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祚昌
【期 号】195411
【总 期 号】27
【页 码】38
【正 文】
人民群众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领导革命的虽然是资产阶级新贵族，但是“……帮助了资产阶级，使其斗争能够达到彻底结果，并将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去……”(1)的确是广大的农民及城市平民，他们充当了革命的主要战斗力量，并发挥了决定性的革命积极性，只有在群众的不断推动下，革命才进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在革命的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党派，而到一六四九年企图进一步加深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能反映城乡最下层的劳动人民的革命要求的党派是掘土派。“掘土派运动是英国人民革命的最高点，”(2)是贫民大众争取自下而上地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但是，掘土派的活动及其历史意义却为资产阶级反动历史家恶意地加以歪曲或抹煞了，因此，本文的目的便是着重叙述这个十七世纪英国的最革命党派的斗争事迹，并介绍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天才代表者温斯丹莱的思想。
在十八世纪以前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中，温斯丹莱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一个重要的、富于创造性的环节，它反映了英国最穷苦的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了激烈的纲领及新的社会方案，其理论之深邃，体系之完整，不但在当时的思想界大放异彩，而且也丰富了前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共产主义学说。但是，遣憾的是这位伟大的贫民思想家也被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所“遣忘”了，他的学说一直被堙没了数百年之久。只有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的历史学家才开始整理他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并确定其在历史上的地位。那么，在人民的新中国，向广大的读者介绍温斯丹莱的生平及思想，自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掘土派运动的历史背景
掘土派运动与温斯丹莱思想的出现，是有极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的，它与几百年来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动有不可分的关系。具体言之，十六——十七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农业革命及与之几乎并行的农民分化所造成的下层农民生活的恶化，以及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新贵族所实行的土地政策等等是促成掘土派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
从十五世纪末，在英国农村里开始了剧烈的变革，称之为农业革命，这个变革继续到十八世纪下期，它用暴力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变封建的农业经济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在十七世纪中叶，这种改造已经取得极大的成就。
在农业革命过程中，乡绅（中小地主）及部分大地主大规模地圈占公共土地及农民耕地（主要是公簿持有人，只有少数的任意租地人），(3)把农民从世代相传的耕地上逐出，然后以高额地租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或牧畜场主，有时地主本身也经营资本主义农业。这样一来，过去从农民（主要是公簿持有人）收固定的封建地租的地主，现在变成从农民资本家收资本主义地租（随市场价格而变动），或亲身经营资本主义农场而取得利润的新式地主或新贵族了。因此，苏联史学家萨普雷金（Ю·М·Сапрыкин）写道：“十六——十七世纪新贵族的特征是在他们的收入中，地租与利润结合着……”(4)
农业革命给英国农民带来空前的灾难，由于地主圈地，有无数农民失去耕地（主要是公簿持有人及贫农(Cottiers)，飘流各地变为无产者。“在英国，在所谓圈地的形式下发生的农民土地被剥夺是引起十六世纪英国的群众性的贫困的主要原因。”(5)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了大部分为了生活而走进手工工场者外，还有一部分变成农场上的雇佣劳动者或日工，他们为饥饿所迫，不得不为农业资本家作工，其工资是很低的。
英国农民很久以来就有分化，早在中世纪就已不是统一的整体了。“十一——十二世纪，在农奴制度下，就已经有了自由农民层——任意租地人，他们的地租比农奴为轻。到十四世纪，在英国农村中形成了坚固的农民层，主要由任意租地人构成，他们得名为自耕农……”(6)自耕农生活相当富裕，他们都善于经营，不断增加财富，到十六世纪末，每年收入一般都在四十先令以上。在社会地位上，他们虽然比乡绅为低，但却高于普通农民（公簿持有人及贫农）。在政治上，他们也享有许多权利：可以参加下院议员的选举，担任警察、骑兵及教会长老，并有资格参加法庭审判。在自耕农中时常出现大农业家，他们“……坚决地适应于资产阶级——贵族的农业革命在农村中所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从单纯租赁转移到资本主义大农经济，圈占土地并剥削贫民的雇佣劳动。”(7)
