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沛铭
【期号】196501
【总期号】98
【页码】18
【正文】
周谷城著的《中国通史》，是一本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写出来的历史著作。这本书的近代部分，抹煞和否认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书里百般地美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宣扬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汇合”，散布了洋奴思想的毒素。
这部通史早在1939年时就已出版，直到1957年8月还在继续重印。 书里所宣扬的反动观点，与周谷城在1962年时提出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是完全呼应、一脉相承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要在《中国通史》近代部分中举出一些实例，来揭露和批判周谷城的洋奴思想和这种思想的反动实质。
开脱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责
周谷城的《中国通史》，论述到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原因时，不去揭露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反动本质，却公然为侵略者开脱罪责，将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在资本主义英国一方是武装掠夺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中国一方是为自卫而进行的反侵略的正义战。而周谷城却站在英国侵略者的立场来解释鸦片战争。他否认英国侵略的实质，将鸦片战争的责任归之于中国，说“直接引起这战争的导火线却为中国之严禁鸦片”，而英国只是为了“要在中国取得通商的自由”，并称直接引起中英战争爆发的是林则徐，因为“林则徐除令外商服从烟禁之外，又须令外商当局缴出杀人凶手（按：指杀林维喜的凶手）。如此情形，终于成了中英开战之端。”⑴这些说法，完全是一种黑白不分、颠倒是非的谬论。
周谷城的这些观点并不新奇。我们早从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和中国买办洋奴蒋廷黻等口中听到过这类论调。请看，外国反动学者宓亨利就曾说：“第一次英中战争，主要是为了迫使中国承认国际间的平等和改善通商条件而打的。”蒋廷黻更无耻地说：“英国人来华的目的全在通商。”“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战争的发生，完全由于“中国通商制度对外国人的限制”，由于“中国不承认外国平等。”⑵这些都与周谷城的说法一模一样，如出一口！
周谷城这种观点的荒谬性是十分清楚的：第一，他用“通商”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从而掩饰英国“通商”的掠夺性质，和为此而进行的侵略战争的侵略性质。第二，他用“通商”来妄图卸脱或冲淡英国侵略者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无耻罪行。第三，他倒因为果，不指出帝国主义强行向中国贩鸦片和制造的一系列的挑衅事件而引起战争，相反却似乎是禁烟引起了大祸，林则徐竟成了肇事的祸首。历史事实表明：英国侵略者在1840年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资本主义英国急于向外开辟市场、对华扩大势力的必然结果。当时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决不是什么正当、合法的通商关系，而是明目张胆的海盗劫掠和偷偷摸摸的鸦片走私。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指出：鸦片战争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不愿意承认英、法、美以及其他西方大国和自己有平等的地位’，而过去是，现在还是，因为中国当局不愿意让他们的人民为了东印度公司和英、法、美各国少数不法商人的金钱利益而被鸦片所毒害的原故。”⑶这真是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
至于林则徐要英国代表义律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周谷城把它说成是“中英开战之端”，这也是十分荒谬的。林维喜是被英国水手杀害的中国农民，林则徐令义律交出杀害中国人民的凶犯是完全应该的，它并不对英国商人有什么威胁，也根本不是英国侵略者可以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义律抗不交凶，明明是恃强不法，有意破坏中国的主权，使中英关系更加毒化。因此，这一事件的责任完全在英国侵略者一方，而不在被侵略的中国一方。周谷城只允许侵略者杀人，而不允许被侵略者要求惩凶，这真是十足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弱肉强食的反动观点。
与歪曲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原因、性质一样，周谷城在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也颠倒是非，强调由于广州人民抗拒英人入城通商或反抗引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认为英、法发动这次侵略战争不是为了进一步掠夺和扩大在中国抢得的权益，而只是为了“入城”、“通商”。英、法公使借“换约”为借口在大沽口进行的武装挑衅，责任也不在英、法侵略者，而是由于中国不守信用，阻挡了英、法公使所带的军舰，以致“当然”要引起英法“大为震动。”⑷周谷城的这些观点，也是赤裸裸地为英、法侵略者的罪行开脱，并把战争的责任强加于中国的头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扩展和深入。英、法资本主义殖民者联合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目的，是要进一步胁迫清政府屈服，并扩大他们在鸦片战争中所得的权益。这是英国和法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英国资产阶级的喉舌——伦敦《泰晤士报》就曾赤裸裸地供认它们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目的说：“英国营业精神底伸张，已与闭关自守的中国社会底结构相冲突。这种行为是否合法，这种行为是否适宜，这些琐细地方都用不着提起。在世界底常态的和必然的发展过程中，势必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如英国人这样以航海为生的具有营业精神的民族，要用暴力手段向……如住在富足的、适宜于我们经商的国家内的中国人发生来往关系。”⑸《泰晤士报》的话把侵略目的招供得是非常清楚的了。
