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505
【总期号】33
【页码】8
【正文】
一、胡适如何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
胡适有几句极其荒谬的话，用来掩饰他那“不受人惑”的骗术，并且希望青年们也遵照他那一套谬论去实践。他在一九三○年所做的那篇“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曾经的说道：“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就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科学）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致于被人家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1)胡适所以说这些话主要目的，是在劝导人们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用“科学”方法作为档箭牌，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让我们用事实来拆穿他的“西洋镜”就可以知道他是被谁牵着鼻子走的。我们知道他那一套“不受人惑的防身术，”只是作为欺骗青年们的手段罢了。并且很显然的，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自己早已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了。
原来在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美国国内发生歧视和排斥华工的事件，使中国人民普遍地对美帝国主义发生了深厚的恶感，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天津、牛庄等处市民群众，广泛地展开了抵制美货的运动，表示了中国人民已经走上了爱国的政治运动，给了美国侵略者以严重的打击。美国侵略者妄想平息一下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来挽回这种不利的情势，需要培养一批为美国侵略中国事业忠实服务的“人材”，使美国能够在精神上支配中国，从而达到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更进而获得殖民地的统治权。一九○六年，由在中国有四十年经验的美国商人兼传教士史密斯的提议，将一大宗美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可耻报酬——“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来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于一九○九年正式实行。胡适就是用庚款留学美国的第一批学生。
一九○七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Jumes给美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里，提出美国应该关心中国青年教育问题的基本理由是：“那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的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接着指出这时不但在日本，而且在欧洲英、法、德各国，都已经有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的事实，并表示十分着急的说：“这就意味着，当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国、法国、德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教师到中国去担任负责的地位，而不是请美国人去。这就意味着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要被买去，而不买美国的商品。各种工业上的特权，将给予欧洲而不给予美国。”他根据上列事实，作出了下列的结论：“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化一些钱，即是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过去随军旗更为可靠的。”(2)
一九一七年“纽约星期报”更明白的说道：“夫美国退还中国之款，固仍以补助美国学校；然此区区利益，与中、美二国将来之亲密联结较之，又何足比数耶？学成归国之中国少年一日在中国教育，商政诸界具有势力，即美国之势力一日将在中国历史上为操纵一切之元素，此在今日尤有特别意味。盖日本目前正执行亚洲之牛耳，然不得谓日本将永执此牛耳。”(3)
胡适在美国所受资产阶级的教育，便是从这个政策中产生出来，就是用中国全体人民的血债——“庚子赔款”（平均每人二两），由美国强盗手中培养出来，成为侵略中国事业典型的忠实服务的买办“人材”。
这个为美帝国主义代言的胡适，已经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中国人民的公敌！一九二二年美国自由思想派新闻记者班佛曾应“中国留美学生月报”记者的请求，撰作“归国留学生”一文，以真诚恳切的心情，发出愤慨惋惜的劝告。他曾经不客气的指出了中国留美学生的罪恶说：“祸中国者，官僚之外，即留学生！”当时另一个中国留美学生马素，也做了一篇“论留学生”的文章，来证明班佛论调的真实性。他首先用极沉痛而悲切的心情指出了留美中国学生虚浮怠惰的劣根性说：“留美学生，因患虚浮之病，当然缺乏深沉的思虑与独立的精神，模拟而不创造，依人而不自主。故治国则亲美，经商则为买办，服务社会则投降教会机关，办理教育则传播拜金主义，怠惰苟且，甚少建白。”其次指出留美中国学生对于祖国革命事业没有一丝一毫的贡献，而只坐享其成的情况说：“辛亥革命，无留美学生之流血；五四运动，无留美学生之牺牲。人家吃尽辛苦，而留美学生安享其成。”他最后作出了下列的结论：“彼不明华人之美国人，动辄称许留美学生为改造中国之发动机，其实此等浮夸之谀词，适足消磨留学生之志气而已！”(4)
我们就事实来看，留美中国学生，虽并不是完全如此；但作为胡适一派人的写照，是极其正确的。
胡适于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当他二十岁的时候，考取了美国退还庚款留学官费，初入康南耳大学得文学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哲学科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美七年，于一九一七年归国。他在美国时，对于政治经济的课程，极感兴趣，而于美国地方选举等政治活动，感到特别兴趣，并参加了某些实际活动。据他自己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一九一五年，我为了讨论中日交涉的问题，几乎成了众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国际非攻’论交，曾得最高奖金。”(5)
又说：“余每居一地，辄视其地的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与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于吾所以为近是之一派，与之共同得失喜惧。”(6)
这便是胡适以后采用美国式政治主张之所由来，也可证明他是被美国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同时证明，胡适一生主张学生不应参加政治运动，是他对于青年学生们的一种欺骗行为，他自己却最热中于政治。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向以派遣留学生作为培养高级“人材”的“不二法门”。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往往视留学国家的不同，自成派系，而且随着留学国家政治经济的依存关系如何，成为他们政治主张的根据，胡适就是其中最特出的例子。胡适留美七年，他的政治思想，治学方法，完全是跟着美帝国主义走的。他曾这样的自供：“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7)
不但此也，当他行将回归祖国的时候，就发生留恋美国乐而忘归的卑劣情绪。在离美的前夕，竟无耻的说：“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尤难为别！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我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指美国）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8)
当他在回国的途程中，还有“凭栏自语，吾乡真在何处！”的感叹词句，来寄怀美国诸友。这正可见胡适“数典忘祖”的奴才心理。
胡适受了美国帝国主义长期的豢养（其实是由于中国老百姓所出的血汗钱，又是中国人民最悲愤的庚子赔款。）在其奴才的心理上，发生一种酬谢美帝恩情的卑贱意识。所以在他将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就预备着一套如何完成一个为美国侵略中国的特务工作。例如当他临别的时候，曾代表康南耳大学校长休曼氏演说“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发达？”(9)