比任意租地人地位低的是所谓公簿持有人，他们是十四世纪末英国农奴制解体后，由过去的农奴转变来的，其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比任意租地人为甚。地主要求他们宣誓“效忠”，可以随便课以罚金，可以在庄园法庭上审判他们。这种公簿持有制可以说是农奴制的残余。虽然到十六——十七世纪，在公簿持有人之间加强了财产分化的过程（显然不若任意租地人那么激烈），少数富有的公簿持有人往往可以上升为自耕农（任意租地人及公簿持有人都是法律范畴，而自耕农则是指经济地位而言），但是一般的公簿持有人经济情况越来越坏，他们与贫农(Cottiers)及雇农构成农村的下层居民。
如上所述，农民分化的结果在农民中间出现了两个壁垒森严的阶层：一方面是自耕农，主要是由任意租地人构成，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公簿持有人；另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及暴力（指地主圈地而言——引者）而转变为无土地的雇农及少地的持有者（指公簿持有人——引者），成为半农民——半无产者”(8)的基本农民群众，其骨干是公簿持有人、贫农(Cottiers)以及圈地的结果失去土地的，在资本主义农场上工作的雇农。“托玛斯·史密斯(T.Smith)在十六世纪末描写当时英国社会时，把后者划入第四等级，它包括日工、贫农及公簿持有人……并比喻为罗马的无产者。”(9)他们是农村中最革命的阶层。
到十七世纪，农民分化更为厉害，其对于政治经济的要求，愈益分歧，几乎和富裕城市手工业者及手工工场主一样，自耕农所希望的只是取消专制政府加在他们的财产及经济活动上的限制，实现政治、宗教及司法的民主化，并不要求消灭贵族土地所有制，或公簿持有制(Copyhold)。但是下层农民在农业革命及阶级分化的影响下，经济地位每况愈下，他们迫切地要求废除一切封建剥削及封建依附关系，要求归还被圈的土地，反对圈地运动。
一六四二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下层农民和自耕农一道参加战争，前者指望在推翻专制政权之后，实现多年的渴望——清算封建关系，特别是公簿持有制。但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在革命战争进行之际，却独吞了胜利果实，在土地问题的处理上，他们使农民群众大失所望。一六四六年，长期国会取消了骑士领有制，这种措施显然有利于贵族土地所有者的。原来在骑士领有制之下，英国贵族的土地被认为是国王“分封”的，从而国王被认为是土地最高所有者。贵族死时，国王有“庇护”其继承人的权利，国王可以从继承人取得一定的金额，作为“庇护”的代价，国王官吏还可以乘机向其大肆敲诈。十六——十七世纪，贵族对国王献纳的贡金构成国王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国王还可以利用土地最高所有者的地位限制圈地运动。因此新贵族很早就酝酿取消骑士领有制。一六四六年，长期国会虽然取消了这个不利于土地所有者的制度，但同时却保留了地主对于农民（主要是公簿持有人及贫农）的剥削关系，当然更谈不到返回他们过去所圈占的土地了。公簿持有人此后照旧必须履行封建义务，而新贵族们却摆脱了他们对于国王的封建从属关系，这种分明是片面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大大引起下层农民的不满，废除骑士领制的重要社会经济意义在于：贵族们摆脱了对于国王的从属关系之后，土地就变成纯粹自己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这样，他们就更可以为所欲为地剥夺农民的耕地了，因之马克思把骑士领制的取消视为农业革命的“暴力的杠杆”之一，它此后帮助贵族圈占土地，并消灭农民这个阶级。(10)
一六四八年，革命战争胜利结束，翌年春，国王被处死刑，君主制被推翻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政府开始拍卖国王、牧师会及副牧师会的土地，到一六五一年又拍卖保王党的土地（早在革命发生后，长期国会就决定没收国王、国教教会及保王党叛徒的土地，不过在战争结束前，仅拍卖主教土地以充军费）(11)这些土地都落入新贵族大资本家及富裕自耕农手中，而一般贫农依然故我，他们过去期望在革命成功后取得土地，现在这种希望也化为乌有了。
在革命战争中出现的平等派“……在基本上仅反映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最革命部分，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见解及利益……这个党派的社会政治面目是为小所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12)，而自耕农及手工业者是其主体。平等派虽然在推动革命上起了巨大作用，但其纲领是不能满足城乡广大贫民的愿望的，因为他们仅主张政治民主及经济自由，而不坚持反对封建关系，因为自耕农是不甚感到封建的压迫的。
由此可见，到一六四九年共和国建立时为止，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完全背弃了人民，而平等派只知照顾小有产者的利益，其斗争目标与广大贫民并不一致，因此，以乡村下层农民为首的群众便不得不为自下而上地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了。
二、掘土派运动始末
掘土派的出世正是革命战争胜利后，革命内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战争破坏了经济，造成农产物收成的锐减，因之食粮价格猛涨，农村贫民多陷入破产。长期国会在战时征收间接税，把军费负担都转嫁在劳动人民身上，于是城乡贫苦群众生活更下降了，成千上万的穷人因饥饿而死亡。饥饿的威胁迫使人民大众以独立的要求及革命行动来回答剥削阶级的反人民政策。
