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709
【总期号】61
【页码】39
【正文】
三
水浒究竟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真实，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生活的本质，已经大致上有了一个轮廓。但是，通过这纷繁的历史事件，通过这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水浒作者究竟把握和宣扬着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这也是有关水浒的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从以上两节分析看来，水浒作者反映这次伟大的农民起义，塑造这些不同性格的英雄人物，绝不是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艺术形象的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伟大的强烈的爱憎感情，而且公开地赞扬、歌颂农民起义和起义的英雄们。由于这种同情和歌颂，由于在农民起义的问题上，作者是站在农民义军的一边，他才能够真实地写出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思想。
那么，渗透在艺术形象里的，为作者所憧憬的农民革命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农民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这在水浒里表现得突出而鲜明。“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成瓮喝酒，大碗吃肉”，没有剥削的痛苦，没有等级的压迫，只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的兄弟相处，作者在“单道梁山泊好处”这篇四六言语里，集中地歌颂了这种革命的思想：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亦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第七十一回）
可以看出，作者是把它作为农民的理想化社会组织来歌颂的。有人认为，水浒所表现出来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社会变革观念，没有“揭露本质的社会经济上的矛盾”，因此，很难说它有什么积极的革命意义；有人甚至以此为论断，认为这正是水浒故事演变的线索，它是不“符合于（最初的——作者）农民起义的素质与状况的”。是的，我们要承认，就是以农民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来衡量，水浒表现出来的也还是有它的局限性。水浒所反映的平等观念，和水浒起义军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都并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提出农民的要求，象太平天国那样，提出了全面的空想的农村公社的要求：“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两次农民起义的规模大小不同，水浒英雄的起义时间很短，在聚义的期间里，并没有脱离他们的根据地。他们提出的口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目标是打击贪官污吏，打击大地主，反抗剥削和压迫，为人民报仇雪恨。他们的行动，充满了复仇主义的情绪，却没提出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要求，也没有夺取政权的要求，太平天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太平军已经夺取了清朝的大半个江山，建立了天朝制度，有了农民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整体的方案。同时也由于这两次农民革命所处的时代不同。水浒起义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刚好进入后期阶段，而太平军的起义，却已处于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的前夕，它把农民革命发展到了顶点，空前绝后地震撼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基础。因此，它们中间有很多显著的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水浒起义军这种有很大局限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缺乏系统的社会变革的体系，而它对于传统的封建观念的破坏，也起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
有人说，水浒这部书所以能流传至今，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推翻封建统治的思想，渗透在他们反抗行动里的是“流寇主义”，也有人说，水浒故事在长期的口头流传里，“是更多地渗入了为现实环境与统治方面所能允许或默认的不十分触犯他们的一些东西”，自然我们无须过分夸张水浒义军的反封建的思想，他们自有其深刻的悲剧矛盾，以至于导致了起义的失败，但是，也绝不能用现代的革命观念去偷换古代人民的反抗观念。水浒义军虽然还没有形成推翻封建统治的声势，没有觉悟到必须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而他们的反抗行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残酷的宋代王朝的统治。从霸踞一方，抗击官府，到攻城夺县，对于封建统治者，展开直接的进攻，自然是破坏封建制度最鲜明的证据。就是在他们的平素的小规模的活动里，也反映出当时当地的人民要求，起着号召人民反抗的作用。历史也证明了，它对历代农民革命起过怎样的影响和作用：封建文人金连凯在他的“灵台小补”的“黎园粗论”里，从相反的意义上说破了这个问题：“夫‘盗’弄潢池，未有不以此（演剧）为可法……三国上慢忠义，水浒下诱强梁，实起‘祸’之端倪，招‘邪’之领袖，其‘害’曷胜之哉！此观剧之‘患’也。”
