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能
【期号】196304
【总期号】89
【页码】34
【正文】
社会主义学说有着悠久的历史。还当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刚刚产生的时候，还当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加紧进行的时候，人类的某些杰出的思想家就已敏锐地感到当时广大劳苦大众的悲惨境况，他们有力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并且生动地描绘了未来的理想社会。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我们首推两位人物：16世纪初英国的莫尔和17世纪初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他们不朽的著作《乌托邦》和《太阳城》，在空想社会主义历史上占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两本书的篇幅都不算大，可是关于它们的文献却很浩繁。本文的目的在于对他们两人的观点作一比较，这或许会有助于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
一般在谈到他们两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时，都认为他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样的说法不无根据。的确，虽然他们出身于不同的国家，彼此相隔将近一个世纪，但他们有着不少相似的地方。首先，他们都是空想社会主义最早的创始人，都对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作了动人的描绘，他们的著作在宣传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原则方面都有过很大的影响。这里要说明一点，一般往往只强调康帕内拉是空想共产主义者，其实毫无疑问莫尔的乌托邦社会也是建筑在共产主义原则上的。这点从下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次，莫尔和康帕内拉都是人文主义者，并且都是当时具有最先进观点的人，即他们和一般人文主义者不同，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而反映了城乡广大贫民的愿望和要求。⑴英国进步史学家A ·莫尔顿把莫尔看成是英国商界利益的代表者，⑵他并引证了K·考茨基的同样看法⑶。 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同意苏联学者B ·Φ·谢苗诺夫在莫尔顿这部著作的俄译本前言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见。谢苗诺夫认为无论从莫尔的观点或从他的出身来看都不能说他是资产阶级——商人利益的代表者。“当然，——谢苗诺夫写道，——莫尔是反对封建压迫的，他同情工商业的成长、科学思想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时期的一切先进事物。但他本人就曾对新的、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作过深刻的批判。”⑷
此外，莫尔和康帕内拉都活动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这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还远未成熟，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很不深刻，封建势力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都占着统治地位，在当时的意大利还有着加强的趋势。莫尔和康帕内拉都不可避免地受着自己时代的限制。他们在这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都只是孑然一身的思想家，无法看到实现自己理想的力量。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新的先进因素往往和旧的落后因素交错在一起。他们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不仅是空中楼阁的乌托邦，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这点在康帕内拉身上尤其明显。
鉴于这些共同点，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在描绘共产主义社会、传布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的功绩，一般地把他们两人相提并论确无不可。但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比较他们的观点，那么可以看到，莫尔的《乌托邦》不仅在文字上而且在内容的丰富和深刻上，都要超过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因此我们不同意徐则灏同志的下述意见：“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在表达方式上比较枯燥，缺少鲜明的形象，他的文笔逊于托莫斯·莫尔的《乌托邦》，而在阐述的内容上，比起后者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对于未来社会，康帕内拉作出了许多天才的臆测，更富有吸引力。”⑸徐则灏同志对自己的观点没有论证，我们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其实我们的上述看法并不是新鲜的，苏联历史学家B·п·沃尔金早在1933 年写的《康帕内拉——共产主义者》一文中这样提出过。沃尔金在指出《太阳城》作为传布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献应该和莫尔的《乌托邦》相提并论以后，接着写道：“把这两部文学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康帕内拉的对话集无论在其文学成就方面，或者在其内容的丰富方面，都无可比拟地低于莫尔的对话集。”⑹
我们现在就来论证这点。
