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车载
【期号】195104
【总期号】4
【页码】9
【正文】
人民日报从七月二十三日起连续六天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是一篇澄清对“武训传”的混乱思想的主要材料。从此以后，不容许任何人歪曲历史与歪曲事实再来高捧武训，劳动人民憎恶武训的正确的看法，代替了地主阶级的统治者与帮闲者高捧武训的不正确的看法。“武训历史调查记”，告诉我们武训一生的本来面目与利用武训的一群的本来面目，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的具体运用，告诉我们展开“武训传”讨论的伟大意义。
先谈，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善於运用阶级分析的武器。
“武训传”的编导者孙瑜曾经亲自到堂邑调查武训的事迹，他的调查所得与武训历史调查团的调查所得是两种不同的结果，因为他们是站在两种不同的立场。一则站在非劳动人民的立场，一则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前者运用主观主义的调查方法，后者运用阶级分析的调查方法。孙瑜在以七八年之久的时间研究武训之后，虽然亲自跑到堂邑调查，可见他主观上早经肯定武训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凡是赞扬武训的话，采取了，凡是蔑视武训的话，听不入，地主阶级赞扬武训，劳动人民蔑视武训，孙瑜在调查时所能接触的只是地主阶级，在他是不屑於去接近劳动人民的了。从主观上肯定武训是为劳动人民服务，进而主观上肯定赞助武训的人都是开明士绅。於是剥削劳动人民屠杀劳动人民罪大恶极的地主阶级里的恶霸们，只要他们能够肯於赞助武训，一定必然是开明士绅，在地主阶级的圈子里，对於地主阶级的头子大恶霸们，是会加以歌功颂德的，这又是孙瑜乐於采取的材料。说到武训所办的学校，他当然要肯定是为穷人的义学了，这在孙瑜说来是用不到调查也值不得怎样去调查的。这种调查的结果，仅满足於自己主观愿望上的锦上添花推波助澜而已，於是根据自以为是的一点材料就加以渲染夸大起来了。
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们把劳动人民看着是调查的主要对象，处处倚靠劳动人民，从人到事，从事到人，运用阶级分析的武器，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首先，掌握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劳动人民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与地主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的反革命行动，是封建社会里到处存在着的主要矛盾。忽略这一主要矛盾，就不可能认识封建社会的实质，掌握这一主要矛盾，立即揭开掩盖封建社会实质的一切欺骗别人的外衣。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里，一脉相传的存在着这一矛盾，一面是要求革命的劳动人民，另一面是镇压革命的地主阶级，不管是在外衣掩盖之下的承平时期，还是在矛盾尖锐爆发的革命时期。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人们，不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必然就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中立是不可能的。武训历史调查团掌握这一基本矛盾，广泛的在劳动人民中进行访问，掌握了劳动人民的真实意见以后，再与地主阶级的意见相对比，凡是被劳动人民一致所蔑视的人，当然要被地主阶级所赞扬，这样的人的阶级关系，还不是明若指掌吗？因而他们能够发现问题，掌握矛盾了。武训历史调查团指示出在武训的当时，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地区对峙着，那样邻近，那样鲜明，又那样考验式的放在武训面前让他选择，一个是地主阶级反动堡垒的柳林镇，另一个是劳动人民起义地点的小刘贯庄。武训自始至终是站在地主阶级一方面，他和起义的劳动人民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当时，武训的阶级关系，不用说，是肯定了的。站在劳动人民反对面的地主阶级圈子里的武训，又怎能不被劳动人民所蔑视呢？武训历史调查记告诉我们：“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其次，掌握劳动生产的人与不劳而食的人之间的被剥削与剥削的矛盾。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实质上只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人对峙着，一种是劳动生产的人群，另一种是不劳而食的人群，前者属於被剥削者的一群，后者属於剥削者的一群。生长在封建社会里的武训，究竟是应该属於被剥削者劳动人民的一群，还是应该属於剥削别人的地主阶级的一群？加以判别的基本分界线，在於武训的主要生活是否从事於劳动一点。歌颂武训的人，虽然多方设法把他渲染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可是劳动人民对於这种说法是不加批准的。在劳动人民眼光中所看到的武训，“要饭是正经，干活稀松。”“铡草铡草，没人来找。”“光听他喊推磨，没见他真推过。”武训自始至终就是一个轻视劳动的寄生者。当武训从事一年或两年的轻微劳动以后，他怎样选择自己今后生活的方向呢？