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不知下了多少次禁令，焚毁流传在民间的水浒。许多封建文人也配合着焚毁政策，而作诽谤性的宣传。诽谤而不足，于是，就写出了“荡寇志”那部完全相反的恶毒的作品，企图削弱水浒对人民的影响。但是，统治者的一切险意意图，都是白费心机了。水浒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作为农民革命的百科全书活在历代人民的心目里。
在水浒所表现的思想里，难于分析的，是关于“忠义”的观念。元末明初在文学史上出现的两部最早的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都在于宣扬“忠义”。李卓吾在“忠义水浒传叙”中说：“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以愤二帝之北狩，则称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后以忠义名其传焉。”这段话虽然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处，却也接触到了水浒宣扬忠义的时代背景。同时，也应该看到，“水浒”的宣扬忠义的内容，又和“三国志演义”有所不同。不管“三国志演义”的研究者，用多少根据证明，“三国志演义”里的忠义观念的宣扬，有“结社抗金的史实”，它的“尊汉安刘”是隐喻着“兴汉抗金”的民族思想，然而，后代的读者通过艺术形象体会到的，仍然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正统观念，所谓用尊汉来号召人民完成统一天下消灭异族侵略者的民族思想，却不是一般读者能领略到的。而水浒所宣扬的忠义观念，却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的阶级的内容。
“忠”“义”观念本身虽是连称，其内容也自有所不同。水浒英雄的“义”，没疑问，是有“宴桃园英雄三结义”的影响。三国故事流行在先，刘关张的结义，一直是给历代的人民斗争以有益的影响。在水浒英雄中，朱武就曾和史进夸耀过，他和陈达、杨春的结义，“虽不及关张刘备的义气，其心则同”。但是，从水浒英雄所表现的义的行动来看，较之刘关张的结义，是有更深广的社会内容的。刘关张的义气凛然，也有类似水浒英雄聚义的誓言：“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1)可是，他们的结义，最初就是建立在为了破灭黄巾“上报国家”的基础上，后来在他们的性格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义，也不是尽义于公，尽义于人民，而是尽义于私，尽义于个人。为了尽义于刘备，关羽降汉不降曹，“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而也为了同样的义，在双方决战的严重关头，关羽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在华容道上放走了曹操。而张飞、刘备也为了这种义气，为关羽复仇和东吴宣战，其结果不仅是损兵折将，自身难免一死，并且大大地削弱了蜀汉的元气。不能说在他们个人品质上表现出来的义，没有渗透着下层人民团结反抗的愿望。不过，它终究和水浒英雄的义有显然的不同。水浒英雄的义，最初就是建立在人民共同反抗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建立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基础上，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东溪村的“七星小聚义”，他们设誓劫取生辰纲，就明白表示过：“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财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笔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第十五回）水浒英雄大聚义以后，他们的攻城夺县，抗击官府，是为民除害“散粮救民”，至于消灭祝家庄、曾头市的恶霸地主，就更是解除农民负担的革命行动。即使他们的尽义于私，尽义于个人，也有深刻的人民性的内容。水浒英雄众所拥戴的领袖宋江，所以受到天下英雄的热爱，是因为他“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进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他身在官府，心在江湖，冒生命的危险，泄漏机密，救了劫取生辰纲的七义。他上梁山后，所以受到群众的拥戴，是因为他的雄才大略，他的符众望，他的“肯呼群保义”，做出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革命活动。他是梁山泊的一面旗帜。有了他，才有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才有梁山英雄的紧密团结，才有各股义军望风归顺的局面。因此，尽义于他，也就是尽义于山寨。
