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东新华印刷厂工人理论组/山东大学政治系理论组
【期号】197602
【总期号】117
【页码】48
【正文】
列宁这篇光辉著作（以下简称《再论工会问题》），写于1921年1月25日。
这是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即“从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当时，苏维埃俄国虽然粉碎了十四国武装干涉，但仍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国际资产阶级时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国内白匪的反革命叛乱已被粉碎，但阶级敌人又改变斗争策略，提出“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之类口号来颠覆苏维埃政权。经过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外国武装干涉，国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量比战前少六倍，农业总产量只等于战前一半左右，钢铁、燃料奇缺，商品供应不足，运输遭到破坏，各地经济联系大为削弱。农民开始对战时施行的余粮收集制不满。工人阶级队伍有些涣散。列宁根据这种情况，提出了新的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用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法代替战时实行的某种军事行政命令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工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党和国家政权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巩固苏维埃政权，加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托洛茨基于1920年底首先借工会问题挑起争论，反对党，反对列宁。他提出了“把工会国家化”，“把螺丝钉扭紧一下”，“把工会振刷一下”等类口号，企图把他领导的工会变成国家机关，在工会中继续采取军事强制的方法，破坏党与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破坏党的领导和苏维埃政权。在争论期间，出现了布哈林“缓冲派”，大耍折中主义手法，充当托洛茨基的帮凶。为了回击托洛茨基集团和布哈林“缓冲”集团的猖狂进攻，列宁亲自参加和领导了这次大辩论，先后写了《论工会、目前局势和托洛茨基的错误》、《党内危机》、《再论工会问题》和《关于工会问题的演说》等重要著作。
《再论工会问题》开始是简短的前言。中间分六部分，最后是结论。全篇主要阐明四个主要问题。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列宁一贯认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是党的一个基本原则。列宁说：“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列宁全集》第7 卷第381页）列宁认为：“不服从这个组织的纪律、 蔑视这个组织和破坏这个组织的决议的人是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是一个基本规则”（《列宁全集》第19卷第467—468页）。这是因为“对于资产阶级整个统一集中的力量，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统一集中的力量来对付”（《列宁全集》）第30卷第387页）。 列宁认为党内派别活动是最危险的，犹如小裂口染上破伤风导致“不治之症”一样，会造成党的倾覆趋势，“足以动摇和破坏全部政治大厦。”列宁指出，在一个被帝国主义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尤其在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的人口中只占很少数的情况下；在目前许多情况正在使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加强起来的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团结和统一；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中间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分裂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
托洛茨基完全违背列宁提出的原则，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全面破坏党的统一。他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拒不参加中央组织的工会委员会，拒不执行中央两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反对中央关于把争论限制于中央委员会上进行的决定，对中央谴责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表面举手赞成，背后却不认账，大搞翻案、倒算活动。他公然背着中央，网罗反党集团，炮制和抛出反党纲领。布哈林对于托洛茨基这种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的罪恶行径采取沉默态度，纠集“缓冲”集团，把攻击锋芒指向列宁和列宁路线。列宁愤怒地谴责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破坏党的团结的罪行。严正指出，象托洛茨基那样，“原来独持一见而现在在十九个中央委员中仍旧是独持一见的一个委员，又在中央委员会之外，为自己挑选了一批人，把这批人的‘集体’‘著作’当作‘纲领’发表，并且建议党代表大会在‘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这就是“建立派别组织”，就是疯狂进行反党活动。列宁指出：“单是托洛茨基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无论对于他本人，对于党，对于工会运动，对于几百万工会会员的教育工作，或者对于共和国，都是有害的”。用什么“工人的民主不知道偶象崇拜”的词句来掩饰反党分裂活动是徒劳的。列宁痛斥布哈林的“缓冲”实际是火上加油，是“缓冲煤油”。列宁指出“缓冲”集团的真正作用就是充当“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
列宁指出，分歧的由来和实质在于托洛茨基首先提出了旨在排斥执行列宁主义路线的干部的“整刷”政策。列宁认为，“整刷”这个词“非常简练地表现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纲领性小册子的全部精神、全部倾向”。列宁说，我们党管理国家，就决不拒绝实行整刷。但是，托洛茨基的“整刷”是对广大工人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排挤和清洗，是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代名词，这是决不能容许的。
列宁认为：“社会党不是辩论的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8页）； 托洛茨基挑起的争论转移党对解决一系列迫切问题的注意力，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奢侈。但是，争论既已挑起，列宁便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亲自参加和领导这场政治斗争。通过大辩论，弄清方向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全党紧密地团结在列宁周围。在俄共（布）“十大”上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列宁的政纲，通过了《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决议》和《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谴责反党集团分裂活动，宣告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惨败。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完全背离我党“九大”、“十大”的决议和毛主席提出的团结胜利的路线，他提出“整顿为纲”，说什么“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大搞翻案活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向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反攻倒算，借以推行其臭名昭著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拒绝接受党与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所有这些，不正是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吗？如同托洛茨基一样，他的卑鄙目的就是反掉党的基本路线，反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整顿掉，让党内走资派重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这难道是我们能容许的吗？
