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武林
【期号】196505
【总期号】102
【页码】50
【正文】
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最反动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潮之一，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反动哲学。实用主义的反动历史观和社会政治观点最露骨地表现了麻痹革命人民斗争意志，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秩序作辩护的可耻目的。而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杜威的思想中，又表现得最集中和最突出。
杜威生活与从事著作的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总危机的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史无前例的传播和大发展，并指导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杜威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极力诋毁这些伟大的事件，挖空心思地编造谬论为垂死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挣扎。杜威反对社会发展的科学预见性，极力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多元论的历史观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侈谈民主和社会改革，否认社会革命。杜威以这一些谬论来引诱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脱离斗争，俯首贴耳的忍受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奴役和压迫。
以多元史观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杜威的哲学基本观点，与其它实用主义哲学家一样宣传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
杜威谴责以往的哲学家用非经验的方法来处理自然和经验的关系，因此产生了“经验的对象和能经验的活动与状态分裂为二，客体和主体、心与物乃是分开的和独立的”⑴，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与无休止的争论。
杜威宣称要用经验的方法来对待自然和经验的关系，他说：“现在经验法是能够公正地对待‘经验’这个兼收并蓄的统一体的唯一方法。只有它才把这个统一的整体当作是哲学思想的出发点。”⑵所谓作为哲学思想出发点的“经验”是兼收并蓄的统一体，即杜威把人们感性认识——“经验”，作为包括着认识对象和认识活动在内的统一体。这里，经验消解了自然，吞没了自然。杜威认为，自然不能独立存在，“物质不是事情或过程的原因或来源”，“不是解释的原理”⑶，而“物质的东西乃是自然事情所具有的那个特征，这个特征和相当迅速而可感知的变化这样的联结在一起，以致给予一种独特的有节奏的条理，……。”⑷即杜威认为，物质只是人们独特的有条理的感觉过程。这是“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巴克莱主义和“物是感觉要素的复合”的马赫主义翻版。
杜威从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出发，也根本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所谓多元论的历史观，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杜威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客观世界规律性的科学论断是非科学的。他说：“马克思主义在其自称特别具有科学性方面已经‘过时’。因为象必然性和对于单一的包罗万象的规律的探求，代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底智慧风气，所以或然性和多元论则是目前科学的特征。”⑸即杜威认为，客观世界和人类历史都不遵循一定的规律，而有的只是许多杂乱无章的因素的影响，这就是杜威的多元论历史观。
杜威在1939年出版的《自由与文化》一书中，曾经从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上，讨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的动力，是所谓“人类本性”和“文化”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影响。
所谓“人类本性”，杜威说：那就是“人性原始状态的构造”，是“人类心理学的问题”，是“天然组织部分”，“天然倾向”，或者“原来的原始人性”。这一系列回答，并没有具体的内容，它只是同义语的反复。
杜威对“人类本性”的内容，当时没有给予具体的说明，但他认为总的说来人性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趋向于分化，另一种趋向于结合或联合，他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性也象生活底其它形式一样，趋向于分化，而这种分化向独特的个体底方向移动，同时人性又趋向于结合，联合”。⑹结合与分离，他又说可以称为“人性中利他和利己的倾向”⑺。
人性中的利己和利他倾向，要得到调和或发展，杜威认为又要看它得到哪种文化条件，即哪种环境。因此，就涉及到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他说：“某些文化条件发展了导致分化的心理组成成分；其他文化条件刺激了趋向于蜂房或蚁冢式的团结的心理组成成分。人类的问题就在能发展每一种组成成分，以便能互相解放和成熟。”⑻这样，杜威就得出了他的结论，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问题，是所谓“人性”和“文化”之间的影响和交互作用了。
