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吴富恒
【期 号】195501
【总 期 号】29
【页 码】7
【正 文】
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是一九五一年电影“武训传”讨论以后，文艺战线上又一场工人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判了它的反人民、反历史、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它的非现实主义的艺术观点和方法，为解放以后的文艺创作、研究和批评工作初步开辟了正确的道路。而这一次以“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所刊载的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为开始的“红楼梦”研究的讨论，牵涉的面就更为广阔，它的顺利开展和正确结论，将为广大的古典文学读者——工人、学生、干部、战士以及一般群众指出阅读作品和评价作品的标准和方法，尤其是对于古典文学的教授、教员和研究工作者们，他们之中有不少的人，在过去曾经受过胡适实验主义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有的人到今天在思想上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个思想影响，通过这次讨论，若能深刻地检查和批判错误，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和整理、接受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必将大大有利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从而滋养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就是在高等学校，这次的讨论，也必然会把教学改革推进一步。
本文不是讨论“红楼梦”的内容，如题目所表明，只是结合比较文学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别，来讨论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采取自然主义观点方法的错误及其思想根源。
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谈什么是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以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中主要的、本质的、典型的东西，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向，批判那些黑暗的、过了时的、垂死的东西，歌颂那些光明的、进步的、新生的东西，有着教育人民，改造社会的作用或效果。
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客观现实，因而是唯物主义的，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因而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现实主义文学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客观现实生活中主要的、本质的东西，因而“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现实主义作家对于他所描写的对象——事件和人物有所爱憎，并以教育改造人民，改造社会为目的。
什么又是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呢？
让我们引用自然主义大师左拉自己的话来说明：“自然主义是复归于自然。发起这个运动的是科学者。……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也同样是自然与人类的复归。就是直接的观察，正确的解剖，实有物的承认和描写。……在作品里，抽象的人物，虚妄的事件和绝对的事物完全绝迹，而以实在的人物和关于各人的真实日常生活的故事来代替。……”（左拉“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既不需要推理、也不需要批判，只要陈述就够了。”（左拉文集）
自然主义者们主张描写真实的日常生活，强调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实与琐碎细节，主张描写的“记录性”和“摄影性”，拒绝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的、本质的东西，拒绝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
自然主义者们主张描写实在的人物（真人真事）和个性化，反对所谓抽象人物和绝对事物等，主张描写的“真实性”与“自然性”，因而拒绝了社会性的概括和典型化。
自然主义作家像观察自然现象一样地观察社会现象，把社会的人还原为自然的人，把人当做一种自然物来观察。他们主张，作家应当像生物学家一样在显微镜下面检查生物，像解剖学家解剖尸体一样来解剖人，并客观地作出记录。这种冷酷的、旁观的客观主义，是与“分明的爱憎”和人类灵魂工程师教育改造的社会作用毫无相同之处的。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同意李希凡、蓝翎和其他参加这次讨论的同志们的基本意见。“红楼梦”是以贾府盛衰的完整艺术形象反映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走向死亡的命运，并通过宝玉、黛玉等人的形象反映当时人们某些反封建的思想。作者受到了他的出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有着某种政治上的偏见，和对没落的官僚地主阶级哀惋的情绪，但他的世界观并没有影响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红楼梦”应当列为我国古典文学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
而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却正是以自然主义的观点方法割裂了“红楼梦”艺术形象和社会概括的完整性，贬低了红楼梦的伟大现实主义价值。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所不能容忍的。
俞平伯说：“本书的人物事情都有蓝本，所以‘红楼梦’的最大手段是写生”。并且寻章摘句地引用了红楼梦第一回
“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
“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实录其事。”作证明（见“红楼梦研究”一一六页）。
他又说：“凡红楼梦的人物都是极平凡的，并且有许多极污下不堪的。”（“红楼梦研究”同页）完全以真实的生活与平凡的人物来解释“红楼梦”，正是自然主义地看待“红楼梦”。
除了说“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是“色”、“空”，因而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外，俞平伯还说：“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们是作者的自传”，“既晓得是自传，当然书中的人物事情都是实有而非虚构。”（“红楼梦辨”）。他并在另外一处分析作者的态度时，认为“红楼梦”是（一）作者感叹自己身世的，（二）是作者情场忏悔而作的，（三）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红楼梦研究”一○五——一一一页）解放后，受到革命现实的若干影响和启发，使得俞平伯再不能完全闭口不谈“红楼梦”的社会内容了，因而他说：“本书虽亦牵涉种族政治社会一些问题”，但说了半句，他又马上收回去，接着是“但主要的对象还是家庭，行将崩溃的封建地主家庭”。（“红楼梦简论”，“新建设”，一九五四年第三期）我们必须承认作者描写人物事件可能、也可以有蓝本，而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也不足为奇的，但像俞平伯那样，强调“红楼梦”是作者自传、个人感伤、美人传记和家庭悲剧等，完全忽视“红楼梦”是社会——历史的巨大艺术概括，否定它的典型意义，不是自然主义的态度是什么呢？
