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509
【总期号】37
【页码】7
【正文】
取彼谮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诗经：巷伯。
和所有的人一样，提起胡适，我心头就不禁发恨，这几句古老的诗很自然的奔赴笔下，就用来作个开端罢。
胡适这个流氓、洋奴、卖国贼、民族败类，已经是一条死狗。但是，正如翦伯赞先生在一次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的发言中所说的：胡适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必须投些力量。这话很对。光是消极的痛恨、鄙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积极的加以痛打，并从我们自己身上彻底的驱除这条死狗的阴魂。
＊ ＊ ＊
大家知道，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有意识的现实主义诗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那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政治内容的诗篇，树立了中唐以后现实诗的楷模。他的名字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可是，在胡适“白话文学史”中的杜甫，却完全变了相。杜甫竟变成了一个“穷开心”的滑稽大王，他的诗也变成了“打油诗”。这怎能叫人不切齿痛恨！
在未揭露和批判胡适对杜甫诗的反动观点之前，我们首先要指出胡适研究杜甫的动机，一上来就是肮脏龌龊的。他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写的“尝试集自序”中说：
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胡适文存卷一页二五八）
原来他是为了“学时髦”才来研究杜甫的，他是要利用杜甫来作为他个人出风头的工具的。
同时，我们还要指出：胡适对杜甫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他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的政治立场的加强而越来越反动，越来越毒辣的。所以到一九二八年他写完那部“白话文学史”时，杜甫已不只是被利用来作为他个人学时髦出风头的工具，而且主要的是被利用来作为宣传他那买办资产阶级反动的文学观点的傀儡。他用这些反动的文学观点毒害杜甫，同时又利用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散播这些反动观点来毒害更多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以便削弱革命事业中在文化斗争方面的力量。
现在我且提出他的三种反动的观点。
第一、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
我们知道，当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主席）。可是胡适却不承认这一客观真实，不承认这一真理。他故意抹杀文学的阶级性政治性，把文学看成一种消遣品。他公开的宣传：“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胡适文存二集卷三页八三）从而公开地抨击白居易那种“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观，说白居易“把三百篇都看作“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美刺诗，因此遂抹杀一切无所为而作的文学。”（白话文学史页四三二）原来，在他看来，还有一种所谓“无所为而作的文学”。实际上，胡适自己这种论调，就不是什么“无所为而作的”。
从超阶级的观点出发，他对杜甫诗及其他现实主义的古典诗歌都避免作正确的阶级分析，抽空了作品的阶级内容。譬如他也曾全首抄录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并给它戴上一顶空洞的大帽子，说是“一篇更伟大的作品”。但对于诗中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句所揭露的剥削阶级的血腥罪行以及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深刻意义，却绝口不谈。
