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 冯沅君

    【期号】195507

    【总期号】35

    【页码】39

    【正文】

          (一)

    经过几个月来的有领导、有组织的分析、批判,大家对于胡适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他是封建地主与买办资产阶级的混血儿,是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御用哲学实验主义的化身,是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用以从文化方面侵略中国的走狗。

    他是自命为博学多能的,自称为有“历史癖”“考据癖”。因此除哲学之外,他还通过文学、历史等,放散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毒素,而我们的辉煌的古典文学也就遭受了他的严重的歪曲、诬蔑。

    在文学思想上,胡适是个浅薄的形式主义者。他对文学革命或古典文学评论都是孤立的从文学的表现工具——语言文字出发,片面的、主观的“提倡”白话。因此,在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歪曲、诬蔑时,用白话作表现工具的作品首当其冲,尤其是几部小说名著。

    胡适经常以他的几篇小说考证自炫,认为这是他的科学考据方法的范例,认为他从这里发现了水浒、红楼梦等杰作的“真价值”。实际上,这些考证正是他摧残我们的珍贵文学遗产的供状。

    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现在,我从他的西游记考证上给他一个反击。

          (二)

    我们现在批判的“西游记考证”是他在一九二三年二月的改稿。它是“西游记序”和在“读书杂志”上所发表的“西游记考证”的综合。

    这篇“考证”可归纳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说明小说西游记与李志常记载邱处机西行经历的“西游记”无关,但它与唐沙门慧立的“慈恩三藏法师传”和玄奘自著的“大唐西域记”稍有瓜葛,尤其是前者。“慈恩法师传”所说的玄奘西行路上的种种困难乃是小说西游记的种子。

    第二部分根据“慈恩法师传”,太平广记(九十二卷),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书,论述由唐到宋元间,玄奘取经故事的“神话化”与其演变。

    第三部分是根究猴王孙悟空故事的来历,认为印度的“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

    第四部分根据纳书楹曲谱中关于西游记的戏曲,论述宋以后取经故事的演化,认为吴昌龄的西游记剧是元剧中最长的剧本,并从而断定元代已有很丰富的西游记故事。

    第五部分考证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事迹。

    第六部分分析西游记的内容,认为西游记是由“齐天大圣传”、“取经的因缘与取经的人”、“八十一难的经历”三个部分构成的;并着重的提出“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了。”“这诙谐的里面含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西游记的文学价值正在这里。”

    这篇考证中有三个重要的错误,应该提出批判:

    1.关于孙悟空的来历——印度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

    2.关于西游记的真价值——诙谐里面有尖刻的玩世主义。

    3.西游记杂剧的作者——吴昌龄。

    这些都不仅仅是如何评论古典文学作品的问题,而是胡适的思想问题,是他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的表现,是它对中国人民的诬蔑。

          (三)

    胡适认为:猴行者的根本是印度的哈奴曼,“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件从印度的进口货”,这个进口货进入中国之后,还产生了“仿造”品,无支祁的神话。

    这种认识犯着以下两个错误:

    首先,这种认识是胡适的崇拜外国,蔑视祖国的洋奴思想的表现。在媚外卖国的思想支配下,他认为中国从古到今,处处落后,“我国固有的文化实在是贫乏。”这样的思想的发展就成为:如果中国有与外国相类似的事物,都准是进口货,或在进口货的影响下的“仿造”品。

    鲁迅先生以为西游记的猴王或者是受猴形水怪无支祁的影响(1)。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无支祁与猴王的事迹间确有蛛丝马迹可寻。西游记的猴王虽不是水怪,但他是住在水帘洞的,这说明他和水的关系。猴王用的武器金箍棒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是一块神铁”(2)。这与禹治水获无支祁的传说可能有些瓜葛(3)。僧伽是唐代名僧,被人视为观音化身,而宋代有僧伽降无支祁的传说(4),这与禹锁无支祁于龟山足下,都和猴王与如来、观音、“唐僧”的关系相类。

    鲁迅先生本已指出过这个“明路”给胡适,可是在表示“或者猴行者的故事确曾从无支祁的神话里得着点暗示,也未可知,这也是可注意的一点”之后,他偏要提出哈奴曼这个印度货色,而且说连无支祁的神话是“进口货”的“仿造”品。这样,他不独掐断文学作品与人民口头创作的合理关系,而且出卖中国人民的创作权。这显然是崇拜外国,蔑视祖国的洋奴思想在作怪。

