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庚舜
【期号】196501
【总期号】98
【页码】56
【正文】
周谷城先生在他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等文章中提出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已经被许多同志从哲学、历史、文艺理论等等不同方面作了有力的批判。本文以古典文学中的六朝文学为例，驳斥他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一
周谷城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里说：“至于说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不能构成统一整体云云，拿与祖国的事实对照看也根本不相符合。首先，请问祖国的文化遗产是不是统一整体？然而它却是包括不同的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的。”又说：“如果认为不同的思想意识不能构成统一的整体，亦即部分不能构成全体，那末统一的中国、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遗产都将不能存在了！”为了替他自己的“汇合论”诡辩，周谷城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拿“祖国文化遗产”作挡箭牌。在他看来，没有“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封建地主”“雇农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没有这些“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的“汇合”，时代精神就不存在了，“祖国文化遗产”等等就不存在了。
这套“汇合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外的历史事实都强有力地证明，既没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阶级“合作”，也没有“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汇合”的时代精神。周谷城口口声声提到“祖国文化遗产”，但是如众所周知，“祖国文化遗产”是不能笼统对待的，它本身就有精华与糟粕之分。因此，对待遗产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以“囫囵吞枣”的态度来保存它的“统一整体”。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强调的是“一分为二”，周谷城的“汇合论”所主张的实际上是“合二而一”。他打着“超阶级”的幌子，这样肆无忌惮地宣扬虚伪的“汇合论”，在今天来说，只能是替反动阶级张目，为那些“非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种种”精神争取合法存在的权利。而用“汇合论”去考察历史现象，又必然会美化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必然会抹煞遗产中的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而为封建、反动、腐朽的东西争取合法的历史地位。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五章《六朝时代江南的文化》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表示他早已形成了“汇合论”的思想，而又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去分析文化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
二
关于社会背景，周谷城说：“六朝时代之学术思想，完全为当时江南物质环境及社会构造的一种反映。至于文艺美术等，也是一样。”“江南物质环境”如何？“社会构造”又是什么样子？他在旧版《中国通史》中解释说：“江南的物质环境非常优美”，“江南社会构造是阶级的”，“优美的环境与阶级的社会，正是六朝时代学术思想之所由兴。”粗粗一看，似乎周谷城也是从社会现实入手来分析哲学、美术、文学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的，似乎他也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但是，当他进一步具体分析哲学和文艺的时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他认为六朝时代“文化突放异彩”都是由于富裕而优闲的大地主分子不愿参加“种族战争”，“社会战争”，厌恶篡窃，退而从事哲学文艺活动的结果。我们认为，把脱离现实、脱离斗争说成是文化发展的原因，显然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观点。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是社会生活，离开了社会生活来论文艺的兴盛发展，那是骗人的话。应当说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进行精神生产奠定了基础，而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的脱离现实生活，实际上只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阻碍。如果刘琨早年不在金谷园里过那种酣宴游乐的生活，而能够更早地投身到卫国战争的前线，那么他还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象《扶风歌》《重赠卢谌》那样的诗篇来。陶渊明的所走逃避现实的隐逸道路，不是增加了他的诗歌的光彩，而是助长了他的作品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在六朝时代，这种正面反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来，它们都只能说明一个真理：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周谷城不承认这个普遍真理，而提出相反的见解，正好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实面目。
