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104
【总期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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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从奥勃洛摩夫里的“斯托里兹”谈起
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名著。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俄国“藉农奴劳动而过着怠惰生活的地主、农奴主们的寄生存在的”典型人物——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是否定奥勃洛摩夫的，和奥勃洛摩夫这个典型对照，作者写了一个肯定的英雄人物，一个俄国社会里新兴的企业资本家的形象——斯托里兹。斯托里兹是被冈察洛夫作为拯救俄国社会的英雄，具有“优秀的能力和创造性及广泛的教养”的人物，“理想的资产阶级的形象”来描写的。关於这个人物的典型性问题，有两个不同的意见。日本俄国文学研究者升曙梦认为：
“……修得里兹（即斯托里兹）与奥勃洛摩夫全然不同，是事务的，实际的，长于理智的坚实人物。……他的本领是劳动，在他活动的天性里，最为必要的事便是有利的生产的事业与永久的劳动。……毅然站立于实生活的奋斗场里，不仅为必要而劳动，而且衷心热爱着劳动。勇健的，乐天的，意志坚强的修得里兹，足不离大地，坚实的走上自己的路，他将自己的劳动供献于一般人类的事业，感到沸腾於周遭的实生活与自己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文学初步一七二页的引文）又说：
“……接受必须从事於伟大的社会劳动的新现实主义传道的影响，於是来锐利地观察新生的新人的典型，结果，时代精神便在各个作家的艺术的意匠里出现了。这样，奥勃洛摩夫伟大的意匠也出现了，而实生活中，劳动者的新的典型又许多出现了，这直到却尔奴绥夫斯基的小说可做些甚么的主人公拉夫美特夫，都是一联串的。”（前书一七五页的引文）
苏联文学理论家维诺格拉多夫则这样的评论了斯托里兹：
“……现实所产生的俄国资本主义，却决不是那样的，对於俄国资本主义，萨尔蒂哥夫所描写的贪婪的杰尔诺夫和拉兹伐耶夫，比较更是特质的典型的，所以，在艺术方面，理想的修得里兹，成了暗淡的非典型的东西。”（新文学教程二一页）
这两个意见是相反的。维诺格拉多夫说·斯托里兹·这个形象在俄国当时社会里是非典型的。而升曙梦认为·斯托里兹·是当时俄国社会里“新人的典型”，并且称赞冈察洛夫创造·斯托里兹，观察“新生的新人”和“表现时代精神”的“锐利”性。究竟那一个意见正确，我们需要从当时俄国的社会环境来考察。
升曙梦说：“要评价这些人物，必须顾到当时的情事。即必须斟酌考虑到产生这些积极人物的，使他们与过去的空想家与理想主义者对立起来的那一时代的生活情事。……”我们以为评论修得里兹·这一新兴企业资本家：“理想的有产者”的形象，仅仅限於泛泛地注意到“使他们与过去的空想家与理想主义者对立起来的那一时代的生活的情事”是不够的；必需要更进一步分析在“这一时代”的俄国新兴资产阶级本身的真实情况。因为理解、评论一篇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先要弄清这个人物所属的阶级，以及这一阶级在当时社会中的具体情况，然后才能考查这个典型人物特征的概括是否正确。那么，俄国社会五十年代的情况是甚么样呢？当时的资产阶级又是怎样呢？
在当时的俄国，封建农奴制度正像冈察洛夫所写的奥勃洛摩夫卡一样的荒芜下去，崩溃下去，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初步发展。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必须承认俄国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繁多的古旧制度。……”也就是说，这些“繁多的古旧制度”，障碍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在某些方面互为并存时互为排斥。这样就在俄国当时（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国民经济中，形成了一种极为斑杂，紊乱，而极不整齐划一的过渡现象。”（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译本序）这样的俄国资本主义，带给俄国农民的，带给奥勃洛摩夫卡的，并不是像斯托里兹所夸耀的那样：