    其次,这种认识是主观的、孤立的看问题,是抹杀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基础。我们知道,人类的种种意识形态都是生活的反映,都与当时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着,因此不同的民族,在它们的社会发展到相同或相类似的阶段时,就会具有相同或相类似的思想意识,就会创造出相同或相类似的政治制度、社会风尚、文学艺术等。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会出现所谓“浮游的”或“流浪的”情节,决不能用“情节始祖”或“转借”的说法来解释的。我们对印度的哈奴曼和中国的无支祁,也应作“如是观”。

    对于这些不同民族的相同或相类似的事物,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利用彼此借鉴,对于自己研究的对象,获得进一步的理解。如果,没有把握到确切的证据,而武断的幻想着这个民族的是那个民族的“进口货”,甚或说这个民族所固有的是别个民族的“进口货”的“仿造”品,这实在是狂妄、无知,违反科学。

    蔑视祖国也好,违反科学也好,胡适的论断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自他那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出发,都是他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反科学的考据方法的成果。

          (四)

    胡适坚决的宣称:西游记的价值建立在诙谐里面有尖刻的玩世主义,“西游记至多不过是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作者的“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我们也不必深求。”

    胡适考证西游记的主要收获就是这样!这种见解是浅薄的、荒唐的、有毒素的。西游记的诙谐性,我们并不否认,但胡适在这里,同他评论一切古典作品一样,努力宣传趣味主义。他将趣味——滑稽、诙谐的趣味提到第一位,用它来代替作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代替作品的富有斗争性的思想内容,以达到他的卑鄙无赖的抽出作品的社会意义的目的。

    我们这样批判胡适考证西游记的收获,是从我们对西游记的看法出发。我们的看法有两点:

    首先,我们认为西游记的价值是在于它有丰富的现实性,它反映了现实,批判了现实。当然,西游记中充满了神与魔,神与魔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但通过作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西游记变成了“写人的小说”。本来艺术的真正对象就是人,作者吴承恩正是在神魔的外衣下,以人为他的创作对象。这样,西游记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真正形形色色和复杂的生活。

    西游记反映了那些现实生活?以下的例证可说明:

    西游记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叛逆”者的“招安”与“围剿”。猴王因为扰乱“秩序”,向龙王索取兵器,“大闹森罗,强销名号”,遭受龙王敖广与地藏王菩萨的控告。太白长庚星在玉皇的御前会议,提出招安的建议(三回),说是:

    臣启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与他籍名在lù@①,@④束此间。若受天命,后再升赏;若违天命,就此擒拿。

    到后来,猴王嫌“弼马温”官小不做,反下天宫,就有托塔天王李靖与哪吒三太子率领三军,进攻花果山。李靖父子战败,向玉皇请求增兵,太白金星又建议招安,给猴王齐天大圣虚衔。二次招安的结果,猴王闹垮了蟠桃大会,最后还是仗仰如来的法力,方将它降服(四回至七回)。招安、围剿、再招安、再围剿,“齐天大圣传”后段(三回至七回)固然如此,实际上,整个西游记,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叛逆”者在战败收服后,被迫为统治者效力而终成“正果”的记录(下文详论)。招安、围剿这些情节,常使我们联想到水浒;托塔天王与哪吒的形象,有些地方颇像水浒中的何巡检(十九回)。如果将作者的时代与明代农民起义的发展结合起来看,我们将相信,作者这些生动的、富有讽刺性的描写是用较隐蔽的手法来概括现实。因为:在明武宗时,农民起义的浪头就几乎淹没了明王朝的统治。刘六、刘七这支声势浩大的义军就是经过招安、围剿的。其他类此的情形当然还很多。

    西游记反映了吏治的黑暗。唐僧师徒在地灵县,被人诬告做劫财害命的强盗,可是号称“龚黄再见”的“刺史正堂大人”只会用非刑脑箍来逼供。监牢中的“禁子”给它们上了辖床,乱打逼钱。袈裟逼到手了,“禁子”们还请狱官做个“劈着”(分配人)(九十七回)。这些情节显然就是当时“公堂”与监狱的罪恶行为的场景。

