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贝金
【期 号】198905
【总 期 号】194
【页 码】99
【正 文】
内容提要：布朗基是马克思主义前的一代革命家，最早的“工人共产主义”的代表者。布朗基的历史功绩在于其所创造的“工人共产主义”，是不同于空论社会主义的实际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经桥梁。布朗基所从事的革命斗争为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布朗基仍只是一个反对空想的空想共产主义者。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作为19世纪叱咤风云的英雄，在工运史和社会主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有关他的事迹和学说的评介，卷籍浩翰。我国涉及到他的书文也算不少，多数是褒扬、肯定，不少评述也有偏颇、指责过多之瑕。究其原因，除了缺乏对第一手材料的掌握外，主要的还在于把布朗基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代人，从而对他的要求过高。为了更恰当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此浅论以求教于研究者。
最早的“工人共产主义”代表者
布朗基生于1805年。在他13岁进入中学时，马克思才诞生。在他19岁参加秘密革命组织烧炭党，开始政治活动并于翌年进入巴黎大学时，恩格斯还只是四五岁的孩提。布朗基在28岁已初步形成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其标志是他在1834年3 月于《解放者》杂志发表的《谁做的汤应该谁来喝》一文。他在该文中主张消灭剥削，提出了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公有的平等思想，并认为“只有用协作制代替私有制，才能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公平统治”⑴。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十多岁的中学生，初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这篇文章的发表到标志科学社会主义正式诞生的《共产党宣言》问世计有14年之久。由此可见，布朗基与马克思、恩格斯无论在年龄差别、革命活动的先后和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间来看，都有一代人的距离。所以，恩格斯称“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⑵。
恩格斯曾把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德空想社会主义称为“工人共产主义”⑶，以此来表示它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即“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不同性质，也表明它与马恩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综观这一时期的法德早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状况，可以说，布朗基是最早的工人共产主义的代表者。
以布朗基、卡贝、德萨米、皮佑、魏特林为代表的19世纪30—40年代初的空想社会主义，出现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开始趋向没落，走向反面，而科学社会主义尚未诞生这一短暂的时期，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它是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在这次革命中出现的早期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而布朗基能够占据工人共产主义的鳌头地位，除了客观条件之外，又是同他本人的生活状况密切联系着的。
布朗基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曾参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并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在拿破仑帝国时期被委任为州长。1815年波旁王朝的复辟，给他全家带来严重灾难。因此，布朗基从小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复辟王朝的种子。1824年，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毅然参加了当时法国最大的秘密组织烧炭党，从事反对复辟王朝的革命斗争。虽然布朗基否认自己是巴贝夫的学生，但他参加的这个组织恰好是以巴贝夫密谋思想为武器的。在1830年以前，布朗基不仅读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当了倾向圣西门主义的勒鲁所办的《地球报》的速记员，而且涉猎过巴贝夫的亲密战友邦纳罗蒂写的《为平等而密谋》一书，并同他交往甚密。这对布朗基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法国的社会主义是“通过政治达到的”⑷。布朗基的“工人共产主义”主要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起来的。1824年，查理十世即位，妄图全面复辟，把法国拉退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加紧推行一系列的反动政策。人民对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巴黎的工人首先武装起来，筑起街垒， 于1827年11月与反动宪警发生流血冲突。布朗基与许多学生也走上街头， 与工人并肩战斗。到了1830年7月，以议会选举为导火线， 这种冲突终于由抵制国王的行动演变为武装起义。当革命爆发之际，布朗基就毅然拿起枪杆，站在战斗的最前列，并鼓动群众投到革命队伍中来。这次革命历时三天便取得了胜利，赶走了查理十世，宣告复辟王朝统治的结束。这次革命的迅速胜利，给予布朗基一个错觉，以为只要在巴黎举事夺得政权，全国就会翻天地覆，革命即会大功告成。这从此后布朗基的一贯策略和行动中得到了验证。
