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高兰
【期 号】195501
【总 期 号】29
【页 码】4
【正 文】
这次，由于我们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发表了李希凡和蓝翎两位同学批评“红楼梦简论”的文章，所引起的全国性的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仅是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俞平伯先生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工人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这是我们从事于文学研究，特别是从事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任何人都不敢说，在我们身上不存在着和俞平伯的研究古典文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个讨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其次，卅多年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基本上一直是为胡适一派的主观唯心论思想，和反动的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所蟠据着。解放以来，大家虽然都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体上可以划分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基本界限。但无可讳言的，在研究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一般的说，还是看不准，拿不稳，掌握不好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因此就极端妨碍了我们对于祖国无限丰富的文学遗产的研究工作。所以为了使我们做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使我们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上，少犯错误，对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长时期存在的一些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和清除，就完全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树立起以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辩证法的方法的正确研究方向，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正常而健康的向前发展。所以这个讨论会，就具有异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下面我谈谈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错误在哪里？
俞平伯先生的错误在哪里呢？我认为：俞平伯先生主要的错误，是以封建士大夫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和反动的实验主义思想、观点、方法，抹杀了红楼梦这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社会内容、社会作用，把红楼梦降低到自然主义艺术作品的地步，顽强地宣扬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知道，红楼梦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一个爱情的悲剧，真实地、历史地、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制度，和即将崩溃前夕的内部矛盾与危机，以及作为这一制度的代表，贾府这个官僚地主家庭的享乐、诈伪、荒淫、腐朽、黑暗、丑恶的生活等等，表现了这个封建大家庭，必然与其社会制度同样走向死亡的本质。
虽然作者曹雪芹，限于社会地位及其世界观，对其本阶级的没落，不免还流露着一些挽歌的情绪，但由于一个卓越的作家的艺术良心和忠于现实的精神，还是使他深刻地、忠实地予以无情地暴露与批判。
这是红楼梦及其作者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所在，也是它的高度人民性的表现，更是它多少年来“流传之广”的理由之一。
但是，俞平伯先生，却由主观唯心论，神奇诡秘思想出发，认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为色、空”，“以梦幻为本旨”。这样，就首先抽掉了它的现实主义的反封建的社会内容与社会作用。从而认为“红楼梦全书中之题材是十二钗，是一部忏悔情孽的书”（红楼梦研究一二四页）。而曹雪芹写作的目的，无非是“(1)感叹自己身世，(2)是情场忏悔，(3)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红楼梦研究一○五——一一○页大意）。对封建社会大家庭的罪恶，无褒无贬，“是完全依据事实，毫不杂感情上的好恶”（红楼梦研究一二三页）。至于它的为人所称道，乃是“情场之盛”，“文章之妙”，和“怨而不怒”的风格，以及“因拘于事实，因而能够一洗前人窠臼”的长处（红楼梦研究一一九页）。这样主观的把红楼梦降低到自然主义作品的地步，是对红楼梦极大的歪曲。
其实，俞平伯先生把红楼梦降低到自然主义作品的地步，也并不是他的什么“创见”，这原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宣传者胡适的主张。
胡适远在俞平伯红楼梦辨出版之前，就说过：“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亚东版红楼梦，胡适红楼梦考证五二页）。俞平伯先生只是为胡适“牵着鼻子走”而已，不过，时至今日，俞平伯先生，还不能从胡适的反动思想泥淖中跳出来，竟重弹胡适的滥调，并对于胡适说的“红楼梦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书”（前书三十八页），又加以发挥说：“红楼梦作者的最大手段是写生”（红楼梦研究一一六页），“用假话和村粗的言语（包括色情描写在内）来表现真人真事”。认为：“把这总钥匙找着了，再去看全书，便好得多了”（红楼梦简论）。于是由此出发，红楼梦既是“自传”，既是“写生”，既是“为十二钗作本传”，就得出作者对书中人物只是“依据事实，毫不杂以感情的好恶”，“无所偏爱”的结论，抹杀了作者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从现实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练得来的具有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典型人物，这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精神。
但，实际，左黛右钗，作者态度何等明显；这两个人物性格形象的对立，何等清楚？同时这又是多少年来多少人的看法？主要的是无论从那一方面看，宝钗都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秩序采取了保持拥护的态度；而黛玉却表现了她虽被封建势力的压抑，但她却对封建秩序，采取了蔑视的态度。就是宝玉亦复如是。而俞平伯先生，不从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矛盾上体认钗黛两个对立形象所代表的社会意义，硬说作者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同等看待，是并无爱憎的。不但此也，还更进一步的，主观的，硬要把“双美合一”，硬要后来钗黛二人感情很好，宝玉是由于贫穷而出家等等。
我们看自然主义文艺观点，和主观唯心论思想，结合得多么紧密？而这种观点最恶毒处，就是否定了文艺的社会作用与社会内容。此所以俞平伯先生大大地赞扬了红楼梦的“怨而不怒”，反对了水浒传的“过火”，此所以俞平伯对于王佩璋先生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删去那最足以说明红楼梦反封建社会本质意义的有力部分，同时认为“封建制度的政权就是地主阶级的政权”，不必提及，而俞平伯却硬要在几个地方加上他的主观唯心论思想，正、反，真假之类，弄得诡秘虚玄。由此可见他自己却并不是无所偏爱的，只看什么是符合他的主观唯心论思想的，怎样才能为统治阶级社会利益服务。其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立场、目的，是多么清楚，其目的无非是企图诱骗人们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脱离斗争，保持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资产阶级的秩序服务。
但是，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红楼梦及其作者，并不如此，这只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胡适和俞平伯一些人永远达不到目的的反动的主观愿望而已。
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显然是做了数十年的努力的。从“考证”、从“辨”、到“研究”。
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也就是他们的所谓“考证”。当然，研究古典文学，考证是完全必要的。不过，他们的考证，却是从“兴味”出发，繁琐的形式主义的从作品中择取某些偶合的，合于他们兴味的东西，来附会他们的主观主义的假设。换言之，就是以客观事实来为他们的主观臆断服务，达到他们实用的目的。显然，这正是反动的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例如俞平伯尾随着胡适，用尽了各种形式主义的考证方法，企图证明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的主观假设；用尽了方法证明作者对于钗黛是毫无偏爱的“双美合一”的曲解的假设；又翻过来，用后四十回的宝黛悲剧的“不合作者原意”的主观假设，硬说在八十回后钗黛感情很好，宝玉因贫穷而出家，来抹杀红楼梦的悲剧意义；用贾氏衰败，是由于抄家、自残、干枯、片面的形式主义的理解，来抹杀封建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必然走向崩溃的社会发展规律。
总之，其目的是用尽各种变了形的客观主义，实际是主观主义的考证方法，无非是要达到他贬低红楼梦反封建的倾向性及其社会意义社会作用。正如伯林斯基说的：“夺去艺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权利，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它……这甚至是意味着杀害它”。（伯林斯基全集四卷五八五页）这个目的是很清楚的。
但是这个目的，他并没有达到，而且永远是达不到了。因为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再不会上胡适和俞平伯这些人的当了。相反的，倒是俞平伯先生自己，由于他从主观唯心论出发，认为红楼梦“主要观念为色、空”，“以梦幻为本旨”，正反虚实，真真假假，纠缠不清，便不能不正如他自己说的：“在这儿像是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最后得出红楼梦“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你越觉胡涂”的不可知论的结论。
这就是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目的和结果。至于在俞平伯先生的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文学传统问题的幼稚的看法等，限于时间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