    猪八戒被困在魔洞里,孙悟空变成@②@③虫去看他,却骗他说自己是五阎王差来的“勾司人”来勾他的。八戒求他缓一天来勾,孙行者说:“也罢,我这批上有三十个人,都在这中前后,等我@④将来就你,便有一日耽阁,你可有盘缠,把我些儿。”八戒说没有盘缠,孙行者就说:“若无盘缠就索了去,跟着我走。”在这样的威胁下,猪八戒只得将平日积储的,藏在耳朵内的四钱六分银子送给他来买命(七十六回)。这个小插曲却活画了黑暗吏治下的衙役对老百姓的勒索。

    唐僧师徒夜宿宝林寺,受妖魔迫害的乌鸡国王来向唐僧控诉求救。唐僧说:“陛下,那怪倒有些神通,变作你的模样,侵占你的乾坤,文武不能识,后妃不能晓,只有你明白,你何不在阴司阎王处具告?把你的屈情伸诉、伸诉。”国王说:“他的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它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齐天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姓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三十七回)。这里讲的当然是个统治者的遭遇,但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明代中年以后,政治日趋腐朽,吴承恩这样写可能是有感于当时的人民受权豪压迫而有冤难伸,妖魔就像勾结官府,欺压人民的恶霸。海龙王、东岳齐天、十代阎罗就像昏庸、贪婪的各级官吏。

    西游记反映了统治者的残暴——昏君吃人。唐僧到比丘国,见街上每家门口都摆着鹅笼,笼内关着或啼、或睡、或吃果子的小孩子。唐僧向驿丞探询原因,驿丞开头不肯说,问的紧了,他方屏去别人,一个人低低的同唐僧说:“适所问鹅笼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之事,你只管问他怎的!”唐僧请他解释,他才说:三年前,有个道士模样的老头子,带着女儿来到比丘国。女儿年轻貌美,作了国王的宠妃。国王为此,“弄得精神瘦倦,身体wāng@⑤羸”,死在眼前。老头子到十洲三岛采了药来,可是药引子须用一千一百一十个小儿心肝。笼中的孩子都是选好养就的,他们的父母都“惧怕王法,不敢啼哭”。最后经过孙悟空的斗争,打败妖道,打死宠妃,她原来是个白面狐狸(七十八回)。用千百人的宝贵生命来救自己的狗命,作者在这段故事中,一把抓出古今统治者的荒淫、残暴、自私的“黑心”,而且明显的贬斥这样的统治者为“昏君”,这样的行为为“无道之事”。

    西游记反映了僧侣的丑恶行为。——向人勒索贿赂,图财害命。

    唐僧师徒到西天拜如来后,如来命阿傩、加叶拿经给他们。阿傩、加叶却对唐僧说:“圣僧东土到此,有些什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唐僧说没带人事,他们说:“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这样,他们就鱼目混珠的把“无字之经”给了唐僧师徒。后来唐僧们发觉被骗,折回来换真经,阿傩、加叶仍旧要人事,终于敲诈去个紫金钵盂,方了事。作者在这里特借孙行者的口,骂阿傩、加叶犯“kèn@⑥财作弊”的罪;并借“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的嘲笑,来出贪污者的洋相;甚且借如来与孙悟空的对话,揭示佛教徒是彻上彻下的见钱开眼(九十八回)。

    唐僧与孙悟空夜宿观音院。院主爱上唐僧的袈裟,始则对着袈裟“号啕痛哭”,继则接受徒子徒孙的建议,把唐僧师徒连禅房三间一起烧掉,以便占有袈裟。和尚的贪与狠,在这里是发挥尽致了。这正是一尘不染,慈悲为本的反面注脚。作者最后写着:在放火的阴谋拆穿后,这个二百七十岁的老和尚,观音院主,羞得碰墙而死。作者就这样揭穿僧侣们的假面具,而表示了自己对他们的憎恶(十六回)。

    上述四项都是作为例证提出的。此外,如对医生(六十九回),对“斗方”诗人(六十五回)的讽刺性的刻划等,凡是读过西游记的都可了解它们的现实意义,兹不备举。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西游记道:“讽刺挪揄则取当时世态”。这真是一语破的的评语,“世态”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其次,我们认为西游记的价值是在于他有丰富的人民性。同它的现实性相仿佛,西游记的人民性的表现也是曲折的。也就是说:就整个作品看是存在着矛盾的,不过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人民性,而不是反人民性。

