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绪典
【期号】196503
【总期号】100
【页码】59
【正文】
周谷城所著的《中国通史》是在所谓“客观”、“完整”的幌子下，大量贩卖反动货色的大杂烩。他在这部书的最后一篇里，对中国近代历史大肆歪曲和捏造。虽然，他无法否认鸦片战后八十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英勇反抗的事实。但是，他打着所谓“维护完形之通史”这块招牌，宣扬什么“历史固然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也是完整统一的”；⑴根本取消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矛盾斗争的阶级实质。实际上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事件上，都在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和开脱。他胡诌出一套谬论，偷换历史的必然规律，妄图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相对抗。
本文主旨是在揭露周谷城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辩护的实质。我们只举出几个重要的例子，进行剖析，并通过这些例子批判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史观。
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说成是“工国农国互相激荡”的谬论
周谷城在编写这部通史时，曾提出一条标准，他说：“选材以历史自身为标准”。什么是“历史自身”呢？他认为“阶级斗争的看法”不是“历史自身”，而“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或“关于历史自身的完整知识”，才是“历史自身”。⑵这就是说历史科学是超阶级的，没有规律的，杂乱堆积起来的知识。编写历史，只有站在阶级之外，清除了一切主观，才能表述人类过去活动的“完整知识”，才是“治史以求真”。⑶
我们是要求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的，这就是说要严格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说明事物；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站在阶级之外，清除一切主观，才可以说明历史的本来面目。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人，也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纯客观”是欺人自欺之谈。无论你是否愿意，每个人总是要从属于某一阶级；人们研究历史，总是要站在某一阶级立场，为了某一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为了狭隘的剥削阶级利益，伪造、篡改历史；以它们唯心主义反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糟蹋历史；因而历史的本来面目遭到湮没。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因而能够揭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表达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总是好标榜一些：“客观”、“完整”、“真实”等等，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无非是为它们的造谣欺骗打掩护。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史。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⑷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些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周谷城在他的书中，也讲到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等事件，并以专章讲述不平等条约。这样看来，他是“治史以求真”，表达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了。但是，我们不要为这一层薄薄的外衣所欺骗，只要略为翻阅它的内容，不难发现，尽管他也谈到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但是从根本上他否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史特征，说成是“工国农国互相激荡”。⑸这不仅仅是一个副标题的问题，正如周谷城所说：“标题以符合内容为标准”，⑹这个标题的观点正反映了本书的内容，它全部地歪曲了中国近代史。
什么是“工国”呢？从本书中的具体阐述可以了解：他所指的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在他的笔下，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不过是能够使用机器，大量生产纺织品和钢铁的先进“工业国”。帝国主义国家确实拥有现代化的工业，但是，如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是建筑在对内残酷剥削工人，对外野蛮掠夺殖民地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们工业的发展，更加强了它们强夺市场和原料；剥削廉价劳动力和榨取高额利润。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开始，就浑身沾满了血污，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统治着国家机器，更加疯狂地侵略和奴役全世界劳动人民。“没有暴力和掠夺，没有流血和枪杀，帝国主义就活不下去。”⑺对于这些事实和实质，周谷城却是百般加以掩盖。
什么是“农国”呢？从本书中的具体阐述可以了解：他所指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业生产是中国封建经济的主要成分，就是在进入近代以后，这种情况依然未变。但是，正如我们不能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为“工国”一样，我们也不能称近代中国为“农国”，因为摭拾一些表面现象必然会湮没了事物的实质。毛主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⑻在周谷城的笔下，我们看不到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下，中国人民遭遇到的苦难和他们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我们应当在这里进一步地指出：所谓“工国”、“农国”的名称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这不过是早已破产的帝国主义的陈词滥调，是帝国主义掩饰其罪恶的侵略活动的遮羞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就声称它是为的“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周谷城竟唱着同一腔调，说什么帝国主义是“工国”，中国是“农国”，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说成不过是“工国农国互相激荡”，不过是一种震荡，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由对立“转化为同一”。⑼
