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濮阳翔
【期号】196502
【总期号】99
【页码】73
【正文】
读了严家炎同志写的评介《创业史》（第一部，下同）的四篇文章⑴，感到其中许多论点不符合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指示精神，许多观点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在涉及到文艺创作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与“写中间人物”理论的倡导者邵荃麟同志，以及这一理论的鼓吹者，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有必要加以认真讨论。
一
柳青同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出版后，受到文艺界的普遍注意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这部作品中，柳青同志以细腻而清新的笔触，描绘了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农村的生活风貌，围绕着梁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揭示了我国农村合作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通过这一切，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梁生宝的真实形象。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创业史》深刻地描写了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农村各个阶层人物的不同面貌，塑造了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革命农民梁生宝的真实形象。”⑵周扬同志对《创业史》的这个评价，是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的，与社会上广大群众对《创业史》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可是，严家炎同志却不同意这种评价，他表示：“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⑶他认为“《创业史》本身的最大成就，恐怕也还是在它所独有的反映土改后农村生活和斗争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虽然它在塑造革命农民形象上比同类题材作品也有着突出的进展。”⑷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能否抛开《创业史》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来评论它所反映的生活和斗争的深度和广度？既然文学艺术的反映现实生活，是靠塑造人物形象来体现，那么，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把所谓“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对立起来，而且用前者来否定后者呢？《创业史》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梁生宝，作者又显然是通过树立梁生宝这个英雄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而取得重大成就的，这是严家炎同志不能不了解的明明白白的事实。这样说来，大家对《创业史》评论的那个“流行的说法”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了。
其实，关于上述这点评论文艺作品的粗浅道理，严家炎同志也并非不知。他之所以反对那个“流行的说法”，乃是因为他对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怀有不同的看法。严家炎同志说：“（梁生宝）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某些可商榷之处，它不是《创业史》中最出色最深厚的艺术形象。”⑸“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中真正成功地把精神状态从发展中显现得那么惟妙惟肖、令人禁不住要拍案叫绝的，我以为应该是梁三老汉而不是别人。”⑹“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这样说，我以为并不是降低了《创业史》的成就，而正是为了正确地肯定它的成就。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作品对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形象的完成。而从艺术上来说，梁三老汉也正是第一部中充分地完成了的、具有完整独立意义的形象。”⑺严家炎同志根据自己对梁生宝形象的理解进一步说：“近两三年的不少评论文章，在对《创业史》和梁生宝形象作出正确评价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尽恰当的意见。很多评论者几乎都是只从梁生宝形象的角度来肯定《创业史》。”⑻“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的程度；相反地，梁三老汉的形象则被注意得这样少，这恐怕不能认为是文艺批评上的公正的现象。”⑼在读到上述论点时，使我想到了有三个问题需要弄清：1）文艺批评的任务和标准是什么？2）《创业史》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成就首先是梁生宝，还是梁三老汉？3）严家炎同志极力抬高梁三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 又极力贬低梁生宝形象的艺术价值，问题的实质又是什么？下面就对这三个问题提出个人的一点初步看法，请大家讨论。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作为阶级斗争的风雨表和阶级斗争武器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深刻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鼓舞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周扬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说：“创造新英雄人物，就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任务。”⑽面对着这一光荣任务，作为文艺战线上的重要一翼的文艺批评，就应该“积极提倡、扶持、鼓励一切好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作品”⑾，推动文艺创作着力歌颂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物、革命的思想，“革命的文艺家必须坚定地站在革命的新生力量这一边，用热情的笔墨，为新事物开辟道路”⑿，切实负担起指导和推动文艺创作、总结文艺创作经验的重任。但是，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工作者的严家炎同志，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在评论《创业史》时，极力“压低”英雄人物梁生宝，说什么“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⒀（这一点已经受到了包括柳青同志在内的许多同志的批驳）；另一方面，却又尽力“拔高”和美化“中间人物”梁三老汉，说什么“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梁三老汉尽管在一个时期里跟生宝及互助组行动上采取不合作态度，但他的大半颗心却在组内”，⒁“梁三老汉的形象”“被注意得这样少，这恐怕不能认为是文艺批评上的公正现象”等等。我们不禁要问，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为己任的文艺批评工作者，面对着一部优秀作品，他到底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社会主义新英雄人物身上呢？还是更多地放在梁三老汉一类的落后人物身上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与对当前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不同理解有关。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本质的方面是革命斗争，最能深刻反映这个本质的是革命的英雄形象，最有教育意义的和最能鼓舞群众前进的也是这种英雄形象。