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潘颖舒
【期 号】195501
【总 期 号】29
【页 码】20
【正 文】
“红楼梦”是一部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它长时期为读者所爱好。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降洞花主剧本小引”）这些乌烟瘴气的解说，影响得广大读者对“红楼梦”不能够有真正的、全面的理解。五四运动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学者——胡适，以“新红学”家自命，用孤立的、片面的“实验主义”的方法作“红楼梦”的考证和评论，俞平伯则更继承“胡统”，“发扬广大”，不仅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作品、“红楼梦”是曹雪芹个人的抽象的“个性流露”的“好文章”，而竟于一九五○年写的“红楼梦研究”的自序中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糊涂”，走到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不可知论”。这样，就更把广大读者带到五里雾中去了！因此，“红楼梦”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表现的人民性究竟在那里？还在读者中模糊着，甚至怀疑着。今年有许多青年读者向“文艺学习”编辑部去信，要求解答这一问题，（见“文艺学习”三期二十一页。）就是具体的例证。
关于论“红楼梦”的人民性，在“红楼梦”研究讨论展开以后，最近有许多同志在“新建设”、“文艺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总的来说，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论点：第一，指出了“红楼梦”是通过一个家庭的故事，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真实的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矛盾。第二，指出了“红楼梦”的典型人物宝玉、黛玉是有与封建秩序反抗的性格，宝钗则有着拥护封建秩序的性格；并且这两种基本性格的种种人物，复杂的交织在全书中表现着种种不同的性格和矛盾。第三，指出了作者对这两种性格的爱憎——拥护谁，反对谁，是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第四，指出“红楼梦”主要是引导读者肯定现实人生的，主要是鼓舞读者为争取爱情和幸福而斗争的。概括一下，就是说“红楼梦”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矛盾，也就是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基础的本质；“红楼梦”反映了反对封建秩序等等性格与事件，也就是反对作为当时封建社会基础所反映的上层建筑。这就是“红楼梦”人民性的所在。也是“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雄辩的说明。
这些分析“红楼梦”人民性的论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在重点突出的强调发挥这些论点时，对作者悲观消极的一面、作品“糟粕”的一面没有结合作者积极斗争的一面、作品“精华”的一面作全面的发挥，仅仅提到这是“次要的”一两句话，就在一些青年读者中发生了过高的对待宝玉、黛玉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英雄和主将”了。
一个古典作家，尤其是官僚地主阶级出身的剥削阶级的作家，在他的世界观中一般地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
曹雪芹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家庭，从小过着奢侈绮靡的阔家公子生活，不到二十岁，家庭垮台了，以至流落都城西郊，陷于贫困潦倒，有时还没有饭吃。由于这样生活的巨大变化，就使他有可能进一步对社会有深一层的理解，对当时社会的矛盾有着透辟的分析；在思想上也就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到当时社会先进力量的本质。所以“红楼梦”在阶级的互相联系影响和对立中，创造了各种典型，而正面人物宝玉、黛玉正具有着当时社会的先进人物的性格。但是，作者并没有超越了他的阶级身分，超越了历史条件。曹雪芹毕竟还是阔家公子，他的阶级出身与所受教养，都还有力的束缚着他。他的世界观是唯心的、接近佛老思想的，是有着消极因素的。这通过作品内容所表现的去观察，是不难理解的。如用“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好了歌注解诗”可以说明；用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内容，像宝玉终于向封建势力低头——一个反对科举制度的终于还是参加了考试，一个反对封建婚姻的终于还是听从了父母之命等等——也同样可以说明。所以作者虽然写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两种力量的矛盾，写出了典型人物宝玉、黛玉和当时封建制度的斗争，可是他还看不出整个社会历史往那儿去，也找不出宝玉、黛玉到那儿去的真正的道路。作者笔下的斗争人物，只是在他生活中的一定时期表现了反封建秩序的性格，结局却是向封建势力低头的人物，而终于出家了（宝玉），幻灭了。
我们不应该只重点突出的强调发挥一面。因为作者思想上的两种矛盾内容，是在“红楼梦”中同时出现的。它不是两个孤立的部分，而是两部分统一在作品中的。这两部分，也显示了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同样，它不是两个孤立的部分，而是两个部分统一在作家身上的。事实，作品是一个完整的形象，曹雪芹也只有一个。瞿秋白同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勒扎克的宇宙观和艺术创作的估量，是整个，一贯的”。“他们并没有把思想家的巴勒扎克和艺术家的巴勒扎克对立起来，并没有把艺术家的主观的宇宙观和他描写的客观性对立起来”。“巴勒扎克只有一个”。（“瞿秋白文集”卷二，一○二二页）我们对待“曹雪芹”及其作品“红楼梦”也应该这样。