“……你的奥勃洛摩夫卡已不再是穷乡僻壤，它的轮值已经到了，四年以后，它将成为车站，你的农民们将跑出去筑堤，随后沿铁道把你的谷物运到码头去，……然后……学校……教育，再教育……不，新的幸福的曙光会使你警愕，它会刺痛你不习惯的眼睛，……”（奥勃洛摩夫八四三页）
相反的却是：
“……一个新的，看不见的，不可理解的敌人临到了他们身上，这个敌人不知从甚么城市，或是从甚么外国来的，它破坏农村生活的一切的‘基础’，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贫穷，饿死，野蛮，卖淫，梅毒——‘初期积垒时代’一切的灾难，这一切灾难用古朋先生想出来的最新的掠夺方法搬到了俄国的土地上，於是百倍的凶狠。“（列宁：C·托尔斯泰）
资产阶级，俄国的，西欧的，以及一切国家的，都是以剥削榨取别人的血汗而肥大成长起来的。这样的“结合着优秀的能力和创造性及广泛的教养”的人物，是否能“不仅是为必要而劳动，而且衷心热爱着劳动”，“将自己的劳动供献於一般人类事业”呢？事实上，正如维诺格拉多夫所说：“萨尔蒂珂夫所描写的贪婪的杰尔诺夫和拉兹伐耶夫，比较更是特质的，典型的”，这才是俄国资产阶级的真实情况。冈察洛夫所以在俄国人里没有发现这种人物的典型，而选出一个俄国籍的德国人“斯托里兹”，也正透露给我们，作者在当时俄国社会里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我们只要把“奥勃洛摩夫”里两个对照的形象比较一下，就能够看到：奥勃洛摩夫的一切，提供给我们多么鲜明的典型的生活现象：他的思想感情，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生活细节，无一处不使我们感到“这正是他呀：他就该是这样子啊！”同时，奥勃洛摩夫卡的环境和围绕在奥勃洛摩夫周遭的人们，这些“田园的”和“彼得堡的”“奥勃洛摩夫主义”的构成部分，无一不是强烈的深刻的感染着我们，（参看奥勃洛摩夫第一部一——二四三页）可是，对於斯托里兹·这个人物，从他的思想到生活，我们看到的是空泛而又枯燥的“说教”式的描写（参看奥勃洛摩夫第二部第二章二六○——二六六页）。如果说奥勃洛摩夫这一形象的典型创造，具现了“典型环境里。典型性格”的特质，那么，斯托里兹这一个形象，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内容，现实的基础，成为一个架空的纸扎的人了。冈察洛夫为了把斯托里兹写成一个“理想的有产者”，於是赋予他以“理智、精力、意志等的积极性格”，但是这一切不是血肉的生长在这个形象里面，而是勉强附加上去的。作者从现实的俄国资产阶级里找不到这样一个人物，只好涂之以勤劳的德意志民族传统的色彩，求得“理想的有产者”的出现。作者不能从现实社会生活里综合、概括人物的本质和特征，却求之於民族性，这正说明了这个“理想的有产者”的虚伪了。
升曙梦不能认识俄国当时的历史社会，而把这个歪曲了的非典型的人物，当作“体现时代精神”的肯定英雄来评价，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结合着优秀的能力和创造性及广泛的教养”，“不仅为必要而劳动，而且衷心热爱着劳动”等品质，不只是从来就没有成为俄国资产阶级的特质，就是欧州各国任何资产阶级，也没有具备这种特质。资产阶级所以能战胜封建贵族地主，并不像冈察洛夫所描写的是凭藉优秀品质，而是凭藉着它的更“百倍的凶狠”的残酷掠夺。这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所谓原始蓄积章中，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提供了我们异常丰富的资料。正像他的结论所说：“产业上的骑士（资产阶级），所以能代替佩剑的骑士（封建贵族地主），只因为他们有一些和他们全然无关系的事变可以利用。他们登上优胜的地位，他们所到用的手段，和罗马被解放者用来支配旧主人的手段，一样卑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剥夺的历史，是以血与火的文字写在记录中的”。他们胜利的钥匙就是“掠夺”和“金钱”。在表现这种新兴的社会关系上，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札克，是有着辉煌的成就的。格沃尔格，白朗德斯说得好：“金钱是巴尔札克作品里没有姓名没有性别的英雄”。我们从巴尔札克作品里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无所不在，统治一切”的社会，“一块值一百个苏的钱币蹲伏在所有人的意识里，能在每一句话里团团转”，“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和人与社会之间的斗争纠缠不清；家庭的情谊为了遗产与财物的问题转变为贪鄙仇恨；爱情向金钱口袋俯首贴耳；——这样一个虚伪冷酷无情的社会，必须‘杀人为了不被杀，欺骗为了不被欺骗’；富人的残暴，被视为合法的偷盗，不被惩罚的罪恶，支配着世界”。资产阶级黄金的天下，就遍布着这些悲惨的事实，而这一切，就是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