这个题目，就是研究美国将来如何控制中国的发展，来掌握中国命运的问题。当他辞别杜威的时候，杜威即劝他关心于国际政局的问题，并称：“如有关于远东时局的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胡适认为“此言至可感念！”(10)
他们师生之间，不但在学术上是“衣钵相传”；就是在政治上，也是“心心相印”的。因此，当他回到中国以后，总是抱着“身在中国，心在美洲”的一种卖国心情。
不但此也，胡适根本反对中国有国防上的建设，妄想依存美国，鼓吹“世界主义”。当一九一五年中日交涉紧张的时候，他曾这样狂妄的说：“今之欲以增兵备救中国之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也；独其愚不可及耳！试问二十年内，中国能有足以敌日、俄、英、法之海陆军否？必不能也！即令能矣，而日、俄、英、法之必继长增高无有已时，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而战祸终不可免也，世界之和平终不可必也。吾故曰：此非根本之计也。”他所谓根本之计，就是在于“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11)
明白点说，这就是想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以便来实施美帝世界主义的毒辣政策。
二、胡适走向反动道路的主导思想
胡适在一九一七年归国途中，听到张动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又看到祖国“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认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机会，尚未成熟，才打定二十年不问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上建筑一个“革新（实质上是侵略）基础”(12)。
但不到三年，当他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就急得大谈其实验主义，作为对抗。我们知道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实验主义者的论战，实际上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胡适个人来说，是他走向反动政治道路的一个实践。
实验主义或称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最腐朽最反动的一种哲学思想。实验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的发祥地就是美国。他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美国社会意识和企业精神的一种表现。由于这种主义之庸俗的思想方法，颇能适合于一般反动阶级的精神水平，所以他也曾经一时传布于世界各地。例如在英国则以席勒的人本主义而出现，在德国则以马赫的马赫主义而出现，至于美国，便是以杜威的实用主义而出现。
胡适的传播杜威这套实验主义，正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说到“五四”运动，向来有一种错觉，好像这个运动，是由胡适他们领导起来似的。其实这时胡适在上海大张旗鼓的欢迎杜威，正在做其宣传实验主义的活动。他和蒋梦麟在“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日，曾共同发表一篇声明说：“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当去年的今日，我们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国讲演教育哲学，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输入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造。”(13)
那末杜威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据胡适自己说：“杜威为今日美洲第一哲学家，其学说影响，及于全国（按指美国）之教育、心理、美术诸方面者甚大！”(14)
杜威是胡适在美国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哲学老师，也是美国一个抱有侵略主义思想的野心家。
杜威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个月。中国的地方，他到过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翻印过十几版。胡适曾经这样得意洋洋并且自夸的说：“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15)其实胡适这几句话，完全是无耻吹牛。因为西洋资产阶级思想家在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影响的，根本就数不到杜威。
胡适反动政治路线，是完全想走美国的政治路线。他把美国过去的政治情况，处处和中国的现状来作比拟，好像中国和美国国情完全相同。一九一六年有人问他：“今日国事大势如何？”他说：“很有希望！”他的根据是：“因此次革命的中坚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稳健派，即从前的守旧派。这情形大似美国初年的情形。”“我国今日的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国稳健派的人物。这班人的守旧思想，都为那两派的极端主义所扫除，遂由守旧变为稳健的进取。况且极端两派人的名誉（新如黄兴旧如袁世凯），皆已失社会之信用，独有这班稳健的人物如梁启超、张謇之流，名誉尚好，人心所归。有此中坚，将来努力扩充，大有可为。”他的结论是：“将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开明的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健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16)
从这些话里看来，可知胡适只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而根本反对革命。胡适为了达到取消中国革命的目的，甚至根本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存在。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如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根本就不存在，那当然就无需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中国人民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间，知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消息，同时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学说，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一部分急进民主主义者，因受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而开始初步的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间力量的壮大和斗争规模的发展，也使这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看到中国必须要依靠这个最革命最进步的阶级。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以李大钊等为代表人物，成为“五四”运动的左翼。
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李大钊等开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他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样两篇著名的论文。(17)
当时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受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欺骗宣传，误把“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看成是“公理”战胜“强权”，因而欢庆“协约国”的胜利。他们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所作的“扶助弱小民族”的欺骗宣传，寄予了幻想。以为中国既是战胜国之一，这次可以便宜的翻身“独立”了。李大钊从揭露战争的本质出发纠正这些幻想，认为中国人民“不该为这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而胡适更错误的认为：“五四”的事件，固然是因为四月底巴黎和会的恶消息传来，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全被现实政治的妥协主义打消了，大家都深刻的感觉那六个月乐观的幻灭；然而正因有了那六个月的乐观与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间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热力的反动。”因此，他断定：“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日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18)