所谓人性那种倾向得以发展的条件——“文化”，杜威认为又有许多因素的互相影响，他说：“文化底情况是许多因素相互影响的情况，其中主要因素为法律和政治，工业和商业，科学和技术，表现和传达的艺术，以及道德的情况，或者是人所推重的价值和人对它们估价时所采取的方法；最后，虽然是间接的，是人辩护和批评他们所处的基本情况时所用的一般观念体系，即他们底社会哲学。”⑼
杜威把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的原因、归结为由“人类本性”和“文化”两者包含着的、许多平列的、同等重要的因素之互相作用与影响。这些因素是如此之多，又如此复杂，以致在纷繁复杂的多种因素中，不可能找到各种因素影响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秩序，杜威自己就承认：“今天能左右个人行动的影响非常细微，以致是不可知的，我们受许多事件所支配，它们以意想不到的，猝然而猛烈的方式影响我们。”⑽以上杜威所谓多因素论，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多元历史观，实际上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归结为偶然作用的多种因素，这根本不能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因为杜威不能解释所谓“人性”中的利己和利他的因素是某种社会制度出现的根据，不能说明什么文化条件可以影响某种社会制度的出现，也根本无法说明为什么是这种社会制度代替那一种社会制度。杜威的多元历史观的荒谬性是至为明显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杜威所鼓吹的这种多元历史观有他自己的目的。这反映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和恐惧。杜威在《自由与文化》一书中，设专章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可是杜威越攻击马克思主义就越露出自己的马脚。杜威自己供认，他所梦寐以求的是要马克思主义者放弃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这当然是一种妄想。在杜威看来，只要排除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就可以根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对社会历史作随心所欲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如什么人性因素、什么文化因素或其他什么偶然因素等等，以欺骗人民。加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侵略和掠夺总是遭到各国人民的反抗，其结局总是失败的，但他们又不敢也不愿承认这是帝国主义的不义所应得的必然结果，因此就以什么多种因素之类的废话聊以自慰。大家都记得，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中国问题发表的白皮书中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解释，就说到什么人口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之类，这实际上就是已经破产了的杜威的多元历史观的滥调。所以不难看出，所谓多元历史观也者，即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杜威的人性可变论，目的在于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
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杜威的多元历史观里所讲的人性因素、文化因素是些什么东西，杜威说：“如果解放物理能力是来为人类的目的服务的话，就需要关于人性比较合宜的知识，这是无可否认的”，⑾“任何模糊社会问题底根本道德性质的东西都是有害的。”⑿这里，杜威把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归结为道德的问题，而道德问题又归结为臭名昭著的人性问题。杜威把现代社会冲突的原因，置基于人性中的利己和利他的因素，保守和进步的倾向，这些倾向为人们情绪和本能的表现，它使人们选择某种需要的社会。这里杜威认为离开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个人意志决定社会发展，而这种个人意志常常又受到一定道德因素的影响和鼓励，从而影响社会发展。所谓社会问题的道德性质，实际上就是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因，从意识中来找原因，这就表现了历史观点的唯心主义本质。
到底什么是人性呢？杜威在1946年所出版的《人的问题》一书中才明确的说：“是指人们由于其身体构造而表现的固有的要求。例如对饮食的需要和对行动的需要，等于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设想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需要会停止存在。还有其他不是这样直接属于身体方面的，而在我看起来也仿佛是同样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需要。我可以举出以下的例子：对某种合群的需要，显示自己的精力并把自己的力量作用于周围环境的需要，同时为了互助和斗争而与自己的同伴合作或与之竞争的需要，某种美感的表现和满足的需要，领导和服从的需要等。”⒀“斗争性”“占有财产的欲望”等等。
以上杜威对人性所规定的一些内容，包含着两个部分：一个是人们的生理机能，另一个是人们的心理态。饮食的需要是人们的生理机能，它并不是人特别具有的东西，因为动物也有饮食的需要。这种一切动物都有的本能，当然不是人的本性和本质。属于心理状态的部分，如“竞争”、“合作”、“领导”、“服从”、“表现”、“审美”、“占有欲”、“斗争性”，杜威认为这一些也是人的天生需要和本性，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因为人的心理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它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是后天获得的特性，绝不是先天的本能。