在巴尔札克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和斯托里兹完全不同的“理想的有产者”的形象。像那个老头子葛朗台“……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掳打量个半天在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宁宁的去睡觉，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什么事情都按步就班的。……”年青的查理，“一天到晚为利益打算的结果，收缩了，干枯了。葛朗台家的血统没有失传，查理变得狠心刻薄，贪吝到了极点，他贩卖中国人，燕窝、儿童、艺术家、大规模放高利贷，偷税走私的习惯，使他愈加藐视人权，他到南美洲圣、多码岛上贱价收买海盗的赃物，运到缺货的地方去卖。……”（欧也妮·葛朗台）这就是“理想的有产者”的品质，也才是新兴企业资本家的真实面目。巴尔札克这种新兴资本家形象的表现，正和马克思资本论中事实底科学的记述，完全符合。巴尔札克所以能这样正确的深刻的表现新兴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是因为他的“政治热情从来没有能迷惑他去伪装现实”，所以他才能深入到现实的根柢里去，看出了“运动中的历史力量”，看出了“通过个人对立起来斗争中的阶级”，也才能以“四周环境的条件和物质利害关系”，解释各种人物的性格。因此巴尔札克不仅写出了新兴资本主义的现在，实际上也预言了它的未来——这种自私的，唯利的，黑暗的社会，决不是理想的社会，这样卑劣而又残酷的阶级一定要趋於灭亡。相反的，冈察洛夫不顾现实的真实，空想伪造一个“理想的有产者，”遭受到了必然的失败。
升曙梦把冈察洛夫的所谓新人“斯托里兹”，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做什么中的新人拉夫美特夫混为一谈的相提并论，也是错误的。斯托里兹是个榨取者，西拉夫美特夫是“自行摆脱了一切个人的利害，排斥了个人的享乐，系统的研究了农民大众的义务性的工作和习惯，而想把那当做自己的生活”的“将来某个革命家的典型”。用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是少数的，不过，有了他们，多数人的生活该会开出花朵来的，没有他们，生活该会沉滞而干枯了。他们是少数的，不过，他们对於一切人们，在给予活力。没有他们，人们该会失去生的勇气的，……这是善良的人们之中的精华，这是指导者们的指导者，这是地上的盐中之盐。”
升曙梦只看到了这两个作家所刻划的“新人”表面的相同：他们都有“生之勇气”，而没有看到他们本质的差异：一个是为了剥削，榨取而有着“生之勇气”，一个是为了“系统的研究了农民大众的义务性的工作和习惯，而想把那当做自己的生活”，而有着“生之勇气”。升曙梦的错误，是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观点——必然的结果。
在奥勃洛摩夫里明白的表现着，冈察洛夫所希冀的奥勃洛摩夫卡，只不过“……它不再是穷乡僻壤……四年以后，它将变成市场，你的农民们将跑出去筑堤，随后从铁道把你的谷物运到码头去。……”至於农民，还是奥勃洛摩夫私有的农民，这无非是在奥勃洛摩夫和查哈尔之间，多增加一个斯托里兹而已，这其实就是被列宁称为“保持着地主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支配权的农业方面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的道路’”，这充分说明了斯托里兹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拉夫美特夫们是“有益而且与民众底利益合致的”，他们是要“把人间所有榨取的痕迹”“从自己的世界中予以消灭”的英雄，他们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
在那个时代的俄国，理想的新人，“正确的时代精神的反映”者，不是出现在资产阶级阵营，而是出现在革命平民知识份子阵营；正确的“新人”的典型，不是斯托里兹们，而是拉夫美特夫们。维诺格拉多夫对於斯托里兹的评论，更深的内容，应该是在这里。
