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文汉
【期号】199205
【总期号】212
【页码】87
【正文】
内容提要：日本汉文学是日本人用汉文创作的一种表现本民族思想感情的文学，是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古代汉文学是在消化吸收了中国汉魏六朝文学与初唐文学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至8世纪末已产生了《日本书纪》、《风土记》、《怀风藻》等不少作品，形成了以贵族、官吏和僧侣为主体的汉文化圈，为下个世纪汉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在日本古代，不论是天皇诏书，还是诔辞铭文、诗赋文章，都是用汉字、汉文写成的。即使在公元9世纪前后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假名以后， 也仍然仰慕中国文化，视汉学为正学。汉学是王公大臣的必修学问，是文人学士的进身之本。特殊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诗人和汉学家，使他们创作出许多掷地有声的汉文学作品。直到近代，日本文坛始终存在着两大派系：一是用中国的语言和表达形式创作的汉文学；一是用和语创作的日本本民族的传统文学——和文学。自古以来，汉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就占有重要地位。
既然日本的汉文学是借用外来语言和形式表达本民族思想感情的产物，其特点就必然具有双重性：即外在形式和部分内容一定会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而演进；感情内涵必将在日本民族自身修养的提高及社会思潮的推动下而升华。纵观日本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至奈良时代（710—794）末，日本古代主要是学习、模仿中国汉魏六朝和初唐时期的文学；平安时代，《白氏长庆集》最受日本人推崇；宋诗在中世时期的禅林文学中颇有影响；及至江户时代，中国历代的优秀作品都为日本人珍爱，作家个性得到充分发挥。就总的发展趋势看，尽管日本的汉文学比中国文学滞后几十年乃至数百年不等，但是中国历代的主要文学风格几乎都在日本上演了一遍。为了便于深入探讨，本文的论述范围只限于日本古代的汉文学。
一
日本“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古语拾遗》第5页）。当时，日本列岛只有口头的传承文学， 书面文学是在中国汉字传入后才产生的。
汉字传入日本的时代较早，汉光武帝赐给倭王的金印就是汉字书刻。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汉字并没有成为日本人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据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治世时，百济王遣阿直歧、王仁携《论语》、《千字文》赴日，教太子菟道稚郎子研读。从此，日本人开始系统地学习汉文典籍。王仁是居住在百济的汉人。一批批中国人东渡，不仅教会了日本人养蚕、织布等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教会了日本上层贵族使用汉字，给日本列岛带去了古代文明。
日本最早的汉文作品见于《宋书·倭国传》。据该传记载，公元478年，倭王武上表宋顺帝，奏称自己“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倭王武即日本第21代天皇——雄略天皇。表文共200余字，所述内容与史实相符，绝非宋书的作者沈约杜撰。表文的风格气质极类《左传》，又受魏晋时代兴起的骈文的影响，行文简约，谦敬辞用得贴切。后人怀疑当时的倭人尚无如此汉学功力，表文可能是归化人（定居日本，已成日本国民的汉人）所作。
6世纪末，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建立了隋朝。几乎同时， 日本由推古女王继位，圣德太子摄政，史称推古朝（593—629）。从推古八年（600 ）开始的15年间，圣德太子连续4次向隋遣使，积极摄取大陆文化，努力推进政治改革。