事实上，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是人的阶级性，它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一定的阶级地位上自然形成的，例如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杜威把“竞争性”、“斗争性”、“财产占有欲”、“领导和服从的需要”等规定为人的本性，是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垄断资产阶级称霸世界、奴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野心，以及对国内外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的政策，寻找天性的根据。
但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杜威关于人性可以改变的理论。杜威认为人性的两部分中，人的饮食需要的本能是不可改变的，“有些倾向是人的本性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这些倾向改变了，本性便不再成其为本性了。”如“对食物的需要是如此迫切的，我们称那些坚决抗拒饮食者为疯子。”⒁而另一些心理方面的本性则可以改变，杜威承认这种本性可以改变是有其原因的。他说在谈到社会改革时，常常有一些人从人性不能改变，作出了反对改革的结论。杜威认为这种理论是不对的，人性是可以改变的，但改变要看一定的环境，往往社会传统的习惯势力和风俗习惯抗拒社会改革，而人们把二者混为一谈，他说：“来自获得的习惯的对改变的抗拒和那来自人类本性的对改变的抗拒混淆起来。”⒂这种理论，杜威认为是有害的，假若以为心理上的竞争、剥削、占有、领导与服从等本性不可改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一些人会把所规定的社会改革——即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理论问题的讨论，变为“使人们的注意从一个改变是否可欲的问题，转移到改变将怎样实现的问题。它把问题投诸情感和兽力的角逐场中。结果，它鼓励那些人设想那些伟大的改变可仓卒产生之，并可用暴力产生之。”⒃承认人性可以改变则可以避免暴力斗争。杜威说：“斗争性是人性的一个构成部分”，但是“战争的存在并非由于人有斗争的本能，而是由于社会情况和势力导引，差不多强迫这些‘本能’走上战争的道路。”⒄即战争由社会环境和势力负责。杜威牵强附会的解释社会历史，来为人性可以改变的谬论作辩护，他说占有财产，“拥有某些东西的需要是人性的固有的因素之一”⒅，但是“某些时期和某些地方，土地是公有的”⒆，即不属个人占有，杜威以此说明，人性是可以改变的。
杜威一再论证可以改变的心理本性，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本性，他论证心理本性是可以改变的，目的是想说明人的社会本性是可以改变的。如此，他认为社会改革的问题不要付诸革命的手段，“人性的可变性的这一事实指示我们对于社会改变的种种建议应采取的态度”⒇。这种态度是“问题将不在人性是否能改变，而在它在目前的情况下应怎样被改变。这个问题最后是最广义的教育问题。所以，凡是压制和歪曲那些能在最少的浪费的条件下改变人类倾向的教育过程的东西，会助长那些使社会陷于僵局的势力，并从而鼓励人们用暴力作为社会改变的工具。”(21)社会改革的途径是通过教育改变人性，而不是暴力夺取政权的斗争，这就是杜威的教育万能论，杜威就以这种荒谬的理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反对社会革命。
杜威不敢说明他所说的一些“人的本性”、“人类倾向”是分属于哪些人的。象“财产占有欲”这类所谓本性以及首先使用暴力的这种所谓倾向，都明明是属于人类中的极少数的剥削阶级的，杜威却把它都说成是“人们”的或“人类”的。所以在他看来，不是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不好，而是整个人类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本性都不良。所谓暴力问题，他绝口不谈谁先使用暴力，实际上按照他的逻辑，就是只许垄断资产阶级用枪炮进行掠夺和屠杀，而不许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暴力反抗。这就是杜威的教育万能论的说教的实质，这当然是万万办不到的。
反对阶级与阶级斗争
杜威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
首先，杜威根本否认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的事实。他在解释社会这个概念时说：“‘社会’是一个字，而是无定的许多东西。它包括人们由合群而共同享受经验和建立共同利益和目的的一切方式，如流氓群、强盗帮、徒党、社团、职工组合、股份公司、村落、国际同盟等。”(22)这就是说，杜威认为社会是由一些所谓以共同利益和目的结合起来、并有共同的经验的职业团体和社会团体的总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其中就是没有阶级的区别。杜威曾经直接否认阶级分析说，他说：“任何一个习惯运用科学方法的人，都将用很大怀疑眼光对待这种说法，……即把人分成许多固定的所谓阶级，而承认各阶级内部是统一的，对外是隔离的，使之成为历史中的敌对者——这完全是难以置信的。”(23)
杜威想用什么职业团体和社会组织来掩盖社会阶级的划分，那是徒劳的。在人类社会里，人们的社会生活有赖于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人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在阶级社会人们是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的，每个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事实上都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只有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把握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络，否则是不可能的。