最令人愤恨的，是胡适从这一观点出发，更进一步的混淆了杜甫诗中人物的阶级界限，他把劳动人民看成军阀官僚。因而也就诬蔑了劳动人民。我们且举一个例。我们知道，杜甫自公元七五九年由秦州、同谷入四川以后，直到他死，都过着一种“依人作远游”的无可奈何的生活。因之，他一方面讨厌当地的军阀官僚，一方面又不能不敷衍他们，所以在“百忧集行”中有“强将语笑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的话。谁都明白，这个“主人”是指的成都尹裴冕和梓州刺史章彝一类人物，如果用杜甫自己诗来作注释，那就是“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的“主人”。然而胡适却白昼见鬼的竟说“遭田父泥饮”一诗“便像是‘强将语笑供主人’的诗”（白话文学史页三四三）。我想，使田父死而有知，定当饱胡适以老拳！他那样热情的款待诗人杜甫，使杜甫感到他生平所从未曾有过的一种喜悦，并写出了他生平所最得意的也是我们所最爱读的一首诗，而胡适却把这位“田父”比作那班压迫杜甫装出笑脸的“主人”，岂不叫人气炸了肚皮！但如果我们即此便认为是胡适瞎了眼，看不懂这首诗，那倒是我们的幼稚。他所要ｍéｎｇ＠①混的并不是个别人，而是整个的社会阶级关系。他仿佛对我们说：你看，田父不也同样的欺负杜甫吗，哪有什么阶级压迫？
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胡适披着客观主义的外衣，摆出一幅“假清高”的面孔，用超政治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杜甫。
我们知道，高度的政治热情，伟大的政治抱负，始终不渝的政治倾向，是杜甫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主要条件。他那不惜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精神，都是通过这种政治热情来体现的。他的诗所以能够具有无比的鲜明而丰富的人民性也是和他无时无地不关心政治分不开的。这正是古今诗人所缺乏的良好品质，正是杜甫的灵魂。
然而，也就正在这个重要关节上，卖国贼胡适对杜甫下了毒手。他把杜甫涂抹成一个“野心”的政客，涂抹成一个委琐的个人主义的自了汉。他始而说：
在这一时期里（指安史之乱以前——引者），他正当中年，还怀抱着报国济世的野心。有时候，他也不免发点牢骚，想抛弃一切去作个隐遁之士。（白话文学史页三二二）
再则说：
政治上的失望使他丢弃了那“自比稷与契”的野心。……从此以后，他打定主意，不妄想“致君尧舜上”了。从此以后，——尤其是他到了成都以后，他安心定志以诗人终老了。（同上，页三四○——三四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使用的两种手法：一是明目张胆的公开诬蔑。把杜甫“报国济世”的志愿和“己饥己溺”的怀抱。公然叫做“野心”，这怕只有灭绝天良的胡适那黑了心的实用主义的反动哲学才有这种逻辑吧。
另一是，偷偷摸摸的暗中阉割。我们知道，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照胡适的说法，这种“野心”，是像一根红线似的贯串着他的一生的。他未做官时是这样想，做官时也是这样想，弃官以后吃尽苦头时还是这样想。可以说，直到他停止呼吸时为止，他都不曾丢弃他这种愿望。所以，当他政治上失败以后，当他感到自己已经是“致君时已晚”（赠比部萧郎中），已经是“致君君未听”（奉酬薛十二丈）的时候，他还把这一“致君”的心愿寄托在朋友们的身上。他称美朋友也是以“致君尧舜”为准则。如可叹诗：“王（季友）也论道阻江湖，李（勉）也疑丞旷前后。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道州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而他自己呢，也表示：“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他何尝像胡适所说的“从此以后，丢弃了，不妄想了”做一个如胡适所期望的脱离政治的“诗人”呢？
这就是胡适所谓“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这就是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胡适的实用主义所谓“真理”。
“超政治”本身便是一种政治态度，对胡适来说，则更是一种政治阴谋。他骂杜甫“野心”，否定杜甫的政治倾向，是有着他的反动的政治目的的。首先，他替他自己的政治活动制造烟幕。胡适是个野心家，但他又不愿意被人家看穿，所以假装清高，自命学者，说什么“打下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说什么“我现在谈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他骂杜甫“野心”也正是用来掩盖他自己的野心的。其次，便是引诱青年和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脱离现实，脱离革命。叫大家都不要去学杜甫的“报国济世的野心”，都来做一个“安心定志的诗人”，好让他们更放手的去祸国殃民，所以便将杜甫“枭首示众，以儆效尤”。
我们知道，一般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于反动派的统治原有一定的痛恨，原有相当强烈的革命要求，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超阶级超政治的倾向，所以胡适这一反动的文学观点所起的毒害作用是相当巨大的。