从事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还是走上不劳而食的寄生者的生活？武训所选择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背离了劳动人民，成为“专吃别人”走进流氓圈子里去行乞的生活。贫农家庭出身的武训，再也不属於劳动人民的一群。武训过着行乞寄生的生活，有一个基本原则，他对地主阶级是到处磕头，但对劳动人民是哄骗讹诈，从最初以装疯卖傻来行乞，到后来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行乞，一贯都是如此。武训必须先要取得地主阶级的欢心，然后才能顺利的向着劳动人民进行讹诈，因此他被当时和以后的地主阶级所培养、粉饰和歌颂，而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没有骨头”，“没有一点刚气”，这是武训对待地主阶级的态度；“谁沾着他，谁被害”，这是武训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从装疯卖傻行乞来对劳动人民进行哄骗讹诈，到经过高利贷的道路来对劳动人民进行哄骗讹诈，很快又变成一个地主来对劳动人民进行哄骗讹诈，“打着‘兴学’的招牌，披着乞丐的衣裳，爬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
再次，掌握为劳动人民服务与为地主阶级服务之间的义学与不义之学的矛盾。一定社会里的文化教育，是为一定社会里的政治与经济服务的，离开一定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来高谈文化教育，不是故意的欺骗麻醉，就是无知的妄想空谈。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所进行的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很明显的，为了稳定地主阶级的统治，维护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地主阶级处於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只有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文化教育，不可能也不允许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化教育，更不可能也更不允许地主与统治者王朝会赞扬并奖励反对自己阶级利益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化教育了。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学校，不管在外表怎样高喊“修个义学为贫穷”的欺骗别人的口号，从劳动人民的立场看来，都不能叫做义学，仅不过是一些不义之学罢了。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学校，在封建社会里没有存在的余地，更不用说会有什么开明士绅的地主们乐於来赞助这样性质的学校了。“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武训历史调查记指出：“对於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武训学校“无论是在学生成份方面，或者是在教师和首事人（校董）的成份方面，对於劳动人民说来，都称得起是一所不义之学”，“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劳动人民很直率的指出：“武豆沫的学校穷人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现在的学校才是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那时候，我们饭都吃不上，还能念书？”武训历史调查记很严正的指出：武训“三所学校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地主和商人办的学校”，“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穷’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
次谈，武训与地主间的勾结与矛盾，暴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面目。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事情，都是环绕着地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来。地主阶级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上，很自然的，会相互利用的勾结在一起，地主阶级在分配对劳动人民剥削的利益上有了冲突，他们也会争夺杀戮的，尽管他们之间也常常在争夺杀戮，可是他们相互争夺杀戮的目的，还是为了对於劳动人民进行剥削。一面是吃人的人，一面是被吃的人，这是封建社会以及一切其他阶级对立的社会的实质。吃人的人有时又要互吃，封建社会的丑恶面目，就是如此。武训背叛了劳动人民，投入到地主阶级的圈子里去，成为剥削阶级的一员，他和地主阶级的勾结，为了便于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他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为了争夺对劳动人民剥削的果实，他被反动统治者所歌颂，目的在于利用他来麻醉劳动人民，武训一生，与地主阶级的渊源，就是如此。