革命初期劳苦大众的政治觉悟甚低，但随着革命的逐步深入及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各党派的激烈斗争中，在各式各样的政治宣传及煽动中，劳动人民中的活跃份子政治水平大大提高，对于本阶级的利益认识得更为清楚，于是在农村贫民中出现了掘土派运动。
掘土派的领袖是温斯丹莱和爱威拉尔。温斯丹莱以一六○九年生于兰开厦的威甘，父亲是一个呢绒商人，他本人早年曾在伦敦的一家公司当学徒，后来又作布商，一直到一六四三年由于经济萧条而破产。此后他移住在伦敦附近的塞雷(Surrey)乡间，为邻人牧羊以资糊口，到一六四八年才开始活跃。一六四九年一月他写出“新的正义法典”，首次发表了共同享有土地的思想。不久便着手实行他的理想。一六四九年四月一日，温斯丹莱和爱威拉尔一道领导一群贫农在塞雷的圣·乔治山集体开垦荒地，由于他们挖掘荒地而得名为掘土派，掘土派运动便这样开始了。四月十六日，军事统帅费尔法克斯派人去调查此事，不久，温斯丹莱与爱威拉尔亲自到伦敦面见费尔法克斯，当时爱威拉尔滔滔不绝地申辩自己的立场及理由，他说：人民的自由由于十一世纪威廉征服者的奴役而丧失了，但现在上帝解放人民的时候到来，人民将恢复他们失去的土地，接着他表示：上帝曾亲身向他说：“起来！掘吧！耕种土地吧！享有其果实吧！”(13)他并表示掘土派的目的是使世界回到从前的状态去，恢复古代的土地共有制，不过现在并没有用暴力去侵占任何人的财产的企图，只想利用荒地进行耕种。他预言一切穷人都将加入掘土运动，以后甚至土地所有者也将自动放弃土地的私有权，那时地上的暴政将归于消灭，上帝的爱将降临于世界。
数日后，附近的自耕农及地主们啸聚一些暴徒们前往圣·乔治山、焚毁掘土派的房屋，摧毁他们的工具，最后把他们都赶走了。掘土派主张不抵抗主义，所以在暴徒进攻下都离开了，但不久又回来了。
一六四九年四月廿六日有掘土派十五人（其中有温斯丹莱）发表“真正平等派”宣言，阐明掘土派运动的基本原则，其口号是：“土地公有”“共同作工，共同吃饭”。但声明不采取暴力。
以后，暴徒不断破坏运动，政府曾逮捕掘土派领袖，并处以罚金，牧师们号召居民拒绝以食物及房屋供给掘土派，并诬蔑他们是多妻主义者，放荡者。
掘土派一方面不屈不挠地在公共土地上共同工作，另一方面也派出代表到各地进行宣传活动，一六五○年春，他们走遍了三十个以上的城镇。在他们号召下，诺散普顿，肯特以及其它各地出现了许多掘土派，他们成立了很多的农业公社于各地。到六月在哥洛塞斯特州的斯凌布里奇及佛兰普顿等地发生贫农的大规模的骚动，他们拆毁了圈地的栅栏。国务会议慌张地命令地方的治安法官及军队去镇压。到一六五○年上期，掘土派运动在政府的镇压下完全失败了。
掘土派运动带有鲜明的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要求在政府不干涉的情况下，成立不大的农业共产主义公社，小规模的共同体的思想反映了英国农村贫农的眼界的狭隘性。掘土派大多数主张用和平手段及不抵抗主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少数人号召起义。这也“反映了掘土派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软弱性及压抑性。”(14)
掘土派所代表的贫农群众争取土地斗争的失败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以有利于农民的解决土地的办法的失败，这里除了一般原因（为一切农民运动所固有的农民本身的弱点及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外，还有特殊的原因：第一，“……资产阶级与目的在于反对农民新贵族的联盟……”，第二，“……英国农民财产的分化，这种分化在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前很早就发生了。”(15)自耕农与穷苦农民群众间的利害迥异，步调极不一致，因此农民本身的力量就削弱了。平等派从掘土派一出世，就声明自己与掘土派无关，他们表示：“我们从来没有平均人们财产的思想，而像对每个人保证享用自己财产的那样的共和国才是我们的最高意图。”(16)掘土派运动就是克伦维尔用由自耕组成的军队镇压下去的。
三、温斯丹莱的哲学、社会及政治思想
掘土派运动失败后，温斯丹莱继续从事写作，发挥了他的卓越的思想，最后终于完成了他的原始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体系。
英国革命当时，宗教气氛弥漫着英国的社会，阶级斗争也不免打着宗教的旗帜，而且它是接着基督教义内部的不同派别进行的。在社会下层积聚起来的不满情绪也以异教的、神秘主义形式表达出来。在这个环境的薰陶下，温斯丹莱最初也以宗教神秘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在宗教问题上，他和当时最激进的教派一样，认为“宗教真理”的认识来源并不是圣经，而是“直接启示”，或信徒心灵中的“内在体验”，而教会的组织，仪式及教规等是不必要的。他认为惟有在内心中与上帝直接往来才是正确理解宗教的必要条件。他说：在人的心灵中有两种对立的东西斗争着：肉欲与精神，魔鬼与基督的圣灵。所谓天堂及地狱存在于人的内部，而不在外于他的什么地方。温斯丹莱又指出：上帝无所不在，一切物体包括人在内，其中都有上帝，人们只有从万物及人本身才能认识上帝。他又揭发僧侣的欺骗，指出天堂地狱之说都是他们捏造出来的，其目的在恫吓人民，以便统治他们。温斯丹莱相信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人心内部善恶两种力量斗争的反映，社会上的压迫都是人心中的魔鬼在作怪。人心中的斗争外现为社会上的光明与黑暗势力的斗争，这种斗争充满了人类历史的篇幅，但最后不可避免地以善的胜利而结束，因为上帝赋与人的内心中的光明是不能熄灭的。这里，温斯丹莱特别指出英国革命是历史上最重要阶段，它的结果应该是恶魔的消灭，基督精神的胜利，这表现为社会全部关系的改变，不仅应该改造教会，而且也要改造社会，在地上实现“上帝之爱”的王国。他以为“圣徒”在这里起先知先觉者的作用，上帝首先通过“圣徒”向世界宣告人类解放的到来，而惟有穷人、无知者才有充当“圣徒”的资格，他自己便以“圣徒”自居。
