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505
【总期号】33
【页码】19
【正文】
胡适在贩卖实用主义哲学的时候，是挂着达尔文进化论的金字招牌的。这一著颇能唬住一些人。有些人在上胡适圈套的时候，就是从他的“进化论”的“科学方法”开始的。
其实，胡适所标榜的进化论，只是庸俗进化论。而庸俗进化论和科学进化论，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
科学进化论是伟大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创立的。达尔文唯物地解释了生物对生活条件的适应性，并且科学地证明了现在形形色色的有机界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正如列宁所说：“达尔文推翻了那认为动植物种类是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而第一次把生物学放置到完全是科学的基础上来，确定了各物种的变更性以及其间的继承性……”(1)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才不仅把达尔文理论看作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认为达尔文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然科学的根据。(2)
正因为达尔文进化论推翻了生物科学中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然科学根据，所以资产阶级为了对抗唯物辩论法，就不得不采用新的斗争方式。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生物科学的急剧变革条件下，利用科学进化论的声望和某些辞句而编织了庸俗进化论。
庸俗进化论是对世界发展规律的一种错误看法，是变了种的形而上学。它只是把旧形而上学装上了表面承认发展观点的外衣。“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3)
这些与世界发展真实情况根本不相符合的看法，贯串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全部体系之中，构成了它的发展观；并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4)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胡适适合着中国买办阶级的要求，在贩运实用主义的同时，把这种庸俗进化论也贩运到中国来了，并在他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中大肆传布。
现在，我们就来剥掉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的科学外衣，揭露它的反革命本质，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一）歪曲本质联系的“祖孙方法”
科学进化论认为：生物与其生活环境，有有着内在的因果联系的；生物界的发展，是按着一定的必然规律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辨证法，则根据客观事实，把整个世界（不仅有机界）都看作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事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赖的、互相制约的。
胡适在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盗用科学进化论的联系观点时，发明一种“祖孙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是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子孙。(5)
表面看来，胡适好像真的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胡适在这里也反对孤立地看问题，也谈因果联系。其实，胡适所谈的联系，根本不是客观的必然的联系，而完全是主观捏造的偶然的联系。例如胡适在谈到个人与社会发展间联系时说过：“个人自有他不死不灭的部分，他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善恶，无论是非，都在大我上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6)这算是什么联系呢？这完全是对偶然性的盲目崇拜！试问，自命“尊重事实，尊重证据”(7)的实用主义者胡适，能够举出什么事实和证据来证明“一口痰”、“一个念头”、“一言”能引起灭族和丧邦的结果呢？天底下是找不到这样事实的。显然，胡适在这里是把偶然性提到第一位，而历史的必然性却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诚然，偶然性在历史中是起作用的，它会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特别会影响某一事件的发展进程，“倘若‘偶然事物’不起作用，历史就带着很神秘的性质了。”(8)但是，偶然的原因却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原因，它会为别的偶然原因所均衡，并最终地归到必然的发展过程中去。历史的总进程是由必然性的原因来决定的，是按着它自己的必然规律在发展着的。照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是决定社会面貌的主要力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终究会随着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建立在生产关系总和上的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化。由此可见，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主观意识、个人行为。个人，即使是历史上伟大人物，也只有当他的行为或多或少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时，他才对历史起着一定推动作用。而当任何个人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诗，也就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并最后为历史所淘汰；即使他对历史发展起过某种程度延绥作用，也只可能是暂时的，其影响也决不可能像胡适所鼓吹的那样“不能磨灭”。譬如胡适自己虽曾臭名远扬，目前在新中国某些人中虽还留下一部分遗毒，但胡适影响一定会被中国人民彻底消灭干净的，决不会像胡适所想的那样“不朽”下去的。
事实如此，那么胡适为什么还到处夸大偶然性，反对规律性呢？
