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601
【总期号】41
【页码】43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洪仁ｇāｎ＠①（一八二二年——一八六四年）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人物。他是洪秀全的族弟，洪秀全曾与其密谋过革命，但他并没有参加太平军初期的革命斗争，只是在乡设馆授徒，劝人信仰上帝教。金田起义后，满清统治者严缉洪秀全家族，他不能安居，一八五一年入广西浔州，拟追随洪秀全，时太平军已移军永安州，他遂半路折回。一八五三年去香港，在西洋传教士处教书。一八五四年到上海，想去南京，当时苏、常一带仍在清军手中，路阻不通。他请外国传教士送他去，未能如愿，而在上海起义的小刀会，也不相信他是洪秀全的族弟，就留在上海洋馆学习天文历算。是年冬天，返香港，因此他就曾有较长时期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留心考察西洋社会各种制度的机会。一八五九年他在外国传教士的路费资助下，从广州出发，过梅岭，经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到达天京（即南京），时当杨韦事变后石达开率兵出走之际，洪秀全猜忌异姓，见他族弟来，十分欢喜，封他福爵（干天福）。不久，进封义爵，又加主将。不到一月，再进封“天国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之爵，总理全国政事，位等于太平天国前期的杨秀清。一八六二年他因处理某项事件不合洪秀全意见，被撤职。一八六四年天京覆亡，他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出走，八月到石城，全军覆没，遂被俘至南昌，十月就义。
历来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对洪仁ｇāｎ＠①的评价，是很不一致的。就近几年来所发表的文章言之，有人认为：“洪仁ｇāｎ＠①在太平天国中是一位富有近代知识的知识分子改良派，在思想上是和新政派的筹议有共通的脉络，而与太平天国的革命政纲没有相同的地方。”认为：资政新篇的最高精神是“开明专制”，它“淹没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从而否定了洪仁ｇāｎ＠①政治思想的历史价值。认为：他曾和外国传教士相勾结过，而怀疑他之到天京，“十分可能是受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客的鼓励，试图把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削弱，变成为温和的改良主义。”显然地这是极端片面和主观的臆断。
又有人虽然驳斥了这种错误的看法，指出了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并以某些事实证明了洪仁ｇāｎ＠①没有和外国传教士相勾结、和满清洋务派相妥协；但又认为资政新篇只是“梁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脱离中国实际的一种幻想而已。”“洪仁ｇāｎ＠①在事实上是一个属于幻想性的人物”。这样的论断，实质上还是贬低了洪仁ｇāｎ＠①思想的历史意义。
本文企图对上述的这些论点提出不同的看法，是否妥当，希能得到读者的指正。
洪仁ｇāｎ＠①的思想有其历史价值的，是表现在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这两个方面，底下予以分别的叙述和论证。
（二）洪仁ｇāｎ＠①的政治思想及其政治实践
旨准颁行的资政新篇，是研究洪仁ｇāｎ＠①的政治思想的最重要著作。洪仁ｇāｎ＠①在一八五九年抵达天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全国政事后，提出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本军师恭膺圣命，总理朝纲，爰综政治大略，编成资政新篇一则，恭献圣鉴。”“夫为条陈款列，善铺国政，以新民德。”由此可见，他是把资政新篇当作太平天国后期施政的革新主张而提出的。他认为治国必先立政，而立政必有取资，那么他所主张的立政取资的内容根据是什么呢？这在资政新篇的开首中说得很明白：
“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而已。”
概括言之，就是“时”“势”二字。我们看完资政新篇后，确是感到全书中所提出的“立政”纲领都是从这个精神出发的。他所说的“时”“势”，实际就是指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的发展趋势。他感到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世界的趋势，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世界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时代，曾列举了当时英、美、法……等各国，说明它们都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得到富强。同时他还看到某些国家能因不断地革新政治，如俄罗斯因能向西方学习，接受西方的政教，所以就成为“北方冠冕之邦”；亚洲的日本，因能与西洋各国通商，学习西方的技艺，所以“将来亦必出于巧焉”。他又感到当时中国的社会已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接触，而太平天国的政权又是处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下而确立的，不可能再抱持着闭关自守的态度。闭关自守既已不可能保持，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又是通向资本主义；因此，他认为要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就得追随世界发展的趋势，学习西方，扫除旧的而创立新的制度，从而建立新的国家。根据这样的认识，他就提出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作为新政纲领的主要内容。
资政新篇的内容，共分四大类：即“有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法法类”是全篇的最重要部分，它提出了各种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与其他制度。
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有：
