示了年青一代正在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实行决裂的革命进攻精神。《海燕》(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朝晖》)中的海燕,深深地懂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意义。你听她那势如破竹般的演讲:“如果不同工农相结合,不经过三大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那就不能和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就不会想工农所想,急工农所急,……一句话,就不会有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我们要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这方面来,就只有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培养、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确保祖国江山永不变色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啊!”她和叶红一样,能够不被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所动摇,不被思想后进的亲人拉后腿,扎根海岛志不移。把青春献给开发海岛、建设海岛的壮丽事业。

    在努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法权观念的青年英雄中,江瑞华(《组织委员》,见《朝晖》)是一个与“资产风”誓不两立的斗争的典型。县委书记的儿子王庆和,帮助公社塑料厂厂长兼代理团委书记孙豪,搞了一系列投机倒把活动。孙豪为了进一步拴住王庆和,以利用他来掩盖和扩大自己的罪恶活动,便依仗职权,以关心老干部子女为名,强行要王庆和所在大队的团支部吸收他入团。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商品交换”和“开后门”。对此,作为新上任的团支部组织委员的江瑞华,不怕打击,不畏陷害,不受利诱,和孙豪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于揭穿了这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嘴脸,并教育了王庆和。江瑞华这种完全崭新的思想风貌,来源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伟大思想的培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要保持和发扬江瑞华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时刻不忘反修防修的重要任务。

    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每当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要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当前,围绕着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仍很尖锐激烈。某些人,想用建立所谓“正常秩序”,来窒息青年一代的革命反潮流精神,扼杀新生事物,妄图退回到旧状态中去。可喜的是,不少作者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高度,热情洋溢地赞颂了年青一代不断革命的宝贵品格。

    《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和《典型发言》(见《朝霞》一九七四年四、九月号)中的任树英,就是早为读者们熟悉的那种决不做“干掉的电池”的新人。这是一个“胸中鼓荡着一股风,燃烧着一团火”的人。公司生产组组长胡政民,以抓利润指标、“正常秩序”为借口,下令停止生产显象管,跟在“洋人”后面象蜗牛一样爬行。这是在搞倒退、复辟,面对着这样一场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严重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任树英多次找到胡政民,批判他的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言行。胡政民错误地认为,任树英现在还象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行动,“简直无法无天”;“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搞得一点规矩都没有!”任树英严正驳斥了胡政民的错误言行,顶住了他的种种“讨伐”,按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光辉思想,坚决“干到底,不回头!”硬是把显象管生产搞成功,为发展我国的电视工业贡献了力量。

    《挂红花那天》(见《上海短篇小说选》)中的小马,也是任树英式的人物。小说中的那个区教卫组组长沙浩,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已经是“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了”,不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课堂纪律”,抓“教学质量”,不应该再贴大字报、再造反了。于是,他把一个中学生起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大字报擅自揭了下来,认为那样做是“乱冲乱撞”,破坏了“正常秩序”。而红卫兵出身的小马,则热情地支持了这个中学生的革命行动。也由于这个原因,沙浩就是不同意他入党。可贵的是,我们的小马思想很明确:一次大风暴,就把什么都冲得干干净净啦?根本没那么回事。他为被人叫做“小烈马”而自豪,“就是要永远当烈马”,“还要奔腾,向前!”我们看到,正是有了这种永远“奔腾,向前!”的“小烈马”精神,才把文化大革命深入了一步,揪出了妄图复辟倒退的阶级敌人,制止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挂红花那天》这篇小说,是前几年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发表的,在现在仍然很有教育意义。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教育界有人散布了一系列奇谈怪论,说什么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啦,“不讲学文化,质量降低”啦等等。这些奇谈怪论,不正是几年前沙浩一类人想说而不敢直接说出的吗?其实质就是要否定这几年教育战线执行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复辟封资修的教育制度。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些事实又一次说明,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为了把教育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为了把资产阶级专政下各个领域中的革命不断坚持下去,多么需要保持和发扬永远“奔腾,向前!”的“小烈马”精神啊!