像我们这样说，“红楼梦”中的反抗、斗争人物，终于是对生活现实没有作出最后正确解答的人物，是不是就否认了“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或者是降低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呢？
完全不是这样。
一个古典现实主义作家，一般地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是矛盾的，然而他在勇敢的观察和表现实际生活的时期之中，能够暴露不合理的社会的客观矛盾，能够接触到人民的情绪和期望，那就对一般的文化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将来，有相当的价值。单以文学来说，自然这些历史觉悟的表现，是继续的发展着，决定了我们进步文学的主要内容。这正是列宁教导我们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中一切最优秀的，最有价值的事物的合乎规律的继续和总结。“红楼梦”通过一个家庭的故事，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真实的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矛盾，通过典型人物宝玉、黛玉反映了在他们生活中的某一时期有着反封建秩序的性格，表现出当时社会的一种进步力量，写出了“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这在未来文化、文学的发展上，我们作为联系的因素，当作发展的因素来看，无疑的，是有巨大的意义。这应该是“红楼梦”人民性的主要所在，应该是“红楼梦”成为我国古典现实主义伟大杰作之所在。
我们不必过分强调宝玉和黛玉是鲜明的、彻底的反封建主义者，而应该就着人物形象所表现的作科学的归纳与概括。过分强调这一面，会反而离开作品的真实。有人说，“红楼梦”中的先进典型人物，对于生活现实最后终于没作出正确的解答，是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这自然是事实。但在同一历史条件之下，有着不少的武装起义反对当时封建王朝的斗争，是比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最后解答更有着可肯定的价值。这样看来，我们就不会认为宝玉黛玉是“反封建主义的英雄和主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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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人民性，除了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外，同时也表现在作者表现思想内容的形式上。“艺术内容和形式的人民性原则是列宁对待文学艺术作品、对待作家、艺术家、作曲家活动态度的基础。”（见谢尔宾纳：“列宁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文艺理论小丛书五卷四十一页）根据这一原则，曹雪芹在语言的运用上，尤其是运用语言的态度上是富有人民性的。
曹雪芹所生时代流行的文学作品，在语言的运用上，主要是，一方面是士大夫阶级用古文写的诗、词、散文；一方面是继承着由于宋元以来市民阶层的抬头而产生的“章回小说”的创作。这两种运用不同工具的文学作品，自然，主要由于它反映了什么内容，而人民有所爱憎。但是内容说出了人民的心声，而又采用了人民的艺术语言，也创造了人民语言的艺术的作品，则更为广大的人民所理解、所欢迎。统治者对这一点并没有漠视，从他们卑视章回小说，不被列入文学之林，顽强地巩固自己的古文传统地位，可以说明；从当时统治政府举行“科举制度”，提倡“八股文”，更可以说明。而曹雪芹却是采取了叛逆者的态度，扬弃了统治阶级极力卫护的古文，采用了为大多数人民较易理解的白话——并且是在当时已富有全民性的北京话，写出了他的杰作“红楼梦”的。这和典型人物宝玉、黛玉的反科举、反八股的反抗封建秩序的性格结合起来看，是不难理解的。
“白话”在文学上大量的采用，是和唐宋以后市民阶层的抬头，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发展分不开的。北京话，则更是近三百年以来，由于经济、交通的发展，以及当时满清政治的高度集权诸种因素统一发展的结果。它在语言的发展上，逐渐成为近世中国的中心语言，富有了语言的全民性质。用它来写作文学作品的，可以说自曹雪芹始。作者采用语言的本身，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语言发展的规律，当然，就符合着大多数人的愿望了。而其采用语言的态度，是具有着反抗战斗的思想；用他天才的文笔，表现出有统治者所喜欢的古文不可能有的成绩，写出了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并为他们所喜爱的辞句。
其次，曹雪芹更有着学习人民语言的思想，吸收人民的丰富的生活滋养来进行创作的。他大量的采用了人民口语中的语汇，使他所描写的更丰于形象性。例如他写某一个人的心里发闷是“闷＠①咄的”，写某一个人的抱怨是“嘟嘟嚷嚷”的……写一个狗的走是“＠②ｃｈī＠③＠②ｃｈī＠③”的，写一个竹桥的响，是“咯咯吱吱”的……等等。此外，他更采用了人民语言中丰富的成语，来增加叙事、写景的生动性，尤其运用在人物的对话上，更增加力量和风采。例如：
凤姐对贾琏说：
“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她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她们就‘指桑骂槐’地抱怨；‘借刀杀人’‘引风吹火’‘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武艺。”
尤三姐骂贾琏：
“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咱们‘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了这张纸儿！’你别‘糊涂油蒙了心！’如今把我姐姐拐来做二房，‘偷来的锣鼓打不得！’”