正因为梁山英雄的义，包含有这样丰富、深广的社会内容，它不是尽义于私，尽义于个人，所以嫉贤妒能害群之马的白衣秀士王伦，才遭到了林冲的火并。也正是因为这种义，不废于私，不废于个人，所以当李逵听到了宋江苟且行为的谣言：“才气做了一团”，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抛掉了他曾舍命相救的宋江，“拿了大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
水浒英雄的这种义的观念和义的行为，很显然是和刘关张的结义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刘关张结义的深入人心，还只是反映着封建社会里最受压迫的阶层在反抗中要求团结的愿望，那么，水浒英雄的大义凛然，已经在实质上反映了被压迫阶级共同反抗压迫的决心和气魄。它和三国志演义宣扬的义，是不能等同的。也正因为如此，水浒英雄的义，没有得到贯彻始终，最后走上了妥协投降和其他起义军自相残杀的道路，才显示了他们的悲剧的深刻的历史意义。
在水浒英雄的思想观念里，比较复杂的，是和义相连的忠的观念。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忠义水浒传”。梁山聚义厅，后来也改成了忠义堂。他们把“忠义”作为自己的旗帜。还由于水浒这部书的故事情节有附加的一部分，也造成了对它所表现的这种思想分析上的困难。“发凡”有过这样一段话：“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由于这一段话而引起的，去王田而加辽国，无王田也无辽国等问题，曾经成为讨论水浒版本注目的中心。有人考证出，附加田王二传的，就是“发凡”作者杨定见，或刊行“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的袁无涯(2)，据说王古鲁先生从日本拍照回来后李卓吾评点的百回本水浒，就是有大辽而无田王二传的本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提出过怀疑：“田虎王庆在百回本和百十七回（？）本名同而文迥别”，而“其后讨方腊则各本悉同。因疑在郭本所据旧本以前，当又有别本，即以方腊受招安之后，如宣和遗事所记者，于事理始为密合。”只可惜，这种“别本”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不过，从现有的材料看来，田王二传是后来附加的，已是众所公认的事实。悬而未解的，是征大辽的问题，和水浒宣扬的忠的观念有密切关系。宋江等希望的“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的思想里面，虽然由于历史的变化，元末明初的作者艺术概括的范围，还混杂着南宋和元朝以来的备受金元蹂躏的人民要求反抗的思想，但它也符合于北宋的历史真实。从唐末五代以来，内地人民一直受着各边疆民族的侵扰，尤其是契丹的侵略，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还要每年提供大量岁贡，宋朝也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宋徽宋时代，辽亡而金兴，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水浒义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揭竿而起的，因此，说水浒宣扬忠的观念，是身受其害的草莽英雄要求同心报国扫清边患，反映着北方人民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思想，如鲁迅所说：“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莽，盖亦人情”，比较说“三国志演义”的“尊汉安刘”是反抗异族统治，有更多的根据，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是因为这种心怀忠义的民族思想，是和“忠君”思想混在一起的。从水浒英雄的斗争行动上看，他们是抗击官府、抗击大地主，就是连封建王朝在内，也都不在他们眼里。他们击退过封建王朝的围剿，攻陷过封建王朝的府县城郭，砍杀和俘虏过封建王朝的兵将官吏，但和这种革命的行动相矛盾，他们斗争的目的，却又是“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矛盾呢？
有人认为，这是水浒故事从传说进入到文字阶段的结果。也就是说，“在集纳综合的过程”中，“是更多的渗入了为现实环境与统治方面所能允许，或默认的不十分触犯他们的一些东西”。我不能说，这种现象在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传说中的水浒故事和人物，空想得过于完善，一口咬定，水浒文字阶段的作者，对于水浒的“现实性”，“思想性”，就是“损伤”、“歪曲”和“讳饰”，也未必是符合“实情”的。问题在于，这种复杂的现象出现在水浒里，是否能从水浒义军精神面貌的真实性上，得到合理的解释。
忠、孝、仁、义，这是从两周以来就开始萌芽的封建伦理教条，儒家的开山祖师孔子把它们发展成伦理学说，而历代的儒家正统，为了服务于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些伦理观念作了更有系统的发挥。君臣父子之道，曾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支配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因此，混杂着各种阶级出身的水浒起义军，在他们的忠义观念里，含有封建的忠君思想，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斯大林同志的“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里，在谈到俄国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的时候，曾经说过：“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把这一段话移过来评论水浒义军的忠君思想，也是完全恰当的。