我们并不反对文艺作品以批判的态度描写梁三老汉这样的落后人物，但这只能是一种陪衬。有的人却和这种认识相反，他们不愿看到革命的现实，甚至反对这种革命的现实，在文艺创作上也就时时刻刻想以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人物形象来顶替革命的人物形象，提倡“写中间人物”的邵荃麟同志就是这样，他是“站在‘中间人物’的立场，把自己的全部兴趣和同情倾注在那些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身上。”⒂邵荃麟同志说：“在《创业史》里，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⒃，对“现在的评论，讲《创业史》就只讲梁生宝，不讲其它”⒄表示不满，而且在《文艺报》一次会议上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⒅而“写中间人物”的鼓吹者沐阳同志也说，在梁三老汉身上“作家概括了深厚的历史内容”，并且为梁三老汉及邵顺宝等“中间人物”在评论中“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抱不平，说他们“受到了冷漠的待遇”⒆。严家炎同志在梁三老汉评价问题上，虽然与邵荃麟同志、沐阳同志的说法还有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严家炎同志对英雄人物梁生宝形象的鄙薄和对梁三老汉形象的抬高，也是在所谓“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所谓“艺术价值”、“艺术成就”、“艺术表现”等一系列幌子下进行的。我们并不反对讲究“艺术值价”、“艺术成就”，我们从来主张好的作品应该是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但是象严家炎同志这种只讲“艺术价值”、“艺术成就”的做法，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它违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要求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指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家炎同志在评论梁生宝形象时，非但离开了英雄人物所处的地位，没有把它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观察，而且脱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目的和教育目的，脱离了英雄人物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大谈什么“艺术价值”、“艺术成就”等等，而且在他看来不是象梁生宝这样的革命英雄最能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是梁三老汉这样的落后人物的形象才最能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这说明严家炎同志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态度，也是和我们有根本分歧的。
凡是读过《创业史》的人都知道，梁生宝是小说中最新的主人公，是作家着意经营和精心刻划的最光辉的英雄形象。在蛤蟆滩的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最前列，他所领导的互助组成了蛤蟆滩革命的火车头，他的存在和行动直接影响着《创业史》所描述的整个事件，同蛤蟆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大家才说他是蛤蟆滩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旗手。正如《文艺报》所说的，梁生宝“这些人是时代的精华，人民的精华，阶级的精华。他们是革命的新生力量，是群众的带头人，代表着群众的今天和明天。”⒇是广大群众学习和效法的榜样。而梁三老汉只不过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激流的冲击下逐渐醒悟过来的落后农民，所以，这两个人物的社会价值和教育意义是迥然不同的。根据这些情况，大家把梁生宝与《创业史》联系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很多评论者几乎都是从梁生宝的角度来评价《创业史》”，这又有什么不对呢？试问，如果不从代表社会主义力量，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崇高品质的梁生宝这个英雄形象来评价《创业史》，那么又该从“谁”的角度来评价《创业史》呢？为什么一定要从土地改革后自发地向往资本主义道路、连做梦也梦见自己当了“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穿着很厚实的棉衣裳”，“腰里结着很粗壮的蓝布腰带”，“后院里是猪、鸡和鸭的世界”，“前院，马和牛吃草的声音很响……”(21)的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的梁三老汉的形象来评价《创业史》呢？诚然，我们并不是说在作品中不能写梁三老汉这种类型的人物，当然也不是不可以评论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形象的成败。问题是在于他和梁生宝这个英雄人物形象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本不同。如果说我们是要求作品反映时代本质的革命精神，那就主要的应通过塑造梁生宝这个英雄形象来实现，而不可能主要的通过塑造梁三老汉这个形象来实现。严家炎同志坚持抬高梁三老汉这个形象的地位和作用、排斥梁生宝这个英雄形象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不仅会模糊了作品所要反映的时代本质，而且显然是想用梁三老汉这样的“中间人物”来挤出梁生宝这样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评论观点是会把文学创作引向歧路上去的。《创业史》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活风貌，正是与梁生宝形象艺术塑造上的成功分不开。因此，我们认为，《创业史》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首先应该是梁生宝而不是别人。与邵荃麟同志一样，严家炎同志看到《创业史》中的“英雄人物，不及‘中间人物’写得那么细致，却反而受到群众更大的欢迎，为此忿忿不平。”(22)这说明他也是“多么不了解群众力争上游的感情，不了解群众对于英雄人物的渴望；对于文艺的教育作用，……认识又是多么肤浅和片面化啊。”(23)
严家炎同志在谈到批评者的意见时一再强调说：“对一部具体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达到的客观成就的评价，跟在文学创作上的提倡写哪一类人物、贬低写哪一类人物的意义，本来并不是一回事。”(24)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严家炎同志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压低”英雄人物梁生宝的创造意义，给他“泼冷水”，而另一方面则又不适当地去美化和“拔高”“中间人物”梁三老汉，给他“洒香水”，这种做法的实质不是有利于鼓吹“写中间人物”和为“写中间人物”鸣锣开道吗？这样做的结果，会把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广大读者引向何处呢？严家炎同志还再三声明说，他并不象有些同志所推断的那样，“把梁生宝形象看作根本‘不真实’”(25)的。的确，在严家炎同志的文章里，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词句，但是，只要我们细读一下严家炎同志的文章，把文章中有关梁生宝形象的评论联系贯串起来思考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严家炎同志从夸大作家对梁生宝的个别地方的描写不足出发，对于这个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只不过他把话说得含蓄一些（有些地方也很裸露），“弯子”拐得大一些罢了。例如，严家炎同志说：“只要对农村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土改后互助合作事业的初期，实际生活中梁生宝式的新人还只是萌芽，而象他这样成熟的尤其少”，“……总之，哪怕是生活中一件极为平凡的事，梁生宝也能一眼就发现它的深刻意义，而且非常明快地把它总结提高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抓得那么敏锐，总结得那么准确。这种本领，我看，简直是一般参加革命若干年的干部都很难得如此成熟如此完整地具备的。无怪乎有的读者会觉得梁生宝的思想政治水平比区干部还高，而有的评论文章则更是称颂他‘具有思想家的风貌’了。”(26)请问，严家炎同志说这些话，不是明明怀疑梁生宝形象的真实性又能是什么呢？邵荃麟同志要求作家们大量描写所谓“中间人物”的理由之一是，他认为“在人民群众中间，正面英雄人物是少数”(27)，而严家炎同志则说：“在土改后互助合作事业的初期，实际生活中梁生宝式的新人还只是萌芽，而象他这样成熟的尤其少，……”这不正好表明严家炎同志和邵荃麟同志是“英雄所见略同”吗？
