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童书业
【期 号】195501
【总 期 号】29
【页 码】17
【正 文】
最近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实际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讨论是非常及时的，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势力在目前的文史学界中还异常的猖獗，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不至于永久远远落在政治之后，在目前展开文史学上的思想斗争，展开学术讨论，是极其必要的！
因为我过去曾经讲过美学的课，在解放前，还曾写过古典文学考证和古典文学批评（属朱光潜派）的论文，所以有些同志希望我在红楼梦讨论中，提出些意见来。可是惭愧得很：我过去所讲的美学，乃是属于资产阶级所谓“实验美学”的美学，“实验美学”从生理的观点来讲美的起源和它的发展变化，属于机械论的范畴；同时我过去所讲的美学又是从我的行为主义的变态心理学观点出发的，行为主义也是一种机械论；拿“实验美学”和行为主义来批判实验主义的文艺思想，那就是拿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现在虽然已经放弃了“实验美学”的观点和行为主义的观点，并且已经对行为主义作了批判，可是对于新的文艺理论和新的美学，我还是门外汉，所以从美学或文艺理论上来提出对于红楼梦讨论的意见，在目前我还没有这种能力。我现在只能从考据方法对于古典文艺研究的作用和限度这一论题上，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在历史和古典文艺的研究上，考据的功夫自然是必要的，因为研究历史不能离开史料，研究古典文艺也不能离开作品的时代，以及作者的生平等等。要使得我们所讲的历史有正确的史料作根据，要使得我们的文艺批评不脱离时间、空间和社会条件，能揭发作者的真实思想和他作品的价值，就不能完全放弃考据的功夫。这里所谓考据，只是史料的搜集、校订等整理工作，这种工作在研究历史和古典文艺上，自然是必要的。我们且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假使我们不知道水浒传是什么时代的作品，现在的本子是怎样构成的，那末我们对于水浒传就不能有正确而全面的理解，比如今本七十一回水浒传，对于宋江是有许多贬词的，常常在字句里暗示宋江的“奸诈”和“不忠不义”，我们若不知道这个本子是金圣叹伪造的，那么我们就会对水浒传的思想发生误解，把水浒传认为“深恶盗贼”的书，这样水浒传就无价值可言了。又如假使我们不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出于另一人之手，那么红楼梦前后思想的矛盾，就无法得到正确的解释，这样对于红楼梦的评价，也就不会完全正确。很多这样的例子，证明在研究古典文艺作品上，不能完全抛弃考据的功夫。
但是，考据虽然只不过是些搜集和校订史料的工作，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与阶级意识无关，与社会的上层建筑无关，事实上并不这样简单，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使用考据方法的人是不能脱离他的阶级的，在有意无意之中，他会把阶级意识带进考据之内。并且掌握考据，运用考据的方法，也是随着阶级的不同而不同的。我们在这里也举出两个显著的例子，来说明考据不能脱离阶级立场：譬如古代有没有井田制度，这本是一个考据问题，但是进行这种考据的人因为抱着各种不同的阶级观点，他们所得的结论就不会相同。反动史学家胡适曾写过一篇“井田辨”，他的结论是：“井田论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他的用意是在说明：“古代并没有均产的井田制度”，“因为古代本没有均产的时代”。井田制度有没有本来是一个考据问题，可是胡适所得出的“古代本没有均产的时代”这个结论，就明显地表示了胡适本人的阶级意识。又如七十一回的水浒传，分明是金圣叹伪造的，证据很是明显，可是以考据自眩的胡适，在他的“水浒传考证”中却会相信金圣叹真的得到了“古本”。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揭发，使得他不能不承认：“鲁迅先生之说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他这才放弃金圣叹的本子是“古本”的说法。胡适与鲁迅先生的看法的不同，并不单纯是考据方法的细密和不细密的差别，实际上也是由于阶级意识的不同。我们试看胡适的话：
“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可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圣叹又亲见明末的流贼伪降官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对于宋史侯蒙请赦宋江使讨方腊的事大不满意，极力驳他‘一语有八失’，所以他又极力表章那没有招安以后事的七十回本”。（水浒传考证）
金圣叹因为要对于“流贼”“口诛笔伐”，所以伪造出水浒传的“古本”，胡适分明知道金圣叹的企图，但是他却不愿意说这个“古本”是金圣叹伪造的，他只承认金圣叹“极力表章那没有招安以后事的七十回本”，这就是因为胡适也承认张献忠李自成是“流贼”，是“一班强盗”，并且曾“流毒全国”，所以他也“觉得强盗是不可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在这些观点上，他实际与金圣叹共鸣，因此他不愿说金圣叹伪造“古本”水浒。只有在鲁迅先生的揭发之下，再加上其他考据家的指责，才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他的谬见，而改从鲁迅先生的说法。以上两个例子，已足证明考据不能脱离阶级立场。过去考据家说他们的考据只是“为考据而考据”的，这句话的本身，就已经表示出他们的阶级立场了！
进一步说：现在一般人提到考据，往往认为这只是胡适提倡起来的，是胡适的拿手好戏，这种看法也是大错的！胡适的“考据”并不是真正的考据，他的“考据”是为他的反动哲学实验主义服务的，因此他的“考据”只是实验主义的工具。胡适曾明白地宣布：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胡适文选自序）
