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素凤
【关键词】法国女性主义/女性力比多/女人话/阴性书写
【期号】199905
【总期号】254
【页码】100
【正文】
〔内容提要〕 与注重批评实践的英美女性主义传统不同，法国女性主义较注重理论的建构。其中，依丽格瑞与西苏在对解构理论与精神分析的借鉴与批判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女人话”与“阴性书写”的可能性，试图在话语实践的层次上颠覆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二元对立逻辑。这种对以差异、多元为本质的“阴性形式”的探讨，使得女性主义在当代文论中取得了一个前沿的位置。
如果说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对女性文学史的重建与文学经典的重新评价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那么法国女性主义则在当代文本与书写理论的开拓上扮演了一个前沿的角色。法国女性主义深受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与精神分析等理论的影响，同时又以性别视角对上述理论做修正性的阅读，甚至是批判性的改造。本文在以下的探讨中，将介绍法国女性主义的两位大将：吕丝·依丽格瑞(Luce Irigaray)与埃莲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她们提出了“女人话”与“阴性书写”的概念，作为颠覆男性中心思维模式、开创文化他途可能性的一种尝试。
一 依丽格瑞与“女人话”
依丽格瑞的理论起于对拉康与弗洛伊德两位精神分析大师的发难，其中语言是她批判的一个支撑点。早在她第一本著作《痴呆症的语言》(Le Langage de dements)中，依丽格瑞就指出女性语言与痴呆症患者语言在内在结构上的类似性。她指出，痴呆症的语言特色是，“被谈论多于谈论，被发言多于发言，因此痴呆症患者不再是一个发言的真正主体……他只是从前所发出言语的一个可能的发声筒而已”①。根据依丽格瑞的说法，痴呆症相对于语言结构这样的被动、模拟的关系，正是女人相对于菲勒斯中心话语的写照。
追根究源，女性这种近乎失语的状况是因为父权文化在神话、律法、宗教等种种制度中对女性全面的围剿，从而切断了女性与自己的根源——母亲——的关联。在依丽格瑞看来，弗洛伊德与拉康的俄狄普斯情结与象征秩序，所描述的正是这段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对女人压抑的机制，他们的性心理发展理论，恰是父权文明史的图解例示：“照说弗洛伊德理论确实给了我们一些可资动摇整个哲学话语秩序的东西，可它在论及性别差异的界定上，却悖论地仍旧顺服于那个秩序。”②依丽格瑞所说的那个哲学话语秩序，指的是“同一的逻辑”(the logic of ｔhe same)。西方形上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究其实也正是这种同一性逻辑的运作：把事物以“A”与“非A”的模式分类，前者作为正面价值。因此，后者就不是一个自给自足、拥有独立内涵的名词，它是一个“无定形的”（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词，要靠“不是A者”来定义。在这样的同一逻辑的作用下，我们的文化事实上就是一部男性自爱史，两性差异被化约为男性与他的否定面，如同依丽格瑞所说的：男性中心的形而上学逻格斯“把所有他者都化约进一个同一的法度里(the economy of the same)……把两性的差异从一个‘阳性主体’(a masculine subject)自我再现的体系里根本拔除”③。女人在这个阳性主体自我再现的文化体系中，退居为客体，被否定了主体性。因为只有这样，男性作为主体的地位才可以得到保障并维持相对的稳定性。在父权话语里，女人是被置于再现体系之外的：“她是缺席、否定性、黑暗的大陆，或者了不起是个次要的男人(a lesser man)。”④