首先制定《十七条宪法》，规定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和义务。又借鉴隋朝吏制，用儒学的德、仁、礼、信、义表示官阶高下。政治上的改革极大地削弱了豪族势力，使日本社会暂时趋于稳定。遣隋使的成功，使成批的日本人直接接触到了大陆文明，返回时又带走大量汉文典籍，供更多的人学习使用。社会的实际需要和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汉文化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为汉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不过，推古朝仍然处于汉文学的准备阶段，留下的作品不多，仅圣德太子的《道后碑文》和《十七条宪法》比较引人注目。推古四年（596），圣德太子率惠总法师、葛城臣等游于道后温泉，兴之所至，属文勒石，留道后温泉碑。现在碑已无存，而《释日本书纪》留有其文：“惟夫日月照于上而无私，神井出于下无不给，……沐神井而疗疹”，“椿树相荫而穹隆，实想五百之张盖，临朝啼鸟而戏＠⑴。丹花卷叶而映照，玉果弥葩以垂井。”作者称温泉为“神井”，并叙其功用，然后形象地描写了温泉的景色。细细揣摩，碑文的整体构思很象后汉张衡的《温泉赋》，但在语言方面运笔比较舒缓，词富而不奢，不象汉赋那样铺张扬厉，夸饰瑰奇。
推古十二年（604），圣德太子受西魏苏绰《奏行六条诏书》中“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教化”、“其三尽地利”、“其四擢贤良”、“其五恤狱讼”、“其六均赋役”的启发，亲自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它的制定，集中体现了推古朝的治国方略和汉学水平，具有较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宪法前两条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宪法列条成文，言简意赅。一、二条述其总纲。作为施政之本，突出强调“以和为贵”、劝民信佛的宗旨，反映了圣德太子时代儒佛并存的文化背景。同时，宪法还对人伦大纲、为臣之道等作了详细规定：明确提出“君则天之，臣则地之”；要求百官“承诏必谨”，背私向公，“绝贪弃欲，明辨诉讼”；告诫臣民“以礼为本”，“无有嫉妒。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妒之患，不知其极”等等。宪法所表达的思想极为复杂，除儒释道诸家思想外，还包含着“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的皇权思想与“使民以时”，“勿敛百姓”的民本主义。另外，上述引文中的许多词句都可以从汉籍原文中找到出处。诸如《文选》、《孝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韩非子》、《史记》、《汉书》等对它都有影响。尤其是《论语》影响更大，更深刻。
天智元年（661），天智天皇继位，定都近江。近江朝（661—671）竭力倡导文治，认为“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于是，“建庠序，征茂才，定五礼，兴百废”，遂使天下大治，“岩廊多暇。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均引自《怀风藻》序）。遗憾的是天智天皇死后，皇子大海人与大友为争帝位，同室操戈，使近江朝的汉诗文大都毁于战火，仅存大友皇子的五言诗2首。 其一《侍宴》：“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其二《述怀》：“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羞无监抚术，安能临四海。”前首作于天智七年（667），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作者以光耀日月、“德载天地”盛赞天皇之德，借万邦臣服、三才（天地人）昌泰表述国强民安，确有几分气势。但是，从内容上看，是典型的应酬场面的公宴诗，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有学者认为该诗“文字典丽，气象雄大”，是凌越隋唐诗人的“千古绝唱”（冈田正之《近江奈良朝的汉诗文》），实属过誉。作者在第二首诗中表示要承天教，从祖训，辅弼天子监抚万民，而又惭愧自己没有这种能力，其态度是谦恭的。这或许也是大友皇子自身性格的表露，因为他弘文元年（671）即位后才8个月，就被赶下帝位而自戕。