周谷城这种“激荡”的论点反映在他对近代史中有关中外关系的全部阐述中。值得令人注意的是，他把一系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竟然说成是由中国自身引起来的。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他说“直接引起这战争的导火线却为中国之严禁鸦片”。⑽八国联军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农民对外力的反抗”，和“旧派对义和团的利用”。⑾他把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缩小到“通商”一项，他说：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要在中国取得通商的自由，夺取通商的根据地”。⑿通读全篇，我们在周谷城的笔下确实看不出来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两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不见了。中国人民坚持斗争的英雄形象被歪曲了。把侵略说成有理，把反侵略说成无理。侵略的结果，中国反而走上了富强的道路——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工业化，思想上输入了新文化。中国失业的农民“大部分几乎被各国的资本家所吸去”。⒀这就达到了周谷城所歌颂的由对立“转化为同一”的“无差别境界”了。
这是弥天大谎和彻头彻尾的捏造！
一百年来，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主权，占据了中国领土，掠夺了中国的财富，屠杀和奴役了中国人民，这难道仅仅是“通商”？这笔账难道说就轻轻地用“激荡”两字可以掩盖过去？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和战争，历来的战争都是侵略者挑起的。即以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论，英国资产阶级多年来处心积虑筹划对中国的武装进攻，就是没有禁烟问题，英国也会发动侵略战争，怎能把战争的原因推到禁烟问题上？又如八国联军事件，这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丑剧。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才阻止了瓜分。怎么能够将战争的原因推到中国农民反抗上？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使中国沦于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的投资设厂，独占市场，加强对中国人民的剥削，造成中国农村破产，工业危机，千百万群众的贫困死亡，怎么能够说成使失业得到“救济”？这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就是周谷城所标榜的“客观”、“完整”和“真实”！
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维持它们统治的活动，说成是“图强御侮”
周谷城在编写这部通史时，还提出过另一条标准，他说：“行文以说明史事为标准”。什么是“说明史事”呢？他说：“分解历史自身之诸因素时，只图寻出诸因素间之因果关系，目的仍在求得历史自身之完整性。”⒁
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离开阶级斗争就谈不到什么历史的各种因素和因果关系。周谷城恰恰是根本抹煞了阶级斗争，而大谈其生存竞争，以生存竞争的谬论来顶替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⒂周谷城的说法恰恰相反，他说：矛盾发展和解决的过程就是“由对立转化为同一”，斗争的双方最后是“合二为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互相融合”。周谷城的“图强御侮”论就是这种反动理论的具体体现。
周谷城在中国近代史上大讲“图强御侮”，这一部分约占全篇（近代史部分）的三分之一，从经济、政治到思想都着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指出：“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⒃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鸦片战后八十年来顽强英勇地进行反抗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而斗争。毛主席又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⒄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先进的图强御侮的人物。尽管他们都失败了，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周谷城所讲的“图强御侮”却是另外一回事，他打着“图强御侮”的幌子，实际上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维持它们统治的活动来冒充。尽管他也讲戊戌变法，也讲辛亥革命，但却把洋务运动和戊戌政变、辛亥革命混同起来，统统称为“图强御侮”，而且又着力歌颂洋务运动，使真假杂陈，好来蒙混读者。
周谷城在“图强御侮”的标题下，把洋务运动说成是中国的产业革命，并且说：“各国以武力压迫中国，中国首先感着迫切需要的，当然为军用工业。但仅有军用工业，纵办理得法，有好成绩，亦只可以强兵，却不可以富国。……于是继起创办一般的新式工业。”⒅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式企业，编练了一批新式的海军舰队和陆军。从表面上看，好象确实是图强御侮的表现。但是，这些新式企业和新式武装，是军阀、官僚、买办所举办和编练的。他们的目的不是要使中国富强，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要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东西来维持其封建统治。这是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互相勾结的产物，是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的象征，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争取解放，毫无共同之处。