原来这是由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我们知道：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和帝国主义者及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马克思主义向劳动人民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预告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这对胡适及其主子说来，是刺中咽喉的。于是，否认社会发展必然性的叫嚣，就从帝国主义及殖民制度的辩护士胡适嘴里发出来了。请听：历史像“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9)嗯，历史原是“没有”必然规律的，“可以”任胡适摆布的。“有博士头衔”(10)的胡适，又“涂抹装扮”成魔术师胡适了。不过，这出摆大钱的魔术太不精彩了，让他演给华尔街老板和蒋介石匪帮们去聊以自慰吧。历史是要走自己的必然道路的。
庸俗进化论者胡适既然夸大偶然现象，否认事物发展中的必然联系，他就必然在因果观上发生混乱，找不出事物发展的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尽管他自己宣称从来都是一头找原因一头找效果，“每做一件事，便问一个为什么”(11)的，其实这不过是骗人的鬼说。他从来没有找出过事变的真正原因。他常拿莫须有的、主观想像的原因来冒充真实原因，拿次要原因来偷换主要原因，拿外部原因来代替内部原因，倒因为果，倒果为因。
我们且举他在“九一八”周年写的文章为例，就可见一斑了。他说：“九一八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那么它的原因何在呢？胡适说：这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中用”，“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有病的”。那么我们民族国家的病又何在呢？胡适运用“祖孙方法”回答道：“我们的大病源，依我看来，是我们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二三十年前，人人都知道鸦片，小脚，八股为‘三大害’；前几年有人指出贫、病、愚昧、贪污、纷乱为中国的‘五鬼’；今年有人指出仪文主义，贯通主义，亲故主义为‘三个亡国性的主义’。这些话，现在的青年人都看做老生常谈了，然而这些大病根的真实绝对无可讳的。这些大毛病都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都是千百年来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这些老祖宗遗留下的孽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病。……这些病根不除掉，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什么民族复兴都是废话。”(12)
胡适这段话显然是十分荒唐的。谁都知道，“九一八”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扩张政策的具体实施，是美英帝国主义企图推动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反苏，以及蒋介石反动集团对内进行反人民战争与对帝国主义投降的结果。这才是“九一八”事件的真正原因。而胡适把原因归到我们自己的“不中用”，“我们……有病”，这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风度，不是偶然的。按照他自己的解释，这是服务于“攘外必先安内” ，是为了“反赤化”(13)。
其实，鸦片、八股、贫、病、愚昧等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方法和结果，绝不是什么我们“不中用”的“大病原”；这些“孽障”也不是来自什么“民族遗传”(14)，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从本质上看，旧中国衰弱的大病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是尽人皆知的；去掉这个病原，才会使中国得到解放，这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么，为什么偏是胡适看不到这些病原，而痛骂“老祖宗造孽”，而斥责“打倒帝国主义……是废话”，而高唱“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15)呢？
显然这又是胡适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出力的花样，他在这里又一次用他的“祖孙方法”来倒果为因、混淆本质与非本质联系，以达到他转移中国人民革命视线，消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目的。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庸俗进化论利用了科学进化论关于普遍联系的观念，遵照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要求，用非本质联系代替本质联系，否认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宣传因果联系上的主观随意性，来夸大偶然作用，颠倒黑白是非，以摧毁劳动人民的革命必胜信心。
（二）否认质变的“一点一滴进化”论
科学进化论被胡适歪曲利用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发展的观念。科学进化论第一次提供了生物界中发展的证据，彻底摧毁了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观点。它证明，现在的一切有机体，连人在内，都是从最初少数单细胞胚芽中长期发展而来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根据一切科学成就（其中包括科学进化论）和阶级斗争实践经验，揭示了自然界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地发展的普遍规律。
实用主义者为了对抗唯物辩证法而任意曲解达尔文进化论，并把达尔文进化论硬套到社会发展中去。他们否认发展中有质的变化，认为一个事物，或者古已有之，以后的发展只是辗转重复；或者是从另一事物的数的增减而来。因而一切事物之间，只有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差异。这个观点充满在胡适的全部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中。
譬如，根据胡适考证，社会主义在王莽和王安石手里，已经“做过……试验”(16)了。这就是说，今天的社会主义，原来没有什么新奇，它们不过是古代“社会主义”的简单重复罢了。
这种“辗转重复”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值一驳的。但是，它的政治目的却是值得注意的。它的政治目的就在于“证明”社会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不是吗？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有人“做过两次‘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不是都失败了吗？
庸俗进化论者胡适认为一个事物是从另一事物数的增减而来，因而没有质的区别的典型例子，要算他谈“人和畜牲的区别”的时候。他说：“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17)