这也正是胡适蔑视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觉醒与解放斗争的表现。
在“五四”运动以前，除“新青年”以外，为了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李大钊等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这个刊物，曾连续发表了许多论文，来介绍苏俄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不断地驳斥了欧美各报对苏俄的造谣诬蔑，已经引起了胡适的不满。但当一九一九年四五月间“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这个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三部分知识分子在提倡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中互相合作形成了文化统一战线。不过到六月三日以后，当着中国工人阶级以强有力的战斗姿态，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日益广泛，影响日益扩大，并逐步的引导人民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在文化思想中也就增加新的内容。胡适代表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就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企图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并破坏他在群众中已经发生的革命影响。
胡适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在一九一九年七月间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他这样的说：“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了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高谈主义的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 懒。”又说：“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他的结论是：“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19)
胡适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其主要目的，是在反对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主张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他反对中国社会问题作根本解决，主张只可作一点一滴的改良。(20)
李大钊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八月间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严正地驳斥了胡适的谬论，并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走的道路，并指出下列几点：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研究问题，不能离开方法，缺了主义。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观点。
（二）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求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根本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想，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者“要做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不做这个实际运动，一切革命的主张，就“永远不能实现。”(21)
这次论战，标志了“五四”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从此以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右翼，就公开地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投降的反动道路上去了。
革命先烈瞿秋白曾这样说：“当时革命过程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式的知识阶层的最终的分化：一些所谓欧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丧家的’或者‘不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替新的反动去装点一下摩登化的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的青年，却更确定更明显地走到劳动民众方面来，围绕着革命的营垒，最优秀的最真诚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始终是要坚决的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22)
我们用这些话来衡量，胡适就是一个“不丧家”的“资本家走狗”，李大钊却是一个最优秀的最真诚的有光明理想的分子。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最主要的障碍，而另一个主要障碍，便是封建主义。所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像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翻他们在中国的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但胡适却坚决否认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死敌的狂妄谬论。
满清封建皇朝在被帝国主义侵略者打败以后，就逐步的向帝国主义者屈服，并依靠帝国主义者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在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以后，满清政府更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和看门狗。在一九一二年成立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仍是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封建统治者的政权。而各个地方军军阀，则依靠着各自的帝国主义后台，在中国各省各个地区实行反革命的封建割据。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的宣言里，分析了当时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局势，曾有下列一段话：“最近奉直的战争，在吴佩孚方面，英美帝国主义者站在他们的后面。……在张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其后盾。……吴佩孚战胜以后，北京政府渐渐落在亲美派的官僚手里，这是美国实现对华政策一个绝好的机会”。但在反动派的胡适看来，却认为：
（一）这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议论。”
（二）这种观察，“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
但这是一种瞎说的国际形势论。
其次他认为：（一）“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因为“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二）“日俄战争以后，因日本的胜利，而远东局面一变；辛亥革命以后，因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再变；欧战期内，因日本的独霸，而远东的局面几乎大变；欧战结局以后，又因中国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又经一次大变。”由是可以“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他认为：“现在尽可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所保障了，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23)