杜威不但否认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否认国家的阶级实质与强制和压迫的职能，而认为它是调和各团体矛盾、调解其冲突的机关。杜威认为国家不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而是代表全社会利益，保护全社会一切人利益的机关。他说：“国家可以操纵最高权力，因为它代表最广的公共利益。”而且，杜威认为社会按职业团体划分，随着民族国家的扩大，国家以内各分子愈加自由，他们会自动结合在愈多的社会组织中，“实际上是向着无限繁杂的结合的一个运动政党、产业联合、科学的和艺术的组织、同业组合、教会、学校、无数的俱乐部和社团，以培植可想象的人所共有的各种利益。它们的数量愈增加，关系愈重大，国家则愈成为它们的节制者和调护者，限定它们的活动，预防和调解它们的冲突。”(24)杜威说国家这种调和作用，就象乐队的指挥，自己不奏乐，而协调与调和直接演奏者的活动。
国家如何能成为调解机关，杜威骗人说，因为它代表全社会利益，不代表某一阶级，它可以不偏彼此，主持公道，“国家何以历史上成为最高用力的机关呢？这是因为人类总想寻一个最高主持公道的机关……（国家）不偏彼此，可以做得公正人。”“社会愈进化，要求第三者解决的事愈多，所以国家更成为永久的评判机关了。”(25)
杜威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官方哲学家，在国家的问题上，他不仅宣传它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机关，并且更进一步欺骗工人阶级，说美国政府在处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时，站在工人一边。杜威宣称美国政府“赞成雇主责任法案，规定劳动的时数和条件的法律，反榨取工人血汗的工厂的立法，用公共救济费和公共事业费去补助私人慈善事业的办法，对公共学校的慷慨的拨款，对大宗收入和遗产的更高累进税等；大体上说，当雇主和工人发生冲突时，它常站在工人的方面。”(26)杜威把这种欺人之谈甚至提高到一般的原则，他说美国政府要是有哲学基础的话，它的哲学是“政府应时常出来干涉，促使富人和贫人，权利过多者和权利不足者的情况趋于平等。”(27)美国政府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它的职能从来就是为了确保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和利益。它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代表工人利益站在工人一边。即使它曾经通过某些法案和法律，表面上好象是限制一些垄断资产阶级的无限榨取，但实际上这些法案及法律从根本上就是确认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合理。现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压榨总的趋势日益残酷，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现象也更严重。美国政府要是表面上通过那样一些法律及法案，也是骗取工人阶级为垄断资产阶级卖命的毒计。另外，它们也害怕无限的榨取，会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抗，给他们带来不利的后果。这一切完全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考虑，根本说不上什么站在工人阶级一边。
杜威对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了恶毒的咒骂。他虽然曾经伪善地承认过社会改革的必要，但又说若改革“用暴力或阶级间的内战，作补救办法，那是令人绝望的建议”(28)，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原理污蔑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实力政策，并说：“单纯信赖实力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不管来自墨索里尼的或是马克思的，……这些学说都是绝对的理论限制智慧作用的另一例证。”(29)因为“如果采取单纯实力的政策，实际结果本身将起一种对消作用。”(30)
杜威给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强加了许多罪名，他说：“（暴力）完全是破坏消极不经济的力。……（这种能力）是完全不能发生效果，即使发生一点效果，也所得不偿所失。”(31)即他认为暴力革命不但不能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反而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引起社会的巨大混乱，财富的消耗，生产力的破坏。因此，杜威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社会改革应该“怎样能在很少的浪费、破坏与不必要的脱节的条件下去实现它们。”(32)
杜威对革命人民进行恐吓和伪善的劝阻说：“从前一个革新家去做革新运动，总要吃许多亏；社会与他为敌、他自己也觉得与社会为敌，社会上一切制度，都是不好的；最后甚而至于暴动，要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根本的解决，去笼统的改革：这是很危险的。”(33)“过激主义者独占了利用实力的政策。事情恰恰相反。反动派都拥有实力，不仅有陆军和警察的实力，而且有出版事业和学校的实力。”“动作与反动的力量是相等的，虽然其方向是相反的；实力本身是物质的。信赖实力迟早将引起对方实力的反抗。”(34)即暴力革命会引起强大暴力的镇压，遭到巨大的牺牲，如他说：“如果采取暴力或内战的办法，其结果必是公开的和露骨的法西斯主义，或者是斗争的双方同归于尽。”(35)于是，杜威就劝人放弃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他说暴力革命不是“智慧的方法”，对于社会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后来在事实上仍须用实验智慧的方法达到之”。(36)