七月革命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自由派和共和派合作起来进行的，它使资产阶级取得了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土地贵族的决定性胜利。然而，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刻，袖手旁观的大资产阶级赶忙出来阻止成立共和国，把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抬上王位，建立了“七月王朝”。新王朝代表了一小撮银行家、交易所大王、煤铁矿和森林所有者，即被马克思叫作“金融贵族”的人的利益，它“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⑸。这样，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就被大资产阶级独吞了。因此，七月王朝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便为争取实现共和国而斗争，无产阶级也继续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在此情况下，刚上台执政的金融贵族立刻背叛了革命时期的同盟者，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这就激起被统治阶级对新的统治阶级的同仇敌忾。早在1830年，共和党人就组成“人民之友社”，布朗基是该社首批的成员并成为它的领导者之一和左翼力量的骨干。1831年7月，包括他在内的“人民之友社”15名领导人，因该社所办刊物发表攻击菲力普政府的文章，被以“违背出版法和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同年11月，爆发了里昂纺织工人第一次起义，发出了“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战斗誓言，提出了派工人代表参加政府的要求。布朗基对这次起义深表同情和支持。翌年，在著名的“十五人诉讼案”中，布朗基代表15名被告并以无产者身份出庭，发表了理直气壮的辩护词，把审判台变成演讲台，公开申明自己是“一个被剥夺一切公民权的无产者”⑹，揭露政府名义上代表全国实质是充当特权阶级和寄生阶级的工具，并为里昂工人起义声辩。在他交保释放后，又发表长篇演说，指出现政府同波旁王朝一样是人民的共同敌人，1831年里昂起义标志着“你死我活斗争”的开始。尽管这时布朗基所说的无产者，实际是穷人的同义词，但也表明他已开始离开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基地，转到工人群众方面来了。
1834年4月里昂工人第二次起义，进一步用“不共和毋宁死”的旗帜取代原来的战斗誓言，公开宣称工人要进行自己的革命，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实际上，他们是以社会主义战士的姿态出现，与金融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了。金融王朝对工人起义的血腥镇压，使资产阶级共和派失魂落魄，从进攻转向退却。而工人却没有被吓退，就在二次起义被平息后不久，布朗基便发表了上面说过的那篇标志他的共产主义形成的文章。他再一次为里昂起义辩解，写道：“里昂工人不久前举行了罢工。但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六万工人不得不在几十个工厂主面前屈服，求饶。饥饿压服了反抗。这种坚决抵抗的意志是令人赞叹的。工人们受了多少苦难，实在忍无可忍，最后才会强硬起来反抗压迫。”⑺此后，被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很快地相继自动解散各个政治组织，工人群众便与他们分道扬镳，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秘密革命组织，为争取社会共和国而斗争。原来共和派的一些左翼分子也靠拢到这些组织中来。于是，一个崭新的政治派别——工人共和派出现了。1835年布朗基参加并领导的“家族社”就是工人共和派的秘密团体。该社宣布以反对特权分子和大资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为宗旨。1836年，反动当局制造了一个诬害家族社的假案“火药事件”，包括布朗基在内的24名领导人被捕。1837年布朗基因大赦获释后，立即着手把原“家族社”的成员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另建新的秘密组织“四季社”。四季社把用共和国即平等的政府来消灭王权、贵族和压迫者作为斗争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它“已经成为纯无产阶级的组织”⑻。当然，布朗基也已成为工人共和派的领导者之一。从此，他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他的工人共产主义理想而顽强斗争，并试图把它同早期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布朗基的工人共产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是很不相同的。第一，它只是法国一国的产物，而不是国际的产物。第二，它产生于最初的工人运动。虽然工人阶级“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⑼，但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状况。由于当时法国的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很发展，无产阶级的意识亦还很薄弱，组织也极分散，里昂工人两次起义只是表明“工人阶级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只是“刚刚从一般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带有个别爆发的性质”⑽，而不是作为整个阶级的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布朗基的共产主义，也只是同这些“刚刚参加到运动中来的无产者的尚未成熟的意识是完全符合的”⑾。第三，它主要是从革命斗争中探索而形成起来的，具有自发的又是非常现实的性质。而这种思想特点又是受当时法国那种政治关系很发展，阶级斗争激化的状况制约的。因为在当时，一切学说如果不具政治形式就不能在全国发生作用。布朗基吸取了七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深懂为了实现平等社会必须有革命的学说和实践。可是，当时的法国没有像德国那样发展的哲学，因而不能像德国共产主义者那样通过哲学，即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并运用它对现存的经济、政治关系进行批判来探索共产主义。