二
严家炎同志之所以贬低梁生宝这个人物并且怀疑他的真实性，是因为据他看来，“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时，曾经力图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把人物写得高大。……然而，也正是在实践这个方向时，方法上发生了问题：……。”(28)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严家炎同志说：“从好些事件和经历看，如有些同志已经指出的，梁生宝都象作家在散文特写中所写的王家斌。然而较之这个生活原型，艺术形象的梁生宝有了许多变动和提高，政治上显然成熟和坚定得多。王家斌想买地，这点在小说中被不留痕迹地删去；……。”(29)严家炎同志认为，作家在塑造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时，没有“紧紧扣住作为先进农民的王家斌的那种农民的气质”，说：“显然，在许多地方，是作家把他自己从生活中得来的对党的思想和政策的体会（这些体会，即使以柳青同志的水平，恐怕也是经年累月地观察和消化生活之后才得到的），加到了梁生宝的身上。梁生宝某些思想活动（从内容到思维的方式）之如此细致，也证明了它们终究在气质上不完全是属于农民的东西。”(30)严家炎同志把自己的这些意见归纳起来说，他在“这里毕竟提出了一个需要探讨的属于文学创作如何加高人物、如何塑造新人形象的艺术方法的问题。”(31)依我看来，严家炎同志提出的这些意见，还不光是一个“艺术方法”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如何正确理解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要不要歌颂革命的英雄人物和宣传共产主义的高尚品质的文艺方向问题。
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它不是“机械的”、“照相式的”反映，而是“主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不是“为反映而反映”，而是“有目的、有重点的反映”。(32)文艺作品所创造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生活更高。一切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时，都是通过对自己作品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来传播和抒发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感情，并以之感染和影响读者。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理想，都力求把自己的理想熔铸在英雄人物的创造上，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扬自己的理想，塑造自己的理想人物，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典型。“社会主义的文艺，要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思想。不努力创造群星灿烂的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33)也就不可能深刻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因此，创造当代的、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的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是我国文艺作家的一项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生活和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34)又指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35)在这里，毛主席非常精辟地阐明了文艺的特点。现实是文艺的来源，但文艺又应当比现实更高；文艺通过形象反映生活，创造人物，其目的不是消极地为反映现实而反映现实，而是为了“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36)而严家炎同志却主张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时，紧紧扣住“生活原型”。如果按照严家炎同志的意见，只是紧紧扣住生活中的某一个原型，作家就根本不能创造出理想的革命英雄人物来，也不能概括的表现现实的英雄人物。严家炎同志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反对塑造理想的英雄人物，是要降低英雄人物的格调，要作家把英雄人物写得平淡无奇，从而取消英雄人物对广大群众的教育意义，取消社会主义文艺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以先进人物的思想、品德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的。
为了使文艺更好地反映我们的时代，更有效地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党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这种艺术方法，可以帮助艺术家最真实、最深刻地表现出我们的英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英雄。而严家炎同志却要求作家向后看，责备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梁生宝形象时，没有“紧紧扣住作为先进农民的王家斌的那种农民的气质”，说“王家斌想买地，这点在小说中被不留痕迹地删去”了，对此表示不以为然，这就说明严家炎同志所要求作家紧扣的是个别生活原型的落后方面。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过分强调会产生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倾向，并不符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精神。
严家炎同志说：“就我读《创业史》所得的印象，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方面似乎并不是时刻都紧紧抓住人物的性格和气质特点的。”(37)他认为，在梁生宝身上“缺乏农民的气质”。(38)什么是农民的性格和“气质”呢？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反复指出：我国广大的贫下中农，是积极拥护集体经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农民中的大多数，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所以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解放了的新的农民的性格和“气质”的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表现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梁生宝跟他周围的农民在性格和“气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他彻底地摆脱了私有观念的束缚，随时随地把自己的行动紧紧地跟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了党的事业。“有党，咱怕啥？”这句话成了他的信心和力量的来源。贯穿在他的思想和行动中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精神，就成了这个崭新青年农民的性格特征。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今天在少数农民（主要是上中农）身上还残存着“各种落后的东西，要彻底摆脱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需要长期的奋斗。”