第一、武训在剥削劳动人民的过程中，必须与地主阶级相勾结。
武训从乞丐到高利贷者到地主，一航风顺，是在地主阶级培养扶植之下，爬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这一点，武训自己是明白的，扶植武训的地主阶级是明白的。武训从以装疯卖傻来行乞，到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行乞，以掩盖其高利贷的剥削与土地剥削，来哄骗讹诈劳动人民，是不可能有一天离得开地主阶级的支持的，没有称霸一方的地主阶级的支持，武训休想爬上大债主大地主的地位，这一点，武训自己是明白的，支持武训的地主阶级是明白的。武训对地主阶级是到处磕头，馆陶的地主们说武训的“嘴甜着哪！”“脾气好，怎么耍他也不恼。”这就是他所以能够取得地主阶级的欢心的缘故。
武训的奴颜婢膝的态度，虽然能够取得了地主们的欢心，但还不是造成他爬进了剥削阶级行列的最主要条件，他之所以能与地主阶级纠缠在一起而为地主阶级所支持，在于他打起了“兴义学”的招牌来行乞。“果然，这块招牌一打起，就得到地主阶级的赏识，馆陶县娄塔头的武进士娄峻岭马上看重了他。当地群众说，娄进士谁都不夸奖，却说：“武七能成大事。”这个原因，也只有从阶级利益上才能得到说明。满清王朝是乐於兴办义学的，从清朝初开始，由城及乡，逐渐扩充。一则足以笼络各地人心，一则足以补充统治者的人才，这就统治者王朝说来，有百利而无一害。各地创办义学的人，又都是各地的士绅之流，进行着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孔孟之道，各处的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王朝的利益是一致的。义学根本就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封建统治的东西。武训一打起了“兴义学”的招牌行乞，在实质上就成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人了，从地主阶级的立场看来，他不同于普通的乞丐，而把他当作是“奇丐”“义丐”来看，大大的可以加以利用了。这是一。凡是望重一方的地主阶级，其实是独霸一方的剥削劳动人民的大恶霸，这些血迹涂满双手的恶霸们，往往又是以善士的面目来欺骗别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正是这批人所乐於称道的话头，武训打起了“兴义学”的招牌以后，某些地主阶级加以赏识扶持，正可以达到“礼贤下士”的欺骗别人的目的。这是二。“兴义学”的招牌打起了以后，不但武训用它来进行哄骗讹诈，同时赏识武训的地主们也用它来进行哄骗讹诈。有了恶霸地主的支持，武训可以放手放胆的来欺诈劳动人民，从行乞到高利贷到土地剥削，他一贯倚靠着恶霸势力为后台，运用着专吃别人的流氓的手法，向着劳动人民进行无餍的剥削。“穷的使，富的保”，说明了武训在与地主阶级相勾结来向劳动人民剥削的实况。
第二、武训与地主阶级在兴办义学的外衣下，相互争夺义学财产的管理权。
独霸一方的地主阶级，实质上是撑持封建社会的支柱，他们往往要兼管地方上公共事业，如义学及其他慈善事业。就这些事业本身来说，是地主阶级用以麻醉劳动人民，掩盖自己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在血腥的吃人的社会里，能以善士面目出现加以点缀。就称霸一方的地主们来说，兼管地方公共事业是义不容辞的，一方面足以稳定并提高其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掌握这些事业的经济实权，这是名利双收的事情呀！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武训所兴办的义学，从地主们的利益说来，当然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争夺管理义学的实权，这在兴办义学之初和武训的生前，就足以看出其端倪并正在发展着，等到武训死后，这种丑恶的争夺完全暴露出来了。
武训所办的第一所义学，是他和恶霸地主杨树坊合办的柳林镇的“崇贤义学”。武训又办了馆陶县杨二庄“义塾”，是他和僧侣地主了证和尚合办的。武训在临清的第三所学校，是在临清的大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的控制下直到武训临死的那一年才开办的。武训和了证尚是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相互结合起来的，义学办成以后，各自培植私党，终於在武训和了证死后，为争学产打官司，成了对头。在临清方面，武训死后不几年，恶霸施善政垮台了，於是代表武训的一派和临清地方士绅另一派争夺临清学校管理权，终於受到地主阶级的打击。武训所办的三所义学，当以柳林镇义学为最主要的一所，也就是在柳林镇义学里，更足以看出流氓武训与恶霸杨树坊之间为争夺学产而发生的丑恶的斗争了。
尽管武训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有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可是武训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来兴办义学，他是以这块金字招牌来进行哄骗讹诈的，只是在杨树坊等人的命令之下，才不得不办。武训懂得，义学一旦办成，他的财产管理权就要落到别人手里；杨树坊同样懂得，只有办成了义学，才能轻而易举的从武训手里夺得了他的财产的管理权，这是武杨双方争夺财产的勾心斗角的第一幕。第一所义学办成以后，“武训不仅是流氓的首领，地主家的熟客，又成了官府的上宾。”於是武杨之间勾心斗角的第二幕展开了，中心关键在於建坊与挂匾的争执，这是一种政治地位的争执呀！“不愿意武训建坊的是杨树坊，因为在当时社会上，建坊影响极大”，第一次，县官郭春煦代请挂匾不请建坊，是用自己的嘴代替杨树坊说了话，第二次尽管巡抚奏请，皇上批准，到底不能实行，还是挂匾而不建坊，足见称霸一方的杨树坊的势力了。