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707
【总期号】59
【页码】42
【正文】
一
由于我国历史发展的封建统治的长期性的特点，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发展史上，也烙印了不可泯灭的鲜明特色。这个历史发展的特点，在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有极概括的说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末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领域里，才盛传着丰富的农民反抗的英雄故事，从说唱文艺到长篇小说和各种地方戏曲，给我们留下了绚烂多采的富有战斗性的文艺遗产，使我们民族的反抗精神，从这种革命传统的精神遗产中，汲取营养、接受经验而生成发展起来。
这个鲜明的特色，在我国宋朝以后的文学主流之一的小说发展史上，显得尤为突出。在说话人家数中讲史书遗留下来的全相平话五种里的“三国志平话”、和以后的“新编五代史平话”、“三遂平妖传”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些时代的农民斗争。尽管这些平话底本的内容和文字都还相当简陋，但是，它们所保存的话本的原来的质朴面目，很明显可以看出，它们的取材，虽然都是根据正史，而它们所以有一定的艺术魅力，一定的反抗精神，却是由于吸收了许多丰富的有战斗性的民间传说，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人民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看法，保存了未加粉饰的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本反映着北宋末年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简略的平话底本“大宋宣和遗事”里，也有相当的篇幅记述了水浒故事的雏型。这些都足以表明，人民和人民的艺人，人民的文学家，对于自己斗争的历史，人民的英雄，给予了多么大的关怀和热爱。然而，在文学史上真正称得起是英雄史诗并为长篇小说开辟了发展道路的，是“三国志演义”和“水浒”，后来曾经被人合刻成“英雄谱”。这两部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讲史性特点的长篇小说的出现，不仅成为后来演义体讲史的模仿的对象，同时在文学形式上章回体小说也从此形成了。而它们所叙述的内容，又都在相当真实的基础上，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动乱的时代，伟大的农民起义的时代。
不从某些艺术形式特点上来比较短长，而从前面说明的这种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来比较这两部书的短长，那么，水浒的思想价值，以至于它所反映的历史运动的真实规律，是远远地超过了“三国志演义”的。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来看，“三国志演义”虽然深刻真实地直接地表现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表现了这种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广泛性，但是，“三国志演义”所表现的主要思想，毫无疑问地是敌视农民起义，不理解也不承认汉末的黄巾起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水浒”所反映的思想，那就大大不同了。“水浒”不仅在艺术形象整体的实际表现里，暴露了当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从客观上反映出农民起义的真实原因。而且在作家的主观上，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冲破了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用他的全部热情，全部艺术创造能力，歌颂和描绘了这一农民起义运动，反映了农民起义运动的真实的历史面貌：他们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统治勇于反抗的英雄品质，他们的斗争的成功和失败。
再从更深广的社会历史的幅度来看，“三国志演义”所反映的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农民起义的历史的要求，是交织在和它互相对立的封建正统观念里面，经过复杂而曲折的艺术折光，才透露出来它的锋芒。在“水浒”里，这些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农民起义的历史的要求，却是采取着明朗的直接的形式，以它的响彻云霄的正义的声音，震撼着人们的灵魂。即使这里面混杂着一些正统观念，保守观念，表现了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其绝大部分也是属于人民自己的。
如果说，在艺术形象的创造上，“三国志演义”也曾通过张飞、关羽和诸葛亮等人物，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真正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的性格，那么，水浒的艺术形象的创造，却是在多种多样的英雄性格里，渗透着人民的斗争精神，从革命行动中更多方面地表现了我们民族的最可宝贵的性格，因而，取得了更深广、更光辉的思想和艺术的成就。
