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永先
【期号】196601
【总期号】104
【页码】58
【正文】
一
解放以后，学术界对《水浒》的评价虽有所争论，但基本上都是全盘肯定它的思想意义。就以最近几年出版的书刊为例：有的同志说：《水浒》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⑴有的同志说：《水浒》是一部“革命文学杰作。”“《水浒》作者反映这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艺术形象的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伟大的强烈的爱憎感情，他公开地赞扬、歌颂农民起义和起义的英雄们。由于这种同情和歌颂，由于在农民起义的问题上，作者是站在农民义军的一边，他才能够真实地写出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理想。”⑵
以上这些评价，都对《水浒》的思想内容缺乏具体分析，论断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和盲目性，不完全符合《水浒》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夸大了《水浒》精华的一面，掩盖了糟粕的一面，混淆了糟粕和精华的原则界限。这对批判地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都是不利的。
《水浒》是一部产生在封建时代的优秀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有较多的民主性精华，也有不少的封建性糟粕。我们今天研究《水浒》，就应该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本着越是“精华”越要用心的仔细的批判的精神，严格的区分其中的精华和糟粕，认真的分析其思想内容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才有可能用它来丰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又使读者免受其迷惑和毒害。
二
《水浒》确是一部揭露封建统治罪恶、反映农民起义的优秀古典长篇小说，民主性精华比较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赵宋王朝政治黑暗、官府腐败、强梁横行、善良受欺的社会现实。是祖国宝贵的文学遗产之一，几百年来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
水浒故事原为民间传说，是民间歌颂梁山义军的作品，宋元时代已广泛流传开来。元明间，施耐庵、罗贯中吸收了这些民间创作为营养，创作了《水浒》这部小说。以后又经过许多文人的加工、润色和增删，才成为现在这部小说的样子。从民间的口头文学到后来经过加工成为文字材料，到整理成为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内容一定有所变化。虽然我们现在还提不出关于小说内容演变的大量考证材料，但从成书的过程和书里的前后的差异来看，显然在越到后来越增加了不少以忠君思想为中心的封建伦理观念，增加了对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农民起义的诬蔑、咒骂。在这部小说最早问世的时候，是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的，而且后来愈流传愈广，统治者已无法禁止，只得窜改、歪曲它的进步内容，并用“评注”和“铨释”等办法扩大它的某些消极影响，尽量使其符合地主阶级的需要。这是我们在考察《水浒》的思想内容时，不能不估计到的这部书在成书过程中的曲折复杂的情况。
因为《水浒》这部书是产生在十四世纪的封建时代，而且又经过许多封建文人的加工、整理，所以也不可避免的要沾有比较严重的封建主义污泥。作者受世界观及阶级立场的限制，受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因而不能更好地揭露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更好的反映农民起义的真象。有很多地方还宣扬了封建伦理观念，特别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忠义思想，诬蔑、咒骂反抗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因而就全书来说，仍然是精华和糟粕并陈的文学作品，并不是象以上同志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作品反映了一些代表在野的地主阶级文人的要求，从儒家的所谓“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出发，不满权奸当道，并以梁山义军的斗争来警戒当权的封建统治者。同时他们又从表彰宋江的“忠义”思想出发，宣扬了一套封建伦理观念，肯定了宋江接受招安的投降道路。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所以在他们整理这部书时就在一方面保留和吸收了民间文学的故事梗概和一些内容，反映出一些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和农民起义的部分真实情况。同时，也加进了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限制了对农民起义和统治阶级腐朽、黑暗的统治作本质的描写。更严重的是作品中有些地方还直接美化统治者，美化叛徒宋江，歪曲革命的农民义军。这样，就使得《水浒》瑜瑕互见，虽然基本上仍不失为保留了很多民主性精华的文学作品，但仍有不少的封建性糟粕。还不能笼统地说，就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和“革命文学杰作”。从书中的表现看，作者并不是站在起义农民立场来歌颂农民起义。许多地方倒很象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来反映当时社会的变乱。这是必须加以认真分析的。