正是这三个主要原因，决定布朗基的工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其诞生时不可避免地是空想的，因为它是在还没有具备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那种主客观的综合条件下产生的。对此，恩格斯曾经作过精辟的分析：“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⑿布朗基的学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革命性同科学性的分离。它的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确实是令人钦佩和赞叹的，但其科学性、理论性则贫乏得让人惊异。所以，“这种共产主义”，诚如恩格斯所说的“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⒀。它不能给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和途径，又不能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真正力量，从而，也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科学社会主义的桥梁
有些同志由于把布朗基视为是马恩的同时代人，因之只注意到前者和后者的区别而忽视两者之间的联系。其实，法德的工人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一个过渡阶段，可以说它是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而布朗基就是这座桥梁的奠基者。他的共产主义较之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具有极其不同的特点。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不是“想象中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⒁；不是“空论的社会主义”，而是“革命的社会主义”⒂。列宁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时着重指出：“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⒃。的确，只要对布朗基的思想体系进行深入考察，便可发现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早期的马恩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和帮助。
布朗基的学说直接来源于巴贝夫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丰富和发展。恩格斯曾指出：巴贝夫主义是“超出整个世界秩序思想范围的思想”，“这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讨，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⒄。意思也是说，它是可以而且值得批判继承的。因此，无庸置疑，发展了巴贝夫主义的布朗基的学说，也就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借鉴材料。概括来说，布朗基的工人共产主义思想包含着的合理思想主要有五点：
第一，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
布朗基接受圣西门关于历史进程是从低向高发展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用劳动分工制代替个人单干制，这是人类生活的一大变革。但是，这种劳动分工只是个人协作制，即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实行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制度，具有个人主义的性质。因之，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抓住协作这个工具，通过不平等的交换，产生了高利贷、资本主义剥削，以及这种剥削的致命后果，不平等和贫困，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同时，正是这种劳动分工制彻底地否定了个人的独立性，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用自己的手给自己带来了致命的创伤。为资本服务的协作就这样变成了使资本不能长期经受下去的祸害”⒅，从而使人类更接近全面协作制的共产主义。据此，他说：“任何进步都是共产主义的一次胜利……共产主义和文明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⒆。“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是由一只有两只脚、没有羽毛、没有翅膀的鸟，在人类社会的一个角落里产生和孵化的鸟蛋”⒇；它不是在书斋里空想出来的，也不是像卡贝那样办共产主义公社实验能够建立起来的。虽然布朗基还不能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来说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而且错误地把不等价交换看作产生资本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原因，但他已意识到比较发展的劳动分工协作和资本的私人所有的对立，为共产主义创造了前提条件。这种包含着历史唯物论因素的见解，可以说是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在历史观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
第二，对共产主义的空想猜测是徒劳无功的。着眼点在于为它准备条件。
布朗基坚信共产主义最终一定会实现，但也认为那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无需我们来为后代预先提出组织新社会的建议。他说：“我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为明天的组织工作准备良好的物质条件，其他一切都不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21)因此，他批评了那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所提出的理想社会方案。基此，布朗基只是粗略地设想共产主义的图景，并认为只要为人民指出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就会像带电的火花，照耀并激励人民群众，使他们行动起来，燃烧起来。按他的意见，共产主义将是“整个国家的全民协作”，“没有专制、没有束缚、没有任何压迫的全面协作”(22)。也就是说是一种消灭阶级，完全平等，实行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和生产社会化的社会。那时，不仅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可憎的……自称为政府的东西”，而且必然是“文明的最高峰”(23)。博爱精神代替了个人主义，文化极高，人们将比现代的科学院士还要聪颖锐智。布朗基对共产主义所采取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比起那些对理想社会作浪漫式的描绘的空想家是高出一头的，基本上同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卦先生对未来的预言，而是在于为无产阶级指出正确方向的见解相符合。