俞平伯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做了许多校勘考证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某些部分对于整理文学遗产和研究作者传记可能是有帮助的。但他在考据工作中，随处援用穿凿附会的实验主义方法，很多地方以自然主义者态度寻找事实根据，来证明书中人物都是实有的，不是虚构的。例如：他极力想证明贾宝玉即是曹雪芹，贾府即是曹府，红楼梦地点应当在北京，论秦可卿之死，作“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等等，把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等同起来，这样就把红楼梦的完整的、有机的艺术形象割裂为片断的、孤立的现象，抛开了它的社会政治意义，这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原则的。
除了实验主义、自然主义的观点方法外，俞平伯对于文学还抱着兴趣主义和极不严肃的逢场作戏“闹着玩”的态度：他曾说：
“对于文艺，除掉赏鉴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若拿了一把解剖刀来大割，恐怕割来割去了无所得。这不怪你的手术欠佳，或你的宝刀欠快，只是‘割鸡焉用牛刀’耳……这种（趣味的）研究，其对象和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释为固定的知识，则它或本不成为研究，即说是在那里闹着玩亦可”（“红楼梦辨的修正”“现代评论”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这是否与自然主义的方法相抵触呢？从表面上看来似是这样的，但追究其根源，却都是逃避现实，麻醉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然主义的方法是强调个性化、事实性、以客观主义的态度来引导人们离开社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达到它掩饰现实，麻醉人民，使人民脱离政治的目的；而趣味主义以玩笑态度戏耍人生，自欺欺人，也正是颓废主义地逃避现实，麻醉人民的方式。
俞平伯采用自然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大家知道，是受了反动的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的影响的。我们要追寻俞平伯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的根源，就必须了解胡适的观点和方法。
胡适早在“红楼梦辨”出版以前就明确地说过：“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而俞平伯正是继承了胡适的这一研究路线的。
胡适在文学上提倡自然主义，在学术研究上提倡实验主义的考据，和他在政治上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是分不开的。这是胡适反共、反人民、麻醉青年的买办资产阶级立场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切，且听他自己来作证：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问题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可奉为定论。
……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点防身的本领，努力作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文选自序）
胡适这种三位一体的观点和方法也并不是他的创见，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我们追溯一下自然主义在法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就可以明白：
“自然主义作为艺术中的一种倾向，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发生于法国。它是资产阶级文化没落的一种表现。……
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那个时代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敌对越来越尖锐地暴露出来。
在资产阶级哲学、科学、艺术、道德的前面，提出了以下的任务：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使劳动群众相信资本主义是不可动摇的，遮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思想界被号召着，歪曲现实，隐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要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崩溃这些客观趋向。
因此，十九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的思想仆从们向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进行斗争越来越紧张，并不是偶然的。政治上的反动、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艺术中的自然主义并肩前进，互相滋养，互相支持。
但是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艺术中的反现实主义并不是常常公开出现的：它们经常是把自己掩藏在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面具下面，而这些面具的形式呢，则在哲学中是实证主义，在艺术中是自然主义。
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紧密地互相联系着。因此，揭发掩饰着的反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和揭发掩饰着的唯心主义的实证主义是分不开的。”（布洛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反对艺术中的自然主义）”
关于宣扬实证主义的目的，实证主义的创始人A·孔德写道：“在于消灭不协调，将政治上的骚动变成为一个哲学运动。”（A·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精神”），而所谓政治上的骚动，正是指的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实证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H·泰纳，在政治上以狂暴的敌人态度诽谤人民，公开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在他的有关法国历史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在文学艺术研究方面，他把美学的任务降低为搜集和描写艺术现象，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立地处理艺术事实，避免估价的可能。在他的艺术讲话中，他把社会人抛出艺术以外，而以一个生物人代替他。
一切这些十九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反动学者的思想和行径，不正是廿世纪初期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反动实验主义者胡适的前驱么？
说明了胡适学术思想的反动本质和历史渊源，也就说明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的资产阶级本质。我们必须严肃地予以揭露和批判，肃清资产阶级观点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反动恶劣影响，树立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开展我们的文艺研究工作，予“红楼梦”及其他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以正确的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