第二、是趣味主义的观点
趣味主义，是胡适衡量一切古典文学作品的最高准则。他用趣味观点来看“诗经”，说什么“你的比较材料越多，你就会觉得诗经越有趣味了。”（谈谈诗经）他用趣味观点来贬斥祖国的散文，如答梁漱溟书：“适每谓吾国散文最缺乏诙谐风味。”（文存二集卷二页七一）他用趣味观点来看古典小说，如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极滑稽、极有趣味”“无论谁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话小说”（文存二集：西游记考证）。同样，他也用这一观点来看杜甫的诗。可以说，他的白话文学史便是一部趣味文学史。或滑稽文学史。
应该指出，这趣味主义，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阉割一切古典文学的社会性的一把尖刀，是一种最毒辣的最野蛮的“指鹿为马”“偷天换日”的手段。因为他是从内部来使得作家和作品变质，是用趣味主义来篡夺现实主义，用诙谐打油来顶替严肃斗争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胡适是怎样的来歪曲来阉割杜甫和杜甫诗罢。
首先，他歪曲了杜甫的精神面貌。他蓄意诽谤而又貌为恭维的说杜甫的伟大是在于“滑稽”“诙谐”“有风趣”“寻穷开心”“作打油诗”。并给与这种风趣以低级的和唯心的解释，说是“生成”的，得之于他的祖老太爷的。他说：
他（杜甫）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这一点诙谐风趣是生成的，不能勉强的。他的祖父杜审言便是一个爱诙谐的人……临死还忍不住要说笑话，便是诙谐的风趣。有了这样风趣的人，贫困与病都打不倒他，压不死他。杜甫很像是遗传得他祖父的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白话文学史页三一八）
又说：
依人的生活，自然总有不少的苦况，幸而杜甫有诙谐风趣，所以总寻得事物的滑稽的方面，所以他处处可以有消愁遣闷的诗料，处处能保持他那打油诗的风趣。（同上页三四一）
这真是把杜甫糟蹋得够瞧的！我们知道，杜甫之所以能够在任何困难环境中都不致“倒下去”，乃是由于他的深刻的社会实践，由于他那“世人共鲁莽，吾道属艰难”的自觉的斗争意志以及由这种意志所产生的顽强的乐观精神，而并不是由于什么祖传的风趣。这种乐观精神和胡适所理解的低级、庸俗的诙谐风趣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其次，胡适还利用趣味主义这把尖刀挖掉了杜甫诗的人民性。说什么杜诗的“真好处”就在于“诙谐”“打油”。他说：
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这句话不是诽谤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别风格。（同上页三一九）
又说：
杜甫最爱作打油诗遣闷消愁，他的诗题中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一类的题目。他做惯了这种嘲戏诗，他又是最有谐趣的人，故他的重要诗（如北征）便常常带有嘲戏的风味……他晚年无事，更喜欢作俳谐诗……后人崇拜老杜，不敢说这种诗是打油诗，都不知道这一点便是读杜诗的诀窍：不能赏识老杜的打油诗，便根本不能了解老杜的真好处。”（同上页三四四）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为了证明他的大胆的胡说，他极端粗暴、也极端残忍的割裂和曲解了杜甫的诗篇。例如“北征”，乃是一篇忧国忧民的血泪文字，一篇“诗的奏议”，中间关于家庭生活细节的描写乃是作为“乾坤含疮痍”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而出现的，不过是一段插曲。但胡适却截头去尾的只看到这一段，说是“有点精采，其余的部分只是有韵的议论文”，并以轻薄的口吻说道：“在极愁苦的境地里，却能同小儿女开玩笑，这便是老杜的特别风趣。”（同上页三三三）这样，“北征”的深刻的主题思想便在“玩笑”声中轻轻地同时也是恶毒地被他篡夺了。
又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现了杜甫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只要不幸的人们都能过着温暖的生活，那即使他独个儿冻死，也觉得心满意足。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纯洁高尚的品质，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可是，在流氓胡适的眼里却成了诙谐的趣话。他用一种欣赏的口吻说：“在这种境地里还能作诙谐的趣话，这真是老杜的最特别风格。”（同上页三四二）当然，这首诗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也就被取消了。不仅被取消了，而且被他毒化了成为他的思想放毒的宣传品。胡适的卑鄙狠毒也就在此。所以，不难设想：假如按照胡适的反动观点将这首诗对一般青年进行讲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此外，像“遭田父泥饮”、“羌村三首”等诗，也同样遭到歪曲。至于实在无法歪曲的作品，他不是轻描淡写，一笔表过，便是一字不提。