《水浒》一书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倾向是只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而拥护赵宋皇帝和封建社会制度，维护封建正统伦理观念，颂扬统治阶级的好官、清官及一般的地主。从这种基本政治倾向出发，书中一方面描写了以高俅、蔡京、童贯等四大奸臣为首的、代表大地主阶层利益的官僚统治集团的卑劣无耻。他们把持朝政，卖权鬻爵，鱼肉人民，无恶不做。高俅这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好气球，受到皇帝青睐，半年之内就当上殿帅府太尉。⑶他逼得正直的王进亡命延安府；为了给义子霸占林冲的妻子，他把林冲刺配到沧州；他迫害得杨志流落汴京。高俅的义子高衙内，在东京“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第七回）权奸蔡京也做尽了坏事。他的儿子蔡得章是江州知府，“为官贪滥，作事骄奢”；（第三十七回）他的女婿梁世杰是北京留守，善于搜刮民财；蔡京的门人华州贺太守，也是“为官贪滥，非理害民”。（第五十八回）他们这伙统治者的所做所为，正如梁山布告所说的：“今为大宋朝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殴死良民，涂炭万姓。”（第六十三回）
另一方面，书中也写了有钱有势，交结官府，骑在人民头上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的祝朝奉、毛太公、西门庆、郑屠等那样的土豪劣绅。祝朝奉胁迫庄客、佃户为他看家卖命，组织武装，企图消灭梁山义军，永保他的统治。毛太公抢夺猎户解珍兄弟的中箭老虎，还把解氏兄弟无辜加上抢劫财物的罪名送交官府，并打关节，想害他俩性命。西门庆勾引潘金莲害死善良的武大郎，他“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第二十四回）郑屠骗娶流落他乡的金翠莲，玩够了又赶出家门，还无理追讨未曾付予的典身钱三千贯。
同时，书中也写了为虎作伥，见钱眼开的差拨、役吏、家院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爪牙。作者引用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民歌写出了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
《水浒》中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权奸和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内容，由于本来是民间流传的故事，所以其中不能不有某些反映农民和小市民的进步思想。但是也应该估计到另一种情况，就是不管《水浒》中所反映的宋代也好，或者在《水浒》成书时期的明朝也好，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势力内部也有一种矛盾，即权奸和忠臣之间的斗争。权奸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肆意横行，弄得封建统治岌岌可危。而封建势力内部的“忠臣义士”对他们这种作法有所不满，骂他们欺君误国，乱了朝政，也评击和揭露他们的罪恶。不过这些“忠臣义士”也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也是封建统治的工具，他们不会同情人民，也不会要求废除封建特权，他们抨击权奸势力的目的是“清君侧”，要求自己出来掌握实权，维护封建帝业。这种封建势力内部的忠奸两派的斗争不管怎样激烈，其性质与农民反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斗争是根本不同的。《水浒》一书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说是在成书的过程中，尽量把后一方面性质的内容改换成为前者的面貌。特别是在宋江这个中心人物的形象的塑造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水浒》并没有把宋江写成真正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领袖，而是尽力描绘成一个封建势力的忠臣孝子，并且加以歌颂和肯定。就《水浒》全书来说，真正反映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内容并不多，而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内容却不少。书中并没有着重揭露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有些地方对一般的地主和官吏还加以同情和美化。所以在我们承认《水浒》一书在揭露封建社会权奸的黑暗统治的意义时，还必须划清上述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不可混淆这个阶级界限。