首先，莫尔在《乌托邦》中对当时社会，特别是正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批判比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作的要深刻得多。莫尔《乌托邦》的第一部充满了这种无情的批判。这里举两个最突出的例子就够了。第一是莫尔对圈地运动的批判。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在英国是在15世纪末开始的，它引起了封建关系的根本破坏。马克思把圈地运动和剥夺农民看作是原始积累的经典形式。资本主义在它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入了痛苦的深渊。莫尔通过《乌托邦》的主人公希斯拉德不仅具体描述了当时他所看到的广大人民的悲惨景象，而且还愤怒地指责这是少数剥夺者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所造成的。“一种馋嘴而且是贪狠的国蠹，——莫尔写道，——会破坏地界，用一条篱栅把好几千亩地圈起。佃农从地上被逐出，他们的财产被用诡计或压制的方式剥夺掉。”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原始积累的过程时两次引用《乌托邦》，莫尔“羊吃人”的说法成了描述这个过程的典型名言，决不是偶然的。值得注意的是，莫尔着重批判的是原始积累过程给人民带来痛苦这一面，至于莫尔对当时工商业及科学的发展，是并不反对的。第二，莫尔不仅批判了当时社会的个别罪恶，而且还击中了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私有制度。希斯拉德说：“假使私有制度存在，假使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以为国事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⑻莫尔特别抨击了私有制度的形式之一——钱币，因为正如列宁所说，钱币是剥削者“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⑼在当时英国的情况下，原始积累过程造成了大量自由的劳动力，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无以求生。这就为钱币转变为资本创造了条件。在资本主义关系日益发展的情况下，钱币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重要工具。莫尔对金钱给社会和劳动人民所带来的苦难是看得十分清楚的，正因为如此金银在乌托邦人眼里是这样的不值钱，他们只用它来做便桶溺器和犯人的镣铐。莫尔写道：“乌托邦人还觉得奇怪的是：黄金从它的本身性质说是毫无用处的，现在却到处被人们看得极珍贵；本来黄金由于人才获得价值，也因为人加以使用才获得价值，可是人反不如黄金值钱。”⑽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多么一针见血的抨击呀！可见，莫尔对当时正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已经作了批判。
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通过航海家的叙述，也穿插着批判了当时的现存制度（主要是意大利的）。直接提出这种批判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对鄙视工匠、尊重寄生者现象的批判，指出“这只能使国家濒于灭亡，这样的一种社会就好比一所培养罪恶的学校，培养出成群的濑汉和恶棍。”⑾第二次批判了只凭出身而选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做政府首脑的现象⑿；另一次以那波利城为例，指出只有少数人从事过度的劳动而大多数人则游手好闲的不合理现象。⒀这几次批判都是在谈到太阳城的人民对劳动和才能的尊敬时提出的。很明显，这远比不上莫尔批判的深刻。
其次，莫尔在所描绘的乌托邦社会中，强调了生产的公有。在他看来，一个公正的社会只有在社会生产，而不是社会消费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沃尔金正确地指出：“莫尔的大多数前辈把公有首先了解为消费品的公有。在莫尔的观念中，如我们看到的，生产的公有是注意的中心。……显而易见，他懂得在社会关系中主要的东西决定于生产组织，而不决定于消费组织。”⒁在莫尔的乌托邦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可是家庭主要是生产单位。莫尔很懂得，只有首先把生产安排好，乌托邦社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其它方面的发展才有可能。因此莫尔用一切办法，保证乌托邦人的生产能正常进行。乌托邦的城镇是生产的直接组织者，摄护格朗特（低级官员）的主要的和几乎唯一的职务就是合理安排生产。乌托邦人若到外地旅行，并停留一天以上，那他就应该从事自己的手艺。莫尔严格控制乌托邦每一家庭和全国的人口，人多了就向外移民，也正是从生产条件出发的。生产劳动是每一个乌托邦人的主要义务，这种生产显然是社会组织的。自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以低下的技术水平为基础的生产，生产组织类似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但莫尔是第一个具体描写了在公有制度基础上如何组织社会生产的人。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也强调了每个公民必须劳动，他所说的生产也是社会组织的。但康帕内拉对公有的理解，却不象莫尔那样，首先把生产的公有突出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康帕内拉在叙述太阳城的生活时，对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一思想强调不够。他似乎把生产劳动只是作为太阳城人民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加以介绍。在叙述这个问题时，他只是说到了太阳城的男女公民从事什么样的劳动、他们的劳动热情以及劳动光荣的思想。至于生产组织和生产单位，怎样进行生产，则说得比较模糊，只在一个地方提到他们分组工作。⒂康帕内拉在谈到公有的时候，常常指的是消费。例如，他写道，在太阳城“房屋、宿舍、床铺和其他一切必需的东西都是公有的。”⒃他甚至把妻子也列入其中。太阳城的人断言，在其它国家的“所有制之所以能形成和保持下来，是由于每个人占有住房、妻子和儿女。”⒄因此，在太阳城正是实行公妻制的。