这明明白白要中国人民“逆来顺受”，好好地在帝国主义统治下过其亡国奴的生活。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是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他不承认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统治的谬论。
那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却用转移目标的方式，来混淆大众反帝的概念。他认为：“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24)
这当然是胡适对于帝国主义的公开辩护。
国际帝国主义通过中国军阀，以分割中国，从事掠夺，如果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不但中国政治上无统一的可能，经济上将陷于绝境。这个道理，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即已正确地指出来了：“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纠纷内乱不已，以获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观点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内乱又是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25)
这是一针见血的话，也是显而易见的事理。
自从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表面上虽声声口口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等好听的名词，实际上想把资产阶级剥夺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列强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轻轻地隐瞒过去。但是中国人民受了百余年来被侵略被压迫的惨痛经验，却最了解资本帝国主义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后，才能实现民族“平等”和“自决”。
其次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后，即统治中国的满清皇朝和以前各个封建皇朝一样，是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地主阶级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且还是中国内各民族的牢狱。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第一次大战爆发后，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要求：
（一）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旧礼教道德，反对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孔子学说。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独断的封建哲学宗教。
（三）为了传播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为了人民的启蒙而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化古交以及所谓“国粹”。
这就是说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在中国是存在的，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确和帝国主义同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胡适根本否认中国有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存在，所以他反对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他曾无知的说。“号称有主张的革命者，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几个抽象的名词，在那里变戏法。有一班人天天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又有一班人天天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我们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些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我们研究这些高喊打倒封建势力的先生们的著作言论，也寻不出一个明了清楚的指示”(26)。
这就是他不承认近代中国有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的谬论。
胡适不但不敢承认近代中国有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存在，而且颠倒是非的说：“骈交律诗，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的确确存在的时代，何尝有骈文律诗的影子，骈文律诗起于比较很晚时代，与‘封建主义’何干？那个道地的封建制度之下，人们唱的（如国风）是白话，写的（如论语）也是白话，后来在一个统一的帝国之下，前一个时代的活文学渐渐僵死了变成古文，被保留作统一帝国的交通工具，这与‘封建主义’何干？又如我们所攻击的许多传统思想和信仰，绝大部分是两千年的长期印度化的产物，都不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下原有的东西。”最后他作出了下列的结论：“把这些东西都归罪到‘封建主义’一个名词，其错误等于说痨病由于痨病鬼，天花由于天花娘娘，自缢寻死由于吊死鬼寻替身。”(27)
从这里可以看这位反动“哲学家”的思想方法，荒谬到如何的程度。
中国近代革命的敌人，既然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么中国近代革命的任务，毫无疑义，主要的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并且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28)
总之，中国应走的道路，不是一点一滴的改良办法，而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改良主义的失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显著的事实，用不着多说了。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决不是达到中国富强的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才能实现独立解放的要求。
三、胡适政治上的反动主张
胡适自从美国回来后，先在陈独秀领导部门之下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次年撰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九二四年夏，出游欧洲，归国后，任“努力周报”总归辑。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起而引导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胡适却和人民革命处在对立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进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胡适反革命的思想，也愈益显露出来，终于走向反动阵营里去了。一九三○年正式被选为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兼名誉秘书，又做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成为美帝在华的代言人。一九三二年后，又被任为东北政治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以及中英庚款委员会等委员，做了“过河之卒”。于是他运用了“五四”运动中窃取得来的地位，加以美帝在华代理人的资格，充分发挥了他的买办作用。同时因投靠蒋介石，做了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成为蒋介石卖国集团重要的组成员，而为美蒋合作的一座桥梁。
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背叛了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建立法西斯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中国的机会。胡适从此以后，便死心塌地的附从美蒋反动阵营下，于一九三二年五月间，大张旗鼓的办起为美蒋喉舌的“独立评论”，来抑压中国革命的高潮。他在“独立评论”周年纪念文字上就说：“我们最忧虑的，是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民的虚骄与夸大狂，是我们不认识自己的弱点与危机。我们认为这真是亡国的现象，所以我们不惜在大家狂热的虚骄心与夸大狂上面，去浇冰冷水。”(29)