“异端”的神秘主义是中世纪以来最穷苦的人民大众反封建剥削天主教压迫的情绪在宗教上的初步反映。由于统治阶级长期的物质上、精神上的压抑，人民大众的知识难免落后，以致一时还摆脱不了宗教的影响，以及对于原始社会的向往，但是在否定教会，僧侣及圣经的权威及相信人类解放的光明前途上，它有进步的倾向。我们对于温斯丹莱的神秘主义思想亦应作如是观。
一六四八年秋后，温斯丹莱思想逐渐脱离纯粹宗教神秘主义而倾向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早在十六世纪初，就在英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先进阶层中传播起来，托玛斯·摩尔在自己的“乌托邦”里就善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础，描写共产主义社会了。在英国革命期间，理性主义也渗透到广大民主阶层中去，如平等派就多半染上理性主义色彩，温斯丹莱之迅速地接受理性主义，可能是受“平等派”的影响。一六四八年下期，温斯丹莱开始用理性去解释自然及社会现象，他指出上帝不是人格神，而是生活在人们内部的理性，它推动人们去克服肉欲及自私观念。具体言之，他认为理性就是人们心中的“互相保全”的原则，它使人认识到：压迫别人时，自己的“保全”也受到危害，反之爱护邻人时，自己也会得到邻人的爱护。他说：“……让理性统治人，他就不敢侵害他的同胞，而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因为理性告诉他说如果他的邻人今日挨饿受冻，他能解衣衣他，推食食他的话，那么明天他本人陷入同样困境时，邻人也会帮助他的。”(17)
理性不仅统治人类，而且也统治宇宙，并为万物之本源，他写道：“……创造一切东西的是理性，而统治宇宙的也是理性。”(18)在自然界中一切东西都互相依存，互相保全，这便是理性统治宇宙的明证。温期丹莱这种社会及自然的统一观是他的哲学的基础，从这里才引出他的“共产主义”思想。
温斯丹莱到一六四九年初又从哲学领域转到社会经济方面来。这里，一六四八年十二月出世的“照耀在白金汉州的光明”的小册子予他以极大的启示，使他第一次接触实际问题。这本小册子是平等派宣传影响下的英国农村贫农半无产者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思想的表现，其作者虽不可考，但作用却很大。其主要论点如下：人们原来是自由的，后来有人把别人的土地强占了，于是人奴役人的现象才出现，而政府、教会、法律都是巩固剥削制度的工具。基督号召“圣徒”们出来反抗这个黑暗秩序，恢复人们从前的自由。该文仅提出财产平均分配的要求，而没有共有制的思想，它又要求成立公共仓库以救济贫民。(19)受到这个小册子影响的温斯丹莱在一六四九年一月出版“新正义法典”，着重研究社会问题，他提出“土地公有”的口号来。此后又陆续定出许多文章，发表了他的有系统的学说。
和同时代其它进步思想家一样，温斯丹莱以理性及自然法则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社会思想体系。他以为理性就是自然法则，亦即运行在自然秩序内的运动及互相依存的法则，是“……推动人类及动物行动的生活力量（又称为生物内部的自然法则）；或者引起草、木、谷及一切植物在各季节中生长的生活力量；而任何物体无论做什么，它之所以做是因为它被这个内在法则所推动……”(20)
人类社会在他看来也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支配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就是“保存的欲望”。如果人们的行为促进了他的保存，那么他的行为便是有理性的，反之便是没有理性的。他相信：人们只有在土地共有的基础上进行自由耕种，才能达到自我保存的目的，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土地共有制才是合乎理性或自然法则的制度。他认为人类在最初是处于自然状态中，一切都是共有的，因此人类最早的社会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还没有私有观念，没有贫富差别及人压迫人的现象，对他说来，这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但是后来有些人由于理性受蒙蔽，在贪婪及自私的驱使下，开始用暴力手段把以前共有的土地占据为己有，于是私有财产制才建立起来，可见私有财产制是违反理性的。
这样，温斯丹莱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理性主义者的前驱，以抽象的理性解释一切现存秩序，尚未能从社会生产的发展去理解历史。
他看到由于私有制的确立，人们的财产开始不平等了，而且有很多人干脆什么都没有了，此后，社会差别才发生。没有土地的人只有替地主干活才能生活，因而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以为人民与土地的分离是近代经济发展的基础。
温斯丹莱特别反对商业行为，他认为商业是狡猾之徒压迫穷人的有效手段。他看见商人通过土地收买而取得把穷人从土地上驱逐的机会，也看到被没收的反动派的土地通过拍卖而落入有产者手中，从而加重了农民的奴隶地位，因此他把买卖看成不义的行为。这里他未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贫农对于商人的仇恨心理及农民的眼光的局限性。
温斯丹莱在亚当·斯密之前，提出了劳动价值学说，他天才地发现富人的财富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他写道：“任何人都不能致富，除非自己劳动，或者他人帮助他劳动。如果人们得不到邻人的帮助，他在一年内决不会积累上百上千的财产；如果别人帮助他工作，那么这些财产既是他的，也是他邻人的；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也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一切富人都舒适地生活着，借他人的劳动，而不用自己的劳动生活着……富人所有的都是从劳动者手中得到的……”(21)