这简直是对人类的侮辱！我们知道，人和动物（包括高等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胡适坚决否认这本质区别，其目的就在于要得出生物界的特殊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结论。其实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动物只能搜集生活资料，只能用改变自己的驱体和性能来适应环境的变更，所以动物和环境的关系是消极的，被动的。而人呢，则能制造生产工具，生产自然界本身没有提供的物质资料。人在生产过程中能利用客观事物规律，按照一定目的，并运用生产工具来改造世界，满足自己需要。所以人和环境的关系是积极的、创造性的。
由此可见，生物界发展的特殊规律，根本不能搬用到社会上来。而胡适却拼命要搬用“适者生存”“逐渐进化”等等生物界特殊规律到社会上来，这是因为他一方面想把人的活动解释成为盲目地“应付环境”，以便为他宣传反理性主义，实行愚民政策，及给反动阶级为“应付环境”而制订的冒险主义政策作辩护；(18))另一方面，他想把社会解释成“逐渐进化”，以便为他“一点一滴改造”的反革命改良主义找根据。他说：“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19)
胡适的这个“一点一滴”的进化论（即庸俗进化论）和科学进化论是没有“一点一滴”相似之处的。我们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既承认有机界发展过程中的量的进化（即胡适所谓的“一点一滴的进化”），也承认在量变到一定阶段时要发生质的飞跃（即胡适所否认的“拢统造成”或“根本解决”），正如达尔文向我们所证明的，这种质的飞跃是在漫长的时期中逐渐进行的。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更进一步地揭示出飞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爆发形式的飞跃；一种是逐渐过渡的飞跃。新物种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新质要素逐渐积累、旧质要素逐渐死亡的飞跃形式来实现的。
既然如此，自称“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20)的实用主义者胡适，为什么会否认有质的飞跃，而只看到“一点一滴的进化”呢？
原来，胡适歪曲和搬用生物进化观念，是为了对抗革命而来的。胡适“不承认根本的解决”，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公开提出的，是他“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21)时提出的。既然当时主张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那末，胡适反马克思主义的用心，是明若观火的。
胡适第一次正式提出“一点一滴的改造”，是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是因为不满意人们对新思潮（指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性质、目的的解释而发出的。胡适自己规定“一点一滴的改造”是“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22)，这种主张的实质就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者胡适想篡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使五四运动变质；想阻止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和工农群众的爱国运动相结合，打击工农群众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革命要求。
胡适以后进一步发展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23)，公开“不避‘反革命’之名”(24)，那是一目了然的，我们就不在这儿一一列举了。我们只想指出，胡适提倡在旧社会制度范围内求得一点一滴改良，鼓吹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25)，反对“根本解决”社会制度问题，居心是非常毒辣的。
因为，人民对反动统治的不满，胡适凭着自己的阶级嗅觉，是知道的。对“这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正像列宁所揭发的：“各资产阶级和地主政府的全世界经验中造成了两种……。第一种就是使用暴力。……另一种方法，……就是欺骗、笼络，讲空话，无数的约许，小恩小惠，让出不重要的，而保持重要的东西。”(26)后一种办法是“比较平和”的，因而也是比较毒辣的。胡适以惯于宣传和运用后一个办法而著名，而起家，而博得“文化班头”(27)的“美名”。
至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笼统反对改良，并不是不注意各阶级各阶层的一些特殊枝节问题（即“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改良只有在服从革命利益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社会中枝节问题的最后解决，只有当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解决了以后，才是可能的。这是因为，“这个那个具体问题”，原是由于政权掌握在反动阶级手里，生产资料控制在剥削者手里而引起的。“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28)
我们主张“暴力革命”，歌颂“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29)，这并不是我们“神圣上的不知足”(30)，并不是我们故意排斥“即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办法，只是因为当反动阶级在阶级社会中占居统治地位的时候，除掉暴力是没有别的办法来根本解决问题的。
胡适反对根本解决问题，反对革命，否认质变，并不常常采取直接反对这一种手法。有时候，只要对他反革命的目的“有点用处”，他也会不避采用“革命”之名，来进行他反革命之实。
一九三○年，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革命已取得一些胜利，并深入人心的时候，要想闭口不谈革命，已是不可能的了；原来的改良主义理论，已经不能使胡适“应付环境”了，“该换一个”了。正好，杜威这时候也“承认”起革命来。(31)于是，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里，也谈起“革命”来了。当然，胡适的“革命”，和我们的革命，是根本不同的。他的“革命”，“和演进只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绝对不同的两件事”(32)。他心目中的革命，是美国那种“渐进的”“革命”，他曾“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33)为了搞清事实，我们不妨费点工夫，看看这个“天天是革命”的美国“革命”究竟是些什么玩艺儿。胡适曾列举着说，在美国，‘社会化’的现象随地都可以看见”，“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工人……逐渐成为小资本家”。(34)……真是这样吗？我们举一个事实来看看：美国工人在美国全国生产品分配中所占份额，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九年间缩减了百分之三十五。(35)从这件事实中，就可以看到胡适无中生有，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嘴脸了。