周谷城承认六朝时代“社会的构造”是“阶级的”。这是用来迷惑人的话。从他的具体论述来看，他的所谓阶级观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知道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是讲阶级的，不过他们把这套学说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其目的是为了掩盖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斗争，宣扬阶级合作。周谷城正是这样，他只承认统治阶级内部士族和庶族有矛盾，而掩盖封建社会里的主要矛盾——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1955年再版的《中国通史》把“江南社会构造是阶级的”改成“江南社会贫富之分，剥削与被剥削之分，较前更为尖锐。”⑵表面上看，好象提法前进了一步，但把剥削看成是“政府”在那里剥削“侨民”和“土著”，抽去了阶级内容，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毫无共同之点。再说只承认“贫富”之分，在具体论述时又特别强调阶级合作，这是剥削阶级的老调，古已有之。譬如一千多年前曹丕描写的贫富之分就比周谷城还要具体。他说：“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⑶看得出来，除了微小的差别而外，周谷城和曹丕在为剥削阶级辩护这一点上，其本质是一样的。
周谷城既然承认“社会的构造是阶级的”，而又讳言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那就势必走向宣扬阶级合作的道路。在他心目中，六朝时代的阶级矛盾不但主要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且这两个阶级根本就没有矛盾。岂止没有矛盾，而且“相反相成”，相依为命。他在《地主佃客相反相成》一节中说，当时社会分化的结果，“贫富对立，成为社会的两层。此两层的利益，本是相反的；但在阶级意识不甚明显，统治者又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之时，利益相反的两层，竟合作而互相依靠。富者尝招纳贫者，为之生产；贫者尝投奔富者，以图托命。贫者借富者之保护，富者借贫者的劳动；相反的两层，竟是相成的两层；封建次序维系得十分稳妥。”⑷在《士族庶姓相互对峙》一节中他又说：“贫富两极，经济地位，虽不相同；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尚未出现之时，阶级意识，不甚明显；贫富两极，竟能结合，构成经济单位。贫者在这种单位里面，与富者合作，而得生存。上面所谓‘相反相成’，意即如此。”⑸这段议论太离奇荒诞，把阶级压迫和被压迫、阶级剥削和被剥削说成是两相情愿的关系，在谁养活谁的问题上公开为地主阶级辩护。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剥削阶级哲学是什么？这套理论是和六朝的史实完全相违背的，甚至拿当时地主阶级的自供也可以破周谷城之说。例如贺琛写给梁武帝肖衍的条陈就说在苛政的摧残之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⑹这不明明是说农民当地主的客户并非情愿吗！六朝时代劳动人民在地主政权和地主的剥削压迫下是“财伤役困，虑不幸生”，“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⑺正是在这些压迫剥削下爆发了孙恩、卢循、唐寓之的农民起义。⑻象孙恩起义规模之大、发展之迅猛，甚至使“朝廷震惧”⑼，难道这是阶级“合作”的表现吗？周谷城歪曲历史真象，他所谓的“统一的中国”“中国历史”，揭穿了说不过是为地主阶级搽脂抹粉和宣扬阶级合作的历史而已。宣扬阶级调和是为了否定阶级斗争，这便是周谷城“地主佃客相反相成”理论的实质。象这样介绍社会背景，非但不能帮助读者认识六朝时代文学的价值，而且必然会把人们引上脱离阶级分析的迷途。
周谷城宣扬六朝时代“阶级意识不甚明显”，并进一步推论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尚未出现之时，阶级意识不甚明显”（这等于说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意识”都“不甚明显”）。看起来，他彷佛是以所谓“超阶级”的眼光去看问题了，实际上却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超阶级”，他的资产阶级立场鲜明得很，歌颂剥削阶级十分卖劲。在解释六朝文化发展的原因时便是如此。新版《中国通史》第325 页说：“东晋及宋、齐、梁、陈五朝政府设在建康，汉族精华，会萃于此，于是文化大为发展。”周谷城所谓“汉族的精华”并不包括劳动人民，而是专指六朝时代的大地主大贵族。他自己说得清楚：“江南文化云云，正是中原南下的大家世族与本土的大家世族合伙造成的伟业。”
这是歪曲了历史。
首先，一个民族的“精华”，应该是那个民族的优秀儿女，应该是创造了那个民族历史的劳动人民，以及做出了有利于劳动人民的事情的、在不同方面推动了历史前进的革命领袖、民族英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正是这样给我们启示的。毛主席就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⑽以这个理论标准来衡量，周谷城所说的“中原南下的大家世族与本土的大家世族”这个地主阶级的上层根本不配称做“汉族的精华”。不但不配，有的还是民族的败类，历史的垃圾。按照周谷城自己的说法，这些人生活“腐化”；具有“无节、奢靡、淫荡、无耻等等恶德”；他们的人生观是“清谈、玄想、以及快乐、自然、无为”；在大敌当前，民族压迫尚未解除的时候，他们“逃避种族战争”。象这样的剥削者，把他们尊做“汉族的精华”，对汉族、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
三
关于六朝文学，周谷城从“汇合论”出发，以资产阶级的观点进行评价，有以下几点谬误：
一、精华糟粕合而为一，全盘肯定，开历史的倒车。资产阶级理论的主张者都喜欢抬出些古人的“本本”来吓唬人。周谷城为了把六朝时代的文学不分精华和糟粕都肯定下来便抬出了章炳麟。他在新版《中国通史》第325 页中说：“章炳麟论‘五朝学’，力言东晋、宋、齐、梁、陈文化之优美，并非过甚其辞。”（重点作者加，下同）对于前人的理论遗产我们是要批判继承的，去取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刘勰、钟嵘的也好，还是章炳麟、王国维的也好，我们都要重新审定，拿六朝文化所包含的思想来说，它有民主性的部份，也有落后甚至反动的部份（如葛洪《抱朴子·明本篇》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农民起义的言论），周谷城用“优美”一词把它们全盘肯定下来，这正好说明他提倡“汇合论”是为了什么。既然他抬出了章炳麟，我们就来看章炳麟的论点是否站得住脚。关于《五朝学》⑾中所主张的魏晋玄学“其言循虚，其艺控实”的理论，侯外庐、杜国庠等同志的《中国思想通史》早已指出它“是错误的”了⑿。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章炳麟论“五朝”文学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他在《五朝学》中为了力陈“五朝”文化之优美，曾以南朝和唐代小说为例，作了褒贬。