周谷城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原因和性质的歪曲，实际上也是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动观点的翻版。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一致否认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他们捏造事实，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由于当时外国商人的痛苦没有解除等引起的。例如道格拉斯说：“（中国人）对外人的暴行经常发生，……我们被排斥于城外”。庄延龄说：“中国人在履行南京条约各项规定中一般的反复无常和我们在进入广州城问题上遇到的特别困难”，周谷城就跟在他们后面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是要求“入城”、“通商”。两者竟完全一模一样！外国反动学者歪曲历史真相的目的是企图掩盖英法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面目，把战争的责任归之于中国方面，并为后来的帝国主义侵略活动作辩护。周谷城这样做，是要宣传外国反动学者的反动观点，帮助外国侵略者刷洗侵略罪行。
关于英法侵略者挑衅而起的大沽口事件，周谷城把责任完全归之于中国，这也是掩盖了侵略者找借口进行侵略的事实的。因为大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在大沽布置的防御工事，侵略者有什么理由要来擅自拆毁呢？清朝政府当时已明明指定北塘为美、英、法三国公使的登陆地点，侵略者为什么又硬要在大沽口逞强行凶呢？很显然，这并不如周谷城所说的那样责任在中国，也不是中国不守信用，而是外国侵略者的无理挑衅。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指出：“中国政府当时并不反对外交使节前往北京，可是反对英国军舰护送公使由白河西进，中国政府曾经请卜鲁斯先生由陆路入京，无须用兵力护送。天朝居民因为清清楚楚地记得不久以前炮击广州的事件，所以，认为这种兵力是实行侵略的工具。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武力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⑹马克思又说：“华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破坏了英人的侵略企图。”⑺马克思的这些正确的论断，有力地驳斥了周谷城所声称的中国应负大沽事件责任的谎言。
周谷城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开脱责任、进行辩解是徒劳的。侵略的事实总究是事实，墨写的谎言是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的。
为帝国主义强订条约和侵占中国土地帮腔
周著《中国通史》，对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条约和侵占中国某些土地，也公然进行帮腔。
周谷城将1885年日本帝国主义派伊藤博文等胁迫我国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说成不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只是由于“李（鸿章）等无知，不明国际法理”，“不习国际法学”⑻所造成。在论述中国领土丧失的种种原因时，也不提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似乎倒是中国的慷慨，说有的是“赠予的结果”，有的是“遗忘的结果”。⑼帝国主义在中国强行不法，侵夺中国某些土地，以及把这些地区作为变相的租界，在周谷城的笔下，也是由于中国官员不懂国际公法造成的。他认为“福州之南台，潮州之汕头，河北之北戴河，河南之鸡公山，浙江之莫干山，江西之牯牛岭等……本来完全在中国主权之下；但地方官吏或不懂公法，或媚外自私，竟渐放弃行政特权，致外人渐享自治实惠，几乎是变相的租界！”⑽这些真是绝少听到的奇谈怪论！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是外国侵略者用威逼利诱的办法压迫中国签订的。就以中日《天津条约》来说，当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来中国谈判时，中法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日本明显地怀有利用中国困难乘机敲诈之目的。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过程中，中法战争虽停了下来，但与法国的谈判尚在进行，日本政府清楚地知道中国不愿再另树一敌，因此伊藤博文在谈判桌上，使尽恐吓讹诈之能事。他曾说：“此事议不成，我当即日回国”。天津谈判，最后在伊藤博文等威逼下，清政府和李鸿章签订了对日本侵略有利的《天津条约》。这件事情，在伊藤博文回国后向日本政府写的《伊藤特派全权大使复命书》中也有明显的记载。伊藤曾吹嘘他对清政府威逼的成功，得意地说：“臣受命之日，清法构兵，势甚紧急。当臣谈判未竟之际，局势顿变，而两国和矣。臣不顾此，始终宽猛相济，而结事局，”⑾中日《天津条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可是，周谷城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不去说明事情的真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胁迫和李鸿章的妥协投降外交，却妄说“中国官员不明国际法理”。这完全颠倒了事情的本末。在这里，周谷城用的手法是极其巧妙的，想轻轻地一笔，就替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行为和媚外卖国的李鸿章等抹去罪责，这倒真起了“一箭双雕”之功，影响极其恶劣。
关于中国领土丧失的原因，我们不准备在此与周谷城详细讨论。但我们觉得应该指出这一点，即中国领土的丧失绝不是周谷城所说的“遗忘”和“赠送”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用武力侵略和压迫以及用种种花样进行欺骗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明确指出：“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⑿这才是近代中国领土丧失的真正原因。周谷城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其实是在为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作辩护。