温斯丹莱把私有财产看做当代社会生活的基础，以它为理解历史的钥匙。他发现在私有制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法律、宗教及教育的上层建筑。他察觉到有产者借经济上的优势建立一套统治人民的机构及手段以维持压迫及私有财产制度。他大胆指出政府便是有产者借以保卫自己利益的制度、法律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目的便是予现存制度以合法的外衣，以保存现有财产关系及特权。他指出：英国法律仅仅是保障乡绅及僧侣的利益的。统治者还利用宗教麻醉人民，使他们安于奴隶地位，他特别斥责教会及僧侣，揭发他们支持剥削者的无耻行为。他也认识到私有财产制度限制了知识文化的发展，因为人民的穷困及教会对于文化教育的独占妨碍人民知识的提高，由于社会差别的存在，统治者不愿科学自由发展。他以为英国的当时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这是个牢狱。繁复而吹毛求疵的法律是为刀剑、监狱的锁、闩及门所支持着。法官是狱吏，而穷人是囚犯。”(22)
和摩尔一样，温斯丹莱把土地私有制当做社会犯罪、灾难及纠纷的来源，他说私有财产使人民受穷，因而不可避免地推动他们去犯罪。私有财产也是战争的原因，他指出：“特殊的财产……是一切战争、流血、盗窃以及使人陷于悲惨的奴役法律的原因。”(23)“财产及单一的利益把一国的人民及全世界分割为党派，并且是各处的一切战争及流血斗争的根源。”(24)温斯丹莱能揭露战争的原因，在当时的确是真识卓见，不过他对战争本身并未能作深入的理解，没有分清正义的与非正义的战争，而一律加以反对，这是他的缺点。
他认为为了避免人类社会的苦难及浩劫，只有一条道路，那便是取消私有财产，他宣称：只有土地复成为公共财产时，社会的和协才能恢复，人类的悲惨才能结束，如果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劳动去满足社会及自己的需要，那就不会有犯罪行为了，而法律、监狱及惩罚将成为不必要的了；如果人们享受共同劳动的果实，那么买卖行为也将是多余的了。私有财产的废除将使人们更团结了。
他天才地理解到社会发展的法则最后必引向私有制的灭亡，他写道：“……因为一切东西都有它的生长、它的统治及终止，这个奴隶制也应该有消灭的一天。”(25)但，他又相信理性及正义终能战胜黑暗，用爱可以征服世界，可以建立幸福的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温斯丹莱的神秘主义及理性主义外衣下面掩盖着他的唯物主义的萌芽，在一定程度上，他能以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说明社会诸现象，能以历史眼光观察社会制度的发展。但是他的思想距离完整的唯物史观尚远，因为他归根结底仍以人类心灵作为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并且提倡超阶级的爱及抽象的理性的作用。他能先于洛克、卢梭创出人类自然状态说，也是值得注意的。
对于英国的当前的实际问题，他的观察也很锐敏，他的批判也很大胆。他和平等派份子一样，把国王专制及封建主义与诺尔曼人的征服联系起来。他说英国社会曾经在一个时期是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后来以威廉王为首的诺尔曼人侵入英国，占据了英国人民的土地，建立专制政府，制定奴役人民的法律，以保护这次征服的成果，英国的地主及任意租地人便是威廉部下军官及士兵的后代。此后，英国人民便落入奴隶状态了。他提醒当时的共和国政府道：现在既然威廉的征服者所建立的君主制被推翻了，因此应该消灭一切旧时代的法律及土地制度，把土地归还给人民，惟有这样方能根除诺尔曼人征服的后果。
温斯丹莱是能够认识到英国内战是君主与新兴乡绅之间的争取政治优势的斗争的唯一的人。他指出乡绅为了争取人民的援助，允许在战胜国王后实行改革，但是当国王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人民摒弃了。他写道：“当国王权力握在一个叫做查理的人的手中时，所有人（普通人民及乡绅）都由于受压迫而不平……你们号召人民前来帮助你们推翻压迫……你们得到帮助并得到解放，暴政的尖端被削掉了，国王的权力特别被摆脱掉了；但是压迫仍然是一棵大树，仍然妨碍人民得到自由的阳光，还有许多枝桠及大的根子应该被摒出，然后每个人才能享受歌舞升平之福。”(26)“我们知道：英国在一切穷苦的庶民自由利用土地之前，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因为如果这个自由不被授与的话，我们穷苦的庶民将处于比在国王时代更为坏的境遇中……”(27)温斯丹莱认为人民之受压迫不能归诸国王一人，而应归于他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制度，因此他主张随着国王的消灭，一切压迫制度也应该一扫而光。他不但要求取消地主对于公簿持有人的剥削及压迫，而且提议把从国王、主教及保王党没收来的土地以及公共土地交还给人民，然后建立土地共有制的社会。不过，他仍相信和平建立共有制的可能性，始终幻想统治者能够接受他的建议。
四、“自由法典”与温斯丹莱的乌托邦
温斯丹莱在一六五一年以前，从未有系统地、全面地描写他的理想社会，只有到一六五二年，在自己的“自由法典”里才作了这样的尝试。“自由法典”是他的一部成熟作品，就其内容及意义而言，直可与摩尔的“乌托邦”及坎帕尼拉的“太阳城”同列为十八世纪以前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典籍而无愧。
