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扬升/郭绪印/卜桂林
【期号】199202
【总期号】209
【页码】36
【正文】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由蒋俊、李兴芝合著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产生、发展、衰落，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领域的开拓。学术界对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研究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但长期以来，绝大部分论著涉及的范围局限于“五四”时期，其重点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研究的范围拓宽到辛亥革命前后，“天义派”和“新世纪派”的思想成为讨论的热点，但对1907年以前和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研究基本上仍属空白。该书作者根据大量材料，把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起点定在1902年，并认为在1903年“苏报案”前后形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第一个浪头。同时，作者对20年代后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走向作了重点描述，并认为直到40年代初，作为探索中国道路的诸种思潮之一的无政府主义才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从传入、发展、没落直到消亡过程的系统看法。该书还对一些尚无人涉足的领域进行了探讨，如，卢信《人道》一书的内容及评价，民初鲁哀鸣《极乐地》一书中宣传的无政府主义及其特点，太虚法师的无政府主义及其特点，对20年代后期以来无政府主义阵营中出现以巴金为代表的“实际派”、以毕修勺为代表的“妄图合作派”的研究，以及对30年代末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最后一个浪花”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上述开拓，使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的上限和下限分别向两端延伸，涉及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不仅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而且更有利于全面把握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走向，从而实事求是地深入剖析其影响、作用。
二、学术上的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学术界对中国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从批判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中不乏灼见，同时也有偏颇。该书作者在研究这一课题时，力求摆脱过去那种简单的批判模式和就事论事的做法，尽量把无政府主义放在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当作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加以认识。作者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是辛亥前夕革命思潮的一部分，是适应着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加深、企图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而另寻捷径这一思想要求的，它与“毕其功于一役”的主观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有相通之处，是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尝试。尽管其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乃至反动的，但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如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专制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宣传空想的社会主义，这是它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作者指出，在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时，除了批判其反对组织纪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外，还应批判其脱离实际、急欲求成、一步登天的幻想。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限于历史条件，没有对此进行有力的批判，甚至自身也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急躁冒进，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见解。如，刘师培在反对孙中山“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同时，提出了农民自动占有土地和“农工结合”的主张，因而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同盟会革命纲领既有否定又有补充。对众说纷纭的“新世纪派”的基本倾向，作者指出其哲学基础是人性论和庸俗进化论，基本主张为“以教育为革命”，从宣传入手，启发人性，“普及革命”，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标。对于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最终抛弃无政府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却一直沿着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这一很少有人论及的问题，作者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当然，该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派别，特别是“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分析不够，对国际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及两者的差异注意不够，对无政府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则涉及不多，等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完善。
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
郭绪印/卜桂林
路哲著《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下简称《史稿》）一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动态的分析，在以下几方面独具特色。
一、对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作了如实评价。《史稿》指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确有一些闭眼不看现实，只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狂人。但是，从在中国宣传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成员们的整体来看，并不完全如此。”（《史稿》第3 页）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队伍很复杂，其中固然不乏文痞、政客、革命狂热病患者，但绝大多数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通过对中国实际的调查，提出过一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当认识到无政府主义道路行不通之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继续探索真理，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些人最终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指出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特色。本来无政府主义是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国籍的。然而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后，却无可避免地染上了中国特色。《史稿》简明而深刻地论述了刘师培等人如何用儒家的“大同理想”、景梅九、朱谦之等人又如何用老庄的虚无主义、太虚等人又如何用佛教之义去附会无政府主义学说。无政府主义传到中国，与中国文化互相渗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表现为：1.重视农民。西方无政府主义很少注意农民问题，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却非常重视农民问题，认为中国社会“偏重于农，……所以我们革命的进行，当必不能漫比他国，唯一的高唱罢工，实宜深注意于农的一方面才是。”《天义报》和《衡报》曾明确宣称：“中国农民果革命，则无政府之革命成矣。故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对此，《史稿》指出：“把无政府革命说成是农民革命，把农民当作中国革命的主体，显然同西方创立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初衷相违背。”（《史稿》第71页）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重视农民问题，却没能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正确纲领。2.由反对建立政党、反对一切暴力变为主张建立组织并进行武装斗争。国际无政府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反对一切暴力，反对建立政党，由此也反对无产阶级的政党及其武装斗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起初亦以此为宗旨，但1923年以后，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报刊却讨论起中国实施无政府革命要不要建立组织和军队的问题了。他们指出，“中国同志向来缺乏组织，故一切革命事业均不能为有效进行。”“现有社会的罪恶，现有社会的摧残人类，完全是有组织的、有方法的，所以我们要是预备去消灭它、去反抗它，一定非用有组织的、有方法的运动不可。 ”（《史稿》第291—292页）中国无政府主义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 认为革命应建立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有其思想价值的。
关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史稿》也有独见。过去有人认为1923年以后，无政府主义结束了作为一种政治派别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而《史稿》运用大量史实揭示：正是在1923年以后，无政府主义社团和报刊，以及关于西方无政府主义的译著，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有所增加，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力图用其学说解决中国问题，也大都是1923年以后的事。
《史稿》不仅体例新颖，结构独特，不落俗套，而且史料翔实，不仅充分运用了中国大陆出版的史料，还运用了来自美、法、日、瑞士、荷兰及港台等地的有关史料。《史稿》的不足在于，从学术争鸣角度来立论和阐述自己的见解不足，大部分是正面阐述，很少有针对性的驳论。不过，纵观全书，瑕不掩瑜，无损于该书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