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鹤笙
【期号】195601
【总期号】41
【页码】5
【正文】
最近，文化学术界开始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我曾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拥护者，同时也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参加者；揭露、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和行为，对于像我这样受过梁漱溟毒害的人，具有深刻的严重的教育意义。
我曾于一九三四年考入梁漱溟主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毕业后，又在“研究院”指导下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工作，从事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下简称“乡建运动”）。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离开山东。这时期，梁漱溟打着“组织乡村、推动社会”的旗帜，曾风行一时地诱惑过一些人。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当时还是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对中国社会问题，缺乏认识能力；很容易地被梁漱溟所俘虏，参加到“乡建运动”阵营中，做了很多危害革命的工作；种下以后走了漫长的曲折道路的因子。每一回忆，真是十分痛心！究竟梁漱溟的“乡建运动”搞的什么名堂？现在仅就个人回忆亲自参与的二三事，略谈体会和认识。
一、“从乡村入手”、争夺党在农村的革命根据地
梁漱溟是“五四”以后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有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哲学思想，而且有对“中国民族之前途”谬误看法的政治理论。在反动统治的年代里，他曾有组织、有纲领地依附于封建军阀，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村治运动”和“乡建运动”。在所谓“实验区”里，梁漱溟曾有地盘、有政权、有武装、有策略地和中国人民革命进行长期的搏斗，对当时处境异常艰苦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起的阻碍与破坏作用，是十分严重的。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梁漱溟的“乡建运动”的中心目的，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争夺党在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如所周知：中国农民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约占百分之八十，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特别是约占农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和雇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者，是中国革命的最大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一四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同上、六○五——六○六页）。因此，革命的主要形式，就必须是首先在农村蓄积力量的武装斗争，“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同上、六○五页）。因此，“‘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五四页、“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坚决反对共产党的梁漱溟，对于中国的革命暴风雨的来临，是十分惶恐不安的。他在“五四”以后，著书立说，奔走各地，数十年如一日，硬说中国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而必须走他“发明”的“乡村建设”之路。为了实证他的“发明”的“巧妙”和见解的“高明”，梁漱溟说：“共产党的作为，实是中国的一种农民运动，农民运动为中国今日所必定要有的，谁若是忽视农民运动，便是不识时务”。他痛恨共产党揭露阶级社会的剥削真象，痛骂共产党的农村阶级路线为“分化”乡村社会。他说中国社会没有阶级，“乡村是一整个”；“他们（共产党。作者）的农民运动是在乡村社会里首先作一种分化的工夫，使乡村社会成为分离对抗的形势，……就发生斗争”（“乡建理论”、二七九——二八○页）。
对于风起云涌般的农民起义，梁漱溟是咒骂乡村社会秩序“糟得很”的。但是，由于他“发明”了“乡村建设之路”，又自鸣得意地说：“我仿佛找到了几个原理原则，……本此以建立中国的新秩序，新组织构造。入手处就是乡村”（“乡建理论”，一八○页）。梁漱溟还想出八大理由，证明建立“新秩序”，防止共产党“分化”，非“从乡村入手”不可。他认为“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来代替才可以”（同上、二八○页）。他自夸这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好办法了。根据这种反动理论，梁漱溟一不做、二不休地坚持他的拥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的“农民运动”，实行和党争夺对农民的领导权，争夺党在农村中的革命根据地。