近江朝毁于兵燹的多是这类宫廷诗。其作者则是天皇身边的廷臣贵族、文人儒士。现存的两首都是五言四句诗，说明近江朝的诗人尚不具备作长诗的素质，他们需要从简单的五言诗入手，先易后难，逐步掌握创作汉诗的技能。
二
和铜三年（710），元明天皇定都平城京，日本历史进入奈良时代（710—794）。奈良时代以唐朝为典范，开始全面大唐化。政治上，为进一步加强皇权，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署衙，并以唐朝律令为蓝本，制定出“大宝律令”，诏谕天下。在文化方面，提倡政教合一，尊佛尚儒。朝廷置大学寮（国子监），设大学头（国子监祭酒）、文章博士等文官。大学寮开设明经、纪传、明法、书道、算道、音道等六科，招收四品以上的贵族子弟入学，让其学习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及隋唐律令等，成绩优秀者，授予官职。在生活方面，大到仿唐都建造京城，小到服装饮食、日常礼仪等均依唐俗。于是，世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唐风日盛。史书《日本书纪》（720）、方志《风土记》、汉诗集《怀风藻》（751）等相继诞生，从而把古代汉文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日本书纪》由舍人亲王等奉诏编修，计三十卷，另附一卷天皇系谱。内容为神话、传说与皇室大事记，叙事简洁明了，极富文学气息。但是，由于编修的目的是突出皇权、张扬神道，所以神话部分大多失去原始形态，切削之痕随处可见。有时文章过于苛求华美，借用汉籍原文偏多，不少地方甚至是几句或成段摘用。例如卷首“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⑵而含牙。及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精妙之合抟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后地定”一节基本取自《淮南子·天文训》；继体天皇二十二年十一月条的“大将军物部大连亲与贼帅磐井交战于筑紫御井郡。旗鼓相望，埃尘相接。决机两阵之间，不避万死之地。遂斩磐井，果定疆场”，则分别袭用《梁书·侯景传》中的“旗鼓相望，埃尘相接”和《三国志·吴书·孙策传》中的“决机于两阵之间”等。据此推断，编修者确实想在雕琢文章方面下番功夫，可惜卷多量大，其汉学功力尚不足以驾驭这种长篇巨制，只好采取拿来主义，借用汉籍原句穿插其间，以增文采。
和铜六年（713），元明天皇诏令各地撰写《风土记》，录其物产、地名由来、神话传说等。现存常陆、出云、播磨、肥前、丰后五国《风土记》及其逸文，撰述者多为地方官吏。《风土记》虽然与《日本书纪》同属官撰，但因撰写时无须处处突出皇室，所以少了许多忌讳和束缚，再加上书中有奇闻逸事点缀，使文章越发富有生机。其中，尤以《常陆风土记》最有特色。其内容编排精当，杂而不乱；用词经济，没有繁缛的堆砌。当描写行方郡地貌时，作者假托天皇巡幸：“于时，天皇……，停舆徘徊，举目骋望，山阿海曲，参差逶迤。峰头浮云，谷腹拥雾。物色可怜，乡体甚爱。”当写到筑波郡时，则又是另一番景致：“夫筑波岳高秀于云，最顶西峰峥嵘，谓之雄神，不令登临。但东峰四方磐石，升降峡屹，其侧流泉，冬夏不绝。自坂以东，诸国男女，春花开时，秋叶黄节，相携骈阗，饮食齐赍。骑步登临，游乐栖迟。”文章信笔写来，似行云流水，再不是蹩脚的“拼盘”，显然是在充分消化吸收了汉文学的基础上，凭借较高的文学修养写就的，非大手笔难以完成。它的作者就是《怀风藻》的作者之一——常陆太守藤原宇合。