胡适的反动外交主张，是通过美帝的指使，来执行“联日”“反苏”的政策。一九二九年在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最大的一次经济恐慌，很快蔓延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深刻矛盾，给了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个沉重的打击。帝国主义国家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他们用军事行动来重新分割世界市场、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面对着这种形势，日本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攻占沈阳，很快扩展到东北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造成“九、一八”事变。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一方面不反对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同时又不愿意日本独占中国，所以要蒋介石不准对日本抵抗；但表面上仍然表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于九月二十五日照会日本政府，要他们和平解决，不过日本不顾一切，终于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占领锦州，美国始由史汀生于同月七日向中日两国发出一个有名的“不承认主义”的照会。说什么：“最近锦州方面之军事行动，业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以前中华民国政府在南满最后存留之行政权，破坏无边。……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之任何条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之权利……美国政府无意承认”等语，胡适就奉为金科玉律，大事宣传，说什么：“这是一种新政治理想的第一次试验，成功失败，关系全世界人类前途。”(30)
美国帝国主义的根本政策，是容许日本占领满洲，并借此催促日本去进攻苏联，不要再往南发展。这在史汀生发出上项照会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另发表了一个“补充宣言”里解释得更清楚：
（一）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权利。
（二）不拟过问日本任何解决事件，惟此项事件，不得破坏美国权利……。
这就是美国不承认主义的精微奥妙作用。却给了胡适以活动根据。胡适为了配合日本的侵略，竟说“一九一四年比利时全国被德国占据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一八七一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我们也许应该等候四年，我们也许应该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四五十年算得什么。”(31)
在这里胡适公开成了不抵抗主义的代言人。
“九、一八”以后，日本没有恪遵美国愿望，去怎样大举进攻苏联，反而大举向南扩张，使蒋介石政权及美国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美国便以对待“九、一八”的方法为基础，大肆施展对日两面政策：即一方面于帮助日本取得满洲作根据地之后，又在中国内地继续让步，以贯彻鼓励日本反苏的方针；另一方面，则对日本扩张加以某些限制，装出一些积极对日的姿态，使日本不致过分妨害美国的利益。而对于正在发展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则坚决帮助蒋介石加以镇压。胡适是推行美帝联日反苏的信徒，首先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无耻赞美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伟迹，说什么“日本国民在过去六十年中的伟大成绩，不但是日本民族的光荣，无疑的也是人类史上的一桩‘灵迹’。任何人读日本维新以来六十年的光荣历史，无不感觉惊叹兴奋的。”(32)
用这些话来向日本军阀献媚，接着即和所谓“日本政论家”室伏高信以通信方式交换意见，露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来拥护“东方的遗产”说：“近年来北平访问的日本朋友，往往替‘东方的遗产’抱着过分的忧虑，仿佛宁愿东方少年人天天念阿弥陀佛，或打麻雀牌，而不愿他们心醉于‘唯物论’或信仰‘自由主义。这种忧虑，你的答书里也曾提及。……更可焦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也许在那拥护东方的遗产的大旗之下，做出一些自相残害的丑戏来，贻笑于世界。”(33)
室伏高信也这样地答复他：“日本与中国，日本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握起手来，努力拥护东方的自由，东方的遗产、与东方的文化，进而将世界史的舞台，迁到我们的东方世界上来吧。”(34)
这就是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东方的焦虑。
但是那时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停止内战和团结抗日。还在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准备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号召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同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国红军又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给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一封信，要求思国民党实行停战，并且组织两党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又作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不但发表了这些宣言通电书信和决议，而且派遣了代表多次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然而还是没有结果。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35)。
胡适却与此相反，他竭力主张反共反苏和联日，为美蒋合作而服务。他几次三番的通过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想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求得妥协，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反共反苏。至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利，是可以无条件的赠给的。当一九三四年十月间红军主力北上抗日，次年十月到达陕北，抗日高潮震动全国，日本到了此时，仍没有如美国所盼望向苏联进攻，而是接连几次发动所谓“华北事变”。到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外交部公布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旋任首相）提出中日关系调整中的“广田三原则”：
（一）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的政策；
（二）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加须以尊重；
（三）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
胡适为此在四月十二日发表了一篇“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认为今日日本军人提倡的“华北联合防共”的口号，只可以增加中国人民仇忌日本的心理。并且可以减少一般人民对共产党不同情的心理。”(36)
他提出了必须调整中日关系，但并没有提到“满洲国”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后，清华大学学生徐日洪（徐是胡适的学生）给他一封公开信说：“我奇怪的是先生所开的七项先决条件，竟无一条涉及我们那被侵占了的东北四省，难道东北四省是已成了事实，就可以撇开不谈了吗？！”其余反对胡适这些言论的人，纷纷不绝。例如四月十四日上海某报说他的话是“奴才相的梦想”。四月二十五日上海某周刊说他“抹煞了民众的意志”，“喊出了放弃已失土地”，认他为“民众之敌”，“国家之敌”。天津某报动了公愤，主张“驱逐胡适出华北”。
胡适的反动内政主张，是很显然表示“拥蒋”“反共”的反革命态度。当一九二二年二月华盛顿会议结束以后，英美和日本之间争夺中国的互相冲突，有了一个表面上的协调，但是实际上只是更换了些方式——减少互相间直接争吵的方式而加强间接争夺的方式——各自假手自己豢养的军阀政客，加紧进行争夺地盘的内战。