《水浒》一书的进步意义，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反映了被压迫的农民不甘于受压迫，具有敢于斗争、至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到处举起反抗残酷的封建统治的大旗。正如书中所说的：“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除了梁山泊以外，还有河北田虎、淮西王庆、江南方腊及二龙山、少华山、白虎山、黄门山、芒砀山等几十起农民起义军。他们东至山东，西到华山，南至江州，北到蓟州，震动了整个封建王朝。书中着重描写的梁山义军，攻陷过宋王朝的州府县城，砍杀和俘虏过宋王朝的兵将官吏。他们曾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垮了赵宋王朝几十万人的围剿。面对强大的农民起义军，四大奸臣统治集团“文官要钱，武将怕死”，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兵，“杀良冒功。百姓愈加怨恨。反去从贼，以避官兵。”（第九十一回）这样，农民义军便迅速壮大起来。书中塑造了李逵、武松、鲁智深等反抗赵宋王朝的英雄。李逵曾未把赵宋王朝放在眼里，他初上梁山，就提议推倒赵宋王朝。当陈宗善前去招安时，他当着钦差的面，把诏书扯得粉碎。并大骂：“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第七十五回）《水浒》所写的起义军，有渔民、农民、流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下层知识分子和道士、和尚，甚至还有下层官吏、军官和中小地主等。小说对各个人物的描写，都基本符合他们的阶级属性。书中写了一个农民理想的社会的情景。他们“八方共域，异性一家”；“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成瓮喝酒，大碗吃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第七十一回）他们比较关心人民的生活。打破青州府后，“给散粮米救济”城中“被火烧之家”。（第五十八回）打破东昌府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第七十回）他们专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对。“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第七十一回）
书中虽然肯定了反对权奸豪绅，承认“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描写了一个农民理想社会的情景。这无异是进步的，是古代小说中少有的现象，这是非常可贵的。但这不等于这部书的作者就是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上来歌颂农民起义。在有些封建文人看来，可以保留或反映这些农民造反的事实，借以警告封建统治者，但绝不可反对封建王朝、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所以最终还是肯定了这支农民义军接受招安为朝廷出力。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必须效忠于封建社会制度这个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所在，所以书中还是坚决的咒骂、诬蔑田虎、王庆、方腊等始终反对封建王朝的农民义军。《水浒》作者这种思想和司马迁作《陈涉世家》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必然性，基本是相同的。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想鼓励人民造反，而是向统治阶级建议不要逼民造反。当然另一方面，书中既然保留和反映了“官逼民反”的事实，又不能不在客观上鼓舞了人民的反抗精神。所以后来的农民义军常常利用这点与自己有利的东西为自己服务，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终究与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革命思想是根本不同的。两者有性质上的区别，决不能随便加以混同。
三
我们对《水浒》的暴露北宋末年社会黑暗，和反映农民起义这些优秀部份，应给以适当的估价，但必须作出应有的阶级分析。同样，我们对《水浒》中的糟粕，也应无情地加以批判。我们今天评价《水浒》，应该摈弃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批判、剔除其有毒部份，不使读者受害；正确接受其精华部份，让读者受到教益。《水浒》的糟粕也是充斥全书的，现仅就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第一，作者在基本政治倾向的指导下，把田虎、王庆、方腊这些敢于反对以赵宋王朝为代表的剥削制度，反对传统的伦理观念，与统治者作殊死斗争的农民义军，斥为洪水猛兽。书中大肆诬蔑田虎、王庆、方腊等起义军。这方面的内容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的篇幅。
根据小说的描写，田虎是出身猎户。起义原因是“水旱频仍，民穷财尽”，加上官府横征暴敛。田虎乘机招纳流民，以诛蔡京、童贯为名，在河北起义。可是书中诬蔑田虎为“专一交结恶少”。说田虎领导的农民起义是“纠集亡命，捏造妖言煽惑愚民。”（以上引文见第九十一回）称田虎义军是“贼”，称田虎为“伪晋王”。第九十回写宋江征讨田虎时，进兵到盖州。盖州属县阳城、沁州两处军民累被田虎残害，不得已才归顺田虎。宋江领兵一到，阳城、沁州自动起来擒缚阳城守将寇孚、沁州守将陈凯，解赴宋江军前。两县耆老，率领百姓牵羊担酒，向宋江献纳城池。