《怀风藻》是日本第一部汉诗集，编者淡海三船。该书辑诗120首，其中4首有题无诗。集前有序，概述前朝文运，又及编辑目的、题名等。序中说：“余以薄官余闲，游心文囿。阅古人之遗迹，想风月之旧游。虽音尘眇焉，而余翰斯在。抚芳题而遥忆，不觉泪之泫然。攀缛藻而寻遐，惜风声而空坠。遂乃收鲁壁之余蠹，综秦灰之逸文。远自淡海，云暨平都，凡一百二十篇，勒成一卷。作者六十四人，具题姓名，并显爵里，冠于篇首。余撰此文意者，为将不忘先哲之遗风，故以怀风名之云尔。”淡海为弘文天皇曾孙，官居刑部卿兼国子监祭酒、文章博士。虽自称“薄官”，实为谦辞。编者把近江朝的劫后余诗连同奈良朝的诗作辑成一册，目的是不忘先哲遗风，因此题名为《怀风藻》。
《怀风藻》的作者除天皇、皇族外，绝大多数是朝廷显臣、留唐僧人以及国子监祭酒、博士等。由于以天皇为中心的侍宴、从驾游览等宫苑诗多达73首，占半数以上，因此该诗集具有浓重的宫廷文学色彩。如刑部卿山前王的《侍宴》诗：“至德洽乾坤，清化朗嘉辰。四海既无为，九域正清淳。元首寿千岁，股肱颂三春。优优沐恩者，谁不仰芳尘。”这类诗诗风浮靡，重形式轻内容，缺乏真实感情，无非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媚附权贵，满足统治阶级觥筹间的精神享受。不过，表现技巧比近江朝有明显进步，比拟夸张、点染烘托、连类取譬等手法时有所用。由于句数增加，所ｙǒｎｇ＠⑶场面也比过去开阔。纪麻吕有应诏诗《春日》一首，诗曰：“惠气四望浮，重光一圈春。式宴依仁智，优游催诗人。昆山珠玉盛，瑶水花藻陈。阶前斗素蝶，塘柳扫芳尘。天德十尧舜，皇恩沾万民。”诗中以“昆山”、“瑶水”般的神仙世界粉饰太平，以十倍于尧舜的“仁智”奢赞“天德”，比拟和夸张可说是无以复加了。另有中纳言大神高市麻吕的《从驾应诏》诗，更是特别：“卧病已白发，意欲入黄尘。不期逐诏恩，从驾上林春。松岩鸣泉落，竹浦笑花新。臣是先进辈，滥陪后车宾。”中纳言官阶从三品，属显臣中的末流，如今却有幸陪天子游御苑，且居陪臣之首，自然深感荣幸。因此，“鸣泉”丁冬，“竹浦”欢笑，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的得意与自豪。不过，一个病入膏肓、将入黄泉的老朽偶遇恩宠，竟乐得如此癫狂，甚至不惜冒着随时倒毙于路的危险，侍奉别人游乐，真是媚态十足、可悲可气的奴才！
除奉儒守官、扬君颂时的应制诗外，《怀风藻》还有一些感怀伤时诗、写景ｙǒｎｇ＠⑶物诗以及出自僧侣之手的梵门诗。这些诗摆脱了官场的桎梏，没有功名利禄的诱惑，用不着无病呻吟。诗人或有感而发，或触景生情，其诗读起来亲切感人，值得玩味。其中以大津皇子的《临终》诗、藤原宇合的《悲不遇》、美努净麻吕的《春日》、智藏法师的《秋日言志》等较有代表性。
大津皇子“状貌魁梧，器宇峻远。幼年好学，博览而能属文。及壮爱武，多力而能击剑”（《怀风藻·大津皇子传记》第74页），与草壁皇子同是有竞争力的皇储人选，但失势后被定死罪，朱鸟元年（686）十月被杀。
他临终前赋诗一首：“金乌临西舍，鼓声催短命。泉路无宾主，今夕离家向。”作为辞世诗，作者把自己即将结束的生命比作西下的夕阳，把当权者的威逼视为索命的鼓声。金乌匆匆，鼓声催命，乍一看，全诗表达的只是作者凄凉悲怆、达观知命的心情。但实际上，凄凉中蕴含着骨肉相残的悲愤，达观中流露出对皇室的怨艾，还是很有内涵的。
藤原宇合能诗善歌，文赋皆精，是日本古代文苑中的白眉翘楚。他既是《常陆风土记》的作者，又是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歌人。《怀风藻》收宇合诗6首，在所有64名作者中，数他的诗最多。宇合出身贵族，少年嗜学，青年时代即在汉学方面崭露头角，灵龟二年（716）曾任遣唐副使入唐。回国后转徙边塞，历任常陆太守等职，后以持节大将军率兵攻伐ｘｉā＠⑷夷。及至凯旋，又转迁西海道节度使。仕途的舛难和长期的外职生涯极大地压抑了他的才华，使他愤郁不平，遂在《悲不遇》中倾诉道：“贤者ｑī＠⑸年暮，明君冀日新。周日载逸老，殷梦得伊人。搏举非同翼，相忘不异鳞。南冠劳楚奏，北节倦胡尘。学类东方朔，年余朱买臣。二毛虽已富，万卷徒然贫。”他虽然读书万卷，学富五车，军功卓著，忠贞不二，但直至两鬓染霜，仍然不得重用，凄凄然远离京师，辱没于边塞僻壤。于是，他幻想周文王再生，“武丁夜梦”（《史记·殷本纪》），渴望天皇突发“圣明”，发现他的才干，把他调回京城一展抱负。可是，严酷的现实打碎了他的梦想，他再次被放了外任。在去西海道治所时，他愤然写道：“往岁东山役，今年西海行。行人一生里，几度倦边兵。”（《奉西海道节度使之作》）看得出，宇合诗诗风坦直，不尚雕饰，并常以典故入诗，直而不露，深藏底蕴。这种风格也时常表现在他的散文里。他在《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并序》中安慰与他同样坎坷的好友时说：“譬如吴马瘦盐，人尚无识；楚臣泣玉，世独不语。然而，岁寒后验松竹之贞，风生ｎǎｉ＠⑹解芝兰之馥。非郑子产，几失然明；非齐桓公，何举宁戚。知人之难，非今日耳；遇时之罕，自昔然矣。大器之晚，终作宝质。”显然，作者名曰劝人，实则慰己。同时，所用典故贴切自然，使文章增色不少。