当这种英美势力在中国占到优胜的时候，美帝代言人胡适，就活跃起来。他以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身份，联合了当时国内一大批政治教育界人物，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三日发表联合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组织“好人政府”。他们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认为：“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他们认为：“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他们对于政治改革，提出下列三个基本的要求：
（一）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二）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等，因为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三）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飘泊，因为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37)
实际上，他们是想用改良方法，来阻碍革命的进展。
到了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发表了一篇“统一的路”。这个时候，正是国际行政院会议开幕的第一天，也是日本政府发表“对李顿报告的意见书”全文的第二天，他希望组织“一个可以肩负救国责任的统一政府”，主张采用大汉奸汪精卫所提出的几项办法：
（一）从近处下手，先造成一个模范的中央政治区；
（二）发展交通，以造成统一国家的物质基础；
（三）中央与地方均权，以造成共治的统一；
（四）建立民意机关，以造成超越割据局面的“全国的”最高统治权，以造成统一国家的政治基础。(38)
这无非为蒋介石做些镇压全国人民革命的准备工作，欺骗全国人民，来阻止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
中国的革命事业，早就已经有了正确的目标，有其一定的重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
（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新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的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39)
事实上，我们中国已经逐渐的这个有计划有重心向这个光明大道迈进着。但胡适于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文字上，仍然表示他对于中国前途抱着彷徨无措的样子。他认为：“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一切工作都成虚掷，都不能有永远性者，依我看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40)
这便是胡适蔑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反动表现。
胡适本是一个极力主张法西斯化教育的人，但他故意装成不懂的样子。他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发表一篇“所谓教育的法西斯蒂化”的文章，故意的说：“所谓‘打倒教育的法西斯蒂化’，只不过是一般无心求学有意捣乱的学生，信口编造出来的一种名词新戏法而已，本来是无意义的？！我们也不必追求他的意义。”(41)
这很明显的，他要故意的混淆法西斯化教育的面貌，使一般青年学生们堕入“五里务”中。
胡适对于中国学生爱国运动，一向抱着反对的态度。首先表现在“五四”爱国运动上面。自从一九一九年春间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对中国无理侵略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舆论沸腾，群情激昂，广大人民的反帝运动，就像火山一般的爆发了。五月四日，由北京学生发动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以及“抵制日货”等口号，领导着全国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因为全国反帝群众运动的高涨，逼使北京反动政府不得不让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运动传遍了全世界，给世界各帝国主义一个极大的震惊，而给世界人民以很大的振奋；但胡适他们并不作如此看法。他在“五四”运动周年纪念节和蒋梦麟发表意见：“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42)
他不但歪曲了学生爱国运动的真实意义，并且故意降低了“五四”运动的伟大作用。
“九、一八”以来，蒋介石抱着“不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秘密外交，例如“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察东谈判”……之类，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为了讨好日寇，出卖华北，下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等为委员，把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单独划成一个行政区域，以变相的自治使华北特殊化。
北方重镇的北平天津两市和整个华北的危亡，使全国各阶层人民感到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到处发出“救亡图存”的沉痛呼声。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中学学生万余人，不顾敌人枪弹刺刀的威胁，走上街头，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自治运动”等口号，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全民要求。游行队伍在寒风中进行，国民党军警用皮鞭、棍棒、水龙、刺刀，向手无寸铁的学生进攻了，当场打伤了一二百人，被捕数十名。这个悲壮激烈的爱国运动，引起了全国社会无限的同情，胡适却恰恰相反，用全力来阻遏这次大请愿游行后陆续罢课的不屈精神，于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了“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向青年学生们提出下列的“忠告”：
（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这种抗议作用的直接行动，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
（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一切少数人把持操纵一切浅薄的煽惑，至多只能欺人于一时，终不能维持长久，终不能积厚力量。
（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学生运动必须注意到培养能“自由独立”而又能“奉公守法”的个人人格，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在学校时决不会有真力量，出了校门，也只能配做“顺民”做“奴隶”而已。
（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只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只靠这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
他的结论是：“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在十几年前，学生的爱国事件，罢课可以引起全国的同情，但‘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43)
我们当然也承认学生的基本责任是学习，但在那种国亡无日的情况下，还要学生静静的坐在教室里，不许他们参加爱国运动，这在实际上是在替日寇与卖国贼效劳。
胡适的荒谬言论，没有发生丝毫的效力，相反的，青年学生们更壮大的奋斗，仍在继续酝酿中。十二月十六日，正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为了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为了答复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密组织和正确领导下，在这天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各校学生，冲破校门军警的包围封锁，走上大街，城外学生，也冲开城门，走入城内。三万多学生，挽手结臂组成了五路游行大队，高呼“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英勇的和大刀、水龙、寒风搏斗，在前门举行露天大会，通过
（一）誓死反对防共的伪组织；
（二）要求宋哲元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并抚恤各受伤受难同学，惩办凶手；