坚持政治挂帅，反对经济为纲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经济建设要不要政治挂帅，这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托洛茨基否定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叫嚷苏维埃俄国跨进了“经济时代”，声称“我们所树立的旗帜，就是恢复经济的旗帜”，说什么工会的全部任务就是“组织生产”。主张用“拧紧螺丝钉”即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强制方法来搞生产。妄图用整刷政策清洗坚持列宁主义路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布哈林实质也是以经济为纲，但他采取了折中主义手法欺骗群众，宣称政治和经济同等重要。他们污蔑列宁只是关心政治，关心形式上的民主，不关心生产。列宁痛斥这种奇谈怪论，指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上层建筑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相反，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巨大的积极力量，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它能够帮助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先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然后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由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存在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的彼此斗争，因此，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更是十分明显的。从这个基本原理和基本事实出发，列宁作出论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列宁强调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占首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正确对待和处理阶级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无产阶级的政策。列宁认为对待人民群众必须采取说服教育为主的方法。因为“只有当我们善于先为强制奠定说服的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实行强制”（《列宁选集》第4卷第416页）。列宁认为在这个特殊过渡时期，只要能进行广泛的、深入的生产宣传，做好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的头脑，使工人群众和其他劳动群众确认经济破坏有如武装干涉和封锁一样可怕的人民公敌，那么，克服重重困难，尽快完成恢复经济的任务是毫无疑义的。列宁锐利地戳穿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所谓“关心生产”的画皮，指出他们提出什么“生产民主”、“生产气氛”的不正确的或抽象的口号，是“迷住工人群众的眼睛的沙子”，实际上他们从不关心生产的实际问题。列宁愤怒地揭露他们在“恢复经济”的幌子下复辟倒退的行径，指出正是他们“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把党和苏维埃政权拉向后退”。托洛茨基、布哈林所谓不问政治，实际上就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
毛主席发展了列宁关于坚持阶级斗争原则，把政治放在首位的思想，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是纲；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十多年来，我党正是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社会主义事业才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邓小平精心炮制并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大刮特刮右倾翻案妖风，妄图把经济建设引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不正是暴露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凶恶嘴脸吗？不正是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故伎重演吗？事实证明，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正是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的罪恶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坚持党对工会运动的正确领导，反对工团主义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把工会办成共产主义学校，还是把工会变成管理经济的行政机关，这是关系到：是巩固党的领导，还是消弱党的领导；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是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还是破坏党与群众的联系的大是大非之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托洛茨基在其纲领性的小册子中，提出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胡说工会是管理经济的行政机关，要求党把管理生产的领导权交给工会，宣称工会的作用就是用强制手段来组织生产，至于保护工人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会的事，而是工人国家的事。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工团主义路线即修正主义路线。
列宁认为党、国家和工会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体系，但由于三者的性质和地位各不相同，它们也各有其不同的特殊作用。列宁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不实行强制”；“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工会不是国家机关，而“是共产主义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它的特殊作用不是强制，而是党、国家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列宁关于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论断是从党领导国家机关并通过工会去联系广大工人群众和其他劳动群众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正确关系出发的。列宁非常重视工会这种纽带作用，着重指出：“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列宁尖锐地指出：“对这个问题提法不正确，对这种相互关系不了解，就象是一根红线，贯串着托洛茨基的整个纲领性小册子。”“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错误。”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政策是“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的政策。”
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布哈林要求把生产的领导权交给各个行业的工会，宣称工会一方面是“机关”，另一方面是“学校”，把国家与工会合二为一。列宁痛斥布哈林道：“用折衷主义的修改和补充去纠正托洛茨基的错误，那是办不到的。”因为它同样混淆了党、国家和工会的关系。列宁强调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必须从调整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工作出发，摆正党、国家和工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工会的纽带作用，密切联系群众，教育团结群众，使工会成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而要达到这点，就要加强党对工会的思想政治领导，依靠工人阶级，依靠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群众自觉地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同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现象作斗争，同危害党、国家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作斗争。