（一）要求发展生产，鼓励民间开发矿产等事业：“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探取。”
（二）开拓交通事业，如办铁路、轮船等：“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先于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国家无病焉。”“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
（三）兴办银行，以利商民，并设立邮亭、新闻馆等“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
（四）奖励技艺的发展，以推进生产的发展：“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无益之物，有责无赏。限满他人仿造。”
在政治建设方面，他主张：
（一）设立不受政府节制，能代表民意的监察制度——新闻官和设立意见箱：“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暗柜也。”
（二）要求政府重视群众的意见：“朝廷考察，若探未实者，注明‘有某人来说，未知是否，俟后报明’字样，则不得责之也。”
（三）建立基层的税收机构和实行会计独立，以绝官吏贪污之风：“兴省郡县钱谷库，以司文武官员俸值公费。……有妄取民贿一文者，议法。”“兴市镇公司，立官严正，以司工商水陆关税。……有为已私抽等，议法。”
（四）兴原有乡官、乡兵组织的地方政权制度。
此外，在社会建设方面还提出办医院、救济院等有利于民生事业的措施。
对外，他也提出了一套对付资本主义国家的方策。他根据当时世界发展的趋势，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得向西方学习。因此在对外态度上，他反对当时顽固派的排外与洋务派的媚外态度，认为可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正当的通商关系，主张示以“信义”之交。同时他也主张中国不宜对弱小的国家进行欺凌，“如必欲他归诚献曝，非权力所能致之，必内修国政，外示信义，斯为得尔。”洪仁ｇāｎ＠①把这种对外方策，称之为“柔远人之法”。
在“法法类”内容之外，他针对着当时社会的腐败生活方式，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改革，即其所谓“以风风之”。（见“风风类”）
为要使新法推行，扫除阻碍，他认为必须设立司法制度，“以刑刑之”。（见“刑刑类”）
他认为有了教育、立法、司法等这些制度，若没有奉公守法并具有政治经验的领导者，法也就不得行。所以他提出“法”（即制度）“人”（即推行制度的政治领导者）并重的主张，以矫正过去“有治人无治法”、“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封建专制律理。他说：“盖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可不慎哉！”要求领导者以身作则，“上风下草，上行下效”。同时他又针对着当时太平天国内部的政治分裂倾向，提出要求消除宗派组织的“禁朋党之弊”说。
从上述的内容言，我们应对洪仁ｇāｎ＠①的政治思想作怎样的评价呢？是把它看作脱离实际的幻想抑是合乎社会现实的理想？是把它看作与太平天国革命不相容并淹没了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内容抑是符合于太平天国革命理想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予以否定抑予以肯定？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洪仁ｇāｎ＠①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发展资本主义，是合乎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评论洪仁ｇāｎ＠①的政治思想首先而且主要的是必须把他的思想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逐渐地沦入半殖民地道路的发展过程。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刺激下，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均已感到若图振兴中国，就再不能保守旧的一套办法与制度，必须要加以革新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富强道路，如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先驱者魏源就已喊出要向西方学习的第一声，愿意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近代中国最早的改良主义者容闳也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这种向西方学习，要求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在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应该肯定为符合于社会客观发展的进步性要求。但无论是魏源或是容闳，他们只是企图依靠旧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加以革新，所以其进步性是极其有限的。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生，震撼了满清的统治，对封建统治势力进行了扫荡。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它的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中所反映的是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一方面要求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但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天下的所有财富都加以绝对平均主义化。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虽表现了彻底的反封建性，但却陷于空想，提不出先进的理想和社会发展的新方案去代替旧的封建落后的制度。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政纲的出现，恰好是纠正了太平天国政治理想的落后性方面而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我们若把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联系起来，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考察，那正好说明了资政新篇是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政治理想发展的进步趋势。