（三）不得禁止学生运动；
（四）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决议，并举行示威大游行。
但在胡适看来，更是觉得恐慌了。胡适为了破坏这个学生运动，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夜里又急急忙忙的做了一篇“再论学生运动”的文章，无耻的说：“我上回说的，罢课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厌恶，果然这几天全国的舆论，都是反对罢课的？！如果青年人不能接受这样恳切的劝告，他们决不能避免社会的轻视与厌恶？！”他最后表示为爱护青年人，不忍不向他们提出一个建议：“我们不但希望他们即日复课，并且希望他们请求学校当局取消本学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补课及考试之用。已提前放假的各校学生，也应该请求学校提早开学，并取消年假和寒假。”(44)
胡适这个诡计，是欺骗不了人的，因为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又常常是整个人民运动的发难者，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的要引导到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这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业已指出了这一点，在“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时期中，也不例外。
北平青年学生这种热烈爱国的精神，正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青年是革命的号角，“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正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这几次爱国大示威，给了全国以巨大的震动。响应这个运动而起来呼唤救亡的，有十二月十一日杭州学生大示威，十二日广州学生大示威，十八日南京、南宁、天津学生大示威，二十日上海、武汉、长沙学生大示威，还有保定、开封、安庆、徐州——等地的学生，也都作了游行大示威。总之全国各地通都大邑的青年学生，都踏着“一二、九”英雄们所开辟的血路前进了。接着北平、天津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又深入农村与工农抗日运动结合起来，并组织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
总之，由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及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欲以内战的手段，削弱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达到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及维持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因此，作为美蒋合作桥梁之一的胡适，更走上反动的道路。胡适他们的目的，原是为作孤立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结果却恰恰相反，被孤立的不是中共，也不是任何民主力量，而是反动派自己。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推翻了。
四、彻底清除胡适所遗留的毒害
鲁迅曾这样的说：“胡君治学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45)
三言两语，便可见到胡适鲁迅两人品格分野的所在。
关于胡适的美国市侩式的性格，和他并世的人，有不少的讥评。例如鲁迅就说。“近来的事，其实未必比明末更坏——我对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46)
又说：“胡博士是和英国绅士一鼻孔出气，他平日所交际恭维者何种人，而忽深恶富家翁耶！”(47)
鲁迅在这里一语道破了胡适投降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胡适诬蔑祖国的言论是很多的，举个例来说，他对于祖国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成绩，都是抱持一种诬蔑的态度。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他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土，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48)
这种祖国伟大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凡是稍有地理常识的，都是不难了解的，而生长中国长江流域富庶地带的胡适（安徽绩溪），反毫不感觉到祖国自然条件的伟大和优越，竟说：“中国是一座破产的舞台 ——穷中国，老天给我们祖宗的，实在不是‘地大物博’，而是一块很穷的地方，金银矿是没有的。除东北黑龙江和西南云贵一部分外，都是要用丝茶到外国去换的。煤铁古代是不需要的，土地虽称广阔，可耕之地，不过百分之二十，而丝毫无用之地，却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祖宗生下来就是在困难中。”(49)
这样贬低祖国的自然条件，正是胡适根本没有民族自信心的表现。
说到中国历史上的成绩，是伟大而且光辉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是劳动生息繁殖在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50)
这些都是毛主席从中华民族伟大的光荣的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宝贵教训，而胡适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他认为：“中国立国五千年，时时有西北的蛮族——匈奴、鲜卑、……不断的侵入，可说是无时能够自主的……这一出五千年的英雄悲剧……磨难太多了，失败太惨了？！”(51)
这些论点，完全表现出一种民族自卑的心理。
可爱的中国，百余年来，因为受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摧残，弄到国弱民贫的地位，尤其受到帝国主义的毒害，逼使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所以造成了这个局面，固然有些原因是由于汉奸卖国贼们的“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但这般可耻的人终究是少数，他们已经受到中国人民的抨击和唾弃。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是有良心的，有爱国热情的，是爱护自己的国家的，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继续不断的向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战斗，不让中国被帝国主义所灭亡，决不让子孙作亡国奴。中华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得自救。方志敏烈士曾在一九三五年所著“可爱的中国”的一书里，这样来鼓励我们：“不错目前的中国（按指一九三五年），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一个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和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的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他又继续的鼓励我们——中国将来美丽的远景说：“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候，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按指中国），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最后他还作出了下面十分有信心，有希望的结论：“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是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52)
读者们，方烈士这些话，都是千真万确的，是合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果然为时不久，全中国解放了，方烈士的期望也已经实现。