还有，如刘老老对王熙凤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小红失望于怡红院以后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等等，都足以说明作者充分的使用人民生活经验结晶而成的精炼语言，有着向人民语言学习的思想。如果我们对“红楼梦”作全面的研究，更可以看出作者学习人民语言的深度。
在曹雪芹的运用人民语言，我们不能只看作是一个技巧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的评价：他不仅认识人民的语言是文学语言的宝藏；而且是有着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据，有着与统治者所喜悦的“古文”宣战的根据。
我们想，在曹雪芹的时代，正是统治者利用僵死的古文作为统治人民工具的时代，是统治者举行“科举制度”、提倡“八股文”，糟蹋民族语言的时代；而曹雪芹运用了统治者所反对的白话，运用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富有全民性的北京话，运用了人民大众生活结晶的活泼语言，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矛盾，攻击了当时封建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这还不符合列宁对待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的人民性原则么？
正因为“红楼梦”本身，含有这样的反抗性、人民性，所以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它能作为文学革命的一个力量，和水浒、儒林外史等一齐被拥护出来，向着封建的古文工具进攻。从此，大家也把不列入文学之林的“红楼梦”，看做可以和“诗经”“离骚”并驾齐驱的伟大作品了。周扬同志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说：“五四文学革命，是彻底的反封建思想的运动，同时又是文学形式上的大革命。五四的代表人物反对文言，对从来君临一切的封建文学及其表现形式的文言给与一个致命的打击”。如果我们说五四文学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所继承；不是只有现实的历史因素，而还有历史地现实的因素；那么，它和像“红楼梦”这样的反映了反对封建秩序和反对封建文学的表现形式的作品能割掉联系么？五四“文学形式上的大革命”，是看做民主运动的；那么，曹雪芹的反封建精神的反对封建文学形式，应该看作是民主运动的萌芽状态的东西。
由此可见，它是有人民性的。
有的同志根据斯大林同志“语言没有阶级性”的学说，“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替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语言表现出对于社会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不赞成说用运用语言来说作品的人民性。但斯大林同志同时指出：“但是个别的社会集团、个别的阶级对于语言还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想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它们把自己的特别词汇、特别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等表现得特别厉害，他们‘创造’阶级的习惯语、同行语、雅语，在有些著述中常常把这些习惯语和同行语错误地当作语言……”（“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解放本十一页）又说：“阶级影响到语言……这是不用怀疑的。”（同上，四五页）由此可见，我们反对统治阶级糟蹋语言的行动不是有人民性的么？
有的同志根据莫·谢米沃罗斯“反对错误地解释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一文（“苏联文学论文集”二五九——二七四页）说运用语言谈人民性已受到批判了，如对伊瓦盛科，勃·布尔索夫，季莫菲叶夫等，但是莫·谢米沃罗斯批评的和我们所谈的不是一回事，在概念上是不同的。他并不完全反对用语言问题谈人民性的。他却明确的说：当“用人民的语言创造出来的”这一原则论人民性时，“必须作某种说明”。（同上二六三页）我们的说明是：曹雪芹的运用语言是有着反抗封建古文的思想，是有着学习人民语言的思想。这能说他没有人民性么？
中国语言，在较长时期存在着“古文”和“白话”的对抗是事实，存在着上层社会习惯用语（如“ｌéｎｇ＠④ｃéｎｇ＠⑤”“ｃｈáｎ＠⑥岩”……）与下层社会习惯用语也是事实。这个事实的存在（矛盾的存在），就形成了历史上的继续不断的斗争。作为这种向封建势力运用的工具作反抗的斗争，无疑的，该说是有人民性的。
当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是没有运用古文的成分，而且有一些是古文滥调。这是和作者思想上落后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作者思想上进步的东西和局限性的东西，是和语言运用的态度上进步的东西和落后的东西是有联系的，是统一的东西。因为，曹雪芹只有一个。这些矛盾是统一在曹雪芹整个的身上。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待古典文学，应该吸收其“民主部分的精华”，抛弃其“封建部分的糟粕”，我们正可用这样原则，对“红楼梦”有所取舍。
但必须说明，曹雪芹运用古文的艺巧是很高的（如“红楼梦”中某些诗词），在表现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可学习之处。这，限于时间，在这儿不谈了。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口加骨
＠②原字为口加弗
＠③原字为口加赤
＠④原字为山加凌右
＠⑤原字为山加曾
＠⑥原字为谗字繁体去讠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