资政新篇中的主要内容是在要求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求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全套措施搬弄过来。如不能为太平天国政权所容纳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三权分立制，就没有被提出来，这决不能说是热心追寻西方知识并留居香港四、五年之久的洪仁ｇāｎ＠①不知道这些内容。可见资政新篇中所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还是结合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而有所取舍的。
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从太平天国后期统辖地区内的商品生产发展的趋势来看，是有可能得到实行的。从太平天国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八五九年后太平军的主要活动是在攻取苏、浙一带的地区。太平军曾先后解放了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嘉兴等城市及其附近的广大农村的游离地带。毛主席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在太平天国政权统治下的苏、杭等一带城市是当时全国商品经济最发展的地区，从它们商品生产自发的发展趋势来看，是已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的生产。若资政新篇能得到实行，这些地区内资本主义的因素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资政新篇是被洪秀全批准，当作政纲看待而旨准颁行的，它是近代中国的最早而且是较有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先驱者魏源虽也曾指出了中国生产发展的前途，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主张设置军需工厂——造船厂与火器局。造船厂于制造足用的战船之后，可以造商船出卖。火器局于制造足用的火器之外，可以造“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水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2)但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是远不及资政新篇的深刻和远见。应该说洪仁ｇāｎ＠①的近代知识是远高于魏源，而是中国近代最积极要求走向资本主义的人物。
第二：洪仁ｇāｎ＠①是在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下，是在当时太平天国实际进行反封建的土地政策下，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应该认为这种要求与太平天国的革命要求是有共同联系的。因为太平天国初期的政治理想虽表现了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但就其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来说，客观上也是为中国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扫清了阻碍；我们不能撇开这些条件把资政新篇孤立起来加以考察。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各地所实际进行的土地政策，不是按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土地方案来进行，因为那些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实行了一种废除封建地主剥削、从耕农中直接征收粮税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洪仁ｇāｎ＠①执政的时期内（一八五九年——一八立二年初），李秀成军队解放苏、浙一带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就是这种反封建的土地政策。洪仁ｇāｎ＠①时任军师之职，总理军国大政，这些土地政策的推行当然也是为他所同意的。所以虽然在洪仁ｇāｎ＠①的资政新篇中没有提到土地政策的新方案，但从当时太平天国实际所进行的反封建土地政策中可以看到洪仁ｇāｎ＠①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我们不能以资政新篇中没有提到土地问题，而否定其进步性的要求。
有人以资政新篇中没有提到圣库制度为理由，来否定其历史意义，这是不对的。因为圣库制度是空想的内容，它的内容是：“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又规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3)事实上这种制度只在太平军和天京中得到实行，但一当推展到民间时就行不通，在民间实际执行的是保护商业发展的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以资政新篇中没有提到这种废除商品经济发展的制度而予以否定的呢？
第三：洪仁ｇāｎ＠①是在反对外国侵略者干涉，保持太平天国政权独立自主的方针下要求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他在资政新篇中说得很清楚：“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提出了很明确的反侵略的对外方针。