周谷城又把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和保皇党梁启超捧为“图强御侮”的人物。如所周知，张之洞所提倡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科学技术，来维持它们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他那本臭名远扬的《劝学篇》，着重攻击当时变法维新“开议院、兴民权”等等进步的主张，它是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服务的反动武器。张之洞就是利用这个武器，宣扬封建主义的滥调，对抗变法维新的思潮，企图巩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然而周谷城却对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大加吹捧，并且说：“《劝学篇》似颇可以代表当时之时代精神。”⒆至于梁启超虽然在戊戌变法时期，曾经鼓吹过民权思想，参与了变法活动，这些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海外，堕落为保皇党，成为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激烈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丛报》是他们的机关报，在“自由平等”的词句掩饰下，大量散布保皇变法思想，借以抵制革命，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然而周谷城却恰恰是歌颂这个时期的梁启超和《新民丛报》，认为梁启超是继承张之洞之后，“对于中国旧思想，破坏不遗余力；在国内开辟了一条吸收资本主义思想的路。”⒇这简直是胡扯！张之洞、梁启超代表时代的反动没落的阶级，妄图拉回历史的车轮，幻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政权长治久安，周谷城说：这是图强御侮，那末他是站在哪一面，为哪个阶级利益说话，不是很清楚了吗！
周谷城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维持它们统治的活动冒充为“图强御侮”，这种例子，随处都是。例如：地主买办的金融机构、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邮政和铁路等等，甚至于帝国主义侵略先锋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侵略机构广学会，他的评价是：“有开通中国风气之作用。”(21)也算作“图强御侮”。显然，周谷城所谓的这些“图强御侮”不过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各种活动的大杂烩，把这些反动的活动说成是图强御侮，实际上是对历史的糟蹋和侮辱。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22)周谷城却高唱反调，说：“图强御侮运动如果成功，中国或可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现代国。”(23)在他的笔下，我们看不到洋务运动的破产，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些洋务企业“办理得法”、“迈进”、“发达”等等，真好象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
这是荒唐透顶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目的在于千方百计地为帝国主义作辩护。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帝国主义的失败和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规律，而且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实了的。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鸦片战后八十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曾经为了巩固它们的统治，进行了各种活动，但遭到中国人民的打击而日趋破产。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反复的斗争，终于挣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消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活生生的历史，是任何人也歪曲不了的。周谷城披着“客观”、“完整”的外衣，鱼目混珠地侈谈“图强御侮”，目的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宣扬阶级调和，为帝国主义服务。
颠倒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因果关系，说什么“大反抗引出大压迫”
周谷城编写这部通史时，特别注意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他说：“历史科学亦必分析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的诸因素，寻出诸因素间不可移易的关系，始得谓之认识了历史。”(24)这就是说他要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中寻找它的前因后果，要从因果关系上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又以史料丰富来标榜，他说：“除摘录正史外，尽量利用中外学者专家所整理所发见之各种新史料。”对史论结合的方法，他说：“唯摘录原文，始终只作证明之用，至于史事之联贯，编者仍有说明。”(25)关于史料和历史的关系问题，他说：“两者的关系只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26)按照他的说法，史料既是历史的一部分，把各项史料联贯起来，加以说明，也就是“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了。这种种说法都离不开他所标榜的“客观”、“完整”和“真实”。