总之，否认质变，反对革命，认为发展只是量的增减，主张“比较平和”的改良，这就是胡适庸俗进化论的第二个“法宝”
（三）抹煞矛盾斗争的发展动力说
庸俗进化论者胡适否认质变的观点，是从他否认内部矛盾斗争为发展源泉的谬论出发的。
科学进化论认为，有机体的繁殖过剩和生存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种间有着，而且在种内也有着），是有机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之一。这个论点，是正确地反映了有机界发展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进一步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发展的源泉都是矛盾对立面的斗争。
庸俗进化论者胡适无视客观事实，认为发展的源泉不是在对于立面的斗争，而是在于对立面的协调发展的动力不在事物的内部，而是由于外力推动，或者是由于人们的主观作用。
譬如，胡适说：“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36)。调和既是“一种天然趋势”，那么就是说，调和是发展规律了。
有时候，胡适为了不留一点含糊起见，把心情暴露得更彻底一些，公开反对起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来。他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着重点是我们加的）(37)资本家和劳动者“本来应该”、“而且可以”互助的？阶级斗争的“惨剧”（！）是“本不须有的”？这不过是胡适在自欺欺人罢了。人类既没有调和的“懒病”，胡适一流的资本家也没有对劳动者讲互助的心情。其实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靠着阶级斗争来推动的。历史上进步的、新的阶级克服没落的、旧的阶级的阶级斗争，总是推进人类物质和文化发展的动力。在当前历史阶段上，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劳动人民，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而对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是推动现今历史的动力。所以，胡适抹杀阶级斗争的目的，无非是要公开反对人民革命罢了。
至于胡适说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养成”的，这个“恭维”也未免太过火了些，这个“假设”也未免太“大胆”了。胡适要是真心“尊重证据”，随便查阅一下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远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养成”这个斗争的原因，倒恰恰是这个斗争的后果和产物。（附带说说，庸俗进化论者胡适又在这里倒果为因了）。而且，像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发现近代社会里有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互相间的斗争等，都不能归功于我。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还比我更早就指出了阶级间的这种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曾做过各个阶级的经济解剖。”(38)请胡适听听吧：资产阶级学者——你们的“老祖宗”——比我们更早就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了，这不是我们“养成”的吧。
如果自命训诂学者的胡适说：我这里用的“养成”，是指你们提高了劳动者的觉悟。这一点我们是绝不讳言的。我们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贯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历史使命和指导他们以斗争方法，把他们由自在的阶级提高到自为的阶级，并引导他们从被压迫到解放。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过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充分反映了客观事实和规律，因而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愿望而已。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是谁也“养成”不起来的。
胡适否认阶级斗争的事实，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是为其改良主义服务的。他曾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倡“自由社会主义”。照胡适看来，“自由社会主义”的方法，就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39)其实这个方法根本不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胡适代表反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方法，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
在反对阶级斗争，提倡社会调和论的同时，胡适也常把社会发展动力移到人们主观意志上去。譬如他说：“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权，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40)简单一句话，胡适认为：社会生产力、社会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因为人们主观上的不知足。那么我们不免要问：产生人们主观上不知足的东西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两千年前不知足的西方人没有创造出“摩托车文明”(41)来呢？而“知足的东方人”（据胡适“考证”：东方人是“懒惰的”“不长进的”“知足的”）的社会发展动力又是什么呢？庸俗进化论者胡适对这些问题是无法答复的。其实，主观上“不知足”，不但不是社会生产力、社会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意识产生的原因；相反，人们主观意识（包括主观上不知足在内）正是社会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际问题在头脑中的反映，没有客观社会存在，人类意识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做为一个庸俗进化论者，胡适也经常把事物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外力的推动。