“自由法典”之问世是在掘土派运动失败以后，当时，长期国会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克伦威尔一心想建立军事独裁，他故意装出一副革命事业的捍卫者的姿态，企图博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借以推翻长期国会的统治，因此，他的阶级面目在人民眼中是不明显的，温斯丹莱天真地相信克伦威尔能采纳自己的改革计划，“自由法典”就是他为了“献给”克伦威尔而写出的。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又一度表现了温斯丹莱的政治上的单纯，他不理解：依靠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克伦威尔是不可能实行任何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的社会改造的。
“自由法典”在基本上充满了理性主义精神，在未来社会的描写上有很多杰出而有趣的见解，因而在十七世纪政治思想史上占很重要地位。
温斯丹莱在“自由法典”里首先强调新社会应该是建立在自由原则上的“真正共和国”，他指出自由的基本要素是生存的权利，而惟有土地共有制才能保障人们的生存，所以在“真正共和国”里，土地及一切自然资源是社会共有的财产，人们可以自由利用土地进行生产，他们的生活得到社会的保障。
在他的乌托邦里，家庭是农业及手工业生产的基本细胞，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在公共土地上进行生产劳动，在全国各地建立“一般仓库”，以收纳各个家庭的农业生产物，然后分配给人民。一切原料都保存在“一般仓库”中，手工业者从这里取原料从事制造，然后把制成品拿到“个别仓库”去收藏。社会上每人都可以从仓库里取东西以供消费。(28)
每个家庭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领取用品，当被发现其领出的超过其所需要的限度时，将受处罚。如果某些家庭在生产时发生怠惰现象时，家庭的首长——父亲，就要受到政府的批评，或被取消领导生产的地位，每个人必须劳动到四十岁为止，拒绝工作时，如果在被警告后再犯时，将受强迫劳动或肉刑的处分。
家庭虽然是基本劳动组织，但另外还设立“社会工场”，其目的在于训练儿童的生产技能，并作为生产示范之用。
这样，温斯丹莱把生产重点放在小规模的家庭农业上，而辅以简单的家庭手工业，以为这样就可以满足社会需要了，实际上他没有看到当时手工工场的作用，也没有认识到工业发展的巨大意义，这种想法十足反映了小农的零散的生产及其思想方法的狭隘性。
在真正共和国里，禁止任何人雇用别人为自己作活，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每个人都由于他把自己的劳动贡献给共同幸福而有权在社会生产品中取得一份。
商业是被严厉禁止的，因为温斯丹莱耽心新社会如果允许商业存在的话，可能引向新社会的覆灭，他主张以死刑处罚买卖行为。由于商业停止存在，金钱也没有用了，贵金属制成装饰品及器具，这纯粹是一种空想。
值得注意的是财富的共有仅及于国家的生产资源，而每家从仓库中取出的东西则算做家庭的财产，他人不得夺取，而且消费也保持个人性质。他写道：“虽然土地及仓库对于一切家庭说来是共有的，但是每个家庭应该像原来那样分别居住。每个人的房屋、他的妻子、小孩、屋子的装饰设备、他从仓库中取出的一切东西，或者供家庭使用而备有的任何东西都是那个家庭的财产……”(29)
家庭生活在他的理想社会里占很重要的地位，“每个家庭将分别地生活，像现在一样。每个男子将有自己的妻子，而每个女人将有自己的丈夫，像现在一样……因为可能由于无知而有破坏这种秩序的情形时，那么为了这个目标而将增加一种法律。因为假若某人以挑衅的言语侮辱邻人，或者打击邻人，或者侮辱邻人妻子或其儿童，或者破坏邻人房屋及其家中器具……的话，将有法律严格处罚他……”(30)
在“自由法典”里，对于新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规定了一系列的惩罚，这与温斯丹莱二年前的思想有极大的距离，从前他认为监狱、鞭笞及绞架等是不必要的，但是现在他却脱离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立场。这是因为在掘土派运动时期，温斯丹莱力图证明控告掘土派用暴力推翻现政权之无根据，并证明他所宣传的公有制社会在精神方面的完满性；现在当他接触公有制社会的细致而具体的组织问题时，就感到某种社会权力及惩罚的必要了。
温斯丹莱也考虑到新社会的鼓励问题，他主张把荣誉衔赠给有功绩的公务员及在科学研究上有贡献的人，以为如是将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及发展。
平等派的政治宣传，无可争辩地影响了温斯丹莱，在他的乌托邦里，政治是建立在彻底民主主义原则上的。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普选制的基础上选出，一般地，一切成年男子除反动派以外，都有选举权，而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被选举权。选举必须自由，禁止任何舞弊。一切公务员每年改选一次，他认为政权若长期保持在一些人手中的话，将会使他们腐化，而常常更换公职人员可以保证他们忠诚为社会服务，可以使多数公民获得政治经验，可以防止官僚集团的形成，可以使公仆完全服从选民的意志，并且由于多数人有机会参加行政管理，能够培养一个有政治自觉的公民社会。
国会与其说是最高政权机关勿宁是司法机关，为了防止国会侵害人民权利，每项法律只有在国会通过一个月后，方能生效，在这个期间，人民有权声明取消该项法律，假如它不适合人民的要求的话。
每个市、镇及教区都设有以下公职人员：第一、治安员(Peacemaker)，负责调解人民纠纷，维持公共秩序，监督公职人员的工作。第二、监察员(Overseer)监督并指导各个劳动部门的生产，保管仓库并掌握分配，保护每家的私有财产，并训练青年的劳动能力。第三、事务长(taskmasters)管理因违法而丧失自由的人。第四、执行员，负责执行死刑。