(39)但是，站在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立场上的作家，完全有权也应该对生活中这些原材料加以选择，去芜存菁，以求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和深刻地反映时代的真实。革命的作家在选择写什么和不写什么时，首先应该考虑到是否对人民有益。严家炎同志有什么理由批评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时没有紧紧扣住王家斌这个生活原型，认为在梁生宝的身上“缺乏农民的气质”呢？严家炎同志所要求的“农民的气质”又是什么呢？是那种“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个体农民的“气质”呢，还是邵荃麟同志所谓的“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40)因此，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正是这种能够坚决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的人物，才是最先进的人物，才是代表了我们时代的方向。作家当然也就应当站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的最理想的顶峰来观察生活，描写生活，以便培养人民的共产主义品质，扫除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各种旧思想、旧习惯的残余。由此可见，作家把梁生宝描写为一个与旧东西彻底决裂了的人物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非要作家在梁生宝身上也写出王家斌的落后的私有观念的一面不可呢？严家炎同志要求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时，也要死抱住旧东西不放，不正好说明他自己已经是“嗜痂成癖”了吗？
总之在对待所谓“气质”问题上，严家炎同志与邵荃麟同志一样，“不是以批判态度、而是以同情态度看待‘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这种‘精神负担’看成是剥削阶级长期影响的结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能够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变化的”，而是相反，“以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把这种‘精神负担’看成是世代相传的、农民身上固有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41)。
三
严家炎同志为了给自己的错误论点找辩护，肆意歪曲毛主席的话，也是应当反对的。例如，严家炎同志为了给他的“光辉的思想品质跟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头脑，仍然不是一回事”(42)这一形而上学的观点辩护，竟说：“毛主席在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感人至深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时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段话曾经教育过多少人，给过多少人以鼓舞和力量！它也能给文艺创作问题以深刻启示，这就是：人物形象的高大和感人主要不在是否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和发现生活中新道理的很强的能力。”(43)似乎毛主席也赞同他的说法。这不是在对毛主席的话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吗？毛主席的这一段话，怎么能够为严家炎同志的这种说法佐证呢？我们知道，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之所以远涉重洋，不远万里而来到中国，并且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不正是因为他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44)，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45)吗？这不正说明“光辉的思想品质和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头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吗？一个人具有“光辉的思想品质”，可是“思想水平和政治头脑”却不高，这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吗？白求恩同志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严家炎同志这样来理解白求恩同志的高贵思想品质，也是对白求恩同志的一种歪曲。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在严家炎同志的文章中，错误的观点远不止这些。提出这几点的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正文注释：
⑴四篇文章是：《谈〈创业史〉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 年第3期；《〈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1年第3 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的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⑵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27页。（引文中的重点系引者所加，下同。）
⑶《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⑷《关于梁生宝形象》。
⑸《〈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
⑹⑻《关于梁生宝形象》。
⑺⑼《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⑽《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4页。
⑾柯庆施：《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红旗》1964年第15期。
⑿《“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文艺报》1964年第8、9期。
⒀《关于梁生宝形象》。
⒁《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⒂《“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⒃⒄⒅《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
⒆沐阳：《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文艺报》1962年第9期。
⒇《“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21)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22)(23)《“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24)《关于梁生宝形象》。
(25)《梁生宝形象和新人物形象的创造问题》。
(26)《关于梁生宝形象》。
(27)《“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28)(29)(30)(31)《关于梁生宝形象》。
(32)(33)《“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34)(35)(36)《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5、66页。
(37)(38)《关于梁生宝形象》。
(39)《“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页。
(41)《“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42)《关于梁生宝形象》。
(43)《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的创造问题》。
(44)(45)《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人民日报》1964年11 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