在中国近代史上，“变相的租界”的由来，我们也与周谷城的看法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认为，这些“变相的租界”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举周谷城所提到的江西牯牛岭为例：1885年，帝国主义“传教士”英人李德立到那里后，即用《北京条约》所规定帝国主义在华传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把这一带的土地霸占了。以后，当人民纷纷抗议时，帝国主义的政府就出面支持这些侵略分子，英国公使趁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的困境，迫使清政府转饬地方官和平了结。帝国主义的政府还怂恿帝国主义分子用偷盗、抢、骗的无耻手段来扩大侵占土地的范围，并在那里凭仗本国势力，藐视中国政府，公然以他们霸占的地区当作租界，一切政权都自由设施，中国官厅不得顾问。这就是帝国主义无耻地强霸和硬占牯牛岭的经过。周谷城不揭露帝国主义强霸的一面，不指出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本质，却别有用心地把责任说成是由于中国官吏“不懂公法”，这不又是在为帝国主义强占中国土地、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帮腔吗？
中国的土地被霸占了，还说是由于中国自己“不懂国际法”，这完全是替帝国主义辩护的强盗帮凶口吻。周谷城的这种观点，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讲的完全一样。请看，日本的反动学者稻叶君山不是在《支那近世史讲话》中也说过“中国政府不解国际法，认为上海只是渺小的黄浦江畔一低湿之地”，开辟为租界也无关紧要吗。事情非常清楚，周谷城所贩卖的原来就是这票货色！
美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周谷城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怎么看的呢？在周著《中国通史》中可以看出，他对待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不但没有批判，相反却竭力进行美化。他绝口不提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侵略的一面，不提帝国主义通过留学生和报刊传播奴化思想毒素、戕害中国青年心灵的恶毒动机，而吹嘘外国学堂的学制优良，认为“外国学校办得很好，最便往学”。并引用与附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刘坤一的话称：外国学校“法整肃而不苦，教知而有序。为教师者类皆实有专长；其教人亦有专书定法。”“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⒀他还不谈外国侵略者最早的在华文化机关广学会干预中国内政、奴化中国人民思想等侵略事实，却吹嘘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着“开通风气之作用”，是为了“启发中国之文化，辅翊中国之自强”。对帝国主义分子林乐知、丁韪良、慕维廉等办的《万国公报》等，也极力称颂，说它有着“唤醒中国之价值”。⒁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唱颂歌吗？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与统治中，一贯运用着武装镇压与精神侵略交互结合的两手。他们把文化侵略与军事侵略、政治侵略及经济侵略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经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侵略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⒂
帝国主义，特别是一贯重视精神侵略的美帝国主义，其所以吹嘘它的学校学制优良，以吸引中国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去，为的是要造就亲美和崇美的“代理人”，以企图从政治上、思想上促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正如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7年致美国总统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轻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在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⒃看呀，说的多明白！照帝国主义的想法，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有这么大的“好处”！这实在把吸引留学生的动机与本质说得非常透彻。事实上，当帝国主义所培养的“代理人”一旦掌握政权之后，其中就有不少的败类分子甘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成为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美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宋子文、胡适、蒋廷黻之流，不就是最好的典型吗？
被周谷城赞誉为有“开通中国风气之作用”的广学会，实际上，它是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的重要宣传机关。广学会以“输入最近知识，振起国民精神”作招牌，通过出版书刊向中国人民散布思想毒素。该会的第一任总干事英籍“传教士”韦廉臣曾招供称：在中国办文字出版事业的目的，是要从思想上“解除中国人的武装，使全中国俯伏在我们（帝国主义）的脚下。”广学会出版的书刊很多，总数在二千种以上，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散布崇拜外洋的奴化思想，并鼓吹中国走殖民地道路。他们经常散布诋毁中国革命运动的言论。辛亥革命时，他们曾抱怨中国人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走他们所谓“一切先进国家所采取的途径”⒄，诬蔑中国革命领袖“对世界史仅有肤浅的知识”，在起义中杀人太多。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却又是另外一副面孔，恭维袁世凯为“拯救了中国”的“有力的智慧的人物”，赞美他的反革命是“英雄的业绩，在一个大小与欧洲相等的国家内，真正制止了由无知的革命所造成的可怕的破坏。”⒅对于这样一个敌视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机构，周谷城竟帮它涂脂抹粉，说它“开通了中国的风气”，我们真不理解周谷城所谓的风气是指什么风气？事实非常清楚，这又是周谷城在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作辩护。