第四：由于洪仁ｇāｎ＠①是在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干涉的太平天国政权下，提出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所以他是根本不同于那些在满清封建统治下的一部分开明士绅企图依靠封建政权去实现资本主义的改良派主张；更不同于那些一部分汉族地主支持满清封建统治并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而从事洋务的“新政派”主张。因此把资政新篇内容说成是“完全表现了时务改良主义的全套思想”，并说成“是和新政派的筹议有共通的脉络”等这些论断，都是不具体考察历史事实的臆断。即使是我们把资政新篇的作者删去，并删掉信仰上帝的文字，我们也看不出它是“出自洋务大臣的手笔”、“是洋务变法的口吻”。洋务派（即“新政派”）要求限制民间资本的发展，如李鸿章在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时，就规定：“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4)资政新篇则是要求发展民间资本，如规定凡金、银……等矿藏，“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探取。总领获十之二，国库获十之二，采者获十之六焉。”两者是不相通的。
归纳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洪仁ｇāｎ＠①是在跟随着当时世界发展趋势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下、是在推翻满清统治的太平天国政权下、是在当时太平天国所实际进行的反封建土地政策下、是在反对外国侵略者干涉保持独立自主的反侵略政策下，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应被看作是脱离实际的幻想，而应当被认为是合乎社会现实要求的政治理想，不应被看作是违背于太平天国革命精神的“开明专制”的措施，而应被看作是符合于太平天国革命发展要求的新理想的趋势。
但资政新篇为什么没能付诸实行而得到实际的效果呢？据我看来，这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形势所致。
我们知道：杨韦事变后，太平天国内部由于自相残杀的结果，革命元气耗损，所以后期的军事、政治形势，从战略的反攻转到战略的防御、从优势转到劣势。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胡林翼等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就立刻决定了战略的反攻，争取武汉、九江、安庆等这些据点，其最终的目标是在南京。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只能把它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军事的防御，而不可能集中在政治、社会建设的措施上。并且太平天国对于某些方策的推行，都须经过各将领的“会同公议”，然后经过军师，奏上天王、幼天王批准，才能付诸实施的。(5)此时由于战争的任务，各将领多统兵在外，就连洪仁ｇāｎ＠①自己也经常被命率兵出征，不可能常留在天京听理朝政。近代初期的改良主义者容闳曾于一八六○年十一月抵天京，向洪仁ｇāｎ＠①建议新政七事，洪仁ｇāｎ＠①很重视他的意见，但不可能即付诸实施，容闳说，因为“此时诸要人，皆统兵在外，故必俟协议，经多数赞成，乃可实行也。”(6)因此作为新政的纲领——资政新篇，虽已旨准颁行，但因战争形势的紧张，同样的也未能得到实行。
评论洪仁ｇāｎ＠①的政治思想，还不能不注意到他的政治实践，假若他在政治实践上，有如人所说的：他是一个和外国侵略者有相勾结或是属于洪姓误国集团的政治人物，那么我们对他的政治思想就得重新予以否定的评价。
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往往只看到洪仁ｇāｎ＠①与外国传教士有过许多往来，就对他作了许多非难，认为他与外国传教士有了相勾结的行为，并因而否定了资政新篇的历史价值。为此，我们就有必要把洪仁ｇāｎ＠①的一系列对外态度加以考察。
洪仁ｇāｎ＠①之离开香港到天京，受着外国传教士的资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原拟在天京的区域内宣传上帝、基督的福音，到了他封为干王总理全国政事后，曾企图拉拢外国传教士到天京来，这也是无庸否认的事实，如英国的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杨笃信(Griffith John)、艾约瑟(Joseph Edkin)、慕维廉(W.Muirhead)等都先后到苏州、南京来拜晤了洪仁ｇāｎ＠①，企图以宣传宗教的名义，来干涉太平天国政权，但洪仁ｇāｎ＠①的对外关系是表现了怎样的态度呢？从如下的事实中，可以得到结论。
（一）一八六○年初，太平军攻取苏杭一带，洪仁ｇāｎ＠①曾致书上海英、法、美领事密迪乐(T.F.Meadows)，请上海外国军队严持中立，对太平军之攻占上海勿予阻挠。这封信托当时在苏州考察商务的上海美领事馆翻译官詹金斯(Jenkins)带回。但是当时的上海外国侵略者，他们从天津条约中获得了许多权利，特别是攫取了长江一带各口的通商权，对太平天国已采取了干涉的态度，因而洪仁ｇāｎ＠①在这封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曾被当时在上海的英驻华公使普鲁斯(F.W.A.Bruce)所拒绝。洪仁ｇāｎ＠①对此事极感不满，曾愤恨地对当时到苏州拜访他的杨笃信、艾约瑟等说：“这种行为，首先是对我个人的一种侮辱。其次，在太平天国与满清交战之际，外国人直接违反了中立的态度。”(7)
（二）一八六一年二月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到天京，向洪仁ｇāｎ＠①要求在太平天国区域内传教。洪仁ｇāｎ＠①以当时太平军的战事紧急，须立即援救安庆，拒绝了传教的要求。(8)
（三）一八六一年八月英舰为英商船在吴淞上游萧家港失踪事，到天京向洪仁ｇāｎ＠①交涉。洪仁ｇāｎ＠①以此事与太平军无关，拒绝了英舰的无理要求。(9)
（四）最值得注意的一桩事，就是一八六二年一月美国传教士罗孝全(J.Roberts)与洪仁ｇāｎ＠①不和而离开天京。罗孝全于一八六○年十月到南京，受洪秀全的礼待，为洪仁ｇāｎ＠①的翻译官。罗曾收留了一个已犯死刑的罪犯作其仆役，并予以竭力保护，使免于刑戮。(10)洪仁ｇāｎ＠①坚执国法，戮之。罗孝全原企图通过宗教而干涉天国的政权，未得逞，已愤愤不满；现又因此事的发生，他感到其侵略的意图已完全不能实现了，过几天遂登上英舰离开天京。离开前，曾行文攻击洪秀全、洪仁ｇāｎ＠①等人说：“我相信在他们的心理，他们实在是反对耶苏福音的，不过在政策上予以宽容罢了。……我知道我传道的工事，是没有成功的希望了。”(11)洪仁ｇāｎ＠①自己说：“在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之上半年，我掌处理外交之事，直至有某事发生令天王不悦，乃令我移交章王掌管之。”(12)大概即指此事。