书中写王庆原为东京禁军的一个副排军，遭受高俅、童贯、蔡京的迫害刺配到陕州；统治者更进一步迫害他，他迫不得已才在淮西房山招兵买马举行起义。王庆造反后，官兵“杀良冒功，纵兵掳掠，骚扰地方。反将赤子迫逼从贼”。（第一百零五回）因此，王庆义军很快壮大起来。但书中却写“那王庆从小恶逆，生身父母也再不来触犯他的。”（第一百零三回）说王庆僭号改元“建号兴国”。第一百零八回写王庆的荆南守将梁永不得民心，城中百姓自动杀死梁永，向宋江献了城。
书中写方腊是徽州山中樵夫。起义原因是“朱ｍｉǎｎ＠⑴在吴中征取花石纲，百姓大怨，人人思乱。”（第一百十回商务版）但后来在书中却写为“那时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冲天。听得宋军入城，尽出来助战。”（第一百十二回）第一百十七回写乌龙岭土居老儿对宋江说：“百姓累被方腊残害，无处逃躲，幸得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再见太平。”说方腊“行不仁之事。”称方腊是“贼寇”、“奸贼”、“贼人”等。
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在《水浒》的作者中有人是对反封建的农民义军有切齿的仇恨的。
田虎、王庆历史上没有记载，方腊历史上却实有其人。根据各种史书证明：历史上的方腊，公元一一二○年在浙江淳江（睦州青溪）开始暴动。暴动之前，他在两浙秘密活动，进行组织工作。因为他工作深入，深得群众拥护，官兵搜索数年，没能捕着。方腊义军反对道、佛、儒，不拜神佛，不敬祖先。他们起义后不到十天便形成几万人的队伍，连克青溪、睦州、歙州、衢州、杭州，起义火焰笼罩了东南半壁。皇帝派童贯等率大军数十万进剿，大败而回。统治者最后采用卑鄙的阴谋手段，分化、利用农民自己的武装去反对自己，起义军终于失败了。方腊被掳，慷慨就义，其他领袖战死和就义的也不少。
第二，就《水浒》所描写的人物看，只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而不反对皇帝与“好官”、“清官”和一般地主，不反对封建伦理观念。而且把最终投降了统治者，与贪官污吏合作，扑灭其他农民军的宋江，描写为“为国为民”的“忠义”之士，加以同情和肯定。把宋江这个投降主义者所散布的忠义思想及进行的投降活动，写成明智、忠义、老练和可敬。书中表彰了宋江至死忠于宋王朝的忠义思想，歌颂了他接受招安的道路。这和否定田虎、王庆、方腊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封建伦理观念。宋江积极向梁山好汉进行投降主义说教，用地主阶级的思想去侵蚀梁山义军，他不顾梁山兄弟的反对，一心一意地接受了招安，投降了阶级敌人。这是统治阶级所非常欢迎的，这种目的是单纯用武力围剿所达不到的。书中肯定了宋江这一人物，就是提倡宋江的招安道路和忠义思想。封建文人大涤余人也说：“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⑷
《水浒》中还写了许多作者所肯定的“好官”、“清官”形象。例如宿元景、张叔夜、陈文明、赵安抚、刘都督等。宿元景被写为几次在皇帝面前，揭露蔡京、童贯、高俅等蒙蔽皇帝的罪恶，力主招抚并重用宋江等梁山好汉。他是皇帝的忠臣，宋江的恩人。张叔夜被写为廉洁奉公的“忠臣”。第八十二回写张叔夜去梁山报告招安消息以后要回济州，宋江忙叫托出一盘金银相送。张太守见了，便道：“叔夜更不敢受！”作者在这里赞道：“太守可谓廉以律己者矣！有诗为证：济州太守世无双，不爱黄金爱宋江。信是清廉能服众，非关威势可招降。”书中对东平府尹陈文明，也极尽赞美的能事。第二十七回写陈文明“平生正直，禀性贤明。幼年向雪案攻书，长成向金銮对策。常怀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户口增，钱粮办，黎民称德满街衢。词讼减，盗贼休，父老赞歌喧市井。攀辕截＠⑵，名标青史播千年；勒石镌碑，声振黄堂传万古。慷慨文章欺李杜，贤良方正胜龚黄。”
书中对一般地主也是极为同情和极力美化的。如对重修文殊院的赵员外、阳谷县的上户之家等都有所褒扬。
作者对这些官吏和地主是肯定的。这是反映作者的观点。这些被作者肯定的统治者，虽是些所谓正直的官吏和一般的地主，他们与代表大地主阶层的四大奸臣集团有矛盾，但他们只是在对付农民阶级的策略上有不同，他们也是农民义军的死对头。正是宿元景、张叔夜这帮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好官”，把宋江等诱降了。这是非常阴险毒辣的。
第三，书中积极颂扬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忠义”思想。梁山好汉反抗精神原是比较强烈的。张横上梁山以前，在浔阳江时即唱：“不怕官司不怕天”。（第三十七回）王英、郑天寿、燕顺在清风山下，抢劫黄信、刘高解押的宋江时说：“莫说你是上司一个都监，便是赵官家驾过，也要三千贯买路钱。”（第三十四回）梁山朱贵也曾说过：“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第三十九回）李逵几次提出要推倒大宋皇帝。可是梁山义军领袖宋江却有浓厚的“忠义”思想。他一当上梁山首领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宋江所谓“忠义”，是把“义”从属于“忠”的。宋江对宋王朝之“忠”，已大大压过了对兄弟之“义”。这一点李卓吾看得很清楚，他在第七十一回李逵反对招安，宋江喝令推出斩首时评道：“公明一意招安，专心报国，虽李逵至谊，亦欲斩之。”