“自由法典”在教育计划上有卓越的见识，它并能反映当时的科学精神。温斯丹莱关于科学文化有以下的认识：人民具有文化知识是健康社会的必要条件，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及贫困的消灭能促进文化知识的发展，取消僧侣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将有助于知识的传播，惟有研究工作为社会服务时，科学发展方有无限的可能。温期丹莱的文化教育方案有以下特点：第一，实行免费的、普遍的、强迫的教育。对儿童施以科学、艺术、历史、语言及道德的教育，并传授以实际的技术。温斯丹莱反对死啃书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第二，国家积极鼓励科学研究，并为人民创立方便的条件。第三，提倡科学方法，在教育里灌输科学的、合理的精神。温斯丹莱认为经验是唯一健全的知识来源，在新社会里应该注重观察及实验，借以证实一切知识，他反对过去的人迷信传统及书本上的知识。他这样写道：“谈论草、植物、艺术，或者人性的每个人都不能凭借想象去说，而应该根据他用自己的勤劳及试验、观察而得出的发现去说。”(31)
为了普及知识及文化，温斯丹莱建议在全国各地建立邮务长制，并改善路政。郡及教区的邮务长记录一切重要事件，并定期送交首都的中央邮务长 全国各地的新闻就这样被集中起来，在汇集成书后，每周发给全国各地。科学发明也这样迅速传播各地，以增进人民的福利。
在真正共和国里，教会及僧侣是不存在的，宗教信仰绝对自由。每个教区每年选出“牧师”，每逢礼拜日，由“牧师”向人民报告每周发生的事件，或宣读共和国的法律条文，或作各种科学报告，内容有历史、艺术、自然科学以及人的本性。
五、简短的结论
“掘土派大多数主张用和平方法去满足贫农的全部要求”，因此，“掘土派的意识形态并未反映城乡贫民大众的自发运动的全部具体内容”(32)。但是掘土派运动在客观上是有明显的革命性质，因为掘土派当时“……反映了特别受地主苛重地租的压迫并丧失公共土地利用权的最穷苦的基本农民群众的渴望……”(33)，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多灾多难的农村大众在反抗封建剥削及资产阶级新贵族强占土地的斗争中，在渴望土地之余，很容易产生一切人对于财产有平等权利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掘土派也具有这种特色，因此斯大林在谈到掘土派，把他们说成带有个体农民思惟方式的平均主义的原始农业“共产主义”者。(34)关于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列宁指出：“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反动的、空想的，而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看之，则是革命的。”(35)
掘土派的原始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之客观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的反封建性质，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解决土地问题的最民主的办法并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不论它是大的或小的所有制），而是通过消灭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国有化，而掘土派之主张消灭土地私有权，正是争取土地国有化的表现。(36)
一切新的社会思想、新学说都有其社会经济的根据，但在开始时，必须把从前已有的思想材料当做出发点，温斯丹莱的思想当然也不例外。他虽然没有谈到自己的思想渊源，但无疑地他从当代各种教派文学中汲取了十六世纪德国再洗礼派教义及更早一些的中世纪异教“共产主义”思想。此外，他熟读摩尔的“乌托邦”，并从里面得到启发也 可能的。可是不管他从前人承袭了多少，他自己也有很大的发挥及独创。
比十六世纪德国再洗礼派进步之处，便是他能接受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这就使得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摆脱了宗教神秘主义的束缚。温斯丹莱比再洗礼派更伟大之处是他拟出一套新社会的改造计划，我们在“自由法典”里可以找到许多对于未来社会的天才预测，“温斯丹莱在他的乌托邦里注重经济及社会基础，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37)在他的乌托邦里，负责经济及社会调整的公职人员占最重要地位。其次，温斯丹莱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体现在他的乌托邦里，作为新社会的社会生活的基础。温斯丹莱还预见到当经济压迫解除之后，全体人民的创造性的能力也能得到极大的发挥，而个人的一切精神肉体上的痛苦都能解除，他以为人心的不正常现象如贪婪、骄傲、虚伪、嫉妒、悲哀、恐惧、失望及疯狂等都是由于人压迫人的外在束缚所引起的。
温斯丹莱对于私有财产的害处分析得最“鞭襞入里”，并且发现了“劳动价值”学说，这也是他的伟大贡献。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当时的先进思想界中促成了历史唯物论的出现，但是就中要以温斯丹莱的思想最为接近历史唯物论，这也是由于他代表当代英国最被压迫的群众的利益的缘故。温斯丹莱的思想“远远地走在时代主流的前面，而未能积极影响当代历史的进程。”(38)但是“温斯丹莱的观点通过约翰·贝勒(John Beller)的“工业学会”(Ceellege of Indus-try 1696)而强烈地影响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39)。因此，我们可以说温斯丹莱是从摩尔到欧文中间的承先启后的伟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掘土派运动失败了，但“掘土派的思想从这时起，成为英国进行争取解放斗争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财产；它们成为他们的压迫者的永远的恶梦。”(40)