    在前节,我们曾说过,不独“齐天大圣传”的后段充满着招安、围剿、再招安、再围剿,整个西游记也未尝不可以说“叛逆”者在战败收服后,被迫为统治者效力,而终成“正果”的记录。如果我们单就这方面看,西游记是缺少人民性的,它是个“劝善惩恶”的样品。它写神与魔,一般的说神是善、是正、是正统,魔是恶、是邪、是叛逆。神与魔斗争的结果,胜利总是在神这方面。这不是意味着统治集团应该胜利,而反统治的人民则应失败、投降?

    但是,如果我们能抛开西游记这个传统的故事骨架,深入一步,就作品的人物形象,作者对人物的爱憎与情节渲染,作具体的分析,而不概念式的来了解作品,西游记就不一定是“劝善惩恶”的作品,它的人民性是丰富的、突出的。

    西游记的中心人物是唐僧师徒,除沙和尚的个性不甚明显外,其中最吸引读者的形象是“叛逆”性最强的孙悟空。作者用赞叹的笔调写出他的机智、勇敢与正义感。猪八戒也为人所注意,作者用讽嘲的笔调写出他的愚蠢、懒惰、自私。由如来佛高足弟子转世的唐僧并不是个很令人喜爱的形象,他@④泥、怯懦、偏心,甚至于不明事理。作者对他并无太多的敬意。歌颂机智、勇敢、正义感,否定愚蠢、懒惰、自私、怯懦、偏心,这是人民的情感。因此,在这一点上,作者的爱憎是与人民的情感有共鸣之处。

    围绕着唐僧师徒,西游记中,还有玉皇、如来、其他神佛与各洞妖魔。通过作者的爱憎,作品中的神与魔和传统的形象多数是相反的。我们看到的神大都不是“妙相庄严”,而是可憎可笑的庸俗;我们看到的魔却有不少富有人性,亲切可爱的。照传统的看法,神是正统,魔是叛逆,统治阶级是正统,反统治者是叛逆;然而,作者将同情给了后者。这有力的说明作品的思想内容是接近人民的。

    上文说明西游记的现实性的例证也可以说明作者渲染情节的立场。例如他为什么写孙悟空变成@②@③飞入魔洞看猪八戒时,自托为阴司的“勾司人”,并进而讹诈猪八戒的私储?为什么写阿傩、加叶在发经给唐僧时,一再勒索人事,并且细致的刻划着:“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的脸,我扑他的背、浑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这是当时现实社会的丑恶激动了作者的憎恨,使他觉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如所周知,这些丑事都是压迫人的人,剥削人的人的鬼把戏,都是对人民不利的、为人民所憎恨的,作品的人民性就通过这些富有现实性的描写而表现出来。

    三四百年来,西游记一直为广大人民所热爱着。这由于它的高度艺术性,尤其由于它的高度思想性:透过神怪的外衣,人民从这里看出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丑恶面目,并在一定程度上道出自己的情感。他们批准了它,它们热爱着它。

    总起来说,由高度现实性与人民性构成的社会意义,这才是西游记的真价值。胡适要用诙谐、玩世来冒名顶替,真是“指鹿为马”,自欺欺人。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西游记有不少诙谐幽默的地方,可是这与胡适所谓“特长处”,“滑稽意味”、“诙谐意味”,完全是两回事。因为这里的幽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一定思想内容的讽刺,而不是嘻皮笑脸的“噱头”,仅仅教人“开口一笑”。更具体一点说,作者的幽默比表面看起来要严肃的多。他是拿幽默作为对阶级社会里一切不合理现象进行抨击的有力武器。特别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卑鄙无耻的罪行引起了作者的憎恨,现实生活本身给了他必需的素材,使他能提供给人民些讽刺性的生活画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西游记时,总是深深的感到里面不但充满着细致的心理分析与优美的抒情描述,同时也充满着尖锐的讽刺与轻松的诙谐幽默。这正是作者的光辉的艺术成就。无可讳言的,封建社会里的一切矛盾并没有在西游记里全面的反映出来,可是就作者所写到的论,那显然都是以深刻的生活真实性为基础的。本来,只有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上的幽默才有意义,只有具有观察、分析、理解能力的作家才能写出有价值的讽刺作品。如果吴承恩对生活的真实的理解没有与众不同的深度,西游记的幽默绝不能这样丰富多彩。胡适胆敢以使人“开口一笑”的低级趣味的滑稽诙谐来顶替西游记的幽默,真是荒谬绝伦。