我们研究历史是要说明历史。但是，历史不是一堆无意义的事件的堆积，必须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出历史的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历史的发展。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对大量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引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要依据丰富的史料，但处理史料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剥削阶级必然是通过歪曲史料粉饰历史；因此，我们对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所引用的史料，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批判，然后才能应用。毛主席说：“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27)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要说明历史，但是他们的说明是为了狭隘的阶级利益，必然是歪曲历史。因此，他们所侈谈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是把一些历史事件生拉硬扯地加以联系，从表面形式上强加上一些联系，颠倒黑白，移易因果，甚至连起码的形式逻辑也不顾。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常标榜史料丰富，宣扬尊重史料，表示它们的“客观”，实际上是拿捏造、夸大或歪曲的史料代替历史，通过这些所谓史料来散布它们的反动观点。
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一书中占有些什么资料呢？以这本书的近代史部分而论，除了他奉之为“正史”的遗老们所编纂的《清史稿》以外，在有关中外关系事件上，大量抄录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是长期控制中国海关的帝国主义分子赫德的主要助手之一。这部书集中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观点。周谷城貌似公正的摆出一大堆“资料”，拿“资料”作见证。但是对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歪曲中国历史的反动谬论，却不加批判的作为依据，甚至拿这些材料就当作历史的一部分，有时就用马士的话作为结论。例如，在讲述不平等条约一章的最后一节里，他竟然抄下马士的一大段话作为结束语。马士说：“满清贵族及官僚所支持的一个短短的夏季的狂暴（庚子八国联军攻中国），竟使中国的地位低到极点。”(28)这就是说中国地位低落的原因，是由于义和团农民反帝运动。对这个帝国主义分子颠倒黑白，掩饰侵略罪行的胡扯，周谷城一字不易地作为自己的结论。不仅如此，周谷城更进一步把这些资料加以精心安排，割裂史实，颠倒因果，篡改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以便从中引出臆造的规律。这就是他所谓的“因果关系”和对史料的“联贯、说明”。
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举行了多次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都是侵略者挑起来的，战争的导火线是它们亲自制造的。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答复是坚决的反抗。那里有侵略，那里就有反抗斗争。毛主席指出：“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29)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引起反抗，这是历史的规律。
周谷城偷换了这条历史的客观规律，说：“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30)三十年前他就宣传过这种论点，当然，现在他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为帝国主义作辩护了。于是他在标榜尊重史料和因果关系的幌子下，把这种反动观点贯穿在行文当中。
例如：本书中《英法联军攻中国》一节，他不是从英法两国本身上寻找战争的原因，对侵略者的策划战争，企图进一步奴役中国，瓦解中国经济，开辟市场，逐步使中国依附于它们，变成它们的殖民地的种种阴谋，闭口不谈。他在本节中首先阐述的是所谓《中国人民的愤慨》。这是一段对鸦片战后外国侵略者闯进五口、到处横行以及中国人民进行坚决反抗的歪曲叙述。通读全文，他对侵略者的暴行只字不提，而对中国人民的被迫反抗则说成是英国人被中国人“袭击”、“击伤”、“杀害”或“勒令抛弃其所有重要物品”（意即抢夺财物——引者）等等。从这些事件以致发展到“亚罗船事件”，英国对中国“交涉不得要领”，于是发生了“英法联军攻中国”。(31)侵略者有理，被侵略者无理。“大反抗引出大压迫”这就是周谷城阐述这个历史事件的结论。
又如：本书中《八国联军陷北京》一节，他对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中国人民革命高涨的形势闭口不谈。首先他就提出来：“使中国国际地位低落最甚的，莫过于庚子八国联军之大压迫。”这大压迫是怎样来的呢？他紧跟着就大讲：“农民对外力的反抗”和“旧派对义和团的利用”。在这里面，他对义和团又加以各种各样的歪曲和诬蔑，对帝国主义侵略暴行避而不谈。他的结论是“原始的排外运动”“引出丧权辱国之大祸”。(32)请看：这样地“联贯史事”“加以说明”，显然告诉读者：“大反抗引出大压迫”。
周谷城的这种反动理论，不仅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辩护，同时也是一种民族投降主义的说教，是教训中国人民不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周谷城的这种公开的叫嚣没有阻止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现在想用“联贯史事”“加以说明”的手法来贯穿这种理论，也必然要彻底破产。
我们要彻底肃清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
周谷城在编写这本通史时，曾提出来所谓“历史完形论”作为他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我们从上文的剖析中可以看到，他的“历史完形论”就是打着“客观”、“完整”、“真实”的幌子，千方百计地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辩护。他标榜“维护历史之完形”，实际上是随心所欲地歪曲、捏造历史。首先他否认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其次他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最后他宣扬民族投降主义的道路。他的目的无疑地是企图瓦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绪，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
“历史完形论”是一种极端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近来史学界已经有人对它进行了严肃批判，本文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多作分析，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种反动理论作进一步的揭露。