在水浒义军的反抗行动里，也可以看出，他们深切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直接压迫他们的人，却不反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他们和官府最初的一次冲突里，阮小五和阮小七就唱过这样两首山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好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杀害官吏和“忠心报答赵官家”，这本来是互相矛盾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却是统一的。而且这种矛盾而统一的思想，一直贯串在他们的斗争行动里。一方面和封建王朝作斗争，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皇帝的招安。这种精神面貌虽然表现得矛盾而复杂，却反映着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拥护皇帝，反对酷吏、贪官，这正是普通农民的思想，它是和小生产者所处的环境的分散性和闭塞性，以及保守观念有密切关联。因为在封建统治下，“天高皇帝远”，他们身受其害的，是酷吏贪官。在他们的心目里，这些酷吏脏官，并不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是个人品质的好坏，而皇帝老子仍然是好的，“朝廷不明”，乃是“奸臣闭塞”的结果。即使有的起义英雄，失去了对当今皇帝的崇奉，企图推翻他，但也不过要另外一个“好皇帝”，或者是自己立为皇帝，象朱元璋，结果还是脱不出封建制度。就以把农民革命发展到最高峰的太平天国来看，洪秀全领导太平军起义，反抗清朝的压迫，反对传统的封建思想，竭力追求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但是，当他取得了半壁江山的胜利，他也同样制定出一套封建等级的礼制，大摆天王的威风，实际上是在政权形式上，恢复了封建帝王的旧制度。因此，过于美化传说中的水浒故事，也是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测。
自然，在水浒义军中，也不是所有的起义英雄，都有这种“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思想。那些最受压迫阶层出身的英雄，对于赵官家就没有什么留恋，李逵是最突出的。在初上梁山的时候，他就曾倡议过：“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强似这个鸟水泊里。”（第四十一回）上得梁山之后，李逵又曾和武松、鲁智深共同反对过招安。鲁智深说：“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第七十一回）李逵甚至“胆大妄为”到当着奉旨钦差的面“扯诏谤徽宗”：“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第七十五回）
鲁智深对于封建朝廷的透彻了解，和李逵的这种大无畏的行动，要求农民政权的思想，在水浒义军里，是最彻底的反对封建统治的，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但也没有完全否认皇权思想，他们所希望的不过是宋江式的好皇帝而已。
贯串在水浒里的招安问题，虽然累经磨难，受到一部分人的抗拒和反对，然而，他们并没能动摇梁山义军的领导思想。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在招安问题上，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是水浒义军的领袖宋江。如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中所说：“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因此，当宋江坚决地说出自己的主张：“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念。”（第七十一回）而他的这种主张，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众皆称谢不已”。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归宿——或坚持斗争而遭到残酷镇压，或妥协投降而变质，水浒义军兼有这种两种结局。这是从他们的忠君的悲剧思想直接引导出来的。
我在这里分析水浒所反映出的梁山英雄忠义观念的复杂性，不是想一笔抹煞水浒义军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想，而是想说明，水浒作者是在怎样的历史深度上反映了水浒义军的斗争生活和复杂的精神面貌。因为也正是在这种反映生活的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水浒作者写出了水浒义军受招安、征方腊、“魂聚蓼儿洼”的历史悲剧，从艺术形象的真实里，表现出水浒义军失败的历史原因。它不是象有些水浒评论家所说的，是“水浒的败笔处”。恰恰相反，这正是表明了水浒作者在表现水浒义军的生成、发展和失败的时候，他的观察不是表面的。他敏锐地抓住了农民义军思想上的复杂的悲剧性的矛盾，通过真实绚烂的艺术形象，深入到历史的高度，把它完整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得水浒不仅具有思想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而且具有了巨大的历史价值。
四