洪仁ｇāｎ＠①的反对外国干涉的态度，引起了外国侵略者的极大不满。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其致外部大臣鲁塞尔(Rusell)书中曾批评了当时对洪仁ｇāｎ＠①抱有幻想的一些外国传教士，认为洪仁ｇāｎ＠①为人狡滑，“其理论，其行为，均不甚正大。彼之著作，不过一种笼络外国教士之手段而已。”(13)曾与洪仁ｇāｎ＠①有过往来的上海英领事官翻译官富礼赐(Forrest)也攻击他说：“他的自尊自大心毁灭了一切由他的经验而得之知识，鄙俗的歌颂赞扬——由各方面尽量给他的——都不免有相当的恶果。”(14)
从这些事实看来，我们确看不到洪仁ｇāｎ＠①与外国传教士以及和其他的外国侵略者有什么勾结的行为，事实只是表明了洪仁ｇāｎ＠①对外的反侵略态度。因而认为洪仁ｇāｎ＠①有和外国传教士相勾结，认为他“企图把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削弱，变成为温和的改良主义”，并因此而否定了他的政治思想。显然地，这是不考察事实的臆断。
洪仁ｇāｎ＠①针对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形势，为了如何有效地对付满清军队的围困，以便摆脱太平军在战争中所处的被动形势，也曾提出一些较有见地的策略，这就是在一八六○年与一八六一年这两年间，有两次关系太平天国政权存危的重要战役——天京二次解围与援救安庆之役，都提出其正确的战略主张。
一八五九年底，满清政府集中十二万人的军队围困天京。李秀成与洪仁ｇāｎ＠①会商三次，讨论解救办法。洪仁ｇāｎ＠①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15)李秀成同意他的战略，一八六○年初李秀成把浦口的军务交给黄子隆接镇，即自浦口动身前往芜湖。在芜湖召集了将领会议，决定出兵计划。到了同年二月间李秀成军占领了杭州，围困南京的清军见杭州危急果分兵出援。待清军出动后，李秀成师即回兵往救天京之围。四月，满清江南大营击溃，天京二次解围。这是太平军定都南京以来仅次于一八五六年天京头次解围的大战役。此役是关系天京的存危，大有孤注一掷之势。
当天京二次解围时，清军曾国荃、胡林翼等正力攻安庆，时太平军各将领议进取良策。洪仁ｇāｎ＠①认为应在短时期内突攻苏、常一带，以后分军两路：一路北进蕲黄，一路南进江西，合取湖北；然后再回师援救安庆之危。此计为李秀成同意，并被洪秀全批准，即依议发兵。北路由陈玉成率征，南路由李秀成率征。一八六○年八月攻取常州后，陈玉成如议进取蕲黄，而李秀成则进江西，由吉安府绕取兴郭州等县。由于当时长江水势稍涨，李秀成惮于水势，没有如议而进，乃撤兵下取浙江；结果李秀成军虽得杭州等郡，但失去安庆，使天京失去屏障。当李秀成撤兵下取浙江时，洪仁ｇāｎ＠①对其依违前议，曾致书责之，文中说：
“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况江之北河之南，自称为中洲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同也。”(16)
后安庆果失，李秀成也自觉失计，在覆函中说：“特识高见，读之必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凛遵。”这次战略意见的分歧，应由李秀成负其错误的责任，但他们之间的战略分歧，并没有引到对立的地步，而洪仁ｇāｎ＠①与太平军后期的另一重要军事将领陈玉成的关系还搞得十分融洽。
洪仁ｇāｎ＠①在朝政中，也是受着洪氏集团的排斥，我们从一八六○年十二月廿六、廿七日的两道幼主诏旨中可以看出：“朕今诏明，自今内外本章，免盖干叔金印及一概金印，单准盖幼东印。……朕今细思和表稍长，可当赉奏兼其位最合。”(17)这说明了幼天王以幼东王、幼西王来限制洪仁ｇāｎ＠①的权力。
从这些事实的论证中，说明了洪仁ｇāｎ＠①是一个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有识见的人物。因此把他目为洪姓误国集团的人物或把他贬为仅能掉弄文字的庸录无能之辈，也是对他作了歪曲的认识。
最后，天京失陷，他保护幼天王出走，忠诚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而牺牲。我们对于这一点，也必须给予充分的估价。
通过上述，我们已对洪仁ｇāｎ＠①的政治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作了较详尽的分析与论证，但我们也并不否认洪仁ｇāｎ＠①的政治思想及其政治实践尚有其局限性。
他毕竟是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农民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但由于他没有实际参加过洪秀全所领导的初期农民革命战争，因此他对当时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是认识不够的，这就使得他在资政新篇中没能提出土地问题的新方案。
他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性，也是认识不足的，以为同信上帝、基督之邦，是可以示信义之交。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太平天国初期所采取“中立”的态度，加重了他的这种幻想。外国传教士艾约瑟等都负着秘密的使命进入太平天国区域搜集情报，暗探太平军的实力等活动。洪仁ｇāｎ＠①不只没有认识到他们的侵略本质，反而妄想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能为太平天国政权服务，这是何等的幼稚！由于他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不足，所以在资政新篇中就没能提出一个比原有更加积极的对外方策。
他看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内部政治的分裂倾向，感到这种分裂倾向足以引起政权颠覆的危机。他说：“自金田起义于今九年矣，前所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良由昔之月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事权不一，虽久安长治之国，犹未可保，矧当国家初造，妖势尚横，而谓可保无虞耶！”(18)他针对着这样分裂的情况，提出“禁朋党之弊”的要求。但他没有认识到引起当时内部分裂的倾向，是由于杨韦事变后，洪秀全排斥异姓将领所致的。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说得很清楚，由于洪秀全之排斥异姓，结果弄得“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洪仁ｇāｎ＠①没有针对这方面的情况，提出从发扬群众的民主性为基础以求自己队伍内部的统一和团结，而只是消极地要求禁朋党之弊；其结果，当然是无法解决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分裂的局面。