广学会的机关刊物《万国公报》，也是当时外国侵略者的言论喉舌。此刊一贯极力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作辩护，曾刊载过帝国主义分子赫德、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所写的论文，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顺天之道”，是“以有余补不足，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认为抵制这种侵略就是违反天意。此刊还毫不隐讳它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极大仇恨，并且经常在评论中对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公开的诋毁。义和团运动以后，这个刊物对帝国主义侵略军队在京津一带的暴行绝口不谈，却以大量的篇幅渲染义和团的“愚昧”和“落后”，诬蔑参加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农民为“拳匪”、“闹教乱民”，并称人民的反帝斗争是“开罪友邦”、“贻祸国家”，主张“坚决弹压”。1896年当孙中山在伦敦清使馆被囚获救的消息传到国内后，这个刊物也极端憎恨，攻击孙中山“鼓煽狂言，目光如豆”，并对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诬蔑为“有群不逞之徒，推波助澜”、“图谋不轨”。他们还向清政府建议：对孙中山“派捕拘案，然后沥叙该犯罪状，申明中国律法。”⒆对于这样一份站在帝国主义立场、极端仇视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大量散布奴化思想的刊物，周谷城竟颠倒黑白，把它说成是“有唤醒中国之价值”，这不是又在和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吗？
周谷城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方面的一些观点是极其反动的。这种观点，正如毛泽东同志驳斥的那样：“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⒇周谷城的这些观点，其实是在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打掩护，要中国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并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表示“感恩”。
颂扬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周谷城对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也是完全肯定并且大加颂扬的。他在《中国通史》中引用与附和一些反动的观点说：“夫外资之输入，在他国有百利而无一害，故常为其输入国之所欢迎，……”(21)在他另一本《中国社会之现状》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接受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的唯一后果是“助长经济的发展”。这样的明目张胆地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喝彩叫好的观点，是十分令人吃惊的。
资本输出，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中早有明确的定论。列宁说：“自由竞争占完全的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22)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是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23)显然，周谷城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同列宁的论断是直接对立的。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是干涉他国内政、加强控制和掠夺落后国家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拿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资本输出来说，不论政治的或经济的投资，其目的不限在经济上榨取中国，而是在政治上也想捞到好处。如各次政治贷款都附有侵略性的条件，经济投资也与划分势力范围密不可分，广设银行则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各方面侵略的枢纽。至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所谓“援助”，更是垄断组织为了追求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想出的一种资本输出的新花样。它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领土上瓜分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完全不是象周谷城所说的那样“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是给那里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以委内瑞拉为例，美英两国的石油垄断组织从委内瑞拉榨取了二百亿美元的财富。委内瑞拉人民得到的却是穷困和落后，80％的农户的收入每年平均不过二百四十美元。在七百八十七万人口中，失学儿童有五十万。在城市和乡村中流浪的孩子估计有十六万至三十万。这就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有“利”还是有害的明证。
资本输出的目的是为了垄断组织得到利益。这一点，美国的“国际合作署”副署长菲兹吉拉德也供认：美国向外国提供的“援助”，是为了美国本身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而“根本不是”为了促进所谓“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事情非常明白：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它的本质就是侵略和掠夺，这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