列宁批判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工团主义路线，拨正了工会运动的方向，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使社会主义经济获得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明确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并且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毛主席论述了党、国家机关和包括工人在内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一贯重视群众的作用。提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是各项工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保证。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对革命群众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叫喊“工会也搞阶级斗争，还要党干什么”，叫喊在教育战线、科技战线上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鼓吹对革命群众实行“管、卡、压”，他的罪恶目的如同托洛茨基那样，就是妄图取消党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折衷主义
在工会问题大辩论中，列宁认为从理论上批倒修正主义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末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
布哈林把自己装扮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的唯一正确者的姿态，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大搞“缓冲”，实际是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布哈林宣称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托洛茨基是“从经济上”看问题，而他要把双方统一起来。在工会问题上，布哈林认为列宁说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托洛茨基说工会是管理经济的行政机关，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他举例说玻璃杯是玻璃圆筒和说玻璃杯是饮具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把玻璃杯说成是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也是对的。列宁指出布哈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用折衷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列宁剖析了布哈林的折中主义，阐明了唯物辩证法与折中主义的根本区别。列宁指出：
第一、辩证法认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列宁认为：玻璃杯也好，工会也好，它的属性都是多方面的。而布哈林只是把工会的某些方面的属性凑合起来，胡说工会既是机关又是学校。列宁指出，布哈林在这里所持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是折衷主义的。”列宁深刻揭示折衷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这样，“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布哈林所谓全面看问题，实际是片面的。
第二、辩证法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列宁认为：玻璃杯、工会都是在自己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特别是它们的作用更是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的作用就是党、国家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列宁还从工会问题的争论的由来和发展揭示分歧的实质就在于是发挥工会的纽带作用，坚决依靠群众还是取消工会这种纽带作用，用官僚主义态度来对待群众。与此相反，布哈林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说什么托洛茨基的错误是在于“他没充分地为学校这个方面辩护”，并攻击列宁“没有估计到机关这个方面”。他“丝毫也不打算独立地即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目前这一争论的全部历史”，掩饰分歧的实质，是“僵死而空洞的折衷主义”。
第三、辩证法认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列宁说：“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末，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洞，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列宁正是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实践出发，指出工会“不是学校和管理，而是学习管理的学校”。而布哈林则从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出发，为了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完全不顾客观实际，因而对玻璃杯和工会作出折衷主义的定义。
第四、“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辩证法要求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列宁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性质、任务和特点，具体分析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从而抓住了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的东西，作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正确论断。而布哈林根本不考虑社会主义的具体情况，硬说政治和经济同等重要，两者都不能丢。列宁指出这种折衷主义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他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纯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
列宁说：“还没有把辩证逻辑的概念全部说完。但是就目前的问题来说这已经够了。”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折衷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修正主义。
“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折衷主义象僵尸一样死板，又如游蛇一样狡猾，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惯用的手段。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告诫我们“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既要反革命，又要掩人耳目，也大谈矛盾的这一方面，矛盾的那一方面，从来不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不谈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谈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他把三项重要指示并列起来，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以目代纲，以目乱纲，如同布哈林一样，其阴险的目的就是用折衷主义来欺骗群众，从理论上为修正主义掩饰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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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面地、彻底地批判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界限，划清了列宁主义路线同工团主义反动路线的界限，划清了唯物辩证法同折衷主义的界限，教育了俄共全党和全国人民，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在《结论》中，列宁对这次工会问题大辩论，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列宁说，正如古语所说：“弊中有利，祸中有福”。党的敌人“想利用党内有时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来危害党、危害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没有得逞，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得逞。”当前，在我国进行的革命大辩论，就是要在方向路线问题上弄清大是大非，全党、全国人民在同修正主义斗争中学习和受到锻炼，必将极大地增强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阶级敌人和党内资产阶级破坏革命大辩论，破坏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