他也看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洪姓集团的乱政，而且自己也身受他们的排斥；但又不敢与他们进行斗争，而是听任其事，终于无法挽救太平天国的灭亡。
所以洪仁ｇāｎ＠①虽有其远大而现实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存在着这些缺点，因而使他的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受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三）洪仁ｇāｎ＠①的文化思想
洪仁ｇāｎ＠①思想具有其历史价值的另一方面，就是表现在他的反对封建文化，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文化革新主张中。
洪仁ｇāｎ＠①十分重视革命的思想斗争与思想建设，在他的“克敌诱惑论”和资政新篇的“风风类”这两篇文献中阐述了这方面的内容。他认为要胜利地进行对敌斗争，就不仅要消灭敌人的政权统治，同时还要铲除敌人在思想上的统治。若革命斗争不能从思想上瓦解敌人的力量，即使是摧毁了敌人的政权统治，其实际上仍不能算是胜利。他提出“防意如防城”的古训来提高群众对思想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他也看到了思想斗争的艰巨性，他说：“诱惑之难克，更难于克敌。能克诱惑者便是英豪，岂有英豪而不能克敌者哉！”(19)这样，他就把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统一在一起，对旧的封建思想与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扫荡，从而促进了新文化意识的传播。
洪仁ｇāｎ＠①对旧的封建思想与文化进行斗争，首先表现在他的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创立了上帝教，认为只有上帝才是真神，在上帝之下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因此对于中国旧传统的封建迷信与偶像崇拜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与摧毁。洪仁ｇāｎ＠①不仅从上帝教的信仰去击溃它，同时更进一步地从发展生产的观点去打击封建迷信与偶像崇拜。他说：“名山利薮，多有金、银、铜、铁、锡、煤等宝，大有利于民生国用。今乃动言风煞，致珍宝埋没不能现用。请各自思之，风水益人乎，抑珍宝益人乎？数千年之疑团，牢而莫破，可不惜哉！”(20)又说：“耕田农民拜秋社、秋稷、妖田祖，以求逐蝗虫、免水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俗不可耐之见，诚为可笑可怜之极。……此明明日由天照，雨自天施；乃凶旱水溢，不云天怒示惩，而曰旱魃为虐，田祖有神。痴哉蠢哉，一迷至此乎！”(21)认为封建迷信的思想只能起着阻碍生产发展的作用。单纯从上帝教的信仰去铲除农民思想中的封建迷信观念，是不容易为农民所接受的；而他从农业生产的观点去驳斥封建迷信观念，因而就能对群众的教育产生较大的实际效果。
他对于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中心支柱——儒教，以及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佛、道教，也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中国儒教的存在有其长期的历史根据，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引据之以为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并以之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太平天国革命即从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废除封建剥削出发，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因而也就必然地要反对儒教思想。洪仁ｇāｎ＠①继续发展了太平天国前期的反儒教运动，他更能深刻地了解儒佛道的学说内容。他说：“释＠②尚虚无，尤为诞妄之甚；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22)认为这都是不适合人民要求的。他不赞成以焚毁典籍的幼稚办法去铲除儒教思想的存在，认为应当以批判的精神弃其鬼神祭祀之类而吸取其能合乎新需要的内容。太平天国的反儒教运动，震撼了旧社会，引起了猛烈的敌对思想的斗争。号称“正统”的封建卫道者曾国藩就曾行文攻讦太平天国的反儒教运动，文中说：“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23)曾国藩把它估价为“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这是对的。可见当时思想斗争的激烈情况。
洪仁ｇāｎ＠①根据他对世界的认识和近代知识，认为要对旧社会的文化思想进行移风易俗的改革，除了一方面要进行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儒教外，另一方面就得进行新文化的宣传——上帝教的传播与提倡学习西方科技的风尚，以期达到使群众“务去其心之惑，以拯其迷也。”
上帝教不同于基督教，它是吸取了西方基督教中的某些教义与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成为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它的教义是具有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把农民反封建的朴素的自由平等的观念和原始基督教教义中某些平等的思想结合起来，制造了一个“革命的上帝”，对旧的封建文化进行了斗争。所以上帝教的传播虽然还带有宗教的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启发人的理性发展的民主主义意义。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洪仁ｇāｎ＠①对上帝的解释，带有更浓厚的泛神论的色彩。洪仁ｇāｎ＠①认为爷和华三字实际就是“自有者”，即自然法则的体现之意，其实际的观念就是“能形形、能象象、能天天、能地地，能始终万物而自无始终，造化庶类而自无造化，转运四时而不为时所转，变通万方而不为方所变，可以名指之曰自有者，即大主宰之天父上帝救世主如一也。”(24)他又认为敬上帝之道，不必有那么多的宗教仪式，只要“内则以神以诚，外则言真行实，作事遵依天条十诫，有罪时加悔改，求天父上帝赦之。……此便是拜上帝之道，而遵主之规则在其中矣。”(25)他要求言行一致，把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结合起来；把具有人的性格的上帝观念进一步推向为泛神论的上帝观念。与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比较说来，是又前进了一步。