宋江时时不忘忠义，天天盼望招安，他经常向众头领进行投降主义的说教。经过激烈的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宋江最后裹胁梁山义军叛变了农民义军立场，投降了统治者。
宋江为什么能裹胁梁山义军投降统治阶级，这与宋江用封建伦理观念的忠义思想腐蚀、毒化梁山义军是分不开的。“吏道纯熟”善于耍手腕的宋江，欺骗了政治上缺乏斗争经验的忠诚、质朴的农民义军兄弟。
梁山义军这种悲剧结果，是有种种原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⑸因此，封建时代的农民也多少要沾染一些封建伦理观念，梁山好汉也不例外。梁山义军开始即有部分头领对反抗朝廷有糊涂认识。武松由于对张都监感恩报恩思想，因而才想效死于张都监，结果上了大当。
宋江与梁山好汉之间的“兄弟之义”，以后成了引导大家走投降道路的反动的东西。梁山好汉们被迫接受招安后，又几次企图反回梁山，但都被宋江用“兄弟之义”压下去了。他用想自杀的卑鄙手段欺骗大家，使英雄们跟他走上了投降、失败的悲惨结局。
宋江镇压方腊路过西湖时，费保劝李俊退隐，李俊说：“方腊未曾剿得，宋公明恩义难抛……”（第一百一十四回）由此也可以看出李俊与宋江的“恩义”，在这里成了驱使他们去镇压方腊起义的动力。宋江死后，吴用、花荣到宋江墓上自杀以报答宋江“恩义”。李逵被宋江毒死，还说：“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第一百二十回）还嘱咐从人把他和宋江埋葬一处，以示兄弟的义气。
水浒英雄的义，最初是建立在人民共同反封建的基础上，东溪村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两打曾头市，打青州，攻东平等，都是革命行动，反映了被压迫阶级共同反抗压迫的决心。但是，梁山成员是抱着不同目的而走上造反道路。他们的思想也是复杂的。梁山兄弟之义也有不同，宋江的义是地主阶级的义，李逵的义则是农民阶级的义。总起来说，梁山初期，好汉之间的义，还是人民之义。宋江在梁山内部尽力用地主阶级的义改造农民阶级的义。在改造中虽有激烈的斗争，但也确有很多人接受了宋江的影响。因此，梁山的义逐渐起了变化。以后随着宋江的投降路线在梁山占了统治地位，梁山这种人民之义，也逐渐变为反动的“忠义”了。随着宋江的投降，“义”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有的同志说：“水浒所宣扬的忠义观念，却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的阶级的内容。”⑹又说：“水浒英雄的义，最初就是建立在人民共同反抗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即使他们的尽义于私，尽义于个人，也有深刻的人民性的内容。”⑺宋江是水浒的领袖，“尽义于他，也就是尽义于山寨。”⑻有的同志更明确地说：“《水浒传》里的‘义’，体现了我国封建时代起义人民之间建立在共同反抗封建压迫、封建剥削的阶级斗争基础上的关系。”⑼我认为这些说法是没有弄清《水浒》里忠义观念的本质，没有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具体分析《水浒》忠义的实质。作为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的忠义观念，它是有阶级性的。恩格斯说：“所有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而因为直到现在社会是在阶级对立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是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是当被压迫阶级足够强大之时，它表现对于这个统治的抗争，而代表被压迫者的将来的利益。”⑽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也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⑾对《水浒》里的“义”，我们也必须以阶级观点去分析它。它是随着梁山义军的政治态度而变化的。晁盖领导的梁山时期的“义”，可以说是起义人民建立在共同反封建斗争的基础上的人民之“义”。它是进步的，革命的。宋江把“义”和忠连在一起，时时不忘“为国家出力”“尽忠保国”，以便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那就是落后的、反动的，那是属于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特别是梁山义军接受招安以后，水浒的义也起了质的变化，已成了完全反动的东西。宋江的投降路线之所以在梁山义军中起了决定作用，不能不说是因为梁山好汉没有尽义于山寨，尽义于农民起义，尽义于农民阶级；相反地，而尽义于宋江，“尽义于私，尽义于个人”。因此，在这时候所谓“尽义于私，尽义于个人”是根本违犯人民的利益的。
我们对《水浒》里的“义”，应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全盘肯定。至于书中所宣扬的忠义思想，究其实质则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伦理观念。它对人民有极大的欺骗性，我们必须严加批判，以不使其在今天继续毒害读者。
此外，《水浒》一书还宣扬了封建节孝和封建迷信思想，还有一些庸俗色情和恐怖凶杀的描写等，也是极应严加批判。
四