第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是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
布朗基的暴力革命思想是在对当时法国的阶级、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其内容。早在1832年，他就相当深刻地指出，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躲藏起来的中产阶级，骗取、夺得胜利果实，人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登上政治舞台之后，立刻便被赶下台来，结果，这次革命便“以建立中产阶级的专权统治，加深工人和农民的贫困，使法国在泥坑中越陷越深而告终”(24)，从此，中产阶级和人民之间将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25)。里昂工人起义就是这场斗争的开始。今后斗争不再是在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了，因为资产阶级出于对人民的仇恨而要求他们从前的敌人给予他们一臂之助。鉴此，布朗基认为“必须把国家重新交给人民，因为只有人民才能拯救国家”(26)，并提出了让3300万法兰西人民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要求。但在30年代，布朗基主要致力于搞密谋起义，只是在四季社秘密传播的号召书中才动员公民们拿起武器惩罚暴君路易·菲力普，“消灭王权和所有贵族，用共和国，也就是说用平等的政府来取代它们”(27)。到了1848年，布朗基在二月革命后组织的“中央共和社”已不是密谋团体，而是一个扩大工人武装和动员群众的俱乐部。它公开向人民指出：“资本的暴政比军事和宗教的暴政更加残酷”，中央共和社的目的，也即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资本暴政”(28)，建立不同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的共和国，确立起消灭剥削统治，解放工人的新秩序。
同年5月布朗基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认真总结了48年革命的沉痛教训，进一步分析拿破仑第三上台后的政治形势，指出“富豪贵族”已经取代“世袭贵族”的统治，社会已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波拿巴的统治是以资产阶级作为他的援军来支持的。取得统治的资产者已转变为压迫者，调转头来反对可怜的人民。因此，这场斗争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租金和工资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29)，是不可调和的。基此，他坚决反对走中间道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就是革命，革命就是社会主义”的战斗口号和以革命人民武装消灭反革命武装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手段的思想。他强调指出：“法国有了武装的劳动人民，就是社会主义的来临。”(30)
到了60年代，布朗基的暴力革命思想又有新的发展。他看到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确立，从而把斗争锋芒指向整个资产阶级。除了重申“资本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外，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比旧贵族制度更巧妙、更可怕的金融、工业和商业三个封建制度，把整个社会踩在他们的脚下”(31)。他确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社会“只能在摧毁了旧堡垒的基础上才能建立”(32)。这就是说，要推翻的不仅是资产阶级政权，而且是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用布朗基的话来说，就是“金钱皇帝的统治”。所以，他宣布“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33)，主张把吃人肉的筵席搞乱，坚决反对用和平方法来改良现存制度。
布朗基所主张的暴力革命，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要建立的共和国，即所谓“人民自治共和国”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他把解放工人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把特权阶级，即贵族、僧侣和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所有这些，与当时的马恩的政治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1850年布朗基的代表才能够同马恩达成关于推翻特权政权的协议。对此，马恩兴高采烈地宣布：“布朗基所领导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从法国革命派参加到我们队伍来了。”(34)
第四，废除旧的国家机构，建立革命政权，实行革命专政，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