依丽格瑞认为拉康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呈现的是男性价值的世界，就以俄狄普斯理论(或称虚构?)为例，它充满了男性一厢情愿的投射，女人被描述成“匮乏”，男人从一开始就是男人；而被阉割的女人，一无所是，必须借着“女性特质的伪装”，进入男性欲望的体系，才能变成“正常女人”⑤。依丽格瑞论道，“精神分析声称俄狄普斯情结是不变的、普遍的结构；对我来说，这是非历史的，而且，事实上是太天真了”⑥。依丽格瑞也批评拉康的无意识理论：拉康的无意识／语言机制得以运作，是(至少是暂时)系于阳具的进入。作为优位能指，这似乎意味着“除了男人给她的那个无意识以外，女人就没有无意识可言”⑦。因此，她对心理分析的修正性阅读，就是要反拨女性在象征秩序中形同放逐的情形，她强调女性要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再现自我。
依丽格瑞认为要打破菲勒斯中心的二元对立(或者更切实际地说，同一的逻辑)，建立新的两性新伦理、新秩序，唯有让被压抑的阴性重寻一个主体的位置，重寻一个发言的位置：一言以蔽之，她认为我们需要“文化的另一种语法或文法”⑧。而这一切的工作先要回到起始点，也就是“两性差异”之上。从这个出发点，依丽格瑞发展了一套与男性话语完全不同的女性力比多理论，她指出，相较于集中在阴茎的男性性爱，女性性爱遍及整个身体。依丽格瑞把女性身体界定为一个“弥散着情欲的天地”，她说：“女人的欲望大概是跟男人的欲望说着不同的语言，而它也大概被自古希腊以来主宰西方的逻辑所淹没了……女人到处都是性器官……有关她愉悦的地势分布(geｏgraphy)比想像的要分散得多，差异更多元、更为复杂、更为微妙。”⑨这种性特质也构成了女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女人始终是多数……他者原本就已经在她内里，以自体快感(self-eroticism)的方式为她所熟悉。”因此女人跟男人不同，她不会为了自己而挪用、占据他者；相反地，她的性特质让她不断地融合她自己和他者。女性不占有，但却注重“邻近感”(nearness)Ｂ１０。这是性欲集中于阳物、只有单一式快感的男性所无法理解与代为言说的。
基于对女性与男性不同的生理形态(morphology)，依丽格瑞尝试建构一种可以外于父权象征／语言秩序的语法与文法，她名之为“女人话”(le parler femme)。女人“多数”、“多元”、“以触觉为优先”的力比多使“阴性”、“女性”不能被包覆在菲勒斯逻格斯中心(phallologocentric)“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之内。它是流动的、不可定于一的、包容的。“女人话”也有相同的特性。依丽格瑞是企图在女性特殊的性爱形态学、与打破西方逻格斯中心线性逻辑的叙事之间，建立一个隐喻的关联：在男性中心的逻格斯体系中，不合阳具象征秩序的阴性力比多、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能涵盖者，都被排拒在其再现体系之外，两者有着同质同构的内在关系。因此，这个多元的、流动的、包容的女性生理形态与力比多，被拿来引申为对抗逻格斯中心同一逻辑的他途再现方式：也就是以“女性力比多——多样性欢愉——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来对抗“阳具——单一式欢愉——同一性逻辑”。
不过，依丽格瑞也并不是在女人——女人话——非同一性逻辑之间，划上一个简单的等号：女人并不就一定说着“女人话”。“女人话”是已被压抑的语言形式，必须自觉地去寻回并实践它，而“女人话”的实践也只能在父权象征语言的缝隙中，以戏拟、模仿等姿态展现：“她不能假装是在某种外在于父权制的纯粹女性主义领域中写作：如果她要别人不把她的话语当作是无法理解的絮絮叨叨的话，她必须模拟男性话语。而女性气质只能在她自己模仿的符号和字里行间留下的空隙中寻求了。”Ｂ11这样充满符码意义的“女人话”只有在文本书写中才能展现它的威力。
依丽格瑞自己的书写就是这种“女人话”文体的展现。她的作品呈现了各种文体交错相间的形式，无法用传统的概念如虚构／非虚构、论述／抒情、散文／诗歌等来区分；她的作品同时也打破各种专业之间的领域，既是哲学、政治科学、社会学、文学，又不完全是上述的任何一种。有时从法律、哲学、精神分析、神学，到政治科学、语言学，同时出现在一个文本中，甚至出现在同一页中。依丽格瑞也善于运用互文游戏、双关语、戏拟与反讽等技巧，强调行文的多义性、流动性。举例来说，她的重要著作《非单一的性》，就是部分是诗歌与半理论体文本，部分是传统式的理论文本，甚至还有对她的另一本著作《另一个女人的内视镜》相关研讨会的笔记。书名本身也大玩双关意义的游戏，原文“Ce Sexe qui n'en est pas un”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一个性别不是一个性别”，点明了女性在菲勒斯中心(phallic)文化中的实际处境；二是“这个性别不是单一的”，点出依丽格瑞对菲勒斯中心性别建构的批判与颠覆。短短一个标题，既道尽、也以形式实践了此书的中心要旨。在她对男性哲学大家思想的探讨文章中，常常把自己的声音与这些哲学家的声音、文本交错间杂，而行文之间也刻意戏拟他们的论述，最后经由前后的矛盾、裂隙，进而消解她戏拟对象的文本。