杨树坊的叔父杨鸣谦在镇压人民革命的时候被宋景诗杀死，“建立专祠，春秋公祭”，在杨树坊的心目中，不应该也不允许有第二个人在政治地位上足以与杨家对峙，武训虽然心里不甘，也只好迁就妥协。武杨之间勾心斗角的第三幕是在武训死后，重点偏于争夺并吞并学产一方面，不用说，占上风的当然是属于杨家。“武训死后，武家和杨家不断斗争，武家竟至被杨家逼死两条人命。这两条人命，一条是武训的助手武茂林，一条是武训的过继来的孙子武鲁林”。一条人命是因为替武训修祠堂，杨家说：钱是义学的，不能修祠堂，武茂林是活活被杨家逼死的。另一条人命是因为杨家硬夺土地，“否认祭田，肯定是学田，派武鲁林送重租”，“人被活活打死，地被夺去”。到现在武家还“沉痛地说：我们和杨家有仇！”到现在还能从武家和“柳林、武庄的群众口里听到武杨两家长期残酷斗争中杨胜武败的经过以及黑夜抢匾的‘最后优胜’故事。后来柳林义学“管理权也从杨家分出一份给另一派地主，称为‘帮理’，敷衍一时”。这就是封建地主的真实面目，这就是武训义学的真实面目。
第三、反动统治者歌颂武训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武训历史调查记指出：“武训的社会基础是流氓帮口，以此去与地主和官僚合作，加上特殊的‘兴学’关系，地主就临时地利用他，官僚则想利用得更广更久些”。这一段话是有道理的。反动统治者维护统治政权的手法有二，对於反抗反动统治者的人们，运用高压的手法加以屠杀，对於顺从反动统治者的人们，运用怀柔的手法加以利用。反动统治者对於宋景诗运用前者的手法，对于武训运用后者的手法。武训是以流氓起家的，在他周围逐渐的团结了一些人，帮他办义学，帮他印善书，他自己成为那一带地区的一个有势力的流氓头子。流氓需要倚靠地主和官僚的势力才能生存下去，地主和官僚为了本身的利益同样乐于利用流氓的势力，他们间合作的社会基础，共同建筑在封建社会对于劳动人民剥削的关系上面。武训自始至终是一个流氓，这一点，劳动人民知道得很清楚，地主和官僚同样知道得很清楚。在义学未办前，武训和地主合作，地主在利用着武训，在既办义学后，武训进而和官僚合作，官僚同样在利用着武训，不过地主利用武训的重点，偏於学产管理权的争夺，官僚利用武训的重点，在於更广更久的来麻醉老百姓。在和官僚合作以后的武训，身分不同於从前，他在社会上所起的反动的作用也更加增大，官僚对於武训的利用，远飞地主狭隘眼光所能望其项背。
反动统治者不但知道利用生前的武训，而且还要利用死后的武训，愈是统治政权发生动摇的时候，愈是要在歌颂武训加以利用。满清末年的统治者是在这样利用着武训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同样也曾这样利用过武训的，在反动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的高捧的基础上面，武训被送进了庙堂之上。某些改良主义者同样也在歌颂着武训，他们也是在欺骗着劳动人民。武训在与地主和官僚合作以后，早就站在劳动人民的头上来哄骗讹诈劳动人民，反动统治者就是利用武训这一点来加强对於劳动人民的哄骗讹诈。
再谈，展开“武训传”讨论的历史意义与政治意义。
人民日报五月二十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指出：有些人“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点，这是展开“武训传”讨论的历史意义。社论又指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必须向反动思想进行斗争，这是展开“武训传”讨论的政治意义。
先就展开“武训传”讨论的历史意义说。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上指出，我们需要研究现实，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来研究现实与研究历史。研究现实，在於认识当前的革命实际，研究历史，在於认识过去的历史实际，两者的共同目的，在於变革现实——改造世界与改造自己。“武训传”的作者，既未认真的研究现实，也未认真的研究历史，事实上，他在歪曲现实，也歪曲历史，客观效果，不是在推动现实社会的前进，而是在阻碍现实社会前进了。
研究历史，必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能力，批判具体的历史事件与具体的历史人物，而与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斗争。具体的历史事件与具体的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历史事件的演变，离不开历史人物的活动，历史人物的活动，又直接间接在影响着历史事件的演变。从事到人，从人到事，贯串着整个历史的一个中心问题，在於推动历史前进还是阻碍历史前进，一切属於前者的力量，都是革命的力量，一切属於后者的力量，都是反动的力量，这就是正确的历史观点与反历史的思想分野之所在。
阶级对立存在的社会里的全部历史，都从剥削与被剥削两个阶级里的人群活动而来。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都离不开封建地主与劳动农民间的剥削与对抗的关系。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一切事件都环绕着这样一个中心，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勾结在一起，向着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剥削，这是事情的一面，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先觉者前仆后继的坚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是事情的又一面。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具体的历史人物，同样以此为出发点。