总之，“水浒”是出现在中国近古文学史上第一部，而且是后无继者的描写农民革命的最完整的长篇小说。这不仅是中国文学史极其少有的现象，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封建时代的革命文学杰作。从这部伟大作品照耀出来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已经随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提升到它应有的高度。
二
水浒是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流传在读者中间的。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并非完全出于虚构，但宋史记载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是非常简单的，在水许中，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英雄斗争。很显然，对于这次农民起义事件，作者是作了极大的艺术夸张的。和同一时代的方腊起义军相比较，宋江的起义军在规模上不可能超过方腊，但是，探讨一部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是和考证历史事实不能混同的。艺术的真实性，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真实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要看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的发展，是否真实地表现了这一社会历史时期现实生活的特色。从这个角度上，来探讨水浒的现实主义成就，就会看出，水浒通过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人物的遭遇，和起义军汇集梁山的故事所勾画出来的整幅的社会风貌，对于这一时期的宋代历史，具有多么深刻的真实性！同样也可以理解，水浒作者观察和表现现实的思想，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但却从艺术真实的表现里，深刻地把握到历史运动的规律。
一直没有安定下来的宋代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到了宋徽宗的时代，社会矛盾已经更加尖锐化了。而徽宗时代的以蔡京为首的“六贼集团”，表面上标榜王安石新法，实际上是一个更加堕落的大地主流派。他们和只图奢侈享受、腐化堕落的宋徽宗狼狈为奸，对于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是空前的残酷的。水浒作者选择了这个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代，并且把宋江起义军的历史事件，描写成这样声势浩大千军万马的人民大起义，是符合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的。自然，在水浒的艺术描写里，并没有着重地叙述这一历史事件。作者只把高俅发迹的一个小故事，安置在长篇结构的开端，作为全书的引子。但是，高俅的简史，高俅的发迹，正是宋代封建统治集团腐烂生活的活的写照。它充分揭露了以这样一个“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无一般不爱”的皇帝，和这样一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宠臣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在他们狼狈为奸的统治下，人民将陷入怎样一种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里去！高俅的画象，正是六贼集团主要人物的影子。高俅在这里，是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出现的。从高俅的简史引出了王进因高俅的迫害而夜走延安府，林冲因高俅的发配充军，最后逼上梁山，杨志因高俅的斥退而流落犯罪……其后，贯串全书，高俅是和蔡京、童贯等狼狈为奸，作为梁山起义军的镇压者而展开活动，因此，安置在长篇结构开端的高俅的简史，正概括地表现出水浒英雄起义的时代背景。
但是，在水浒的艺术描写里，梁山义军起义的宏大的历史背景，并不只是通过这一特写事件而展开的，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向整个社会伸展开去，勾画出宋代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显示出不同的人物，怎样在他的独特的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水浒梁山的英雄们，出现在作者笔下的栩栩如生的性格，并不完全是农民，这里面有渔民、流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也有下层的知识分子、行脚僧、流浪江湖的道士，封建官僚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参加了这支起义军，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以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种种欺凌和压迫，是怎样地逼得普通人民以至于中等阶级都生活不下去，而只有挺而走险了。也正是通过这些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水浒作者向读者揭开了中世纪的全部生活风貌。