在这段话里，胡适已不打自招的承认他的“小说考证”“都只是”他的实验主义的“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胡适把实验主义灌输到考据里去，这是糟塌了考据，现在我们所要批判的“考据”，就是这种实验主义的“考据”，而并不是一般的考据。我们应当把胡适看成考据学的罪人，而不应当把他看成考据学的功臣。只有把考据从实验主义魔爪下解放出来，才能洗除它的污点，而使它变成真正有用的东西。考据家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指导之下，才能掌握正确的考据方法，以为新史学服务。
再进一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考据，终究只是考据，考据不能代替史学，更不能代替文艺批评，拿考据代替史学和代替文艺批评，那也就是旧史学和旧文艺批评的致命伤。关于史学方面，我们这里姑且从略，我在这里只谈一谈把考据代替文艺批评的弊害，因为这正是俞平伯错误的文艺批评的主要根源之一。自然，俞平伯最根本的错误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作祟，然而用考据代替文艺批评，也正是胡适派的资产阶级文艺批评的主要特色。
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评价，就是用考据代替文艺批评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引用第二回脂砚斋评：
“盖作者实因ｊí＠①ｌíｎｇ＠②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
就断定说：
“简单说来，红楼梦的作意不过如此！”
这就是说：红楼梦的“作意”不过是描写家庭琐事。事实上红楼梦的“作意”真是如此吗？如果红楼梦的“作意”真的只是描写作者的家庭琐事，而不具有社会意义，那么红楼梦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我们对于这一点，决不能轻易放过，因为这是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看法的最根本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的由来，又是由于俞平伯的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在作祟。实验主义者有一句“名言”，就是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所以他们的理解是停滞在作品文句的表皮上的，他们决不可能掌握作者的思想本质，决不能体会到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他们从作品里的个别文句，或其它材料里的个别文句，来片面地说明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他们不能把文艺作品和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他们把文艺作者从社会环境中孤立出来，这样作者和作品就都变成不可理解的东西了。例如俞平伯就是把一个不满意封建制度的曹雪芹，理解为描写家庭琐事的作家；把反封建的红楼梦，看成是描写家庭琐事的作品。他甚至于把书中的主角看成是庸俗的“才子佳人”，他明白地宣布：“红楼梦以才子佳人作书中的主角”；他更明白地宣布：“红楼梦主要观念”是“色”“空”。
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里又公开说：
“近年考证红楼梦的改从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观方面来研究，自比以前所谓红学着实得多，无奈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我从前也犯过的”。
这段话明白地表示着俞平伯并不曾认识实验主义的“新红学”的毒害性，他认为实验主义的“新红学”“从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观方面来研究”，是比“旧红学”“着实得多”，实验主义的“新红学”只不过“犯了一点拘滞的毛病”：这证明了俞平伯对于实验主义的考据是留恋的。实验主义的“考据”的毛病，决不仅仅像俞平伯所说那样，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这种“考据”的阶级性和它的反动性了。尤其不可原谅的，是俞平伯把实验主义的“考据”拿来代替文艺批评，很明显的，作为俞平伯文艺批评的代表作的“红楼梦简论”，只不过是他的“红楼梦研究”的引申（只是在词句上有了些改变），而他的“红楼梦研究”，又就是他的“红楼梦辨”的改作，谁都知道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作品。因此贯穿在“红楼梦简论”里的思想，也就是实验主义的思想，只不过里面添上一些“政治”“社会”“封建地主”和“阶级”等字样罢了，这里面那里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气息。