武训行乞兴学，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行乞兴学的武训，是具体的历史人物。行乞兴学的事件，是推动着历史前进，还是阻碍着历史前进？行乞兴学的武训，是站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方面，还是站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反革命一方面？这些问题，现在大家都搞得清楚了，“武训历史调查记”，更给予我们以强有力的真实的凭据。在武训活动地区的小圈子里，以柳林镇为中心的地主阶级，千方百计在对以小刘贯庄为中心的劳动人民进行剥削，逼得劳动人民奋起进行争生存的革命斗争，这与当时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直接间接有着联系，这是具体的历史事件。镇压劳动人民的地主阶级的首领杨鸣谦，与进行革命反抗地主阶级的劳动人民的首领宋景诗，是两个阶级分明的敌对的人物。地主阶级所赞扬的杨鸣谦，是劳动人民的敌人，地主阶级所痛恨的宋景诗，劳动人民永远在怀念着，这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这一事件，客观上有助於地主阶级还是有助于劳动人民？行乞兴学的武训这一人物，事实上站在地主阶级一方面还是站在劳动人民一方面？这是阶级分析的历史观点。武训财产的来源，主要靠着高利贷与地租向着劳动人民进行剥削：他的哄骗讹诈的剥削行为，是倚靠着地主与官僚的支持，而以打起“兴义学”做招牌的；他办了三所代表地主与商人利益的学校，劳动人民称之为不义之学；他以流氓头子的身份，团结了一批流氓，而与地主、恶霸、官僚相勾结。这就是武训一生所做的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他所接触的具体的历史人物，於此可以看出武训做人做事的真面目了。这是从实际出发的历史观点。武训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是与反动统治者和地主阶级重视义学分不开的；武训披着“行乞兴学”的外衣的以哄骗讹诈劳动人民，是与地主阶级哄骗讹诈劳动人民的封建社会分不开的；武训终於能在地主和官僚支持下先后创办三所学校，是与反动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在兵乱之后需要恢复治安麻醉劳动人民的要求分不开的；武训能够利用地主和官僚来进行兴学的欺骗，是与地主和官僚都在利用武训的义学以维护临时的与长久的阶级利益分不开的。这是从联系与发展中看问题的历史观点。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表现在模糊阶级分析，模糊敌我界限的观点上，表现在抹煞客观实际，而以武断的主观主义的态度看问题的观点上，表现在割裂历史割裂事实的静止的孤立的观点上。“武训历史调查记”是一个与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文件。这是展开“武训传”讨论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再就展开“武训传”讨论的政治意义说。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上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展开“武训传”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有了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的收获，这是伟大的政治意义的收获。
近一百年来的中国，环绕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进行着生与死的斗争。表现在思想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种，革命主义的思想，是以劳动人民利益为基础；第二种，改良主义的思想，是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第三种，投降主义的思想，是以地主阶级利益为基础。后两种思想在某种情况下是要合流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又会披上革命的外衣以进行欺骗。武训行乞兴学，是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投降主义的思想；某些提倡教育救国因而高棒武训的人，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的思想；电影“武训传”的出现，是把集中在武训身上的投降主义的思想与改良主义的思想披上了一件革命的外衣。现在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自己身上还浓厚的沾染着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一不当心，就容易模糊起来，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电影“武训传”出现后，大家在思想上曾经模糊一时，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证。这就是为甚么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展开电影“武训传”讨论的缘故。