杜威对暴力革命理论的指责和污蔑，暴露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国内实行残酷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实行残酷的掠夺和屠杀之后，害怕人民起来反抗的心理。显然，当旧制度已经衰朽，需要新制度代替的时候，当时被压迫阶级为了促进社会发展，为了反抗统治阶级对革命运动的暴力镇压，实现革命的任务，就不得不进行暴力革命。马克思说：“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37)经过暴力革命，摧毁了旧制度，生产力得到解放，生产便得到巨大发展，经济和社会得以繁荣。与杜威的谬论相反，历史事实证明，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上经历了数不清的革命斗争，暴力革命并没有使阶级斗争双方同归于尽，而通常都是统治阶级被推翻，建立了新的政权，使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一步。短暂时期旧的统治秩序因统治者垮台而有些混乱，社会生产也可能暂时受到些损失。但新的秩序一经建立，就带来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人类历史不断向更高的阶段发展，社会也更加繁荣，人民更加幸福，每前进一步，社会历史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都有赖于暴力革命的促进，这些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杜威的谎言。
宣扬阶级协作，反对社会革命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世界各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汹涌澎湃，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断发生，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摇摇欲坠。杜威从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憎恨一切动摇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革命运动。一方面他公开谴责、诅咒和污蔑社会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另一方面也伪善地谈社会改革，但以所谓教育和民主是社会改革的良好途径来引诱人们脱离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而来扑灭革命的火种，防止社会革命发生，以达到巩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目的。
杜威也谈社会改革，但他认为社会改革的途径是通过教育改变人性，使人放弃本能和情绪中的“好战性”、“占有欲”、“竞争”等，从而对社会共同利益的共同关心，各社会集团和谐一致。即杜威主张通过教育，使人们厌恶阶级斗争，排除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的可能性，他要人们以一种“调和平均”的心理状态，采取“协商、交涉、说理、交流、理智协作”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争端，促进社会发展。
杜威反对以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是不“智慧的”，“历史上和本质上，主张用民主的方法去实现社会改革。”(38)这才是“智慧的”方法。他说过去一些人“反对用民主的方法去实现社会支配的一个原因，是大家性急并渴望走捷径，殊不知所谓捷径并不能达到目的地。”(39)换句话说，杜威主张民主的方法去实现社会改革，虽然这种方法可能缓慢，但他认为能达到社会改革所企求的目的。
到底什么是民主呢？杜威认为民主的观念和意义是不确定的，“民主主义的观念本身，民主主义的意义，必须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重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同时，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造和改组”(40)经过杜威的发掘、改组和重新探索，他说现代“民主主义的问题是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道德问题。通过互相尊重，互相容忍，接受关系，总结经验等，”(41)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则是“必须使每个人的需要与欲望有被记录下来的机会，使其在社会政策的决定上起着作用。”(42)杜威这种主张，就是要以议会民主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杜威说民主观念的内容就是，“询问他人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意见，这是民主观念的一个要素。”“互相讨论与互相咨询，并最后通过综合和归纳一切人的观念与欲望的表现而达到社会支配。……选票和多数统治是社会支配的外面的和大抵机械的符号与表现。”(43)这里，杜威的主张已经完全清楚了，即社会改革要通过民主的办法，也就是通过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代表讨论协商，通过选民选票对谁的政策支持，以达到对社会的支配。
杜威公开提出要用资产阶级议会的民主政治来代替暴力革命，在《自由与文化》一书中，他提出人们应该“用选票代替枪弹、用选举权代替鞭打”(44)。杜威在《杜威五大讲演集》中，批评反对议会政治的英国文学家喀莱尔，他说：“喀莱尔以为民治就是谈话的政治（因为［议会］这个字是从法文［谈话］这个字来的），找数百个人空谈，也可以算政治吗？……但是喀莱尔错了，把言论看得太轻了。言论的所以重要，在乎大家发表思想，互相讨论研究，结果把思想格外改良；越加研究讨论，则事理越加明白；意见越多，则改良的机会越多。”可见，通过议会的途径，综合“一切人”的意见，达到社会的改良，而排除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这就是杜威的结论。