也许有人要这样问：杜甫是不是有他的诙谐的一面呢？他的诗是不是也有诙谐的成分呢？当然，这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所了解的杜甫的诙谐和胡适所说的诙谐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因为，据我们的了解，杜甫的诙谐，往往是他的讽刺的另一表现形态。在他的诙谐的背后，往往有着更为沉重的心情和严肃的主题。比如忆昔诗：“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唐肃宗）为忙！”嘲笑李辅国的专权和皇帝的惧内。又如“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的最后两句：“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寓规讽于诙谐之中，何等幽默，然而又何等庄重！即使是这一类的诗句，也都和胡适所谓“滑稽”“开玩笑”“打油”，毫无相似之处。事实上，庸俗正是杜甫的仇敌。杜甫为了表示自己的谦虚，不敢“自以为是”，同时也为了不致过分伤害对方的感情，以便收到规劝的效果，所以往往便在原有的诗题之上安上个“戏为”或“戏作”作幌子。正因为如此，这类作品不仅不是“开玩笑”，而且态度特别严肃，特别显得“语重心长”。如“戏为六绝句”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那里是“戏”，简直是教训。又如“戏作花卿歌”说：“人道我卿绝世舞，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也是婉而多讽的。而胡适却极端肤浅的或者说别有用心的认为杜甫真是在逢场作戏，在作打油诗，岂不荒唐。
总之，胡适的一切言论都是有他的反动的政治目的的，绝不是“无所为而作”。他拼命把伟大的诗人杜甫糟蹋成一个打油诗人，把光芒万丈的杜诗涂抹成打油诗，也同样是别有企图的。这就是，他要借此，来证实我们的祖宗“罪孽深重！”“百事不如人！”“文学不如人！”，来宣传他的民族虚无主义，来损害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并牵着大家的鼻子走上庸俗、堕落的道路，都变为一个“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的无抵抗主义者，来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
胡适不仅诬蔑了杜甫的诗，还诬蔑了我们祖国所有的古典诗歌。他竟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说“世间只有几首打油诗可读”（文存卷一页二二○），胡适，是死有余辜的。
第三、是形式主义的观点
形式主义，是胡适阉割杜甫诗的内容思想的另一把屠刀，是一种舍本逐末，避重就轻的手法，是用来补趣味主义之不足的。对于凡是找不出趣味，和趣味绝缘的作品，胡适便从形式技巧方面来割去它的主题思想。这有以下三种具体表现。
第一，是不关痛痒的琐碎考证。如前面已提及的“赴奉先咏怀”一诗，他不去阐明诗的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阶级意义，却故意浪费笔墨去考证诗的写作年月。而这又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用不着他再来考证什么的。可见，他只是用这一手来搪塞一下，来代替内容的分析，以便转移读者的视线。
其次，是纯技巧的论调。例如“哀江头”和“哀王孙”，都是有着庄严的主题思想富有教育意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品，但胡适——卖国贼胡适，却单纯的只从技巧方面来加以“赞赏”。他说：
哀王孙一篇借一个杀剩的王孙，设为问答之辞……这种技术从古乐府“上山采蘼芜”，“日出东南隅”等诗里出来，到杜甫才充分发达。“兵车行”已开其端，到“哀王孙”之作，技术更进步了。……（同上页三三一）
又如“三吏”“三别”，也都是杜甫现实主义的杰作，胡适同样抽掉了它们的社会内容，只是空喊“石壕吏的文学艺术最奇特”，说什么“这些诗都是从古乐府歌辞里出来的，但不是仿作的乐府歌辞，却是创作的新乐府。”（同上，页三三六）这些诗原来都是杜甫“从古乐府歌词里”创作出来的。就这样，他抹杀了“三吏”“三别”的思想性和产生这些作品的社会根源。
此外，如“前出塞”“后出塞”，讽刺统治阶级的开边黩武，也都是有现实性的诗。由于在这类诗中实在找不出任何诙谐趣，胡适于是便从纯技术观点出发，把这些诗概念化、抽象化了。他说：“总括‘出塞’十余篇看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诗都是泛泛的从军歌，没有深远的意义，只是仿作从军乐府而已。”（同上，页三三七）“仿作”二字，便轻轻把这十几首诗“发落”了。