自然，“奥勃洛摩夫”具有它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在俄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奥勃洛摩夫这个典型，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不是偶然的，列宁把一切寄生主义，迟钝及怠惰的表现，都称之为“奥勃洛摩夫精神”。奥勃洛摩夫这个形象，正如杜布鲁柳波夫说的，“奥尼金底出现，到现在为止，三十年已经过去了，那时是在胚胎中的，那时是以暧昧的语句低语着的，此刻已经采取了一个确定的，具体的形态，已经被公开地，高声地宣布着”。奥勃洛摩夫是俄国文学上奥尼金、白曹林、罗亭的后裔，这个人物的命运预示着“时代的征兆”——“从事社会劳动的时代终於来到了或正在来到着”。
不过，就在奥勃洛摩夫这个形象身上，由於冈察洛夫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和有产者的世界观的限制，也留下了不可避免的缺陷。
奥勃洛摩夫是一个“迟滞、怠惰和无作为”的人，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很少能看到榨取阶级的特征，所以维诺格拉多夫认为，“奥勃洛摩夫不是被当作榨取者来描写，反而是被当做家长形态的榨取底牺牲品来描写了”。（新文学教程，）在小说里，冈察洛夫甚至於这样的描写了奥勃洛摩夫：“他里面有比一切智慧更宝贵的东西，一颗诚实的笃信的心，这是他天生的黄金，他把它无瑕的保持了一生，他因为推撞而跌倒，冷却，终於被压倒，幻灭，失去了生活力量而熟睡，可是没有失却诚实和笃信，他的心并未发过一个假的音符，脏污并未黏住它，任何漂亮的谎话诱惑不了他，什么也不能引他到虚伪的路上去；任凭整个海洋的脏污和邪恶在他周围汹涌，任凭全世界都中毒而闹得七颠八倒……奥勃洛摩夫决不会向虚伪的偶像膜拜，他的灵魂永远纯洁，光明，诚实，……这是一个结晶透明的灵魂，这样的人不多，是稀有的，这是人群中的珠宝。……”（奥勃洛摩夫八一三页）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冈察洛夫虽然把奥勃洛摩夫作为一个地主，农奴主的寄生典型否定了，但却极力赞扬所谓“奥勃洛摩夫固有的性质——优雅、善良”等等。而不能像巴尔札克那样，“虽号召氏族和宗教的社会，……却也没有把各种德性，统统陪送给他喜爱的贵族，既没有加以理想化，也没有粉饰；他不留情的批评他们。”冈察洛夫所以这样来表现这个人物，是和他的有产者的立场和资产阶级所谓“博爱”的人道主义分不开的。我们可以看他通过奥勃洛摩夫的话怎么说的：
“您拿‘人’给我”，奥勃洛摩夫说：“爱他……”
“爱重利盘剥者，爱伪善者，爱小偷，爱低能的官吏，……您听说过没有，您讲的是什么话？可是您并不是研究文艺的！”彭金兴奋的说：“不！必须惩罚他们，把他们从市民阶层里，从社会里摈逐出去……”。
“从市民阶层里摈逐出去！”奥勃洛摩夫在彭金跟前起了身，带着突如其来的灵感说。“那是忘了在这一无价值的血管里有着一种最高的原素，虽然堕落，他终究是个人……同您一样的一个人，您将怎样从人类里，从大自然的怀抱里，从上帝的仁慈里，摈逐他们出去？两眼炎炎的，他差不多大叫了。（奥勃洛摩夫四○——四一页）
这是奥勃洛摩夫对於“人”的看法，也正是冈察洛夫在“奥勃洛摩夫”典型创造上所保留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点：对於什么人都应当有“爱”，那怕是“重利盘剥者”那怕是“伪善者”，那怕是“吸血的寄生虫”，都应当“爱”他们，不应当“摈逐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个人——同您一样的一个人”。这也就是说：“奥勃洛摩夫虽然是寄生虫，虽然喝了人民的血，但是不要摈逐他，要爱他，因为他是人啊！在这里，冈察洛夫也就替一切剥削者解脱了责任，而从此得出：‘罪恶在於制度，不在於人’。他把人和制度分割开来，他给剥削者制造了‘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毛泽东）的优雅、善良等品质，作为榨取的掩盖物。
正由於冈察洛夫这种‘剥削阶级的偏见’，所以在这个伟大的艺术典型上也印下了这种偏见的痕迹——奥勃洛摩夫缺少榨取者的特质。
奥勃洛摩夫和斯托里兹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创造，他们的成功和失败，说明了阶级立场和观点的决定作用，‘思想’比‘艺术’更强；也说明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正确和主观主义创作方法的虚伪。 一九五一、九、二三於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