二、“研究院”思想放毒，欺骗、争取知识分子
梁漱溟的反动的“农民运动”，是有整套做法的。首先，他深知干部在运动中的重要。我所入的“研究院”，就是“乡村建设者”的养成所，就是“农民运动”的干部学校。“研究院”内分研究部与训练部，其中又分：经济、教育、军事等组，先后吸收初中、高中及大学以上程度知识分子约二千人。毕业后都被分配在“实验区”工作。
对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梁漱溟很早就说：“中国问题的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八一页）。梁漱溟创办“研究院”目的，实质上是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争夺知识分子。“九一八”前后一个时期，社会上流行着“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口号，那就是农村改良主义者欺骗知识分子的幌子，用以混淆“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口号。争取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农村”，不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江西、湖南等地，而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走狗盘据的邹平、定县之类地方。
“研究院”同时是梁漱溟的“乡建运动”理论指导机关。梁漱溟在其手订的“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中说，要研究的总题目，便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又说：研究院的“学科门类甚多，……惟此‘乡村建设理论’之一目，则将示吾人以乡村建设应有之鹄的或理想”。也就是说，梁漱溟的“乡建理论”是“研究院”学生必修的“圣经”。这部“圣经”，是梁漱溟“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指示“鹄的或理想”的总图案。同“乡建理论”相辅进行的还有两门课，即“中国文化要义”和“精神陶链”。这些课程的基本内容，都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为目的的。
梁漱溟一贯地武断说自秦汉以来二千年的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特殊性质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向来是只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几千年来的政治，都是消极无为的”。他认为中国历史社会既没有阶级对立，今天也用不着革命斗争。因为——梁漱溟说：“天下事没有可以与过去历史绝不相符的，没有能从消极无为的政治，一旦骤变为积极的政治”（“乡建理论”七五——七六页）。他更捏造社会发展规律，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要请求“治道”，必须回复远古社会的“以不扰为安、以无为为治”。“不扰”、“无为”，就是梁漱溟所幻想追求的“鹄的或理想”。
“研究院”更进一步欺骗知识分子，消除其革命意识，驱使其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服务。为了实现梁漱溟所歌颂的“消极无为”的政治，“研究院”的教育方针要求学生“向内用力”，“追求人生向上精神”。“研究院”学生毕业后，都是“实验区”基层单位的领导或骨干，是乡村社会的“头脑、耳目”，在地方上必须“作之君、作之师”，以身作则地“向内用力”，才可能实现“消极无为”的政治。也就是说，才可能麻醉人民，转移目标；不要斗争，不要革命。梁漱溟说：“西洋人是处处向外争求，力量向外用；中国人则……很能‘自安’，对外面的困难很能‘耐’，……尤其对人，他的社会组织构造训练他非向内用力克己让人不可。”梁漱溟还具体指出怎样“向内用力”的麻醉方法：“按照中国的老道理（古人的精神），总是心要放得平坦，放得空空洞洞，不存什么心，完全相信人，恭敬人，处处是好意”；“照例应当是‘鞠躬如也’”，以求恢复“中国过去数千年的生活”的“礼”。（以上均“乡建理论”、一一一——一二○页）。
这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正积极向华北进攻；全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蒋介石卖国贼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梁漱溟却高唱：“自安”、“耐”、“相信人”、“恭敬人”、“克己让人”、“鞠躬如也”，这是什么用意呢？当北京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各地热火朝天展开的时候，“研究院”学生听说日本战争贩子土肥原亲到济南和韩复矩私会密谈，又听说北京学生南下请愿、开封学生卧轨示威等壮烈行为，我们同学之中也曾情绪激昂，很想表示表示自己态度。可是，整个“研究院”正是弦歌之声不辍，读书空气甚浓。“研究院”的教师，把正义的学生运动污蔑为“胡作非为”；同学们那点点存“心”，正如梁漱溟所期望：不得不“平坦”下来，终于“空空洞洞”了。
三、“乡农学校”“村村为营”，争夺党对农民的领导权