杜威极力吹嘘民主是美国建国以来的优良传统，但他又说现代“民主主义的问题变成新的问题，从而加在学校上，加在教育上的责任不是仅仅陈述这个国家的开创者的种种观念、希望和意向等，而是要教导青年，使其知道什么是一个民主社会在目前情况下的意义。”(45)
杜威吹嘘美国民主传统引以为荣，我们也不否认在美国建国初期曾经有过一些资产阶级的民主，但那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就是在美国建国的时候，不单是广大黑人，印第安人和妇女没有权利，就连六十到七十万的白人男子中有选举权的也不过十万人稍多一点。民主和专政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是对立和统一的，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则是对劳动人民的专政，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对美国劳动人民的专政。正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46)何况美国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连过去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子也没有了，它拥有强大的军事官僚机构和特务警察组织，对广大人民进行着法西斯的专制统治，大肆迫害黑人，镇压一切民主运动，几乎消灭了印第安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与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是根本敌对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社会改革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议会的议员协商，通过选票的支持来实现。因为，美国的议会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所把持和操纵，进步党派代表的力量很弱小，不要说整个的改变社会制度，就是进步一些的提案也难通过，即使通过了国家也还可以不实行。国家可以解散议会，宣布一切民主运动和进步党派活动为非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议会斗争这种合法手段，主张参加议会斗争，把议会作为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讲坛，但决不能迷信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因为，国家机器的核心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这些机器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清谈馆和装饰品，连杜威这样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鼓吹议会政治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所以，工人阶级要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就不能只在议会中进行斗争，而应当运用一切斗争手段、准备夺取胜利。由于统治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必然要对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行武装的镇压。因此革命人民必须随时准备回击反动派的武力镇压，用暴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新政权，以实现其革命的理想和目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和民族民主运动更加蓬勃发展，美帝国主义变成了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式的“民主”和“生活方式”不但骗不了人，反而激起了更加激烈的反抗。在帝国主义日暮途穷、革命风暴的年代里，杜威也哀鸣的说：“民主主义不是一条容易采取和遵行的道路。相反的，就其现代世界复杂情况中的实现上来说，它是一条极艰难的道路。”(47)虽然艰难，但他认为只有要求人们实行这种“民主主义”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安全，他说：“社会的动荡不安已经到这般地步，如果不设法加以制止，那就可能引起革命”。(48)有什么办法呢？杜威认为防止革命暴力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民主主义的观念教育人民，要他们通过“正常的”程序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要暴力行动，教育变成防止革命发生的手段。他十分称颂美国教育家贺来斯·孟恩的一段话，“教育是我们唯一的政治安全；在这个船以外只有洪水。”“公共学校是人类的最大发现。其他社会机关是医疗的和补救的。这个机关是预防的和解毒的。”(49)杜威认为过去以美国教育来保证“社会安全”（即不发生革命）已经作出了贡献，但还不够理思，他说：“但是现在我们依然有一个问题，也许比从前更迫切，更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教育制度适应民主社会和民主生活方式的需要之问题。就学校作为政治民主的安全之工具来说，我们的确不能停留在我们已有的成就上。”(50)
杜威要求家庭与学校“应严肃地、认真地、大力地利用民主的学校与学校中的民主方法，并应在自由的精神中教育国家的少年和青年去参加一个自由的社会。”(51)并且叫一些国家要从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吸取教训，意即那里的人未以他所说的“民主”精神参加社会生活，因此发生了革命，他说：“我们……可以在那里发生的可怕的悲剧中吸取教训。”(52)