    每当我们读着热情描绘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的斗争生活的篇章,内心充满了无限希望:我们有着多么好的年青一代啊!但也深深感到,在如何看待年青一代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不仅阶级敌人在散布什么“文化大革命好是好,就是新干部掌权不会牢”的谬论。在革命队伍内部,也有那么一部分人,在怀疑,观望,不相信青年干部能掌好无产阶级印把子。有的则对青年干部掌权表示不服气。这就提醒我们,努力歌颂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的崭新风貌和工作才干,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大主题。我们的青年干部究竟能不能为无产阶级掌好权呢?《金钟长鸣》、《区委书记》、《新来的老大》、《暗礁》(均见《上海短篇小说选》)、《接班以后》(见《朝晖》)和《长江后浪推前浪》(见《朝霞》一九七四年第六期)等作品,用生动的艺术形象作了有力的回答。

    《金钟长鸣》中的乔巧姑这个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年青人,由于她能够“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一切“从无产阶级政治的大局”出发,团结、帮助老干部,紧紧依靠广大职工,紧张而又镇定地指挥完成了临时增加的抢运稻种的任务,有力地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把她打下去的罪恶阴谋,而且保证了新运行图的实施,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她那大胆泼辣、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和有勇有谋的工作才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区委书记》中的苗俊敏,作为群众代表一下子提拔到了区委领导岗位。是否永远扎根于群众之中,这是关系到青年干部能不能掌好权的重要方面。小说着力描写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青年干部所特有的思想风貌和工作作风。苗俊敏从群众的一张问为什么最近不容易看到她的普通来条上,发现了“会议桌上听不到,文件报告里看不到”的东西。她把“对群众的态度”提到“路线问题”的高度来认识,亲自到群众中去摸情况,听取意见,吸收合理化建议。在群众中毫无架子,如鱼得水。她还亲自起草报告,动手写总结,一扫那种高高在上,“让沙发埋没了手脚”的恶劣习气。由于她自觉地把群众当老师,才能够象生长在肥沃土壤中的青松一样,永远苍劲挺拔,茁壮峥嵘,使人民群众对她充满了希望与信心。《新来的老大》中的船老大阿海、《暗礁》中的测量组副组长秦华、《接班以后》中的党支部书记刘东海,和《长江后浪推前浪》中的党支部书记闻松华等,当他们刚走上领导岗位时,都程度不同地遇到了某些人的轻视、怀疑,甚至刁难。由于他们能象苗俊敏那样,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又能身不离劳动,坚持实践第一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因此,不仅创造性地完成了生产斗争的任务,更重要的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了每一个基层。他们的模范事迹,教育了怀疑派们,促使这些人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党,我们的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多么好的一代新人啊!你看,《长江后浪推前浪》中的农场新建一连连长鲁雄,对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闻松华这个年青人,能否把使他头疼的连队建设好,也曾经隐隐地感到没有把握。而事实生动地教育了他。在小说的开头,闻松华就在解决青年之间的纠纷中,显示了老练的工作才干和敏锐的革命警觉性。接着,作品又层层深入地描写了闻松华大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把青年们的积极性引上了正确轨道,很快把连队建设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战斗集体。使鲁雄从内心深处感觉到:面前这些曾经被他称之为“野马”,令他一筹莫展的青年人,是何等的可爱啊!从而也产生了如同闻松华那样的由衷喜悦:“我们的事业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人一代胜一代’哪!”

    是的,我们的事业真是这样啊,如同浩浩荡荡地奔腾东去的长江大河,一浪高过一浪,一代胜过一代!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有了这样层出不穷,一批更比一批光辉杰出的一代新人,才越发显出了她那无限美好的锦绣前程。让那种抓住一点鸡毛蒜皮就说现在的年青人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谬论,统统见鬼去吧!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伟大革命运动。深刻而形象地去揭示这场运动的及时性和必要性,歌颂这场运动所培育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崇高使命。我们的文艺作品,在表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上,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长江浪涛般不断涌来的新人物,与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比较突出的是,有些作品,也还没有真正去触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大矛盾斗争。毛主席多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近,毛主席在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及其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时,又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深刻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努力表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深刻揭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规律,塑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代新人的光辉形象,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是时代向我们的文艺创作提出的新的战斗任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在召唤着我们。让我们用饱蘸着火一般战斗热情的笔去描绘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样一种浩浩荡荡的宏伟的斗争生活,去歌颂站立涛头的一代新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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