二
西苏与阴性书写
西苏本身是位多产的作家，从60年代迄今已出版了40本左右的书及100余篇专文，包括小说、戏剧、哲学、女性论述、文学理论与批评。虽然创作甚丰，这位被德里达誉为“思考的诗人”的女作家，在英美女性主义论坛却是以她的理论文章著称，尤其是她所提出的“阴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的观念。
西苏自称受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启发甚深，在她最早对书写提出探讨的文章《突围》(“Sorties”)中，就以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重新界定阴性想像为出发点。文章一开始，在“她在哪里?”的标题之下，西苏列举一系列二元对立词语与概念：主动／被动，太阳／月亮，文化／自然，日／夜，父亲／母亲，头脑／情绪，理智的／感性的，逻格斯／情感……。她认为所有这些二元对立都隐含了一个秩序的概念，而男／女的二元对立是所有这些秩序式二元对立的原型。男人是与上述二元对立的前者，也就是正面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女性则是被联系于秩序中负面的、居于下风的那一方。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深深嵌入我们文化的各个层面，结构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西苏指出，二元对立是一种“暴力”的关系，在我们文化里、在每一种话语里，都不断上演着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暴力。“在这致命的二元区分中，阴性词语的那一方总是逃脱不了被扼杀、被抹除的结果”Ｂ12。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我们文化中运作的结果使得女人的存在于是只有两种状况：一是当男人的“他者”(the other)，一是根本不存在、根本想都没被想到。就算男人愿意开始对女人作一些思考，也往往草草了事，女人终究仍是不可想、不必想的。
女人要脱离男性加诸于她身上的秩序，就得要为这“不可想”与“不必想的”写入意义。海德格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指出主体是在语言中建构的。书写在西苏眼里，也是女人可以抵抗男性中心象征／语言秩序的一个领域，而且是一个充满颠覆与救赎意义的领域：“只有在诗意的写作中，通过对文法的颠覆、在语言内求取某种相对于性别法则的自由度，生命的奥秘、连续感才会出现。”Ｂ13要发展一种抵抗二元对立的书写方式，只有让那一切二元对立中被压抑一元的原型——阴性——来总领整个行动。西苏追求一种新的“阴性形式”，它不像“阳性形式”那样，倚赖征服与掌控，它可以“接受‘混沌’，它尊崇、颂扬差异”Ｂ14。西苏在她形同“阴性书写”宣言的重要论文《美杜莎的笑》一文中，以热情、激昂的言词指出，这样的阴性形式是“颠覆的”，它具有“火山爆发”一样的能量，它将带来对旧的、阳性形式所支撑的“规矩方寸”(property)的翻覆，它将“扬长一笑，打破一切‘真理’”Ｂ15。
由于女人在菲勒斯象征秩序中是他者中的他者，西苏与依丽格瑞同样，转向女人的身体，她的力比多、她的欲望、她的想像，从中寻求阴性书写的动力与泉源。西苏指出女性的书写所遵循者必与菲勒斯中心秩序不同，菲勒斯中心秩序的运作法度是掠夺与占有，而“阴性书写”遵循的则是一种“施予”的法度(the economy of gift)。西苏在女性力比多与“阴性书写”之间找到一种同质的律动，同样是多元、富于变化、充满节奏感，而且是不占有的。这是一个没有主体对客体的掠夺、物我相忘的境界，这也是为什么在写作上，西苏会特别推崇巴西女作家克雷丽丝·李丝白克特(Clarice Lispector)的作品。她认为李丝白克特超越了阳性以占有为主的法度，她的作品述说“尊重”、述说“适当的距离”。要保持这种“适当的距离”，只有通过毫不留情地“去自我”(de-selfing)的过程，她列举了李丝白克特《星的时刻》(The Hour of the Star)书中的一段文字来作说明：“这个故事的情节将会把我变为他者，最终把我赋形而融入(materialization into)一个客体。是的，或许我能够到达一种似笛声般甜美的境地，使我自己与藤蔓交缠。”Ｂ16