委曲求全的林冲，决没有任何挺而走险的预谋，但祸从天降，只因为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就遭受到残酷的迫害。林冲出身于中等阶级，又作着中上级的军官，无论他的阶级出身或社会地位，都在培育他的安分守己的性格。尽管他有时也有“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ｚā＠①气”的牢骚，终究因为他有一个小康之家，不得不忍受，不得不屈沉在小人之下，唯唯诺诺地敷衍下去。于是，妻子被人调戏了，“恰待下拳打时，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因为“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就是这样委曲求全，也仍然不得苟安。封建统治者的魔爪，一步一步地逼上来，不仅判了他屈枉的罪，把他流徙千里，而且时时刻刻在追索他的生命，直逼得他无路可走，家破人亡，完全毁灭了“挣扎着回来”的美梦，挺而走险，才算罢休。
聪明而善于逢迎的杨志，出身于“三代将门之后”，“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一直是封建王朝的“官迷”。他最初曾是花石纲的“运输制使”，只为“连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处避难。”但是，有了这一切遭遇的杨志，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官运”听到了“赦了俺们罪犯”的消息，就又“收得一担儿钱物，讨回东京去枢密院再理会本身的勾当”。路过梁山，王伦曾经以林冲不能见容于高太尉劝告过他，告诉他有高俅在，“虽能赦宥，难复前职”，也没有能唤醒他的“官迷”的美梦，他坚持去了东京，“将出那担儿内金银财物，买上告下”，把许多东西都使尽了，方才得申文书，引去见殿帅高太尉。结果只落得被高俅“把文书一笔批倒，赶出了殿帅府。”就是这样，他虽然认识到高俅的“忒毒害，恁地克剥”，却还是舍弃不了他的前程。犯罪发配到大名府后，遭际了梁中书，你看他在教军场上的争功狠斗，你看他在押解生辰纲时的“恁地逞能”。图谋策划，殴打军汉，妄想乘此时机，大显身手，为赃官梁中书出一把死力，来换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这不过仍然是为了他的老念头：“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可是，偏偏事不作美，在英雄豪杰中间，并不都是杨志这样的官迷，他们不肯放过赃官搜括来的钱财。强中自有强中手，机警而狡猾的杨志，终究在黄泥岗上了大当：“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得。”闪得杨志“有家难奔，有国难逃”，最后是“挺而走险”了。
林冲和杨志并不代表梁山英雄典型的精神面貌。就是这两个性格本身，他们的经历和遭遇虽大体相似，而他们所受到的压迫和打击，对于他们性格发展的影响，却也有着不同的结果。林冲由于受到切肤之痛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和郐子手们一步紧似一步的迫害，最后是彻然醒悟，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走上了反抗的道路。而杨志在他的遭遇里、在他的“困苦”挣扎里，并没有受到这种反抗精神的洗礼，他的挺而走险，是无可奈何的出路。尽管如此，作者具体地描绘这两个人物被逼上梁山的道路，却显示了生活在宋徽宗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就连这些中间阶层的人们，甚至象杨志那样忠实于封建王朝的官迷，也不得不被迫走向反抗，这不能不说是深刻地暴露出腐朽而残酷的封建统治，是怎样不能容人了。就是在这样的艺述描写里，水浒作者不仅写出了典型环境的真实，也写出了生活在这种典型环境里的不同性格的真实。
然而，在人物性格的创造方面，充分地表现出作家的现实主义才能的，还不仅在于作者写出了林冲、杨志的性格，更主要的，是在我国文学遗产中，作者最真实最突出地描写了人民群众的最丰富的反抗性格，这是水浒现实主义艺术的最大的特色。
水浒作者在水浒这部书庞大的艺术结构里，对于真正出身于人民的起义英雄痛苦生活的艺术画面，是着色不多的。他把全部的艺术描写，集中在人民反抗性格的塑造上。鲁莽而“凶猛”的鲁达，并不是由于自身受到什么压迫而走上梁山的。由军官的鲁达，到僧人的鲁智深，到梁山的头领，这中间他的生活虽然起了显著的变化，却和他的性格没有任何矛盾，反之，正是他的性格促成了他的革命行动。在他的性格里起着作用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舍己为人，义不顾己。鲁达本来是一个镇守边疆的军官，只因为偶然的机缘，听到了“镇关西”虐害金翠莲父女的事件，就毅然决然地放走了金氏父女。嫉恶如仇的怒火，又使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流落在江湖上，甚至为了逃避画影图形的捉拿，只好遁入空门削发为僧，但是，生活并没有稍稍改变他的性格。在去东京的途中，遇到刘太公的女儿被人抢亲，仍然是拔刀相助，打了周通，迫使周通折箭为誓，放弃了刘太公的女儿。到了瓦罐寺，也同样是为了邱小乙和崔道成的为非作歹，而和他们“斯并”。在林冲被害的事件里，鲁智深这种见义勇为的性格特色，就表现得更突出了。和遭事的林冲成了相反的对照，鲁智深一开始就主张打杀仗势欺人的高衙内：“你却怕他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到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当林冲发配沧洲在野猪林受到董超、薛霸虐害的时候，又是鲁智深赶来相救，并且把林冲护送到沧州。鲁智深不怕触忤权贵，也不关心自身的利害关系，只要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在这些一连续的英雄行动的画面里，水浒作者为我们活画出下层人民的一种反抗性格的典型。