《水浒》的内容是复杂的，在它问世以后，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反映。书中揭露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罪恶，肯定了在权奸豪绅的逼迫下，人们应该造反，说明了造反都是“逼上梁山”的。这是与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要求相符合的。因此这部作品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它也曾鼓舞过明清的农民起来反抗压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许多农民军从《水浒》中学到反抗办法，他们都以梁山好汉的诨号作为自己的诨号。清代反动文人俞＠⑶的《荡寇志序》中说：“嘉庆中叶，珠崖黎民起义，由于以《水浒传奇》煽惑于众，遂成斯变。”《清文宗圣训》卷九十《靖‘奸宄’》记载：“咸丰元年七月乙己，上谕军机大臣等……又有斋‘匪’，名曰青教……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
《水浒》一书所宣扬的忠义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实行剿抚并用的政策，受到一部分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喝采。因为它可以向统治者提供宝贵的统治经验，可以分化、羁縻农民起义。书中写宋朝皇帝招安梁山义军的诏书中即说：“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第八十二回）宋江死后，皇帝念其忠义，还敕封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为其修庙塑象，追封他的后人。（第一百二十回）封建文人对《水浒》的忠义则是推崇备至。《出象评点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的作者说：“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廿回者，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这位作者对《水浒》的评价是：“昔贤比于班马，余谓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故允宜称传。”⑿这位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微言大义出发，大胆肯定了《水浒》的价值，他把《水浒》比作《史记》、《汉书》、《春秋》、《左传》一样地为统治阶级提供统治人民的经验。李卓吾在《忠义水浒传叙》中对《水浒》的评价更是明确，他说：“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⒀李卓吾希望统治者看了水浒“任贤用能”，这样“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否则“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⒁另一个封建文人桐庵老人（王望如化名）也说：《水浒》“不过编辑绿林之劫杀以示戒也。”又说：“圣叹评其文，望如评其人，非教天下以偷，教天下以止偷之法也。”这是说《水浒》不是鼓励农民起义，而是制止农民起义。⒂大涤余人在《刻忠义水浒传缘起》中也说：《水浒》是“化血气为德性”“反经以正经”，是“盗弭”即消灭农民起义的好方法。⒃从这些封建文人的话中也足以证明《水浒》所表彰的忠义，完全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许多人把《三国演义》和《水浒》都看作同样是提倡忠义之书。明人熊飞还把这两部书合刻成一部《英雄谱》。由于《水浒》这部书对统治者有这样的价值，所以许多封建统治者都十分推崇《水浒》。清昭＠⑷的《啸亭续录》卷二中说：“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明胡应麟也在《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中说：“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又说：“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正因为此，所以明清以来，《水浒》在统治者的批准下大量流行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即有容与堂、雄飞馆、双峰堂、宝翰楼、映雪草堂、黎光堂及清代醉＠⑸堂、善成堂、文瑞楼、芥子园、鸿章书局、直隶官书局等六十多家地主、官僚所经营的公私书坊，刊刻各种版本的《水浒》。据周弘祖的《古今书刻》记载：在明朝尚有都察院官刊本《水浒》。
当然也有一部分极端顽固的死硬派，特别是在农民起义如熊熊烈火的时候，统治者的羁糜、分化、诱敌、利用农民义军的企图失败的时候，他们视《水浒》如洪水猛兽，骂为“诲盗”之书，主张彻底毁之。其实他们不仅对《水浒》是如此，对《三国演义》及其他小说，也何尝不是这样。清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先后两次奏请，所禁书目有二百六十九种之多。金连凯的《灵台小补·黎园粗论》里说：“三国上慢忠义，水浒下诱强梁，实起‘祸’之端倪，招‘邪’之领袖，其‘害’曷胜言哉！”眼光短浅的统治者死硬派对《水浒》极尽咒骂之能事。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许自昌在《樗斋漫录》卷六中说：《水浒》是“奸伪谲诈”。郑暄在《昨非庵日纂》中说《水浒》是“倡市井萑苻之首，是永塞愚民祸本”的小说。清人余治在《庶几堂今乐》中说《水浒》“是非颠倒，定理亡矣。”龚炜在《巢林笔谈》中说《水浒》“害人心，坏风俗。”刘銮在《五石瓠》卷六中说《水浒》是“天下盗贼萌起之征”的小说。