梁漱溟的“乡建运动”，是针对着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深入而随之深入的。在毛主席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时期的“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是一方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七三页、“新民主主义论”）。梁漱溟的“乡建运动”，直接地参加了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具体表现在他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等反动理论，及所办的“研究院”和“实验区”里星罗棋布的“乡农学校”上。
“乡农学校”的性质，既不同于当时“学制”系统中的中学或小学，也不同于“乡村师范”或“农业技术学校”。简单地说：它是推行“乡建运动”的细胞，是县以下的区一级的全能的政权机关。当时“实验区”包括一二十个县份，每份若干区，每区设“乡农学校”一所，主管辖区的行政、经济、教育、自卫、卫生等工作。这是根据“乡建理论”而设置的，梁漱溟美其名曰“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主要任务是对革命进行“围剿”。
乡农学校的作用，首先是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权。梁漱溟在“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中说：“在一乡村社会中，他们的乡村领袖不一定常常见面”，有了乡农学校，便于“彼与此、此与彼常常见面”。所谓“乡村领袖”，实质上就是坚决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土豪劣绅。在韩复矩统治下的山东，不是大地主或封建恶霸，是绝对没有资格做“乡村领袖”的。拿我所在的“滕县城区乡农学校”来说，区内共辖六乡、一镇，我们学校的七个“学董”，就是这七个现任的乡镇长。六个乡长没有一个不是拥有大量土地和多少不等的枪枝的，在他们的寨里或庄里，他们都是土皇帝，都是小韩复矩，都是小蒋介石。城关镇镇长（史凤桐），过去担任地方团防多年，卸职后仍号称“史团长”，家在东关外，深宅大院，门禁森严，“史团长”外出，后面经常跟着“听差”，是一个包揽词讼笑里藏刀的瘦老头子。
为什么要这批土豪劣绅常常见面聚合呢？梁漱溟说：“没有聚合的机会，有什么困难的问题，只是心里苦闷，各自在家里为难叹气，现在聚合了，就可以将他们共同困难的问题拿出来互相讨论……促使他们自觉必须大家合力来解决，如匪患、兵祸、粮贱……等，因此或许就能发生大作用”。（“乡建理论”、二二一页）。所谓“困难的问题”，照梁漱溟自己解释：“共产党杀人放火，其为害亦与土匪差不多，……这确是中国社会的大问题”（“乡建理论”、二八○页）。这个日益发展的“大问题”，摆在地主阶级面前；加之，粮价抬不起来，当然会使地主们“心里苦闷”的。梁漱溟具体的解决办法是：不要光“在家里为难叹气”了，常常开会，把问题“拿出来互相讨论”，“大家合力来解决”。这样做，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权就可以巩固，“问题”就可“解决”，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乡农学校更重要的作用，是让土豪劣绅可以借此跟“乡村民众”常常“聚合”，以便和共产党争夺对农民的领导权。梁漱溟在“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中说：“我们办乡农学校的第一个用意，就是使乡村领袖与民众多有聚合的机会”。又说：“各乡校事实上必须应付他的环境来解决问题，……故须有他因时因地制宜的功课；例如，在匪患的地方，我们的教员就可以帮助他想办法。大家都赞同一个办法以后，就可以领导着农民去做；例如成立自卫组织，作自卫训练。这就是此时此地乡校的功课”。
我所在的滕县地区乡农学校，正是按照梁漱溟指示的方针进行工作的。根据“乡建运动”大本营——“实验区专员公署”的命令，各县乡农学校一律先开办“自卫班”。
“自卫班”挂着“乡村自卫”的招牌，乍看好像是农民武装；实质上，这是一种比旧式“团防”还要毒辣的地主武装。目的要达到：“村村为营、步步设防”，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这可从下面的几个情况来理解：
从领导系统看：“自卫班”是“乡农学校”一个教学组织，受校长领导；“乡农学校”是县以下的一个区级行政机关，校长由专署和县长委任；“乡农学校”的“学董”，都是有权有势的地主或恶霸，由县长遴选聘任：“自卫班”设有教练员，负具体掌握、教练、指挥之责，这批人，都是由韩复矩军队的下级军官中选拔抽调出来，加以乡村自卫训练，并由县长委派的。
从组织成份看：“自卫班”的学生，都是各乡镇分期抽调保送受训的男性成年或青年。其中大体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地主阶级的狗腿子、亲属或地主和富农本人；另一种是被强迫额外服役的贫农、雇农和自耕农。
从训练办法看：“自卫班”的抽调标准，是按土地多少，确定保送名额。地多的多送，地少的少送；按人出枪，带枪受训；三、四个月一期；期满仍回原乡，组织“毕业同学会”，负责“乡村自卫”；并
“自卫班”的枪枝，都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只有在地主同意之下，才能召集起来。受训期满，回乡组织“同学会”，仍旧在地主的掌握之中。不难理解：这样做的结果，地主和富农都如虎添翼，淫威大震；而另一部分被迫组织起来的农民，虽然也拿着枪，但却不得不站在地主队伍中，为地主阶级拼命。由于“乡农学校”促进了“乡村领袖与民众多有聚合的机会”，农民就被迫地远离工人阶级领导，并不可避免地要被地主阶级所领导了。
“乡农学校”最根本的作用，是它妄想“从保卫上抵御共产党”，以便进一步“代替共产党”，彻底消灭中国革命。梁漱溟说到“乡建运动”所由起的三个原因，其一是“起于乡村自救”，“工作第一步就是防止直接破坏，对于土匪、赤匪、和杂牌军队的骚扰，必须武装自卫”。（“乡建理论”一○页）。
