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泮溪
【期号】195805
【总期号】69
【页码】1
【正文】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抗战以来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实际情况，把“五四”以来在文艺运动上的一切宝贵收获和经验，全面系统地加以总结之后所确定出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的方针。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卓越地阐发了列宁所提出的文学党性原则，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强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教育作用，并根据革命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确定了创作的原则，批评的原则，以及对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解决了革命文学运动中一系列的根本问题：文学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以及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文艺的源泉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暴露和歌颂的问题，并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实际的生活和斗争，改造立场，改造思想感情，然后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工农兵文艺来。
毛主席这个“讲话”不但在当时对推进革命文艺运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文艺工作者只要遵循这个“讲话”的指示，努力从事革命实践和创作实践，就能创造出政治性和艺术性两全其美的作品，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就无怪乎胡风分子和国内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都把它看作“眼中钉”，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而自诩为革命文艺“功臣”实质上是党的叛徒的冯雪峰，对它的肆意歪曲，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冯雪峰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歪曲，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否定艺术的源泉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否定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主张艺术的源泉是“艺术力”和“主观战斗力”。
毛主席在“讲话”中告诉我们：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而作为观念形态的革命文艺作品，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结果。因此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想进行创作劳动，要想创作出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向工农兵学习，使自己的思想情绪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同时为了使自己的创作劳动有丰富的原料和充实的内容，最有效的办法是“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当时的一些革命作家实践了毛主席的指示，于是产生了“暴风骤雨”、“白毛女”和“王贵与李香香”等一系列的优秀作品。目前大批的作家响应了“下乡上山”的号召，决心长期地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向劳动人民学习，加强劳动锻炼，贮蓄艺术原料，以便从事创作，来迎接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文艺作用的新高潮，这仍然是实践着“讲话”所提出的方针。
冯雪峰所宣扬的“艺术力”和“主观战斗力”，和胡风的谬论臭气相投，和毛主席“讲话”所指出的这种精神则是敌对的。他在“论艺术力及其他”一文中，诬蔑描写中国人抗战斗争的作品为公式主义、客观主义，说“在公式主义那里，经由艺术的追求而追求着人生的事是没有的”，他把艺术力量和主观战斗力量看成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提出“我们无所假借地用了自己的生命去肉搏，于是也从用了生命的肉搏中获得着自己和艺术的生命”。而“渗透着作者自己的战斗和人格的艺术和艺术力”，是万能的“法宝”，有了这种艺术力，“才有着艺术的追求客观真实和表现真实的力量；迫击和深掘现实生活的意志；对于社会矛盾的认识与判决力；肯定与否定力；对于黑暗和一切压迫势力的憎恶：对于人民和一切光明力是火一般的猛烈的爱。……从这里，反映着客观的真理，反映着人民的新生，伟大的战斗的姿态，和英雄主义，反映着人类历史的伟大理想力和向上发展力”。在冯雪峰的心目中，作家如果具有了这种“艺术力”和“主观战斗力”，就不必学习马列主义，就不必改造立场，改造思想，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就自然会对社会矛盾有所认识与批判，对真理、战斗、人生有所反映。事实上，通过这种“主观战斗力”和“艺术力”所产生的作品，只能象胡风分子、文艺界的右派分子以及冯雪峰本人那样，暴露人民的黑暗，描写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和“奴性的卑贱的苟安”，是不可能正确反映现实的真实的。
马克思主义肯定存在决定意义，客观决定主观，在这个大前提下，承认主观的能动性，在一切客观因素具备的时候，主观可以显示出极端重要的作用，但主观不能代替客观。冯雪峰的“主观战斗力”和“艺术力”，则是先验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产物，它是违反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在客观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旋乾转坤的“主观战斗力”和“艺术力”，可是这种反动的文艺思想，却是现实的客观存在，它和胡风的文艺思想互相呼应，它要破坏毛主席所确定的文艺方针，它要和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抗衡，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战争上的反映。
第二，歪曲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诬蔑毛主席提出的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
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历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都是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硬说政治会玷污了艺术的清白，妨碍了艺术的健康与尊严，凿丧了艺术的生机。从梁实秋、胡秋原、苏汶，一直到胡风、冯雪峰，都持着类似的论调。事实上，他们反对的矛头，只是指向革命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而对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文艺，他们是并不反对的。而且他们这种反动的文艺观点，就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来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种表现。