第三，是纯白话的标准。首先要指出的，是胡适所主张的白话，和大众语还是有距离的。他形式主义的认为只要用白话便能写出好诗，作诗如说话便是好诗，他在尝试集自序中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又说：“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文存卷一页二七三）诗有诗的语言，它要比散文更来得精炼，诗要明白，然而明白的并不一定就是诗。这种论调是和他的反动的唯心论哲学分不开的。唯心论者不承认存在决定意识，表现在文学观点上也就是不承认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所以胡适又说：“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文存卷一页二二七）
正是在这一观点下，他全盘否定了杜甫的律诗。律诗的产生，乃是社会发展和诗歌本身发展一个必然的产物，杜甫的律诗更有着革新的意义，因为他把律诗也变成批判现实的斗争武器。在他那美丽的形式后面往往包含着严厉的斥责，如“诸将”：“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对于“诸将”这几首诗，胡适原先也是赞美的，他在答任叔永信中说：“诸将在律诗中可算是革命的诗体。因为极老实本色，又能发挥些议论，故与别的律诗不同。”（文存卷一页一二七）可是到他写“白话文学史”时，形式主义的观点更发展到极点，于是又说：“诸将等篇用律诗来发议论，其结果只成一些有韵的歌括，既不明白，又无诗意。”（白话文学史页三五五）这样就全盘否定了“诸将”诸诗的政治性。虽然他也赞赏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律诗，说是“确是好诗”，但也只是从“能用白话文写”这一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这样，“白话”也就成了他阉割作品内容的工具了。
可笑也可恨的，是他用形式主义的纯技术观点来推定杜甫写作律诗的过程，说是“先得一两句好诗，然后凑成一首八句的律诗。这不仅侮辱了伟大的诗人杜甫，而且也侮辱了诗。诗，是可以杜撰，可以凑成的吗？凑成的能算诗吗？而且你胡适什么时候看见或者从何知道杜甫是这样的在凑诗呢？事实上，作着这种“凑诗”的勾当，把写律诗当作玩意儿，并不是杜甫，而是胡适自己。他还恬不知耻，自吹自擂的说：“我先前不作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里总觉得律诗难做。后来偶然做了一些，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儿。用来做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尝试集自序）这简直是十足的流氓口吻和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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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揭露了胡适对杜甫诗的三个反动的观点。尽管他对杜甫极尽歪曲诬蔑糟蹋之能事，然而，他还要厚着脸皮说：“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白话文学史页二九三）他所说的“我们”应该是加引号的。所以，不只是在哲学上的一些术语，如“真理”“实在”等，不能为胡适所迷惑，就是在一般用语上，我们有时都要和胡适分清界限。
胡适曾说过：他的一切言论，都是实验主义在各方面的应用。他的论杜甫，也正是一例。他把杜甫当作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当作“一块大理石”，由他来涂抹、装扮、雕刻。然而客观真理是无法掩盖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照下，胡适——这条死狗，终于现了它的原形。
应该承认，在胡适的影响下，我们这些有了点年纪的旧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或浅或深的受了他的感染。我十多年前写过一篇“乐府的诙谐性”的文章，虽然和胡适所说的诙谐有着一定的距离，但不去着重阐明乐府的现实性、社会性，却把重点放在诙谐性上，不能不说是受了胡适的蛊惑。最近傅庚生先生写的“杜甫诗论”，有好些处都说到杜甫的谐趣，有时不免夸大了杜甫谐趣的作用，大概也受了胡适的一点影响。谐趣，决不是杜甫诗的主要方面，并无强调必要。
从各方面来打这条死狗，并彻底驱除这条死狗附在我们身上的阴魂，是完全必要的。
五五，二，二○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目加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