“防止直接破坏”，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办法，梁漱溟说是：“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代替才可以。我们的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乡建理论”、二八○页）。
无庸置辩，说地主阶级搞的“农民运动”是“正轨”的农民运动，简直和说“老虎是人们的好朋友”一样自欺欺人。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
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的阶级矛盾，他们绝对不愿也绝不可能和地主阶级合作。同时，反革命营垒的地主阶级内部也经常充满着各种矛盾。这些问题，替地主阶级服务的梁漱溟是不曾忽视的。为了麻痹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认识，为了统一地主阶级内减少纠纷，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取消革命斗争，梁漱溟对“乡农学校”提供了具体策略”：“假使他们（地主与农民。作者）不十分聚合时，我们的教员（乡村运动者）要设法从中作吸引的功夫，撮合的功夫，使他们聚合。假使他们虽聚合而谈不到问题上，则我们要提引问题，促使讨论。假使他们虽谈到问题而想不出解决之道，将付之一叹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一条道路，贡献一个办法”。梁漱溟所“贡献的办法”，主要就是前面所谈的组织地主武装的“自救”、“自卫”办法，就是企图“代替共产党”，取消中国革命的办法。
如所周知：“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取得了农民作为革命的同盟军，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乃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十四——十七页）。梁漱溟认为他抓住了有关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便可以“代替共产党”，取消中国革命，他更猖狂地说：“无论如何，不会失掉我们自己，大局亦必随之转移过来。……就怕志趣不坚，认识不清，立脚不稳；此外没有怕的”（“乡建理论”、附录、一四页）。
然而，社会发展规律是最无情的，它是不会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发展的。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历史时代里，“大局”并不曾按照梁漱溟所设想那样“转移过来”；相反，它是背着梁漱溟的主观幻想继续向前发展的；一切的反动势力和反动阶级，都在时代巨轮向前发展中被辗得粉碎。这正如毛主席早在一九二七年的天才预见：“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十三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切反动阶级的垂死挣扎，都是无补于事的。
四、“土地陈报”，进一步巩固封建主义残酷的剥削制度
土地问题是中国人民革命所迫切要求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终年勤劳不得温饱。这种严重情况，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定”）。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九八、“论联合政府”）。
梁漱溟不仅反对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进一步设法巩固封建的土地关系。山东的“土地陈报”就是最好的说明。虽说梁漱溟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有关土地问题时，也提到“俄国……真是我们再好没有的借镜”；但，那不是证明我们非学习苏联不可。恰恰相反，他是企图说明：“中国现在固然是非变不可，然而一种极端地变则不可能。……俄国且不能作到极端，则中国更如何行？”（“乡建理论”、四二四页）。
一九三六年“华北农村建设实验区”在济宁试办的“土地陈报”，无疑就是梁漱溟所指望的“可能”的而又不是“极端的变”了。这时期，山东的“乡村运动”可说是达到最高潮，数以万计的地主武装遍布鲁西、鲁南、鲁东各县，臭名远扬的“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及几个由帝国主义主办的大学，纷纷到山东来合作，在封建军阀韩复矩支持和协助下，扩大原有的“实验区”，改为“华北农村建设实验区”（以下仍简称“实验区”）。“实验区专员公署”为了标榜所谓“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先在济宁试办“土地陈报”，以便取得经验，推广各县，进一步巩固封建土地的残酷剥削制度。
“土地陈报”的目的是：“确定经界，减除纷争，增加赋税”。具体做法是：通过业户的陈报和官家测绘，把反动政府的残酷的封建剥削——征收田赋所根据的“鱼鳞清册”，弄得清清楚楚，把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弄得确确实实。