周谷城颂扬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好处”和所谓“被所在国所欢迎”，是极端荒谬的。资本输出的实质，“不发达国家”已越来越认识清楚。请周谷城听听当前受害的亚、非、拉国家公众舆论的声音吧。例如《加纳时报》在评论中指出过，正如东方谚语所说，所谓“美援”的资本输出，实际上就等于是：“他施舍给我们一些骨头，而为他自己拿走了肉。”(24)“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和帝国主义站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资本输出对帝国主义来说有利，但对被压迫和“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却是不利，却意味着“链条”套在自己的颈上。我们请周谷城想想自己究竟站在那一方？
周谷城颂扬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起的影响是很坏的。它实际上是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掩盖帝国主义从经济上侵略中国的真面目，使中国人民安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这种反动观点，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的亚非拉革命人民的反帝斗争，也只会起麻痹群众和削弱人民反帝斗争意志的作用。
结 论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一步深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编写中国近代史，首先要揭露近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可是，站在反动立场的周谷城，写作《中国通史》近代部分，不是忠实的暴露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及剥削中国人民的内容，歌颂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却在无耻地掩饰这种血腥的事实，诬蔑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露骨的辩解。在他的著作中，对足以暴露帝国主义侵略真实内容的材料，或者绝不采用，或者歪曲征引，更恶劣的还有意渲染中国人民的“无知”、“盲目排外”，用以佐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口实。事实上周谷城扮演了侵略者的吹鼓手和辩护士。他的《中国通史》近代部分，充满着谎话和毒素。
周谷城的洋奴观点并不是个别的。我们在上面的揭露和分析也还只是一部分，并没有把书中的有关的问题全都包括进去。但是，我们由此已经可以看出，周谷城对帝国主义的辩护和美化，已经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十分系统、十分全面的。这些反动观点也极为根深蒂固，从1939年《中国通史》初版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周谷城这套反动的历史观，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阶级和不利于革命人民的。三十年代时，中国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侵略之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的投降派有的已公开投敌，有的也蠢蠢欲动，周谷城的这套把帝国主义侵略说成是“友谊”的洋奴观点，正适合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需要。它一方面为掩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侵略制造了“历史根据”，并迷惑和麻痹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使人民安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削弱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另一方面，也通过美化帝国主义来替国内的投降派开脱了变节投降的罪责。影响极为恶劣。
周谷城的反动历史观，与他的哲学观点和艺术观点是一脉相通的。即都是为了抹煞、否认和取消矛盾，提倡“无差别境界”，宣扬他的阶级合作论。从《中国通史》近代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出：周谷城极力抹煞的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一贯提倡的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汇合”。正因为这样，周谷城的观点才需要彻底的批判。
正文注释：
⑴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04、308页。
⑵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一章。
⑶《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
⑷参看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30—335页。
⑸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0年第一版，第62—63页。
⑹《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107页。
⑺同上书，第107页。
⑻⑼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36、346页。
⑽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50页。
⑾《中日战争》（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520页。
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622页。
⒀⒁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92—393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624页。
⒃转引自金承化：《美国侵朝史》，三联书店1954年出版，第107—108页。
⒄《广学会年报》第25次，1912年，第13页。
⒅《广学会年报》第27次，1913—1914年，第2—3页。
⒆《万国公报》第95卷。
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第1509页。
(21)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页。
(22)《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2页。
(23)同上书，第235页。
(24)《人民日报》，1962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