他说：“《太平广记》所引南朝小说，奇而近雅，怪不至缪，又无淫侈之言。……唐人小说，半皆妖蛊，文既无法，歆羡荣过之情，骄淫矜夸之态，溢于楮墨。人心险薄，从是可知。”唐代传奇中的确有不少作品值得批判，但它的优秀作品也不少，无论就思想和艺术而论都是南朝志怪、逸事小说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唐传奇对南朝小说不能不是一大进步。⒀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章炳麟主要为了反对桐城派尊崇唐宋文学因而走向另一极端，偏激的否定唐宋而推崇魏晋六朝。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复古的偏见。不料以历史家姿态出现的周谷城也不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事物，他把表现了唯心史观的理论抬出来吓唬人，并把它作为“兼收并蓄”的根据，这十足表现了资产阶级理论的反科学的实质。
二、对宣扬唯心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采取了无批判的、辩护的态度。六朝时代，玄学盛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在思想界占支配地位，并迅速地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刘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把这个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他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俗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学者悉体之。”⒁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当时不但形成了风靡一时的玄言诗流派，而且许多著名的诗人如阮籍、嵇康、刘琨、陶渊明、谢灵运等都和玄学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因此，批判清谈玄学是探索当时作家世界观和作品思想内容所不可缺少的步骤。
周谷城对待这个文学现象，对待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他首先从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出发，为清谈玄学诡辩。他说：“清谈云云，向来被人误解为空谈。甚至有人以为国家之弱，原因都在于此。其实清谈并不是空谈。反之，它是有内容的，且其内容非常丰富，大别之可以分为三种：（一）哲理，以‘老’‘庄’‘易’为主；（二）经义，以‘五经’为主；（三）佛典，以‘大品经’等为主。”这是以“有内容”为论据来反对“清谈误国”的提法。其次，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他只作了表面、抽象的叙述，而不接触其思想实质。如说“魏晋之际，哲学与文学几乎合流”，“竹林七贤”、王衍、乐广都是“哲人”“哲学家”，“他们拿着《老子》里的‘自然无为’主义，又拿着《庄子》里的‘齐物达观’主义，作进一步的发展，造成一种任性浪漫的人生观。”等等，等等，说了不少。但玄学与文学合流是好是坏？“自然无为”主义、“齐物达观”主义的阶级内容是什么？周谷城都闭口不谈。
我们认为，离开政治社会原因，离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分析，把南朝的衰亡单纯归之于清谈玄学，那是不妥当的。但是，抹煞玄学各家学说中所反映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意识，故意不把哲学思想和当时的现实联系起来，只说它们“有内容”“内容丰富”，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却是资产阶级学者惯用的伎俩。试问，在哲学和文学中高谈《老》《庄》《周易》，高谈“五经”“佛典”，只顾世家大族的利益，享乐腐化，逃避现实，不管人民的死活和民族的危亡就不误国了吗？清谈家并不是超然于“尘世”之外的人，他们不仅“谈”而且有配合着“清谈”的行动；他们的言行对当时的社会曾起了很深的消极影响。当时人王沈的《释时论》⒂干宝的《晋纪·总论》⒃都有概括的论述。如干宝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荀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之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昊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宋代理学家朱熹也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要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⒄他们虽然都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去看清谈家，但客观上却揭露了这批寄生虫自私自利、醉生梦死，腐朽堕落的言行。再拿文学作品来印证更可以驳倒周谷城的诡辩。例如《世说新语》记载在外族的压迫下：“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顾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⒅明明是不抵抗主义，明明是逃跑主义，清谈家却要引证历史来自我麻醉。再如一般士大夫（也是清谈家）不是“新亭对泣”⒆消极颓废，就是苟且偷安。如“刘真长（刘＠⑴）为丹阳尹。许玄度（许询）出都就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王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⒇清谈与国家衰亡有关系，这是某些清谈家自己也承认的。如王衍在被石勒杀死之前曾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21)周谷城和别的同志辩论时，口口声声叫拿“事实”来，但对这些事实却视而不见，闭口不谈，这是为了什么？当然，他并不是头一个为清谈诡辩的人，但当年正值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候，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这样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恶劣影响，不知道他想过没有？