值得注意的是，西苏虽然受到德里达的影响甚深，但她的“阴性书写”却发展了另一种不同的内涵。德里达等男性解构作家，在文字、文本的游戏中，看到的是意义的不可能，西苏却在差异与矛盾中，体会到其中可以创造的“可能性”。如同莫伊在比较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与西苏的文本理论时所说的，“前者表征了绝对的丧失，那是一个主体隐没于无物的空间；而后者总是终究能在想像的富足中，收拾起它种种的矛盾”Ｂ17。
西苏进一步指出，这种只知给予、尊重客体、物我两忘的境界，源自前俄狄普斯那母质的丰腴与圆融。在这个母亲与小孩仍未被象征秩序割裂的前俄狄普斯时期，爱意的触觉与无我的倾听，不是占有的“凝视”，而是人们与客体、他者感知交换的途径。它是一个“充满丰裕想像的时期，身体的延伸感或欢乐似乎没有什么尽头，没有自我与母亲／他者的区分”Ｂ18。西苏指出，倾听潜意识的声音，以回复到那自我与他者水乳交融的情境是“阴性书写”的必要条件。许多人对西苏“阴性书写”理论的质疑，集中于它与生物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关联。此外，把“阴性”与非理性、无秩序、原欲的流动等联系在一起，是否使得有关女性、阴性的论述事实上是应合了所谓的菲勒斯二元对立的框架。西苏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上述潜在的危险，因此，她自己也强调“阴性书写”并不能界定，所有对它的描述，比较恰当地说应该是对它的可能性的探讨，这种描述是在一个过程中，而不是已有了一固定领域的界说。因此，对西苏而言，阴性可以包涵非理性、无秩序等，但后者是不能完全界定阴性的。西苏也指出，作者的性别与他们的作品是不是“阴性书写”没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在现阶段女人比男人更可能采取一个开放、质疑的态度，但我们都继续在性别角色间游移，“有时采取防御的、‘阳性’的位置，有时则冒犯禁忌的危险，有时却综合两者的元素”Ｂ19。事实上，她认为前俄狄普斯时期就是一个双性性欲的时期，因此，不论男性或女性都可以回溯这种原初的力比多能量，创作出阴性文本。只不过由于一些历史文化原因，妇女在现阶段比男性更接近一个阴性的法度。
西苏也对她的双性观念作了一番说明，她指出她所讲的双性与双性同体的旧说不同，后者是男性中心思维的产物，它事实上是在“阉割的恐惧”与对一个“完整”的存在(意味着人是不完整的存在)的交相作用下，对“异己”的收纳，它最终导致的是“差异的抹平”。西苏把她所倡导的双性称作“另类双性”，它是多元、可变的，它“不消除差异，反而鼓动、追求、增加差异”Ｂ21。
在这一点上，西苏对双性的观念，似是给“阴性书写”从本质主义的批判解套，但另一方面，与她强调女性力比多特殊性的其他论述之间，不免还是有矛盾之处。她强调男女皆能够书写阴性文本，似乎削弱了她在鼓吹“阴性书写”时，对它可以给女性带来救赎力量的说法。也许这是一个带着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思考的诗人”容易有的倾向，诗意的狂喜常常不自觉地淹没了对论述条理的界定。西苏自己也意识到这些矛盾，她自己也说，“我有能力进行哲学论述，但我没有这么做。我容许我自己被诗意的词语所引诱”Ｂ22。
三 小 结
一些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不论是“女人话”或“阴性书写”，都明显地忽略了社会历史因素，缺乏政治实践的积极性与有效性。把语言与书写的颠覆视为“阴性形式”，使得这个名词的词意变得太过空泛。因为这样一来，几乎上百年来所有的先锋文学都可以被看作是“阴性书写”。西苏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男性先锋大师如乔伊斯、卡夫卡与热内的推崇可谓一例。法国女性主义者的文本理论在解构男权中心与二元对立思维上虽然展现了激进的先锋性，但另一方面却把“女人”这个范畴给抽象化了，这样一种“抽象化”的女性论述无法解决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平等与剥削。