总的讲，《怀风藻》的感怀诗虽有伤时之情，却无济世之心，只是一味地悲己怜人，没有针砭时弊、积极抗争的胆量和勇气。或许，这正是日本古代文学的作用主要是消遣娱人，而不在于匡世济民这种性质所决定的。
日本是岛国，花开花落，四季分明，使岛上的国民对季节的转换非常敏感，对大自然的观察格外细腻。他们对大自然怀有特殊的感情，因此《怀风藻》里有不少描摹景物、吟咏自然的诗，如“阶前桃花映，塘上柳条新。轻烟松心入，＠⑴鸟叶里陈”（美努净麻吕《春日》）；“气爽烟雾发，时泰风云清。玄燕翔已归，寒蝉啸且ｊīｎｇ＠⑺”（纪古麻吕《秋宴》）；“斜雁凌云响，轻蝉抱树吟”（石上麻吕《飘寓南荒，赠在京故友》）；“高岭嵯峨多奇势，长河渺漫作回流”（丹墀广成《吉野之作》）等。这些诗句虽称不上脍炙人口，却也写得生动，咏秋似秋在，唱春如春生，在《怀风藻》诗作中，均属上品。
《怀风藻》作者中有名僧道融、道慈、智藏、辨正4人，共有诗15首， 再加上与此相关的诗，遂形成了该诗集的又一风格。智藏法师曾在大唐留学7年， 不仅和佛学界僧侣，亦与中国诗人交厚。返日后设坛讲法，“辞义峻远，音词雅丽”（《怀风藻·智藏法师传记》第88页），颇得天皇赏识，遂拜为僧正。其诗有《秋日言志》：“欲知得性所，来寻仁智情。气爽山河秀，风高物候芳。燕巢辞夏色，雁渚听秋声。因兹竹林友，荣辱莫相ｊīｎｇ＠⑺。”“仁智”源于《论语·雍也》：“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智藏诗中的“仁智”即“山川”意。作者欲寻觅适合自己性情的山川风情，象重老庄、尚清淡的竹林七贤那样斩断尘世的羁绊，寄情于不为荣辱所动的无为世界。诗中儒释道合流，人与自然交融，其意境俨然是一幅出家人的自画像。奈良时代佛教盛行，老庄哲学也有市场。日本古人对佛教教义与老庄玄学能理解到何种程度，虽可另当别论，但是，他们无论出家或隐居，都渴望能有一个清静、自由无系缚、没有任何烦恼的“涅ｐáｎ＠⑻”世界或人间仙境。隐士民黑人的《幽ｑī＠⑼》诗即体现了这种心情：“试出嚣尘处，追寻仙桂丛。岩谷无俗世，山路有樵童。泉石行行异，风烟处处同。欲知山人乐，松下有清风。”刑部少辅兼大学士越智广江虽身居高位，却在《述怀》诗中讲得更加直率：“文藻我所难，庄老我所好。行年已过半，今更为何劳。”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实实在在地吐露了陷入虚无泥沼的苦闷与彷徨。
《怀风藻》里还有一首诗值得注意，即纪末茂的《临水观鱼》：“结宇南林侧，垂钓北池浔。人来戏鸟没，船渡绿萍沉。苔摇识鱼在，缗尽觉潭深。空嗟芳饵下，独见有贪心。”这首诗与中国南朝陈人张正见的《钓竿篇》，除前六句稍异外，尾联竟完全相同。毋庸讳言，《怀风藻》的大多数诗作都还停留在对中国诗的模仿阶段，但是，《临水观鱼》诗已超出模仿的允许范围，基本上属于抄袭了。
就诗体而言，《怀风藻》有五言诗109首，七言诗仅7首，但句数比近江朝有显著增加，八句诗占6成，十句以上的长诗依然不多。诗体押韵不严格， 不太讲究平仄。这说明《怀风藻》的作者学习、借鉴的主要是中国六朝古诗，对初唐以来的近体诗虽有接触，但还没有真正掌握。
三
《怀风藻》问世不久，淡海三船为纪念东渡传授佛法的鉴真大师圆寂，于宝龟十年（779）完成了长篇传记《唐大和尚东征传》（下称《东征传》）。 它的诞生及一批对策、赋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古代汉文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鉴真是唐代著名律宗大师。14岁出家，22岁受具足戒。寻游两京，遍研三藏，后住扬州大明寺。平素扶病济贫，广施救助，化缘建筑了许多寺院和佛像，誉满江淮，由他剃度的弟子多达4万人。55岁时应日僧荣ｒｕì＠⑽、普照等邀请，买船东渡。先后失败5次，险些丧命，仍矢志不渝，终于在胜宝四年（753）第6次东渡成功。