水浒，这是一部封建时代的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史诗。从它达到的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成就来看，已经基本上具有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它有丰富的典型人物，比较完整的故事结构，而且在它的艺术描写里，交织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更重要的是，在这幅完整的社会生活画面里，如实地反映了中世纪的阶级斗争——震撼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伟大的农民起义。从这个主要的方面看来，它不仅是中国长篇史诗的开创者，也是此后继之而起的描写历代农民起义的章回演义体小说，都未能达到的光辉的范例。但是，我们把水浒放在中国小说史上这样高的地位，绝不等于就忽视它在文学发展的阶梯上所未能达到的，以及在现实主义表现生活上显然残留的缺陷。
有的评论者认为，水浒还不能算一部完整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它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还不够充分，主要是渗杂着不少带来神秘色彩的艺术描写。这种意见的根据，大概就是所谓“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上应星魁的描写，和水浒个别章节里对于宋江得天书，公孙胜、罗真人、樊瑞等呼风唤雨的法术的描写。在这些地方，的确存在着怪异色彩的煊染，是非现实主义的情节。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描写缺乏生活的真实，就否认水浒作者依然有所根据。这种神秘色彩的煊染，也反映着一定的社会思想。从汉末的黄巾起义，一直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其揭竿之始，几乎都带来一定的宗教色彩，而且都是利用宗教集会为秘密结社号召人民起义的组织形式。一般宗教，自然都是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的工具，只是那些从农民中间产生的宗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象汉末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宋朝方腊的魔教，清末的白莲教、天理教、三点会、哥老会，也披着迷信的外衣，实质上却是农民的阶级斗争的战斗组织。他们的教义（除去后来变质的以外），也都是农民的素朴的社会思想和素朴的政治要求的反映。更何况在水浒英雄中，并没有崇奉任何宗教，他们占据梁山向群众提出来的，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的号召：“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他们借用的只是“上应星魁”，“上天显应，合众聚义”，“天地之意，物理数定”，因而，要求“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这种“上符天数，下合人心”的盟誓聚义，虽然煊染着一定的神秘色彩，它反映出来的，却是强烈的农民反抗斗争的要求。封建统治者以“天子”自命，以“天命所在”对人民进行统治。天命，是他们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封建社会的人民在对敌斗争里面，也自然会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天命归于自己，这样才更加有号召力。至于那些写呼风唤雨的情节，也残留着野史小说怪异色彩的煊染，不过，在水浒所描写的斗争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只简单地根据这些地方，来否定水浒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成就，是没有了解到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给以适当的评价的。
那么，水浒现实生义反映生活的不充分的地方，主要的究竟表现在那里呢？
从题材内容来看，前面已经说过，水浒的故事情节并非完全出于虚构。水浒起义军和其中的许多人物，在史实上也确有其事，实有其人，只是经过了作者的极大的艺术夸张，而这种艺术夸张又是建立在丰富的民间传说、民间说唱文艺的基础上。和“三国志演义”相比较，作为一部讲史性的章回小说，水浒是大大地突破了历史事实的限制，广泛地概括了历代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精神，并依据现实生活的内在规律，和作者丰富的经验，敏锐的观察，在社会真实的基础上，再创造了水浒义军的故事和人物，它和原来历史事实的面目已经大大地不同了。
但是，作者是在一定的素材的基础上开始再创造的。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历史事实的限制，却在很多地方保留了民间传说和说唱文艺中的原始形态。由于作者过分珍惜了某些素材的原型，就损害了小说的艺术结构和艺术情节的紧凑和集中。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自然需要有生动的典型形象，以及他们的关系、命运的充分描写，来作为作品的核心。可是，在一部作品的艺术整体里，这些不能是孤立的现象，为了使典型形象具有鲜明丰富的特色，并且能活生生地行动起来，那就必须有联系和展开事件、人物，他们的遭遇富有吸引力的结构和情节。从水浒的基本的结构和情节来看，它保持了英雄大聚义的高潮，从现实主义艺术的内在规律发展了梁山义军的悲剧矛盾，真实地描绘了他们的失败的结局；许多人物的生活命运，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在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展开的。