    不过胡适这种荒谬绝伦的行为是渊源有目的。这是帝国主义者的惯技。我们知道目前美国反动文人们正竭力来曲解马克吐温的优秀作品,把马克吐温说成是一个毫无思想的纯粹幽默作家,不但抹煞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性质,更费尽心机来隐讳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评论,不让人民看到他许多尚未出版的杰作。胡适处处传他的美国老师的衣钵,自然而然的对祖国的文学遗产下这毒手。

    胡适干这“指鹿为马”荒谬绝伦的可耻勾当,是有他的险恶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这目的假如结合着当时国内政治情况来看,就更明显。

    西游记考证是一九二三年写的。这时候已是我们的党和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以组成革命统一战线的前夕。虽然,这时候,我们的党还很年轻,但由于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国内又有相当旺盛的工人运动,国际间有列宁、斯大林伟大的革命导师的领导,它的发展是神速的。这就开始威胁着帝国主义们的在中国的利益,美帝的“过河卒子”也就慌了手足,大卖力气,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抽出其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西游记考证显然就在这样的用心下写成的。

    一九三六年(?)苏梅写信给胡适,建议胡适“从左派掌握中夺回新文化的”领导权,信中还附有给蔡元培先生的攻击鲁迅先生的信。在答苏梅的信中,胡适把他的美国化的作战方法告诉了她:“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你看了我的一篇‘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没有?我对付他们的态度不过如此。”胡适在“西游记八十一难”中的态度如何呢?他自比于唐僧,而将革命战士比为群妖。而在群妖喝血,吸血的时候,“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善哉!是真菩萨行!’唐僧抬起头来,只见世界大放光明,一切鬼魂都不见了。”从这里,我们看出,胡适不是一点不懂得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对西游记的思想内容也不是一点不了解。他为达到他的险恶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便坚决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了。

          (五)

    胡适认为西游记杂剧是元吴昌龄作的,是元代的最长的剧本,并从而断定元代已有很丰富的西游记故事。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吴昌龄作的以取经的故事为题材的杂剧是“唐三藏西天取经”,并不是“西游记”。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天一阁抄本录鬼簿在吴昌龄西天取经剧下列有这个剧的“题目正名”:“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可是二十四折的“西游记”剧中并没有回回叫佛这件事。

    “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杨景贤(一作言)。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天一阁本录鬼簿续编,杨景贤下明明载着“西游记”。同时,“词谑”的记载也可证明。

    当然,在胡适写“西游记考证”时,天一阁抄本录鬼簿还未发现。但吴昌龄的年代早已由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约略的定出来了,说他是金亡后,宋亡前(公元一二三四——二七七)的人。这个推断虽然不甚正确,可是大致上相差不甚远。宋元戏曲史并不是不易见的书。胡适将“西游记”送给吴昌龄,又对王说毫无交代,硬将吴冒龄拉到元末。这好像是件小事,但深一步看,它还是“大胆的假设”的表现,归根结底还要归到实验主义的反动哲学。

       *      *        *

    以上略论胡适的“西游记考证”一文的三项错误,其中以前二者为重要,特别是第二项。因此,我着重的对于西游记的现实性与人民性作了个初步的分析,来拆穿胡适的鬼话,以控诉他诬蔑这部杰作的伟大价值的罪行。从这里,和从胡适的其他著作一样,我们再一度看出,胡适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反动,在学术研究上,他也是人民的死敌。由于胡适曾经长时期的作“学阀”,受过他的反动思想影响的人是很不少的。我也不是例外。我们这些人都应该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提高我们的政治水平与科学水平,从“洗心革面”达到“脱胎换骨”。这样才能作人民教师,为人民服务。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竹下加录

     @②原字为:虫右加焦

     @③原字为:虫右加僚去亻

     @④原字为:扌右加勾

     @⑤原字为尢内加王

     @⑥原字为:扌右加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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