正文注释：
(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
(2)М·А·барг：кромвель и его время стр．213
(3)拙著：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英国农村的剖析，载“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二期。
(4)Ю·М·Сапрыкин：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истории английск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рев－опюции 载苏联科学院出版的 СредниеВека IV 1953. стр．358
(5)В．Ф．Семенов：Пауперизм в Англии Х Ｖ Ｉ века 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тюдороз по вопросах о пауперах 载苏联科学院出版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IV.1953 стр．209-210
(6)Ю·М·Сапрыкин：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истории английск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рев－опюции 载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IV 1953. стр．364
(7)上揭书，页三六二
(8)上揭书，页三六二
(9)上揭书，页三六二
(10)马克思：资本论卷一第二十四章
(11)Christopher Hill: The Good Old Canse(The Englih Revolution of 1640-60:Its Causes,Course and Consefuences)P.414 A·L·Morton:PeoplisIti-story of England P.254
(12)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том первый 1640-1789（苏联科学院历史院编） стр．49
(13)ДЖерард уинстенли избранные памф-леты（苏联科学院编）стр．18
(14)上揭书页十
(15)Ю·М·Сапрыкин：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истории английск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р－евопюции 载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IV стр．361
(16)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том первый 1640-1789 с－тр．69
(17)David W·petegorskz:Left-wing Democracy in the Englaih civil war(Left Book club Edition)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1940 P.134
(18)上揭书，页一三三
(19)ДЖерард уинстенли избранные пам－флеты стр．13-16
(20)David W·Petegorskz:Left-wing Democracy in the Englrih civil war p.181
(21)ДЖерард уинсгенли избраииые пам－флеты стр．200
(22)上揭书，页一五二
(23)Left-wing Democracy in the Englrih civil war P.193
(24)上揭书，页一九三
(25)上揭书，页一四五
(26)ДЖерард уинсгенли избранные пам－флеты стр．144-5
(27)上揭书，页一三○
(28)上揭书，页三二四—三二九
(29)上揭书，页二○一
(30)上揭书，页二○六
(31)Left-wing Democracy in the Englrih civil war P.223
(32)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том первый 1640-1789 с－тр．68
(33)上揭书，页六十八
(34)斯大林：与德国作家路得维希的谈话，载“学习”杂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五日版
(35)列宁全集俄文版卷十二，页四一八—四一九，三一六—三一七
(36)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истории аиглийск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ревопюции 载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IV стр．369-370
(37)The Englrih Revolution 1640 Edited lry Christopher Hill LondonLa-rvrence I Wishart Ltd P.96
(38)上揭书，页一○○
(39)上揭书，页一○○
(40)М·А·барг кромвель и его время с－тр．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