“乡建运动”强调“无为而治”“不扰为安”，但为了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自卫训练”和“土地陈报”却不惜兴师动众，不惜“有为”和“扰民”的。有些地主过着荒淫的安适的生活，他们本不愿多事。“自卫训练”要他们出人、出钱、出枪，“土地陈报”要查出他们“飞、洒、诡、寄”的漏税黑地，这是一般眼光短浅的地主所不欢迎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却知道其中道理：出枪、出钱，按地纳税，都必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都会转嫁到农民头上，都要由农民负担的。
“土地陈报”和“自卫训练”同样都是妨害农民政治大翻身和土地回老家的最毒辣的法子，它跟中国革命的利益和农民的要求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论中国革命前途”的著名演说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展开农村革命满足农民要求的极端重要，无产阶级起来掌握政权的极端重要。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同志“与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更明确指示：中国没收土地的口号在若干地区已经实行着。在好些区域里，如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已经从下面夺取土地，建立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裁判，自己的自卫力量。我以为中国全体农民在最近时间都要过渡到没收土地的口号。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这里。……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二○二——二○三页）。
中国革命的实际，也正按照斯大林同志指示的道路前进的。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九九页、“论联合政府”）。
土地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满足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的土地要求。梁漱溟坚决反对土地改革，他厚颜地说：“土地问题，在我们成天说农民讲农民的人安得不急想解决？……共产党的作法，倒亦痛快，只是于大局无补。（他们若建得起政权就有补。）……鼓吹乡村内部斗争的话，我正极力避免”。（“乡建理论”、四四一页。）按照梁漱溟的主观想法：有“乡村运动者”“作吸引的功夫，撮合的功夫”，拉着农民跟地主阶级在一起“聚合”，农民就不会跟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共产党就建立不起政权。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早迟要消灭的，成不了什么气候，对全国土改的大局是无补的。而我们的“乡建运动”有政权，所以能做“土地陈报”工作。
“土地陈报”的基本工作，是运用“村农学校”的学生（成份和“乡农学校”学生相同），组织“陈报队”，到地里实际测绘，核对业主所陈报的数字是否确实。这工作，从动员地主照章办事，教会学生实地测绘，到填好表册，画好丘段图，都很不简单。这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其中包含统治阶级内部争吵、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我所在的是济宁西乡一个乡农学校所属的五里营村“村农学校”，一方面实习，一方面担任辅导员，协助村农学校校长做这工作。一开头遇到不少困难：农民当然是反对的，地主之中也有反对的。例如：一个姓谢的大户地主跑到济南躲起了；“陈报队”也召集不起来，召集起来学生们又不好好学习测绘；他们知道我是“专员公署”派来的人，不敢得罪我；口头上称我“老师”，表情上有反感。在教学过程中，我曾有一次和一个学生发生口角；当天下午，乡农学校的孔校长（兼土地陈报区主任）来五里营视察，我把情况会报给他，他沉默片刻，四顾没有旁人，忽地从口袋摸出一枝“勃浪林”手枪递给我。说：“你带着防身，这两天有的区里已发生流血事件了”。我一个人住在一所空大的老屋里，加之人地生疏，夜间本就有点胆怯，仗着工作热情勉强支持。他这一提，倒更使我骇怕起来，觉得事态不宜扩大；没有接过来他的手枪，跟他说：“用不着这个”。当天傍晚，我进城住宿去了，从此就白天出城，晚上进城。
“土地陈报”有“实验区”政权自上而下的领导，经过三个多月，终于完成了任务。这是符合“乡建理论”的：梁漱溟说，“常有人怪我们不大爱谈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怎么谈呢？问题那个不承认？要紧的是有办法。办法亦不难想，要紧的是谁来实行？要知土地问题，问题不在土地，而在人与人之间”（“乡建理论”、四一一页）。
通过“土地陈报”的实践，梁漱溟所提的一系列疑难的“土地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了：
“要紧的是有办法”：办法是地主阶级领导的“土地陈报”，而不是斯大林同志所述说的“农民……从下面夺取土地”。
“要紧的是谁来实行”：是封建军阀韩复矩庇护下的“实验区”政权来实行，而不是斯大林同志所述说的“农民……建立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裁判，自己的自卫力量”来实行。
“问题却不在土地，而在人与人之间”：“土地陈报”把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搞得清清楚楚，结结实实了。
梁漱溟从“乡建理论”到“乡建运动”实践，从“从乡村入手”方针到成立“研究院”、“乡农学校”、“自卫班”等组织，以及“土地陈报”等办法；一言以蔽之曰：即从思想到行动，都贯串着一个总的“鹄的或理想（？）”，即反共、反人民、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