如果说，对于鲁智深性格的创造，作者的爱还是潜在的。人们爱鲁智深，还不只是借助于作者笔触下的赞歌，其艺术的感人效果，还在于现实主义创造出来的真实的性格和形象本身。那么，在武松的传奇性的描写里，却融合着作者对于人民英雄的鲜明的浪漫主义理想。水浒描写了许多古代武打的场面，但从武打里能鲜明表现性格的，恐怕只有武松的“传奇”性的描写，是最有声有色的了。武松整个的生活经历，就是一个英雄的“传奇”。从打虎、杀嫂到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就其英雄性格来看，他的夺目的神彩，不仅在于他是一个烈性的汉子，象他自己所说的：“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而且作为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洋溢着古代英雄的力和勇，作得正是在他身上寄托着古代英雄战胜恶势力的理想。武松，这个古代“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不仅在水浒里，有着如此丰富动人的情节，至今在北方，尤其山东一带，丰富的民间传说，丰富的民间说唱文艺，也有着多种多样的武松英雄事迹的叙述和赞歌，使得这个人物几百年来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的代名词。水浒作者正是集中了人民的英雄的美的理想，把它表现得更深刻、更完整。人民渴望充沛着武松那样的力和勇的英雄，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喘息于中世纪黑暗统治下的人民，他们想起而反抗，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力和勇，来夺取斗争的胜利。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中，曾经出现过三个最典型的英雄。当主要的社会矛盾还表现为自然和人类的矛盾，人对于自然和野兽恶怪之类的斗争，还是人类生存的主要条件，于是，在战胜困难和具有神奇的力的英雄理想的照耀下，赫尔克里斯在神话中出现了。而当氏族社会的种族战争的渐趋炽烈，骄傲和残酷的亚契力士，就代替了赫尔克里斯的地位，成为“氏族”的英雄留传在神话里。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跃进，城市兴起，交换关系的日益频繁，足智多谋和勇于探险的奥德赛，又代亚契力士而起，成为人们崇拜的英雄。不同的社会阶段，反映着不同的英雄理想。如果说希腊神话里的传奇英雄，主要的还是生活在战胜自然灾害和原始战争的基地上，那么，生活在中世纪被压迫、被剥削的中国人民理想中的英雄，就脱尽了神话色彩，脚踏在现实人生的基地上，不仅有拳打南山猛虎的勇和力，而且有醉打蒋门神、血测鸳鸯楼的嫉恶如仇的社会品格。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不过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2)。这是神话的“传奇”，神话的史诗，水浒中的英雄武松，显示出的人民的理想，却是直接地生根在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土壤上，这是人民英雄的“传奇”，人民英雄的史诗。希腊的神话“传奇”和英雄的史诗所显示的艺术魅力，“是与它生长于其上的未发展的社会阶段不相矛盾”(3)，而且正反映了它那个社会阶段的特色。水浒的英雄“传奇”，水浒英雄武松的社会品质，也正和中国中世纪社会发展的特色相联系。这是两种史诗，两种英雄。我们的英雄史诗，完全可以和“伊利亚特”、“奥德赛”相媲美，相辉映。也正是因为武松是生根于我们历史发展土壤上的英雄，以至于解放后的今天，武松的英雄品质，武松的神奇的力和勇，还能在广大人民中间唤起美的理想和斗争的勇气。
高扬着这种“酷爱自由，富有革命传统”的下层人民特点的，在水浒这部英雄史诗里，不只是表现在鲁智深、武松的性格里，也表现在李逵、石秀、阮氏三雄、解珍、解宝、顾大嫂等英雄群象的性格里，正是他们形成了这个人民大起义的水浒义军的骨干。
在这里，我想特别谈一谈李逵的性格。水浒中属于下层人民的英雄，虽然在阶级品质上有很多相通之处：都是那样的义气凛然，嫉恶如仇，英勇善战。就他们的个人性格来看，却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和鲁莽的花和尚，打虎的武都头，狠毒而机警的拼命三郎石秀相辉映，黑旋风又是另外一种下层人民的典型。从阶级性格的完整性的意义上说，李逵是水浒中最充分、最鲜明、最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过去劳动人民的伟大精神的人物。在他的性格里，燃烧着火一样的憎恨，这种憎恨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对敌斗争的坚决性上，表现在对于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无情的报复态度上，从他身上找不出一丝妥协的痕迹。在水浒里，作者没有象写其也主要人物那样，为李逵写出一个精彩的性格传记，但就水浒对于这个性格的创造来看，绝不是如某些同志所说的，李逵的性格描写较鲁智深就是逊色的。相反的，正由于他的性格在全书中是逐步展示出来的，因而，较之性格传记式的写出来的鲁智深或其他人物，李逵的性格有着更丰富更全面的表现。