这种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是扎根在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的年代里，美国资产阶级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即以鲁滨孙为首的“新史学派”。它的特点是标榜“客观”的历史学，实际是任意窜改历史，反对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直接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历史学界的“新史学派”和哲学界的实用主义是美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一对宠儿，迄今仍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反动学说也曾经传布到中国，散播了一些恶劣的影响。
我们拿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和“新史学派”作一简单的对比是有益的。第一，新史学派标榜历史应研究人类的全部过去活动。周谷城也说历史应研究“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实际上两者都抽去了阶级社会历史的阶级斗争的内容，都没有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翁，因此所谓人类过去活动，也就只成为统治阶级的活动。第二，新史学派主张综合史观，或多元史观，周谷城则把各种反动谬论拼凑而成一个大杂烩。实际上两者都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不承认历史的发展规律。第三，新史学派主张庸俗进化论，周谷城也主张庸俗社会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两者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第四，新史学派标榜“客观的”历史学，反对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周谷城也标榜“客观”、“完整”，反对“资鉴说”，实际上都是藉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以上四点看来，新史学派的特点可以说也就是“历史完形论”的特点，它们中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33)
无论新史学派也好，“历史完形论”派也好，由于它们都是属于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体系，它们是反科学的，因而它们必然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们所标榜的客观主义，是破绽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到头来总归是原形毕现，彻底破产。世界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粉碎了一切资产阶级的谰言谬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真理正在指导世界人民奔向光辉伟大的前途。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面貌，新史学派的帝国主义辩护士面貌，越来越被人民认清，而遭到唾弃。但是，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阶级斗争远没有完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遇到适当的气候，资产阶级总是要冒出头来争夺阵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大，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周谷城把他的反动史观加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重新粉墨登场，妄图“蚍蜉撼大树”，这也就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我们应当认识到，帝国主义在我国的阴魂还没有完全消散，鲁滨孙的门徒还没有放下武器，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之流当年所指的历史唯心主义者还大有人在。我们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彻底肃清历史唯心主义的恶毒影响。
正文注释：
⑴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开明书店1939年版，第1页； 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6页。
⑵《中国通史》上册，1939年版，第2—3、29—30页。
⑶同上书，第9页。
⑷《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602页。
⑸《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01页。
⑹《中国通史》上册，1939年版，第31页。
⑺《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8页。
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6页。
⑼《中国通史》上册，1955年版，第6页。
⑽同上书，下册，1956年版，第304页。
⑾同上书，第340—342页。
⑿同上书，第301、304页。
⒀同上书，第430页。
⒁《中国通史》上册，1939年版，第31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7页。
⒄同上书，第1474页。
⒅《中国通史》下册，1956年版，第362页。
⒆同上书，第392页。
⒇《中国通史》下册，1956年版，第403页。
(21)同上书，第395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8页。
(23)《中国通史》下册，1956年版，第405页。
(24)《中国通史》上册，1939年版，第12页。
(25)《中国通史》上册，1939年版，第1页。
(26)《中国通史》上册，1955年版，第1—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20页。
(28)《中国通史》下册，1956年版，第357页。
(29)《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30)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29页。
(31)《中国通史》下册，1956年版，第330—331页。
(32)同上书，第340页。
(33)参阅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纽约，1922年英文版）第1、5、7、8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