但是也有极少数甘心做亡国奴的懦夫，因为受到内乱外患的刺激天天磕着一些怕人的问题，他们既然不能体会中国过去伟大光辉的历史，也不能认识中国贫穷黑暗的背景，更不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是盲目的自怨自艾，垂头丧气。民族自信心已经堕落，民族自卑感随之增长，自己好像是一个将要断气的病人，中华民族好像无法救药的废物，他们不但自己作如此观，而且用这些悲观思想，来灌输青年学生们，胡适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胡适认为近代中国的仇敌，不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等，而是在贫困、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的“五鬼”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都不相干。他在一九三○年还是这样歪曲的说：“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个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53)
这些倒果为因的妄论，是不值得一驳的；但是我们知道胡适提出这“五鬼”的说法，是在企图转移中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革命事业，是有深虑存乎共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那第五个扰乱的鬼。胡适把太平天国列在这个仇敌里面，称之为“内乱”，义和团运动称之为“乱民”；对于辛亥革命表示反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认为是应当“围剿”，并且故意曲解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认为都是扰乱的举动。胡适并且说：“二十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发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54)
胡适为何说出这些荒唐的言论呢，一言以蔽之曰：在乎反对中国革命的事业，来贯彻其投降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而已。
胡适企图用各种歪曲的狠毒的宣传，来瓦解中国人民斗争的精神，来符合帝国主义者不战而降的“攻心”策略。从某些的人“月亮是美国的好”到“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观点中，发生了崇美亲美而鄙视祖国的丑态，是同胡适对祖国的污蔑和对美国的崇拜是分不开的。一九五一年二月间顾穆同志在其“怎样认识我们伟大的祖国”一文中，就这样说道：“现在还有些人有这样两种思想病：一种是害怕美国；一种是瞧不起中国。说得简单些，就是恐美和轻华。这两种病，外国人有，中国人也有。”他认为：“重新认识美国，可以扫除恐美病；重新认识中国，可以扫除轻华病。”(55)
这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必须根本扫除以胡适为代表的那套污蔑祖国和崇拜美国的“幽灵”，彻底扫除胡适所遗留的毒害，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思想与行动的准绳，就能引导我们民族到真正解放之路，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文注释：
(1)“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页六四五“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2)史密斯：“今日的中国与美国”页二一三——二一六
(3)“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十一号“纽约星期报”“论华人留学美洲之今昔”
(4)民国十一年五月十一日上海“时报”“世界周报”“欧美特约通信”
(5)“胡适文存”二集卷三页九五——九六“我的歧路”
(6)胡适：“藏晖室扎记”即“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五页一○五三——一○五四“我对于政治社会事业之兴趣”
(7)“藏晖室扎记”“自序”
(8)“藏晖室扎记”卷十七页一一四七“归国记”
(9)“藏晖室扎记”卷十五页一○八七“在斐城演说”
(10)“藏晖室扎记”卷十六页一一四四“辞别杜威先生”
(11)“藏晖室扎记”卷八页四九二“论充足的国防”
(12)“胡适自存”二集卷三页九六——九七“我的歧路”
(13)“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一号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14)“藏晖室扎记”卷十三页九三五“杜威先生”
(15)“胡适文存”卷二页一九七——二○二“杜威先生与中国”
(16)“藏晖室扎记”卷十三页九五九——九六○“国事有希望”
(17)“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18)“独立评论”第一四九号胡适：“纪念‘五四’”
(19)“胡适文存”一集卷三页九六——九九“我的歧路”
(20)“胡适文存”卷二页一四七——一五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21)“胡适文存”卷二页一六八——一七六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22)瞿秋白：“乱弹及其他”页三八四——三八五“‘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23)“胡适文存”二集卷三页一二八A——一二八F“国际的中国”
(24)“胡适文存”二集卷三页一二八G“国际的中国”
(25)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26)“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四页四四九“我们走那条路”
(27)“独立评论”第一五三号页二——三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病”
(2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六○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9)“独立评论”第五一号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
(30)“独立评论”第四四号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
(31)“独立评论”第四四号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
(32)“独立评论”第一七八号胡适：“敬告日本国民”
(33)“独立评论”第一八○号胡适：“答室伏高信先生”
(34)“独立评论”第一八○号室伏高信：“答胡适之书”
(3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三二一——三二二“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36)“独立评论”第一九七号胡适：“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
(37)“胡适文存”二集卷三页二七——三四“我们的政治主张”
(38)“独立评论”第二八号胡适：“统一的路”
(39)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
(40)“独立评论”第十八号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
(41)“独立评论”第八号胡适：“所谓教育的法西斯蒂化”
(42)“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一号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43)“独立评论”第一八二号胡适：“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44)“独立评论”第一八三号胡适：“再论学生运动”
(45)许广平：“鲁迅书简”页一一二“给台静农书”
(46)“鲁迅书简”页四五“给曹聚仁书”
(47)“鲁迅书简”页一一七“给台静农书”
(4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五九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49)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大公报”胡适：“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5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五九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51)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大公报”胡适：“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52)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页三五——三六
(53)“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四页四四二“我们走那条路”
(54)“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四页四六七“答梁漱溟先生”
(55)“新华月报”第三卷第五期顾穆“怎样认识我们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