把对菲勒斯逻格斯中心机制的颠覆置于“阴性书写”、“女人话”之上，是否真是纸上谈兵?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凯特琳·克雷蒙(Catherine Clement)曾对西苏发出质疑说，人不能在语言与欲望的层次上搞革命。西苏回答，人不能不考虑语言与欲望而搞革命。不论对西苏或依丽格瑞，“女人话”、“阴性书写”都是从文化上层结构中最深层、最精微之处，对一直以来主宰着人类意识结构的菲勒斯逻格斯中心话语，从根本上进行颠覆。根据福柯的说法，“话语”是构成知识的方式。各种话语不仅是思考、产生意义的方式，更是构成它们试图掌控的那些主体的无意识与意识的心智活动、以及情感生活的要素。不管是身体、思想或情感，它们只有在话语的实践中才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依丽格瑞与西苏的文本实践，所做的正是某种重新建构性别意识的话语性实践。书写就是解放的“实践”本身，而并非只是解放的“工具”而已。
此外，与英美传统的女性主义比较，依丽格瑞与西苏对当代批评理论话语批判性的对话，有助于女性主义在当代文学批评论坛上取得一个前沿的位置。她们在文本与书写理论中所展现的开创性，使得当代任何文论都必须回应女性主义理论所提出的各项问题与假设。在某个意义上，这正是对男性中心话语的一个有效的颠覆与改造。
注：
①④Ｂ11Ｂ17托洛·莫伊(Toril Moi)：《性别：文本政治》(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梅逊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第134页，第140页，第121页。
②③⑤⑦⑧⑨Ｂ10吕丝·依丽格瑞(Luce Irigaray)：《非单一的性》(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第74页，第133～134页，第93页，第143页，第101页，第31页。
⑥依丽格瑞：《女人的放逐》(Women' Exile)，收录于黛博拉·凯默伦编《女性主义语言批判》(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anguage:A Reader)，路特利支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Ｂ12Ｂ18潘·莫里斯(Pam Morris)：《文学与女性主义》(Literature and Feminism:An Iｎtroduction)，布雷克威尔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第122页。
Ｂ13Ｂ16西苏：《极度的忠诚》(“Extreme Fidelity”)，收录于席勒斯编《书写差异》(Writing Differences: Readings ｆrom the Seminar of Hélène Cixous)，空中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第19页。
Ｂ14席勒斯编《书写差异》，序文，第3页。
Ｂ15西苏：《美杜莎的笑》(The Laugh of the Medusa)，收录于埃莲娜·马克思(Elaine Ｍarks)等编《新法国女性主义》(New French Feminisms)，马赛诸塞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
Ｂ19Ｂ20席勒斯《埃莲娜·西苏读本》序文，第28页，第254页。
Ｂ21维瑞娜·康利(Verena Conley)：《与西苏的访谈》(An Exchange With Hélèene Cixous)，收录于《埃莲娜·西苏：书写阴性》(Hélène Cixous:Writing the Feminine)，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
【作者简介】宋素凤，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邮码：250100。
【责任编辑】陈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