他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到西方国家都因提倡先进的物质文化而趋于富强；因此他主张要向西方学习，学习它的先进的科学知识，以提倡资本主义先进的科技去代替金玉古玩等玩物丧志的封建习俗。把西方的科学仪器等都列为有益于社会民生的“宝”物。“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等物，皆有造化之奇，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26)
他又根据其自然科学的知识，对旧的历法进行了改革。历法素来是封建统治阶级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古代封建帝王立新朝后，就立即“改正朔，易服色”，因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它看做是统治人民的思想法宝，通过历书向群众灌输迷信意识，宣传宿命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借以麻痹群众的反抗意识。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当然对于历代封建帝王统治人民的思想法宝——历书，也进行了改革。洪仁ｇāｎ＠①说：“原夫真道行而左道必绝，天情正而天历宜明。……扫荡妖氛，凡一切制度考文，无不革故鼎新，所有邪说异端，自宜革除净尽，韦彰美备之休。故夫历纪一书本天道之自然，以运行于不息。无如后世之人各骋私智，互斗异谈，创干支生克之论，著日时吉凶之言，……”(27)可见他是把历书的改革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思想斗争内容来看待。他根据自然发展规律的认识驳斥了旧历书中的鬼神祭祀之说，删去了所有的邪说歪例，在新的历书中记载了很多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如记载着气候的变化，耕种的日期和耕作的方法等，以便农民生产。同时新的历书又是按节气定月份，废去闰法，对于农民的耕作是非常便利的。总而言之，天历的颁行是为便民农耕而作，洪仁ｇāｎ＠①在新历序言中说行新历将使“农时以正，四序调匀”、“俾有以定民志而正农时焉。”(28)它是农民生产的历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历法改革，是太平天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
在文化革新要求的基础上，他也要求把为统治阶级思想服务的封建古典文学进行改革。
他认为文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联，旧的封建古典文学是为封建的统治阶级服务，因此他把文学的改革是与当前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在文学的目的性上，要求内容的思想性、政治性；认为文章的目的必须在乎“寻求经济之方策”，他说：“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29)这也就是说文学的内容要求描写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反对那些言之无物或是吟花咏柳的颓废内容。他在旨准颁行的“军次实录”中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文学政策：“喧谕合朝内外官员书人士等一体知悉：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
对文学的目的、内容进行改革，也就必然地要牵连到对旧语体的改革。他反对脱离群众生活的语言、反对八股和封建古典的文体，提倡使用朴实而易晓的语言和文体，在“军次实录”中对这方面的改革也当作政策的要求而提出。他说：“况现当开国之际，一切奏章之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嗣后本章禀奏以及文移书启，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才合天情，才符真道。”反对在本章中用“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社稷宗＠③”以及在祝词中用“鹤算龟年、岳降嵩生及三生有幸”……等封建古典的文词。事实上太平天国的许多诰谕和颁行的诏书、诗歌等都是用着最通俗的语体和地方的方言来宣传的。
洪仁ｇāｎ＠①提倡文学改革，要求从“文以载道”的卫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封建传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下解放出来，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他的文学改革主张和政策，亦由于太平天国后期形势的趋落而没能继续得到实行。
太平天国的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儒教等封建旧文化，提倡传播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古典文学，提倡为现实政治服务并使用通俗而易晓的白话文学。这些内容虽尚有其局限性与不彻底性：如它反对封建迷信，但又提倡宗教信仰 反对儒教学说，但又接受了某些封建的伦理观念；但它仍然是经过了半世纪后资产阶级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内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者是继承着前者，是前者的发展。容闳曾评论过太平军对社会的影响，他说：“太平军一役，……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惊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30)容闳对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的这样认识，当然是极其不够的；但对太平军的文化影响方面的评价，还是正确的。太平天国的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响导，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