李逵的出场，就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他的性格本质。见宋江时的鲁莽，赌房的赖赌，江边的抢鱼，酒楼上的闯祸，虽然只是些细节描写，却都很生动地反映出他的纯真、浑厚的最有人民特色的性格。李逵毫不虚伪，即使一时“喉急”做出了“不直”的事，也正反映出他的真和直来。在对敌斗争中，李逵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骁将。象三国演义里的张飞一样，他对敌人的强烈的憎恨，永远燃烧着敌忾的怒火，随时都在诉之于行动，不能忍受任何压迫和欺侮。为了搭救宋江、戴宗，他就一个人手握板斧大吼一声来劫法场。看到殷天锡仗势打死柴皇城，欺凌柴进，他就赤手空拳地抢出来打死了殷天锡。在战场上，他也永远是站在战斗的最前列，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然而，这个号称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却又非常孝母，为了迎接母亲，居然平生第一次饶恕了一个冒他的名剪径的强人，因为这个假李逵伪称他有八十岁的老母。
不过，李逵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忠实于梁山泊，忠实于农民阶级的利益。他为了山寨，无论任何事情都走在前面，不畏生死，不怕困难。为解救高唐州之围，他和戴宗去搬请公孙胜，遭到了罗真人的留难。而救兵如救火，他生怕“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误了哥哥的大事。”于是，他“忍不得了”，想出“只是杀了那个老贼道，教他没问处，只得和我去”的办法。就是从这样一个小的细节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忠实于山寨，忠实于自己的弟兄。但是，李逵所忠实的，却又和张飞无条件地忠实于刘备有所不同。李逵忠实的是正义的事业，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反抗统治者的“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事业。他不能容忍敌人，也不能容忍自己弟兄做了违反替天行道的邪恶的事。请看他在“元夜闹东京”以后，和宋江闹的一场小误会。李逵平日是非常敬爱宋江的。他说过：“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可是，在闹东京回途的刘太公庄上，听到宋江抢了刘太公的女儿，就完全变了情景：
……直到忠义堂上，宋江见了李逵、燕青回来，便问道：“兄弟，你两个那里来，错了许多路，如今方到。”李逵那里应答，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众人都吃一惊。宋江喝道：“黑厮，又做什么！”李逵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当有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将，慌忙拦住，夺了大斧，揪下堂来。宋江大怒喝道：“这厮又来作怪！你且说我的过失！”李逵气做一团，那里说得出。
这段描写虽然是简短的，却把李逵嫉恶如仇的正义品质真实而丰满地烘托出来了。无论从那一方面看，在水浒英雄中，李逵都显示出是最集中地反映着被压迫人民反抗情绪的性格。也正是因为这样，水浒作者不时地通过他提出梁山义军对于政权的要求，才使我们认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情格的必然发展。
自然，水浒作者也并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基础，去塑造他的人物。这些英雄性格，都如实地带来他们那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面貌，而且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物，也交织着复杂多样的特点。打虎的武都头，还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他可以受惠于张都监，把他看做恩人。如果张都监果真是赏识他，不是阴谋陷害他，而依武松的性格来看，也就会知恩报恩地效死于张都监了。这反映着这个性格，也受着封建关系保守观念的限制，象“三国志演义”里的关羽的“知恩报恩”一样，武松的这种“报答知遇之恩”，也是适应于私有制度的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念。鲁达和李逵，虽然缺乏武松那样的复杂经历，他们的莽撞、质朴、急躁的性格，也和武松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的盲目行动，乱杀乱砍，也正带着农民义军的弱点，活现在读者面前。
鲁智深为了救史进，不听武松等的劝告，单独冒险去刺杀贺太守，结果是被捕了。宋江只好起大军费很多周折才救出了他们。李逵在战斗中的蛮干，一斧一个排头价砍去，有时连普通人民都无辜受难，这就不能不损害了梁山义军“常怀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的名誉。更重要的，是他根本不懂策略，只图杀得痛快。在三打祝家庄的时候，扈家庄本来被宋江分化了，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他也排头价砍去，杀了扈太公的老小，破坏了义军在斗争中分化敌人的策略。而且由于他的莽撞，几乎到处都要惹些乱子，这虽然反映着下层人民对统治者的仇恨报复情绪，但也分明突出地表现了农民的自发性和盲动性。不过，就是他们性格中的这些弱点，也是属于被压迫阶层的，也是农民起义运动中的真实现象。