《东征传》详细记述了鉴真大师东渡的始末、所历磨难以及途中见闻。其中一段说：“三日过蛇海，其蛇长者一丈余，小者五尺余，色皆斑斑，满泛海上。三日过飞鱼海，白色飞鱼，翳满空中，长一尺许。五日经飞鸟海，鸟大如人，飞集舟上，舟重欲没，人以手推，鸟即衔手。”这段记述似游记，相对比较平静。但写到峻急处，则怒涛万丈，海天倒置，读之惊心动魄，足见鉴真大师不惜生命的献身精神和坚韧不拔、克服重重困难的非凡意志。大师东渡时，随行者还有他的弟子和精于建筑、雕刻、绘画、医药等的专门人才，带去了大批佛像、佛具、工艺品和书画等，对弘扬佛法，提高日本的建筑、雕刻等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上自皇室，下至百姓，都对大师表现出无限景仰之情。这些在《东征传》里都有反映。同时，《东征传》还辑入了大师圆寂后其弟子、友人等的悼诗7首。悼诗纪实称德，热情洋溢，所写形象光彩照人，千古不朽，是后人研究鉴真大师生平及其对中日文化交流所作贡献的重要史料。
对日本人来说，撰写对策比其它作品的难度更大些。它不仅需要渊博的汉学知识，而且要具备思维敏捷、长于思辨的素质。面对朝廷有关宗庙社稷、时务方略等策问，奈良时代的文人已经应对得从容镇定，颇得要领了。白猪广成在回答“老、孔二教之精粗”时，以“窃闻”破题，以“伏惟”陈述自己的见解，最后用“窃以”作结说：“玄以独善为宗，无爱敬之心，弃父背君”；“儒以兼济为本，别尊卑之序，致身尽命，……因兹而寻，盐酸可断。”（《经国集》卷20第117页）广成否定“独善”其身的老庄，重视君父“尊卑之序”，把儒教的价值归于为国为君“致身尽命”上，以君臣理念尊孔尚儒。而下毛野虫＠⑾在论儒、道优劣时，则认为儒教为“兴邦化俗之规”，道教有“致富消殃之术”（《经国集》卷20第203页）。两篇对策出现的差异，说明日本社会上层推崇儒学的思想主旨和对道教认识的摇摆性。
日本古人特别钟情于赋体文学。因为它词藻丰赡，文章典丽，既可作习字用的教科书，也可作练笔属文的范本。另外，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极力描写宫苑的富丽、都城的繁华，歌颂当代统治者的功德和业绩，这特别投合皇室的心理，所以日本文人也争相写赋，附会时宠。其中，藤原宇合的《枣赋》、石上宅嗣的《小山赋》等都有较高的水平。《小山赋》先由四季更替而兴叹，曰：“夫四序之交代，经万古以无私。草逢春而花锦，树入夏而叶帷，秋气悲兮落实，冬风急兮空枝。观节物之如此，觉世之盛衰。”又叙小山之松石，论万物之定规，劝人“何必避世”，基调还是积极向上的。
奈良时代末期，汉学知识在上层社会已相当普及。朋友、同事间的书信往还，日常生活中的录事记物自不待言，有的还把深奥的哲理、教义变成通俗易懂、易诵易记的铭文，镌刻下来，用于警人或策己。正仓院（奈良东大寺宝库）现存羽毛书屏风一架，上书：“种好田良易以得谷，君贤臣忠易以至丰。韬辞之语多悦会情，正直之言倒心逆耳。正直为心神明所ｙòｕ＠⑿，祸福无门唯人所招。父母不爱不孝之子，明君不纳不益之臣。清贫长乐，浊富恒忧。孝当竭力，忠则尽命。君臣不信，国政不安；父子不信，家道不睦。”这段文字教人如何治国齐家、修身养性。就当时的经济水平而言，屏风仍属于上层社会的装饰物。既然主人把这些话写于屏风，就说明格外欣赏它，抑或是主人为人处世的座右铭。据此可知，汉文学已走出严肃的宫苑庙堂，开始广泛应用于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了。
综上所述，日本汉文学自发轫以来，经过数百年无数代人的努力，至8世纪末已形成了一个以皇室为中心，以贵族、官吏和僧侣为主体的汉文化圈。他们模仿汉魏六朝时期的几乎所有文学体裁，创作出了以《日本书纪》、《风土记》、《怀风藻》等为代表的史书方志、诗赋传记，乃至具有小说性质的《浦岛传》。同时，唐朝文化还在不断地流入日本，使汉文化圈不停地向外辐射、扩展，准备迎接下个世纪初到来的汉文学的黄金时代。
【责任编辑】寇养厚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左口加右转
＠⑵原字为洋的左半部右加幸
＠⑶原字为咏的繁体字
＠⑷原字为虾的繁体字
＠⑸原字为凄的繁体字
＠⑹原字为乃的繁体字
＠⑺原字为惊的繁体字
＠⑻原字为上般加下木
＠⑼原字为木右加妻
＠⑽原字为睿的繁体字
＠⑾原字为磨下石改为吕
＠⑿原字为祖的左半部右加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