按布朗基的意见，在革命胜利以后到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有一个巴黎专政的阶段。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绝不能靠强迫命令来实现，它应该等待国家自决的来临，而自决只能在知识普及之后才能产生。”(35)因此，他不同意革命后立即实行共产社会的主张，认为这只是一种善良愿望，同现实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他说，革命秩序不是旦夕能确立，新社会也不是翻个筋斗就会建成的。他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就要有一个革命政权来帮助人民直接行使他们的权利”(36)，这个政权又须是由全国人民选举产生的、实行革命专政和人民自治的政府。他把这个政府称之为“巴黎专政”或“贫民专政”。因为在他看来，“巴黎决不是局限在本身利益范围内的一个都市，而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代表”(37)。而贫苦劳动人民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翁。革命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废除现存的国家制度，撤消司法机关，辞退法官，解雇所有高中级官吏。取消旧军官，驱逐一切黑军，建立一支国家常备军，实行全民皆兵。把僧侣和贵族驱逐出境，对罪大恶极的敌人交付法庭惩办，不给敌人任何自由。废除教会，没收教会和被驱逐贵族以及共和国敌人的财产，逐步推行协作制。对大工商业进行监督，勒令它们照常营业，不得解雇职工，不得减少工资；凡不接受监督者，由国家派人管理。尊重中小业主，不侵犯他们的利益。对农民采取谨慎的态度。不侵犯中小私有者的财产，允许他们自愿参加协作制。改革税制，用直接税、累进税、遗产税代替旧的一切捐税。总之，革命政权必须使国家成为穷人对付富人的“宪兵”，为过渡到“平等共和国”创造条件。
布朗基的革命专政思想实质是全体劳动人民对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的专政。他把这种专政看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并提出了不少合理的革命措施，特别是关于废除旧的国家暴力机关代之以崭新的革命政权的思想，无疑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一定贡献。虽然它同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尚有本质的区别，但比巴贝夫的劳动者对反革命和寄生阶级专政的思想是更接近科学的了。
第五，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思想。
如果说布朗基在30年代是一个蛮干的冒险主义者的话，那么在40年代以后他确实接受了血的教训，越来越注意斗争策略。他既注意到武装斗争同其他形式的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同合法斗争相结合，也注意到在坚持以暴力革命为立足点的原则下的必要妥协，强调在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同时也可采用别的斗争形式。1848年3月，他利用舆论揭露了临时政府旨在排除工人代表参政的制宪阴谋，逼迫制宪议会选举延期举行。他一方面组织15万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当权的资产阶级右翼组成的五人执政委员会企图迫使无产阶级在劣势情况下决战的阴谋，以及被推翻的金融贵族和封建势力卷土重来的危险，竭力劝说工人不要去冲击国民议会。在60至70年代，布朗基进一步总结了革命实践经验，明确提出要“既拿笔杆子，又拿刀剑”(38)的思想，并以自我批评的方式着重指出：“重要的是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组织起来。不要再搞这些混乱、孤立、分散、盲目行动、毫无纪律、没有一点集体思想、各自一方、完全根据自己意愿办事的起义。”(39)当布朗基派于1870年8月和10月在巴黎发动起义时，布朗基都曾认为时机不成熟，予以劝阻，但没有被接受。他培训了一支6000人的精干武装队伍，为巴黎公社起义的核心力量作好准备；又在《老实人报》和自己创办的《祖国在危急中报》上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宣传共产主义和革命，分析时事形势，动员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反抗外敌。他既坚决反对国防政府的卖国政策，又主张在共同对敌的前提下支持政府。尽管他一贯反对改良主义，认为选举、立宪都无济于事；办国家工厂、合作社和信贷储蓄银行只是用福利幻想来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平分土地也“并不是一剂救药，而只会使贫困和痛苦更加普遍化”(40)；但他肯定了罢工斗争，把它看作是反抗压迫的一种临时的防御工具。他修改了把资产阶级同僧侣贵族一起驱逐出境的方针，对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大资产阶级实行监督，对中小企业主予以保护，只对那些参加反革命的分子和拒绝、反抗监督的分子进行坚决的镇压或取缔。事实表明，那种把布朗基说成是一个始终贸然从事武装暴动的密谋家，十足的盲动主义者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反对空想的空想共产主义
虽然布朗基不赞同对共产主义作乌托邦式的描绘是颇有见地的，反对离开国家政权问题奢谈社会主义，主张“只有在政治改革后，才能进行社会改革”(41)，也是十分正确的；然而，这是基于他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革命行动，而不是把它作为思潮、理论、运动、制度来全面理解。因之，他就忽视了对工人运动状况的深入考察和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进行探索和论证。恩格斯中肯地指出：“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42)理论上的薄弱肤浅使他的学说始终没有上升为科学，因而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反对空想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其空想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唯心史观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导。尽管布朗基在自然观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不能唯物地辩证地去认识社会历史，错误地认为“规律”只是对自然界才有意义，而历史过程却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因此，他只是在形式上接受圣西门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而不能像圣西门那样从历史事实出发去认真地探索和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可以说，较之圣西门，布朗基的历史观只是在个别方面有所前进，从总体来说是退步了。他不了解原始社会，也不能认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他把理性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把历史发展过程简单地归结为是从个人主义向博爱主义的转变。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获得解放，主要是由于自身的愚昧无知和私心太重，从而把共产主义看作思想条件的产物。据此，他特别强调教育的决定意义，硬说：“解放人的工具不是手臂，而是脑袋，而脑袋只有经过教育才有活力。”(43)他甚至由此作出荒谬的结论：共产主义“是教育的结果”(44)，“人民的得救要依靠教育”(45)。显然，布朗基完全不懂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尤其是丝毫不了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停留在道德谴责的范围，竟把资本说成是“被盗窃的劳动”。在他的社会共和国方案和共产主义蓝图中，根本没有涉及到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的问题。