（四）结语
洪仁ｇāｎ＠①是太平天国革命后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他是农民革命队伍中富有近代知识的人物，“也是在近代中国开始初步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人物”。(31)
他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根据当时世界发展的趋势，针对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停滞的形势，提出了若干革新的政治主张——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是被洪秀全批准而旨准颁行的，所以在实际上它是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企图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它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政治理想发展的新趋势，并表明了在十九世纪中叶受着外国侵略影响下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能够顺乎当时世界发展的趋势，提出了自己最先进的理想而区别了任何以往中国历史中农民革命的要求。但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主要由于太平天国后期军事政治形势的趋落而没能得到实行，所以它只成为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政治理想发展的里程碑。
他又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主张改革旧的封建文化，提倡新的资本主义文化意识的传播。他的文化革新主张是发展了太平天国文化运动的内容，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史上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
正本注释：
(1)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2)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三议战。
(3)天朝田亩制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下简称“太平天国”）第一册。
(4)试办织布局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三。
(5)幼主诏旨，见北大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第115页。
(6)容闳：西学东渐记。
(7)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0页。
(8)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第741页。
(9))富礼赐：天京游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10页。
(10)C.L.Brime: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转引自彭泽益著太平天国革命思潮。
(11)转引自彭泽益著太平天国革命思潮。
(12)洪仁ｇāｎ＠①自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13)林利：太平天国外纪第八章。
(14)富礼赐：天京游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
(15)洪仁ｇāｎ＠①自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16)洪仁ｇāｎ＠①自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17)幼主诏旨，见北大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第115页。
(18)洪仁ｇāｎ＠①：立法制喧谕，见北大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第147页。
(19)干王洪宝制：克敌诱惑论，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20)资政新篇，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21)英杰归真，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22)资政新篇，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23)讨粤匪檄，见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
(24)资政新篇，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25)英杰归真，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26)资政新篇，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27)英杰归真，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28)英杰归真，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29)钦定士阶条例，见“太平天国”第二册。
(30)容闳：西学东渐记。
(31)石峻等编：“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三节。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王加干
＠②原字为日加冉
＠③原字为广内加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