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推动社会前进的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力量，维护反动的旧势力阻碍社会前进的，是投降主义的反革命的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表现某种程度进步性的改良主义，在另一些条件下，又会和投降主义合流，因为改良主义是不打算也不可能动摇旧社会反动势力的基础。改良主义思想是不同於投降主义思想的，但就不愿也不敢推翻旧社会的基础来说，成为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了。改良主义思想与投降主义思想都是不懂也不敢运用阶级分析的武器，事实上，他们是在歪曲历史、歪曲事实、割裂历史、割裂事实，以便於进行反动的宣传。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潜势力还是很大的，我们需要从思想上打垮敌人的堡垒。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上指出：一定社会的文化教育，是为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服务。他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上指出：文化艺术教育都必须为工农兵服务。这些意见，早经成为大家思想上的指导力量了，可是，一旦遇到了实际问题的时候，在认识上依旧又会模糊起来。教育万能的思想，在不少人的脑子里依旧存在着，于是教育成为可以脱离政治而独立活动的东西了。展开“武训传”的讨论，实际上也就是在澈底的批判了脱离政治的教育思想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教育思想，有其历史根源与社会基础存在，曾经以各种方式和名义出现过。这种思想，一有机会又会抬头的，它在指引别人走上错误的道路，因为它尚未经受到严格的澈底的批判。脱离政治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其实依旧是替某种政治势力服务，直接间接都在替反革命的势力张目，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证实这种思想是行不通的，最后还是要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方向。劳动人民懂得教育离不开政治力量的道理，他们从自己的实际生活里，体验到政治压迫、经济压迫与文化压迫是分不开的东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湖南农民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抬头，他们立刻就能创办适合於自己所需要的教育，目前全国规模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民，普遍提出了文化的要求，这都说明只有在政治翻身经济翻身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文化上真正的翻身，任何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电影“武训传”其所以能够得到那许多人的歌颂，正是由於错误的教育思想依旧支配着一些人的缘故，我们需要从认识上澈底清洗了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错误。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而应表现在行动上，不仅表现在现象上，而应表现在实质上。电影“武训传”在口头上在现象上都是挂着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革命招牌，可是在实质上所选择的具体的历史人物与具体的历史事实都是反劳动人民利益的，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一口号，在电影“武训传”里成为掩盖反劳动人民的反动行为的外衣，因而模糊了许多人的认识。在当前翻身了的劳动人民处於政治上领导地位的社会里，大家是不能容忍这种宣传反动思想的电影存在的，尤其应该进一步根除这种反动思想的来源，从思想上认识上求其澈底的真正的解决。这是一个政治认识的问题，这是一个站稳阶级立场，分清敌友辨明是非的问题。展开“武训传的讨论，不仅认识清楚历史上武训的为人与其事实的真面目，不仅认识清楚电影“武训传”的反劳动人民的实质，而且使大家在政治水平上提高了认识与警惕。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随时都有指引我们走上错误道路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从各种实践的斗争中，继续不断的教育自己与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是展开“武训传”讨论的又一个重要的意义。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发表，是展开“武训传”讨论后的重要收获。它从历史上提出了真凭实据，增强这一思想论战的力量，提高毛泽东思想运用与学习的重要性，揭露并清洗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革命领袖宋景诗的发现，与反劳动人民武训的被揭发，从历史意义与政治意义双方面说来，都有极堪重视的价值存在。
一九五一年九月初旬写於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