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 号】195501
【总 期 号】29
【页 码】1
【正 文】
解放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重视文学遗产的批判接受工作，所以国家出版社印行了好些古典文学书籍，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但是在近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暴露出一件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实，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立场、观点、方法，仍然在文学遗产研究工作中占统治地位。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一极端危险的现象，必须坚决予以批判和清除。
五四运动以来，在学术界里散布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毒素最厉害的，当推胡适。胡适直到最近还在不断地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与中国全体人民为敌，成为将介石反动派中的主要罪犯之一。胡适本人虽为全国人民所共弃，但他所散布的反动思想却还得到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拥护。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又受过长期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反动教育，解放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进行思想改造；但是若不是经过曲折而痛苦的自我斗争的过程，也不会马上就肃清了思想意识中的反动因素。我自己就深深感到，过去所受胡适的影响铲除不尽。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论著中也显示了这一点。
胡适遗留给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为研究而研究，为考据而考据的提倡。他在“水浒传后考”末段，重复他已经说过好几遍的话：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这就是说，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为了祖国的人民的需要。他要我们像歌德那样，在拿破仑兵临城下的时候，关门研究远东古代文物。俞平伯先生在北洋军阀指使军警打伤请愿的教职员的日子里，还埋头写“红楼梦辨”，就是实行这种主张。我那时和几个同学合办“国学月报”，对政治不闻不问，也是为此。
必须指出，胡适所谓“为真理而求真理”，只是一个骗局，不过妄想使青年脱离实际，脱离政治而已。胡适一再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胡适文存”卷二，页一一八）“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他做真理；因为他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同上）这是没落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唯心哲学实验主义的一套把戏，根本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认为凡是对剥削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他所以在“水浒传考证”里强调“历史癖”与“考据癖”，也就是因为这对于反动统治有用，而我们就盲目地走进他的圈套里。
当然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反对考据，不应该抹煞科学的考据在研究工作中的用处，相反地我们应该承认考据和训诂、较勘同样是研究古典文学必要的准备工作之一。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这是研究的准备步骤，而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准备工作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之下进行，才能有助于——而不是有害于——文学遗产的分析批判。俞先生在“红楼梦辨”里有二十多页讨论地点问题，结果是：“说了半天还和没有说一样。”（页七九）又在“红楼梦研究”里写了将近一万字来考证“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坐次，难道不是“玩物丧志”吗？我自己也常常犯这个毛病的。
胡适反动思想对于我们的第二种毒害就是：歪曲古典杰作的积极意义，抹煞了作品的政治内容与斗争作用。可是古典文学之所以值得重视，正是因为它体现了我们祖先为了美好的将来而和反动力量作英勇搏斗的伟大精神，正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优秀遗产中吸取丰富养料来加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与决心。这恰恰是反动统治阶级所害怕的，所以胡适就极力诱导我们到歧路上去。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里批评过去的“红学家”，说他们“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其中之一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的结论自然是错误的，但他比胡适还究竟高出一筹，因为他是着眼于“红楼梦”的政治意义的。而胡适呢，虽然自称为“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可是他却荒谬地为认“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就可以得出结论。他的结论是：“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 些错误的议论，三十年来，得到不少继承者与发挥者，而且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着。
这一派的荒谬，近来刊物上揭发的很多。由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作祟，他们故意讳言“红楼梦”中无比深刻的反封建的伟大意义，硬把它说成是曹家败落以后的忏悔录式的自叙传。把曹家与书中的贾家纠缠在一起，必然就抹煞了作品写出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的艺术价值。曹雪芹可以把自身经历作为创造典型的素材之一，但是我们不能说贾宝玉的情节与曹雪匠的事迹完全相同。鲁迅先生说得好：
……因为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沾，“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沾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但是事实是铁面无情的，“特种学者”终于不能不碰壁碰得头破血流。曹雪芹有没有一个姐姐做妃子？晚年一起“飘零”的“新妇”是不是史湘云？大观园在南京还是在北京？“特种学者”纵然念念不忘，也无法解答，这些考据便不能不宣告破产了。
胡适的谬误不仅表现在对于“红楼梦”的问题上，也表现在一切古典文学的研究上。试以“水浒”为例。胡适接连写了“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水浒续集两种序”等篇，共计六、七万字。他花这么多气力，其反动企图是很明显的。
首先，他抹煞作者施耐庵，一再说“并没有这个人”，“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这与他讲“楚辞”的时候说根本没有屈原这个人是一样的荒唐，也与欧洲资产阶级批评家不承认莎士比亚的存在一样。
其次，他歪曲“水浒”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意义。例如他说：
又如五十三回写宋江破高唐州后，“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这是照例的刻板文章，有何深意？
他不但把“水浒”歌颂宋江的话认为“刻板文章”，而且一再说宋江是“大盗”，说他与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同样的“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水浒”故事得到人民广泛的热爱，显然由于农民阶级对于地主阶级的深刻仇恨；而胡适却讳言阶级矛盾，说是“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拿民族矛盾来掩盖阶级的对立。
最后，他不但企图贬低“水浒”的价值，也要贬低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作品的价值。讲起元代写“水浒”故事的杂剧的时候，他就强调“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很幼稚”，并且说：
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中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决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
理由很明白。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元杂剧的高度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触怒了资产阶级代言人胡适，所以不免被诬为幼稚了。
胡适的反动思想是一贯的，不但表现在小说的考证上，也表现在一切有关文学的文章里。这些文章从五四以来就在不断地流布着毒素，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存在着，那是决不能置之不理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受胡适影响比较深的人，更应该深刻警惕，加紧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来坚决地摧毁敌人最后一块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