还有在这个问题上，周谷城一方面反对清谈误国之说，另一方面在评论宋金战争中又很赞同古人大骂南宋抗战派为“大言误国”的话，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关于玄学影响文学的评价问题。魏晋之际，玄学和文学合流，这是事实。合流好不好呢？不好。特别是专门宣扬唯心主义哲学的玄言诗，根本应该否定。我们决不能因为它“广泛流行于社会”就把它当成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东西珍贵起来。其实，对这一与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的逆流，六朝时代就不断有人批判了。如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乎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在评价作家时他甚至感叹地说：“晋、宋之际，殆无诗乎！”(22)自然，前人的评论只能作参考，我们今天应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玄言诗作为宣扬唯心主义哲学的工具，又不反映社会生活，理当被扬弃。周谷城对它不闻不问，是不是有意为封建糟粕留有余地，以便让它和民主性的精华平起平坐，互相“汇合”？
这里我们还要指出，在哲学思想上周谷城把批判封建政权、代表农民思想的鲍敬言和维护封建统治、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何晏、王弼、郭象混同起来；把蔑视礼法不满司马氏的嵇康、阮籍和肯定现存制度为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制造理论根据的向秀混同起来，不分进步、落后、反动，其实质只能是掩盖思想领域的矛盾，抹煞阶级斗争，是“汇合论”在探索古代作家世界观时的具体运用和大暴露。
三、突出形式主义文学的地位，抹煞现实主义文学的存在。文学史表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有曲折、斗争，总会碰到逆流，总会有形式主义文学“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文坛上暂时处于优势的时候，南朝便是这样。以后在江西派、明七子体、桐城派等形式主义流派盛行之时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介绍文学史上的斗争，总结历史教训，当然要把它们作为反面教材加以叙述和批判，但不能占太多的篇幅。否则，一翻开文学史满眼是歌功颂德的汉赋，宣扬玄学的诗文，描绘荒淫生活的宫体诗，传播封建迷信的宣卷，以及无聊的才子佳人小说，封建的神仙道化戏剧，咏妓词，应制诗……，我们祖国文学遗产的优秀传统还突出得了吗？如果仅仅因为它们在当时“广泛流行”，垄断文坛，就连篇累牍地介绍，甚至置当时的优秀文学而不顾，那就成了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了。周谷城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正是这样来对待遗产的。在他的书中，南朝作家人人是形式主义，南朝的作品也篇篇是形式主义，好的坏的、进步的和反动的混而为一，形成所谓“统一整体”，因此，《六朝时代江南的文化》一章专论文学的部分，他也用了《雕琢文学的完成》这个小标题。但六朝形式主义文学并非没有对立面，怎么办呢？为了壮大形式主义文学的声势，周谷城采用了两种办法：一是合并（即他所说的“汇合”），把优秀的作家（如左思、鲍照）与带有形式主义的作家（如谢灵运、谢ｔｉǎｏ＠⑵）都合并到“雕琢文学”（以潘岳、颜延之、任ｆǎｎｇ＠⑶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队伍里去了。二是抹煞，于是，在别的历史、文学史专著里颇有地位的南朝民歌和陶渊明都忽然不见了。评介六朝以前的文学传统，他基本上也采取了这个伎俩，所以司马相如、扬雄和屈原、贾谊先后“比美”了，《诗经》、《左传》、司马迁、两汉乐府都“汇合”掉了。
也许周谷城会为自己辩护说：这不是写文学史，不必那样详加分别。但我们要说这是观点问题，而不是详略问题。写多写少固然有灵活性，可总得尊重历史的真实面貌，取舍应当有原则。何况书中大引《酒德颂》、声律说，并不厌其详地征引有关世家大族腐化生活的材料，连陆＠⑷、范云、肖琛、王融等素来不上文学史的人都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不应该介绍优秀的作家作品呢！这只能证明周谷城保存“文化遗产”的“统一整体”是假，而为封建糟粕争夺地盘是实了。
综上所述，周谷城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在数十年前他描绘“统一的中国、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遗产”的蓝图时实实在在已经形成，解放后再版《中国通史》坚持不改，目前又造成理论大肆宣扬，这不能不是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挑战，其荒谬和反动性也正在这里。
正文注释：
⑴《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701页。
⑵周谷城：《中国通史》，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32页。
⑶《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三国诗》卷一。
⑷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26页。
⑸同上书，第327页。
⑹《梁书·贺琛传》。
⑺《宋书·武帝纪》。
⑻参看《晋书·孙恩传、卢循传》和《南史·茹法亮传》。
⑼《晋书·孙恩传》。
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617页。
⑾《太炎文录初编》卷一。
⑿侯外庐、杜国庠等：《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 第38页。
⒀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6 月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中拙作《关于唐代传奇繁柴的原因》一文。
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
⒂《全晋文》卷89。
⒃同上书，卷127。
⒄《朱子语录》。
⒅《世说新语·言语篇》。
⒆同上。
⒇《世说新语·言语篇》。
(21)《晋书·王衍传》。
(22)钟嵘：《诗品注》卷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3页。
【外字】外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怀的左半部右加炎
＠⑵原字为月右加兆
＠⑶原字为日右加方
＠⑷原字为仆的左半部右加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