前面已经提到，冯雪峰诽谤为抗战服务的革命文艺是公式主义、客观主义。在1953年所写“我们的任务和问题”（为文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起草的报告，未被采用）中，更曲解文艺配合生产任务，是从概念出发，是主观主义思想，是用行政方式代替创作，是在“写政策”。他把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一笔抹杀。固然，在我们的文艺创作当中，有些作品的艺术价值还存在着缺陷，这是我们应该力求改进的。毛主席在“讲话”中也指出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对于那些“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毛主席也是反对的。但这种缺陷决不等于创作的全貌。要克服这种艺术上的缺陷，不但不能使文艺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而且更要坚定作者的政治立场，加强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心，在这种基础上，深入生活，提高艺术修养，然后才能够克服艺术上的缺陷。脱离社会主义的政治而去追求艺术，那只有走到资本阶级文艺的泥坑里去。文艺界的右派作者，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了。
革命的文艺必须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这是四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一再证明了的。毛主席在“讲话”中这样告诉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同时在文艺批评的标准上，毛主席说：“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但他并不否认艺术标准的重要性，不过把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比较起来，还应该居第二位。曾经是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的冯雪峰，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一方面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外衣下反对文艺配合政治任务，一方面又用讽刺的口吻，诬蔑毛主席所提出的文学批评的两个标准是二元论。他在1946年所写“题外的话”一文中，更极尽嘲讽之能事：“什么是先生所说的政治性？只要一连反问三次，恐怕说的人也会不知所答的吧！”“什么是艺术性？也只要一连反问三次，说的人也会怀疑起自己的艺术性来吧！”他把毛主席所说的文学批评的两个标准，看作是“重复着厌倦了的教条”，是“什么弄糟了的”“代数学的说法”，甚至说这种提法“也许可以应用于代数学式的公式主义的作品和作家，然则不能应用于多少有些内容和价值的作品”。冯雪峰既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既高唱“文艺决定政治的原则”，主张“艺术力”是决定一切的东西，那么他在文学批评的标准上，反对政治标准第一，提倡“办刊物应当把艺术性作为选稿的主要标准，不能把政治性放在第一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歪曲“讲话”中提出的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反对普及第一的方针。
什么是普及的东西？什么是提高的东西？二者的关系如何？这问题从左联时期就存在着，在鲁迅和瞿秋白的文章中，都曾接触到这个问题，直到毛主席的“讲话”，才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阐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把它列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文艺既然是要为工农兵服务，而工农兵在当时又是绝大多数不识字，无文化，因而普及工作必须是首要的任务。毛主席指出对于工农兵，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又不能截然分开。通过普及工作，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着，在文艺方面也就要求提高的东西。因而“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和提高都是主要为了工农兵，二者互相依存，是辩证的统一着。可是冯雪峰在“论艺术力及其他”一文中，极力强调二者的对立，并诬称这是对大众化的二元论看法。到1946年写“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时，更耍了一些诡辩手段，说什么“它的不普及（大众化）是它的不提高，而取得它的提高，必须取得它的普及”。“普及体验着提高，而提高要求着普及”。“我们将普及看成为新文艺的提高”。在毛主席的“讲话”中，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道理是那样透辟，文辞是那样晓畅，经冯雪峰这样一歪曲，使人如入“五里雾”。但即使是“五里雾”，也掩饰不住他的阴谋诡计，冯雪峰内心里是反对普及第一的，他是企图以提高（不是从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来代替当时工农兵迫切需要的普及工作的。他是有意识地来歪曲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
此外，冯雪峰还否定了文学遗产和民族形式；混淆了新旧两种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不分历史条件和对象，一律主张“歌颂批判两个轮子共同前进”；他一方面否定文学遗产，可是又说我们现代的文学不如古典现实主义，这样就把现代文学也一笔抹杀；对于苏联文学，也说成尽是教条主义，不如旧俄罗斯文学，认为苏联文学应该具有旧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1956年在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些谬论，都充分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和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是对立的。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指针，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显示出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根本分歧，就对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个“讲话”一直是革命文艺阵营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在斗争中开拓着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和道路。因此，公开的敌人曾经用尽各种方法打击它，禁止它，不让它向群众流传，而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敌人，则假借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机械唯物论”、“二元论”之名，来歪曲它，修正它，诬蔑它。当着我国革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资产阶级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尤其从1956年左右，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的时候，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达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于是文艺界以丁玲、冯雪峰为首的一些右派分子，从创作上，理论上，口头上，都一齐向毛主席所确定的文艺路线进攻，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代替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从文艺上来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夺取阵地，以实现其推翻共产党领导的阴谋。现在他们的阴谋是失败了，但战斗并未停止。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阵地，为了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了使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中发挥文艺的巨大效能，我们必须保卫毛主席所确定的文艺方针，肃清冯雪峰等在文艺界所散播的恶毒影响，和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战斗到底。
19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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