杜威认为民主方法改革社会，其特征与“过激主义”想走捷径和用暴力革命不同，“社会改变的民主方法是缓慢的”，(53)杜威的民主方法是叫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不要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和根本制度的斗争，而只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细小地与缓慢地修缮和改良。这是一剂引诱人民脱离正确革命道路的毒剂，是叫人民进行阶级的调和与妥协，不要进行社会革命的反革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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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述可见，杜威的反动社会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全部内容，都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以所谓“民主”方法来实现社会改革的主张，来引诱人民脱离革命，延续美帝国主义的寿命。
自从阶级社会存在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54)杜威以所谓人性是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根本原因，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的政策，这是反科学的与荒谬的历史唯心主义。杜威的反动观点既不符合几千年文明史的历史事实，也被现代一系列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了反动的统治，因而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事实所粉碎了。
杜威的反动社会观提倡阶级协作，诋毁社会革命，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巩固统治秩序出谋划策的立场，得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家和其它国家的反动统治者的赞扬，杜威1949年九十岁生日时，美国资产阶级各种报纸给予他的评价是很好的证明。据记载，当时美国全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报纸都极力赞扬杜威是“西方文明”摆脱“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精神上的拯救者和保卫者”。他被称赞为“全世界为人类精神而奋斗的伟大领袖”。在国外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当时意大利的副总理右翼社会党人萨拉盖特和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都给了祝贺电文。
但是，不管垄断资产阶级怎样对杜威进行吹捧，可是毕竟挽救不了杜威思想的破产。美帝国主义的到处横行霸道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美国式的民主、美国式的文明，以及美国的生活方式等最好的写照。道貌岸然的杜威兜售的这些货色，市场是愈来愈小了，在人民心中愈来愈臭了。当然，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还是千方百计的要对我们进行思想腐蚀和瓦解的活动。现代修正主义正是适应美帝国主义的这种需要，要继续对人民进行一些类似的欺骗，要起杜威所起不了的作用。为了使这个妖魔鬼怪也现现原形，给它照一照杜威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这面镜子，就很有必要了。
正文注释：
⑴⑵⑶⑷杜威：《经验与自然》（中文版），第11、11、61、61页。
⑸⑹⑺⑻⑼⑽杜威：《自由与文化》，纽约1939年英文版，第84、21、29 、 22、23、45页。
⑾⑿杜威：《自由与文化》，第170—171、172页。
⒀杜威：《人的问题》，文化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
⒁⒂⒃⒄⒅⒆⒇杜威：《人的问题》，第64、69、71、65、68、68、71页。
(21)杜威：《人的问题》，第71页。
(22)杜威：《哲学的改造》（中文版），第107页。
(23)杜威：《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英文版），第445页。
(24)杜威：《哲学的改造》（中文本），第109页。
(25)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杜威五大讲演集》（上），第75、 76页。
(26)(27)(28)(29)(30)杜威：《人的问题》，第52、52、56、61、61页。
(31)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杜威五大讲演集》（上），第74页。
(32)杜威：《人的问题》，第71页。
(33)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杜威五大讲演集》，（上），晨报社第26页。
(34)(35)(36)杜威：《人的问题》，文化教育出版社版，第62、56、61页。
(3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49页。
(38)(39)(40)(41)(42)(43)杜威：《人的问题》，第55、55、40、38、30、30页。
(44)杜威：《自由与文化》，第96页。
(45)杜威：《人的问题》，第34页。
(46)《别了，司徒雷登》，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1499页。
(47)(48)(49)杜威：《人的问题》，第27、19、39页。
(50)(51)(52)(53)杜威：《人的问题》，第39、32、32、56页。
(54)《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