第二，从理性主义走向个人英雄主义。应该承认，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以革命为职业的布朗基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一定认识的。他在分析1848年革命后的形势时指出：“工人联合起来的力量，使工人不再屈服于老统治者的意志了。”(46)但他又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自己救自己。从而“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份子的阴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47)。
他在40年代以后固然也注意到发动和组织群众，可是毕竟是很有限的，其范围没有超出巴黎地区，真正有组织的队伍也没有超过万人。他依靠的只是少数信仰他的主义的革命分子。所以，与其说布朗基在搞群众运动，毋宁说是在运动群众。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而他所主张的专政，实质上“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48)。
第三，英雄史观的直接后果使他陷进主观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泥坑。布朗基也不断回顾、反省革命实践，但他只是偏重在策略和战术上的检查，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只要起义计划得周密和少数人的勇敢壮烈行动，就会取得胜利。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取经验教训。所以，他总是不顾主客观条件，把革命的成功寄托在偶然的事变上，从而导致他所发动和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列宁正确地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不应当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过程上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49)
假如说，布朗基学说的空想性质，在它诞生时，主要是由于30年代法国的不成熟的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决定的，那么，到了40年代以后，它仍然不能冲破空想的樊篱，则主要是受他本人的世界观和生活状况所制约。布朗基既没有高深的哲学造诣，也没有精湛的经济学修养。他读了一些马克思著作，但不甚了解。他写了不少文章，企图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显得务实有余而理论阐发不足，充满革命热情而缺乏冷静的科学分析，而且行文也不连贯。不过，我们在指出他的严重缺陷时，必须肯定，他毕生忠实地实践他的下述诺言：“一个革命者的天职，就是不断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到死为止。”(50)他不愧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51)，为革命者树立了光辉典范。
正文注释：
⑴《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下同）第33页。
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页。
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页。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6页。
⑹⑺《布朗基文选》，第1、30页。
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19页。
⑼《列宁全集》，第13卷第453页。
⑽《列宁全集》，第1卷第278页。
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3页。
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注。
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页。
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
⒃《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
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⒅⒆⒇(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布朗基文选》第79、77、93、91、75、92、19、21、26、36、47、63、54、78—79、83、9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66页。
(35)(36)(37)(38)(39)《布朗基文选》第99、36、99、152、153页。
(40)(41)《布朗基文选》第108、12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8页。
(43)(44)(45)(46)《布朗基文选》第102、83、102、106页。
(47)《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1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8—589页。
(49)《列宁全集》，第3卷第277—278页。
(50)《布朗基文选》第15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0页。
【责任编辑】刘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