例如胡适认为“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民国四五年的时候”(42)，孔教就成为问题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这就是“孔教”这一社会思想“渐渐衰微”的动力。真是这样吗？东方文化从什么时候就与西方文化接近了呢？以“历史癖”自居的胡适，大概不会不知道吧！为什么那个时候“孔教势力”不“渐渐衰微”，而要等到“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呢？这又是胡适不能答复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事物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内部矛盾斗争，外力只有通过内部矛盾，才能加速或延缓它的发展。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于代表这两种势力的阶级斗争。一切外部力量，只有通过这内部斗争，才能影响社会的发展。当年“孔教”之所以发生动摇，之所以“势力渐渐衰微”，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是由于资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壮大，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尖锐化。就是说，“孔教”这一个社会思想意识的“衰微”，根本原因是在中国社会内部的，是由于内部矛盾斗争而发生的。至于“西方文化”，只有当它通过这些内部矛盾，才能对“孔教”发生一些影响，才能加速它的“衰微”罢了。
庸俗进化论者胡适，对这些真理和事实总是无知的。胡适在这里所以要把封建文化代表者——“孔教”的衰微归功于“西方文化”，原是为他的“全盘西化”论伏下一笔的，以便他转过脸来用“山姆大叔”的声调教训道：“中国人早肯洗心革面彻底欢迎西欧的物质文明，也不至有今日老背龙钟的状态了。”(43)正是：“这里千言万话，也只是——要牵着人的鼻子”(44)“向西去”！(45)
总之，胡适在说明发展动力时，是不惜用种种“外力”来抹煞内部矛盾斗争的。而这正是庸俗进化论中的主要观点。在这种“观点下，自我运动，其效力，其源泉，其动机，始终都看不出来（或把这个源泉移到外界去——移到神，主体等等方面上去），”(46)而这种观点在政治上，则是为宣传阶级协调、反对阶级斗争、牵着中国人的鼻子向西去的谬论做论证的。
（四）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白看到，胡适高唱“进化论”的“科学方法”，原是利用科学进化论之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这一点，列宁也早就指出过：“在廿世纪（与在十九世纪末叶），“一切人都同意”“发展的原理”。可是，这种表面的、未加深思的、偶然的、鄙俗的同意，乃是用来洇埋真理和使真理庸俗化的一种同意。”(47)
我们都看到，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之“同意”发展，就是“鄙俗的”。它和科学进化论毫无相同之处，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但是胡适却企图歪曲这三者间的正确关系，以达他宣传实用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他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48)陈独秀希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合作，当然是错误的。但胡适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科学进化论和庸俗进化论三者之间关系的解释，更是荒唐的。
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所以根本不相容”，并不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而是首先因为它们反映着不同的阶级要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反映着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它会“引起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的烦恼与恐怖”(49)；而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则是适应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而创立出来的。
其次，“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还因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对客观世界辩证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建立在全部科学事实基础上。而庸俗进化论则否认客观事实，孤立、片面地了解发展，并在歪曲了科学进化论的基础上，把适用于生物界的一些特殊规律硬套到社会发展上去。这也就是说庸俗进化论不过是变了种的形而上学，它分不清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看不到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看不出事物内部运动的源泉与动力。
这才是“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的真正奥妙所在。至于胡适所说的原因——“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则纯系无稽之谈。谁都知道，达尔文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给予达尔文主义的评价是很高的。倒是在实用主义者手里，像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达尔文主义遭到了严重歪曲。在这样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倒有权利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庸俗进化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至于胡适意义下的“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是完全无稽的。而胡适所以提出这条不存在的“原因”来，又和他一贯的手法一样：一来，他好避开“这两种方法根本不相容”的阶级根源；二来，他好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打发到“玄学方法”里去，而把“科学方法”的“美名”加到他自己的庸俗进化论身上来。可惜，胡适的这一著又落空了，被打发到“玄学方法”臭水沟去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是满身发臭的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自己！ （一九五五年二月）