金圣叹说《水浒》是“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⒄封建统治者也曾一度命令禁毁这部小说。《明清内阁大库史料》上册第429 页《兵部为梁山‘寇’虽成擒仍严禁浒传等事》中说：“崇祯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指示各地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版，勒令烧毁，不许隐慝。”清乾隆三十九年本《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载：“乾隆十九年，议准：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政地方官，一体严禁。”咒骂、禁毁仍不见效，金圣叹、王望如这些封建奴才就涂改、歪曲这部书的内容，抹煞它的进步意义。俞万春这个统治者的走狗，还写了一部《荡寇志》专门来诋毁《水浒》这部书。
这些反对《水浒》的人，有的是对农民起义反对招安，主张斩尽杀绝；有的怕人民从《水浒》中学到反抗办法；有的凡是小说他就反对，说小说“野史芜秽”“奸伪谲诈”“离经叛道不足为训”。他们反对《水浒》，一方面说明《水浒》确有不利于他们的内容；另一方面也表现统治者内部对农民起义的政策的不同。虽然封建统治者有人主张流传；有人主张禁止，但就其基本立场来说还是一致的，都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出发，有的是着重看到这部书可供利用的一面，有的是着重警惕到这部书对他们不利的一面。这就反映了这部书的思想内容也是有两重性的，我们必须仔细的加以分析。
五
根据以上的分析，《水浒》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并不都是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上歌颂农民起义。其基本思想倾向还是从封建的“忠臣义士”的立场出发，揭露了蔡京、童贯、高俅等贪官污吏的丑恶面貌，揭露了祝朝奉、西门庆等土豪劣绅的肮脏嘴脸；也反映了梁山义军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斗争。但由于这部书是来源于民间的说唱文学，尽管经过许多加工修改，还是反映了一定的生活的真实，反映了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其中的很多篇幅是描绘和歌颂了梁山义军中的英雄故事和英雄人物。也要考虑到这部书虽然写的是农民起义，而最初这些故事的创作和流传主要还是通过市民阶层的说唱文学进行的。所以书中所写的农民起义也不能不带来这方面的局限。例如从中看不到贫苦农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反映不出当时农民起义已经达到的水平。象与梁山义军差不多同时的李顺、王小波等农民义军都已提出了“均贫富”口号，而梁山义军怎样认识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书中根本没有反映。至于书中所宣扬的封建忠义思想，诬蔑革命的田虎、王庆、方腊等农民义军，肯定和宣扬的宋江的投降道路，则都是封建糟粕。都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正文注释：
⑴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877 页。
⑵李希凡：《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修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89、205页。
⑶《水浒全传》第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以下引此书时不再另注。
⑷见《水浒全传》下册附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⑸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2页。
⑹李希凡：《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修订本），第209页。
⑺同上书，第210页。
⑻同上书，第211页。
⑼张润芝：《正确看待优秀文学遗产中的民主性精华》，1964年6月21 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⑽《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6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272页。
⑿见《一百二十回水浒》卷首，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⒀⒁见《焚书》，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9页。
⒂详见《王望如先生评论出象水浒传总论》。
⒃见《水浒全传》下册附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⒄见金批《水浒传序一》。
【外字】外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面右加力
＠⑵原字为革右加登
＠⑶原字为泉左下加泉右下加泉
＠⑷原字为木右加连
＠⑸原字为田右加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