水浒中其他的英雄性格，也不缺乏描写得非常真实生动的例证。这篇文章并不想把重点放在分析性格上，因此，就从这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英雄性格表现出来的社会内容来看，已经足以使我们明确地感觉到，这部书所反映的真实的历史运动，热烈地跳动着人民群众的脉搏，革命阶级的脉膊。作者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表明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不是历史的奴隶，更不是统治者所希冀的驯顺的牛羊。
有人说，水浒成为一部人们所喜爱的文学作品，并不是由于这部书的全部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只是因为它创造了几个令人喜爱的典型性格。这种意见是从艺术结构上对于水浒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有关联的。由来已久的水浒的评论家，都认为水浒缺乏“有机的结构”，认为水浒“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无割裂之感”。这种意见在形式上是否认水浒是一部长篇小说，在内容上，也为割裂水浒故事的完整性留下了借口。我不准备从水浒的艺术方法上来辨明这种说法的是否完全正确，只想从水浒所反映的完整的社会生活画面上，来探讨一下这种说法的有无根据。
我们都知道，典型性格问题，虽然是现实主义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艺术家通过典型性格来描绘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绝不是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孤立的存在。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地描写现实，是以具体感性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的规律性，任何典型性格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从艺术的典型环境，艺术的典型化的情节中，得到鲜明的表现。换句话说，作品的故事情节的构成，和它所具体描绘的生活内容，要能给典型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万能来展开典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典型的社会矛盾，典型的生活命运，离开了这整幅的艺术的现实主义的生活画面，就不会有有生命的典型性格。
从上面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分析上，可以看出，这些人物虽然都经历着不同的生活命运，却都生活在同一典型的社会矛盾里。他们的生活命运，也都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产物。生活命运的不同，只是由于阶级性格的差异，人物不同的生活经历，性格与性格的不同的对待生活命运的态度。而他们的走上梁山，也都是不满于现实，或为现实所不容的结果。个人性格的完成，并不是终止在他个人的生活命运里，而是扩深到阶级的命运里，农民起义军的整体的命运里。这个时代的典型的社会矛盾所造成的结果，是“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只是在这里，水浒英雄性格才得到了最后的完成。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斗争规模，它不再是三拳打死镇关西，也不再是风雪山神庙，血溅鸳鸯楼，而是攻城夺县，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沉重地打击封建王朝，破坏他们的统治；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打击和消灭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在这些最精彩的革命事件中，有三打祝家庄、两攻曾头市，三山聚义打青州，智取大名府，两嬴童贯，三败高俅。在这些构成水浒完整的艺术情节的辉煌的战斗里，作者不仅以他的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充分地描绘了农民起义军的英勇善战，暴露了封建统治者政治、军事的腐朽和懦弱，真实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规律，而且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描绘了水浒义军怎样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争取人民同情的复杂的斗争，反映了人民的智慧，人民领袖的战略和策略。用具体的艺术形象，否定了几千年来统治阶级的历史家把农民战争说成是“乌合之众”的诬蔑。正是这些在艺术的典型化的情节里，充分展开的典型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形成了和典型性格不可分割的整体，才提高了这些不同的英雄性格的光辉品质；正是通过这种艺术形象整体所反映出现的真实的复杂的生活面貌，才使水浒取得这样高度的现实主义成就，和这样高度的思想价值，成为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极其少有的封建时代的革命文学作品。
（未完）
正文注释：
(1)“毛泽东选集”六一九页。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月加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