正文注释：
(1)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文选第一卷页九九（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
(2)例如，马克思在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刚出版后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在最近四个礼拜，我读了些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一本是达尔文的‘天然淘汰’，是用英文写的，虽然解释很粗糙，但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观点却提出了自然的历史的根据”。（马恩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页五五一。）
(3)“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七六七。
(4)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运动，这“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例如满清时代的康有为派的变法运动（参看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另一种是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用来对抗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革命的改良手段，它是彻底反动的。胡适就是中国英美派买办资产阶级的后一改良主义的代表。本文以下所用的改良主义均指此。
(5)“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卷二页二○○。
(6)“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页六三六。
(7)“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卷二页一八八。
(8)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一日致顾格尔曼的信”。转引自康斯坦丁诺夫“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民出版社）中译本页四○。
(9)“实用主义”，胡适文存卷二页一○六。
(10)“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卷二页一八七。
(11)“新生活”，胡适文存卷四页一四九。
(12)“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论学近著页四七三——四七四。
(13)胡适在“欧游道中寄书”中贡献反共妙计时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是‘反赤化’”。
(14)“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论学近著页四七三——四七四。
(15)“我们走那条路”，胡适论学近著页四四二。
(16)“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页七一。
(17)“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二页二一。
(18))参阅“实验主义”真理论部分，胡适文存卷二。
(19)“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页一六四。
(20)“实验主义”，胡适文存卷二页八二。
(21)“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卷二页一五○。
(22)“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页一六四。
(23)“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页八五。
(24)“我们走那条路”，胡适论学近著页四五一。
(25)“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卷二页一五三。
(26)列宁：“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文选第二卷页三三，着重点是原来的。
(27)鲁迅：“王道诗话”，载“伪自由书”页五一。
(28)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页一七六。
(29)马克思：“资本论”一卷页九四九。
(30)胡适：“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页二一。该段全文见本文（三）。
(31)参曹孚：“杜威批判引论”，载“人民教育”一卷六期。
(32)“我们走那条路”，胡适论学近著页四四七。
(33)“漫游的感想”，胡适文存三集卷一页五八。
(34)“漫游的感想”，胡适文存三集卷一五九页。
(35)马罗祖夫：“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化”页六九（三联书店版）。
(36)“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页一六一——一六二。
(37)“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卷二页一九六。
(38)马克思：“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致韦得梅耶尔信”，载艾思奇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
(39)“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页八五。
(40)“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页二○——二一。
(41)“漫游的感想”，胡适文存三集卷一页五三。
(42)“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页三七，原句为林语堂的话，胡适是完全赞同地附录在自己文章后边。
(43)“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页三七。原句为林语堂的话，胡适得意地附录在自己文章后边。
(44)“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页六四五。
(45)“漫游的感想”，胡适文存三集卷一页六一。
(46)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页二七九（着重点是原来的）。
(47)列宁：“哲学笔记”一九四七年俄文版三二七页。
(48)“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页六三○。
(49)马克思：“资本论”一卷页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