象林冲、鲁智深、李逵、宋江、杨志、石秀、七星聚义劫生辰纲，以及和他们相关联的很多节目的“传奇”性的描写，都充分表现出艺术情节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而且这些艺术情节的磁力线也特别鲜明，它们给读者展开了不同的逼上梁山的生活画面，一步一步地有力地引导了全书主题的发展，显示出广阔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因此，我们说这基本的结构和情节，有着现实主义艺术规律性的特色，是没有错误的。但水浒作者并没有把这条生命磁力线贯穿到底。水浒里面还有一部分人物，在他们的生活遭遇和性格发展里，都缺少作为结构和情节核心的逼上梁山的磁力线。如果说，李应的上梁山，还勉强地有一定的事件的联系，他帮助过杨雄石秀，并且为了取讨时迁，和祝家庄决裂了，在水浒义军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保持了中立的态度，显示了这个人物的一部分正义品质。最后宋江骗他入伙，还有些道理。那么，用如许多的篇幅，费了偌大的笔力，骗取卢俊义上山，就完全缺乏生活和性格规律的必然性了。正象卢俊义自己所说的：“……卢某生于北京，长在富豪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又无寸男为盗，亦无只女为非……”（第六十一回），象这样一个十足守法的富贵人物，观“梁山那伙贼男女”，“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别捉他，把日前学成武艺，显扬于天下也算个男子汉大丈夫”（第六十一回），梁山英雄有什么必要把他拖上山了呢？尽管作者费了许多章节，细致地描写卢俊义上山这段故事，但除去个别情节——石秀劫法场，智取北京城，大都是缺乏艺术上的吸引力的，尤其是吴用骗卢俊义上山的算命和写藏头诗，更是幼稚可笑。这些情节和水浒整个故事的发展基调，也不相融洽。它的展开矛盾冲突的基础，是由偶然的事件串成的，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偶然的事件，是由作者的主观杜撰引伸出来的，在艺术表现上，缺乏生活的真实性，所以无论作者怎样铺叙故事，也不能把它们和水浒主题——逼上梁山的这条生命磁力线——衔接起来。在水浒的整个故事的发展里，象这种有破绽的大情节，虽然并不很多，但故意拖长和重复而没有特色的情节，以及与主题相游离，缺少现实主义生命力的细节，也还是有不少的。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没有经过概括和提炼的情节，才使得水浒后半部的结构非常臃肿，松散，有隙可乘，被插入了很多阶级异己思想的情节，使得它更加拖沓、松散，大大地损害了水浒的现实主义成就。
为什么，在这样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里，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以为这是由于作者太珍惜了民间传说和说唱文艺的素材，想凑足“水浒英雄”一百单八将之数，附图拾了传说中的带有偶然性的原始材料，而又没有通过水浒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社会矛盾，通过事件发展的严整的规律性，通过艺术典型化的情节，使它们和水浒整个故事情节的基调相互和谐，只凭作者主观的意图，把人物拖进了故事中心，既缺乏性格发展的必然性，又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违反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自然会使人感到它们在艺术上是苍白无力的，在思想上是削弱了水浒的主题的。
在人物形象方面，水浒塑造了许多不同的典型性格，它们都活在历代读者的心目里。但是，在水浒中也还可以找出不少概念化的人物。象上面已经谈到的卢俊义。在梁山英雄里，论地位他仅次于宋江，和“山东及时雨”相对，“河北玉麒麟”，也是水浒的旗帜之一。但是，从人物性格来看，这却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形象。作者虽然为了他浪费了一些笔墨，却仍然活不起来，因为它缺乏真实的性格发展的描绘。人们自始至终都不能了解，这个十足富贵的人物，有什么必要被施上梁山，又有什么德能居于“总兵都头领”的高位。自然，我们很难要求，在章回小说刚刚开始的阶梯上，水浒的人物塑造，能象红楼梦那样成功，几乎每一个人物，那怕是只出场一两次，就都有它的突出的鲜明的性格特色。然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作者所着重描写的人物，总是应该具有现实主义的性格特色的。而水浒在不少主要人物身上，也表现着概念化的倾向。大刀关胜，入云龙公孙胜，就都是从概念里演化出来的人物，缺乏性格化的生命力。就外形来看，关胜只是“三国志演义”里的关羽的粗略的再版：“细细三柳髭髯，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涂朱”，青龙刀，赤兔马。这个“汉国功臣苗裔，三分良将玄孙”，在作者的笔下，虽然尽力装饰，到底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僵壳，而缺乏象关羽那样的性格的真实。公孙胜则和后来野史演义中的牛鼻子老道，没有什么两样，玄乎其玄，却没有任何性格特色。个别比较复杂的性格，象宋江，虽然有它真实的一面，但由于作者过分煊染了他的某一方面的品质，如急公好义和对人谦虚等，缺乏形体的艺术描写，却反而显得有些虚伪。
水浒在现实主义艺术创造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缺陷，这都有待于研究水浒艺术方法和英雄性格创造的时候仔细探讨，我在这里所谈到的，只是从现实主义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角度上，需要加以说明的一些问题。
一九五七，五一节前夕写于京郊
正文注释：
(1)“三国志演义”第一回。
(2)请参考“文学遗产增刊一辑”：王利器：“水浒全传田王二传是谁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