用考据代替文艺批评的办法，事实上是与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不正确分不开的。我们知道：唯物论的世界观是承认这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有规律的，都是可知的，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是从联系、发展、变化、矛盾等观点上看问题的；唯心论的世界观认为这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偶然的，没有规律的，不可知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则是从孤立、静止、固定、调和等观点上看问题的。唯心论的史学家说：历史只是偶然事件的堆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法则可寻；因此唯心论的史学家提出所谓“史料学就是史学”一个口号来；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者的任务，只是考订史料和排比史料而已，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来说明史料，来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把说明史料、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工作，认为是“讲空话，没有用处”。唯心论史学家的这类论调，显然说明他们的根本哲学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者的思想方法一定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决不可能看到事物的全面，决不可能从事物的互相关联上看出问题来，他们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死的、不会发展变化的东西，没有矛盾的东西。在这种思想方法之下，他们自然要强调属于形式逻辑范畴的考据的作用，叫考据来包办一切：这就产生了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史学方法论。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口号，在过去确是迷惑了许多人，因为从这个口号的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事实上这只是实验主义者设下的思想陷阱，他叫人们的思想永远停留在死的材料上，叫人们专干咬文嚼字的工作，而看不见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这就使人们永远不能认识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本质。所以过去考据的史学家们考据了一辈子，对于历史还只能说是门外汉，因为考据至多只能显示现象，而决不能真正说明现象，解决现象中的问题。
实验主义者把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应用到古典文艺的研究上来，就产生了用考据代替文艺批评的怪现象。我们且看俞平伯自己说的话：
“错误当然要改正，但改正又谈何容易，我抱这个心愿已二十多年了。最简单的修正也需要材料，偏偏材料不在我手边，而且所谓脂砚斋评本也还没有经过整理。至于红楼梦本身的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更无从说起，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红楼梦研究自序）
俞平伯为什么会觉得红楼梦是个“梦魇”，“越研究便越觉胡涂”呢？这个结果是与俞平伯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用俞平伯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任何书都会变成“梦魇”，“越研究便越觉胡涂”的。所以并不是红楼梦本身有多大的疑问，只是俞平伯的研究方法使他“每每发生误解”罢了。我们且先看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时所注意的是些什么：
“红楼梦的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这不知怎么一回事？……一部书为什么要这许多名字，这些异名谁大谁小，谁真谁假，谁先谁后，代表些什么意义？以作者论，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曹雪芹的化身吗，还确是有其人？……从这一点看，可知红楼梦的的确确不折不扣是第一奇书，像我们这样凡夫，望洋兴叹，从何处去下笔呢？下笔之后，假如还要修正，那就将不胜其修正，何如及早藏拙之为佳。”（同上）
可是俞平伯自己偏偏不肯藏拙，出版了“红楼梦辨”，还要出版“红楼梦研究”，而所研究的问题则是红楼梦的地点究竟在北京，还是在南京，秦可卿是怎样死的，“群芳夜宴”时谁坐在东首，谁坐在西首等等。总之：综看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这部大作，只觉得破碎支离，并不曾解决多少真正的问题。像他这样的研究方法，自然要对着红楼梦“望洋兴叹”了。尤其妙的是俞平伯把红楼梦的书名多，作者评者人名多，不易解释，认为就是“红楼梦的的确确不折不扣是第一奇书”的证据。俞平伯这种妙论，充分表明了他的实验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破碎支离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用这样的思想方法去研究红楼梦，怎会不“越研究便越觉胡涂”呢！其实像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并不是俞平伯一人所独有的，凡是过去沾染过实验主义毒素的考据家，都会招致像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一样的结果。我过去在中国古史上也曾钻过二十年的牛角尖，正如俞平伯所说：“越研究便越觉胡涂。”俞平伯用“考据”方法作红楼梦批评，曾得到“作者的态度”的三点结论：
1.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
2.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
3.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均见红楼梦研究）
同时他对于“红楼梦的风格”，也得到三点结论：
1.红楼梦作者的手段是写生。
2.不顾读者的偏见嗜好。
3.怨而不怒。（同上）
以上六点结论，可说是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中心思想。这六点结论，已经十足表现出俞平伯的实验主义者的态度。我们看俞平伯说：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所以与社会制度无关。他认为红楼梦只是表现“雪芹怀才不遇的悲愤”的，这样就把红楼梦的性质个人化了：它不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而只是某个风流才子的“牢骚话头”而已。据俞平伯说：红楼梦又是“情场忏悔而作的”，而“忏悔的原故”，又是“由于往日欢情，悉已变灭，穷愁孤苦，不可自聊”。他以为“必如此，红楼方成一梦，而文字方极其摇荡感慨之致。”俞平伯的企图，是把红楼梦简化成个人的情场一梦。同时俞平伯又认为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认定雪芹的意思是使闺阁昭传”，认为：“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我个人认为俞平伯在这点上所犯的错误最大，如果真像他所说，曹雪芹竟是一个多妻主义的情场饿鬼了。这简直是污蔑曹雪芹和红楼梦，把红楼梦贬成“九尾龟”一类的作品。至于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的谬说，已有许多人指出他的错误，在这里姑且从略。俞平伯又说红楼梦作者的手段是写生，这是把红楼梦看成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所以说：“作者的态度只是一面镜子，到了面前便须眉毕露，无可逃避了，妍媸虽必从镜子里看出，但所以妍所以媸的原故，镜子却不能负责。”这就是说：曹雪芹好像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画家：玫瑰花上有一点鸡粪，也必需表现在画面上，作者只负像真不像真的责任，只要像真就好。像这种“写作镜子论”的说法，正是实验主义者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史学方法在文艺批评上的应用啊！俞平伯说：“红楼梦在这一点上，旧小说中能比它的，只有水浒。”俞平伯不但污蔑了红楼梦，并且还污蔑了水浒传。俞平伯说红楼梦的“第二个特色”是不顾读者的偏见嗜好，而作者所以能这样，又是由于“他自发牢骚，自感身世，自忏情孽，于是不能自已的发为文章”；同时又是因为“他的材料全是实事，不能任意颠倒改造的，于是不得已要打破窠臼，得罪读者了。”这就是说：红楼梦作者所以能不顾读者的偏见嗜好，只是因为他的写作态度是个人主义的，与社会群众无关，同时他的写作方法又像一面镜子，没有丝毫主见，俞平伯把自己的主观见解蒙在曹雪芹的身上，其实这只是俞平伯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啊！俞平伯说：“红楼梦在我们文艺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他所以能有这样的精神，却不定是有意与社会挑战，是由于凭依事实，出于势之不得不然。”说来说去，俞平伯是把红楼梦肯定为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了。俞平伯最称赞的，是所谓“怨而不怒”的态度，而“水浒在有许多地方觉得有些过火似的，看红楼梦虽不满人意的地方也有，却又较读水浒的不满少了些。”这几句话更充分的表现了俞平伯的阶级感情，虽然水浒传所反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但是在资产阶级读者看来，还觉得有些刺目，所以他们总想贬低水浒传的价值；对于红楼梦，虽然因为里面也反映了社会矛盾，对于资产阶级读者多少有些刺激，但刺激性要弱点，因此俞平伯说：“看红楼梦虽不满人意的地方也有，却又较读水浒传不满的地方少了些。”
统看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批评，除了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以外，最大的弊病，就是把考据代替文艺批评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也正是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他处处引用材料，好像“言必有据”似的，而事实上每个结论都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相同的材料，在不同观点、不同思想方法的人看来，是不一样的，譬如红楼梦里的反抗封建制度的说话，在俞平伯看来，就变成了作者的“感叹身世”；红楼梦里许多暴露封建贵族家庭荒淫的处所和作者不满封建婚姻的说话，在俞平伯看来，都变成了作者的“情场忏悔”；又如红楼梦里分明描写了对立的典型人物，如黛玉和宝钗，而俞平伯会对这种对立的矛盾一点没有看出，而强调所谓“钗黛合一论”。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古典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在俞平伯的眼光里，却会变成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红楼梦分明是一部反映社会矛盾，带有相当强的反抗性的作品，而在俞平伯的眼光里，却会变成一部“怨而不怒”的作品。凡此种种：都说明单纯使用材料，不能解决问题；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下，材料是会变质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考据和史料学的作用是有它的一定限度的，使用考据出了限度，就会造成严重的错误；考据不是万应灵药，不能到处应用。在古典文艺研究的领域里，应当注意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也是一样。凡是强调考据可以包办一切的人，都只是实验主义的信徒；不理解考据的作用和限度，也只是由于中实验主义的毒太深的缘故！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脊加鸟
＠②原字为令加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