康帕内拉认为太阳城的社会制度最符合人类天性。他着重从道德上批判私有制，认为财产不平等造成了贫富悬殊，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恶习。太阳城实行了公有制，就铲除了所有这些恶习。但什么是太阳城社会制度的基础呢？康帕内拉十分强调道德力量。他在《论最好的国家》一文中写道：“太阳城就是以道德为基础的。”⒅他认为道德地生活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是最高的幸福。太阳城的全体人民，都是道德十分高尚的，他们“比罗马人还要更热爱祖国。因此，他们也就比罗马人更加藐视私有财产。”⒆正因为这样，这个国家不可能遭到毁灭。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何以康帕内拉对生育和教育问题赋以如此重大的意义。在康帕内拉看来，这正是保证太阳城人民具有美德的主要方法。“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地放在生殖问题上；必须考虑的是双亲的天赋的品质，而不是嫁妆和不可靠的贵族的族谱。”⒇在《论最好的国家》一文里，康帕内拉指出，国家的扩大是建筑在最好的子女生育上的，并说罗马之所以扩大了帝国，与其说是由于力量，不如说是由于它以自己的德行出名。(21)正由于此，康帕内拉才如此详尽地为生育和教育方面作了种种规定。在他看来，生育问题甚至比教育问题更重要，因为双亲的优良品质才能保证后代的美德，天生有缺陷的人光靠后天是很难弥补的。“赖以发展美德的完美的体格，——我们在《太阳城》中谈到，——通过体操是锻炼不出来的；天性上有缺陷的人，只有让他恐惧法律和上帝，他们才会很好地工作，否则，他们就会秘密地或公开地危害国家。”(22)可见，康帕内拉错误地认为，只要消灭了天性有缺陷的人，对国家的危害就可以终止。
不言而喻，康帕内拉在这里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一切恶习，并建立了美德；另方面这公有制却又要依靠美德作为自己的基础。莫尔虽然对社会发展同样不能树立正确的看法，而且他同样也具有唯理论的观点，但他比康帕内拉赋予社会生产以更多的注意，这无疑是要较为进步的。
第三，莫尔对乌托邦政治管理制度的描写比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的描写要先进，要民主。在乌托邦，全部行政长官都由公民选举，如不称职可以更换；任何重大事件长官们不能擅自决定。“除在元老院和民众大会上外，不能对公众事务做任何决定，否则以处死论罪。据说，这一条所以采用，正是为了使王爷和特朗尼菩不易阴谋变更国章，肆虐人民。”(23)莫尔的民主原则贯彻得相当彻底，连教士都是由国民秘密选举出来的，妇女也有资格担当教士。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所描写的政治制度无疑也是民主的，但其中保留有“贤人统治”的原则。这实际上是由贤明的僧侣执掌政权的制度。在太阳城里虽然也有公民会议（“大会议”），它可以对政府负责人员的工作提出意见；太阳城负责人员的更换，也要由人民来决定。但四大领导人却是例外，大权集中在他们手里，由他们和一些高级负责人组成的会议是真正的执政机关。在太阳城里，政权机关和教会是统一起来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最高司祭。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莫尔在《乌托邦》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以后有没有改变？这主要指他为国王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他对国家的看法有关。当然，他不可能对国家的本质有完全正确的理解，但他已经懂得：当时的国家是富有者手中的工具。莫尔写道，国家“似乎只是一伙富有者狼狈为奸，表面名义上代表国家，实则为私人利益打算。”(24)因此，在《乌托邦》第一部里，莫尔通过希斯拉德的争辩，否定了国王会采纳明智的忠告从而实行从上而下的改良。希斯拉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很坚定的，他反复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假如我在任何国王的宫廷上，对于富国利民的措施作用条陈，尽力从国王身上根绝那些祸害因素，那么，我不是就马上遭到放逐，不是成为笑柄么？”(25)在《乌托邦》里，莫尔一般是通过希斯拉德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而以自己的名义加以反驳。希斯拉德这些看法无疑就是他自己的观点。可是我们知道，《乌托邦》出版后两年，1518年，莫尔就和英王亨利第八有了亲近的来往。以后，他在宫廷中晋升极快，到1529年就成为大法官，仅次于英王的国内第一要人了。
什么原因促使莫尔做官的呢？他的观点有没有改变？历来不少莫尔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作过多种的解释。看来，莫尔做官主要由于形势所逼。在国内莫尔是很有威望的人，尤其是《乌托邦》一书的出版更扩大了他的影响。在16世纪，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对统治阶级来说还不成为一种现实的威胁，当时根本不存在共产党和可以实现这些思想的阶级力量。对于莫尔这样的人，英王自然很愿意加以利用，他很明白：如果不把这样有影响的人吸收到自己这边来，那是十分不利的。我们确实知道，莫尔本人在宫廷任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的。他在庆祝大法官就职时的答辞中说：“我在接受这个高位的时候，清楚地看到随之而来的危险和惊惶，真正的荣誉是没有的。地位越高，跌得也就越深。我的前任〔乌尔士〕的例子就证明了这点。”(26)乌尔士是1515—1529年间当主教长和大法官的，由于后来和亨利第八不和，被控告为叛国罪，但他在审判前就死了。莫尔在一封信中更明确地说过：“我到宫廷去是完全违反自己的意志的，国王经常开玩笑似地责备我这点，而我做一个宫臣是这样的不合适，就象一个步兵骑马一样。”(27)因此，莫尔出任大法官并不足以证明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知道莫尔是十分坚定的人，他轻易不更改自己的观点。就任大法官才二年多，他就和英王闹翻了。为了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宁死不屈。当他在监狱中时，他的女儿和全家都含泪劝他与英王和解，但他毫不动摇。
第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的宗教影响和神秘主义色彩比莫尔的《乌托邦》要浓厚。诚然，莫尔与康帕内拉，和当时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一样，都不能完全摆脱宗教世界观的影响，对宗教改革也都采取反对的态度。但康帕内拉世界观中这方面的落后因素无疑要严重不少。
莫尔第一个使共产主义公有制原则从宗教外壳中解脱出来，在《太阳城》中我们却处处看到康帕内拉引证“教会之父”的著作来证明公有制原则。应该说明的是，康帕内拉之引证宗教权威多半出自策略考虑，为了使自己的著作容易出版。苏联学者В·И·卢登堡指出，在康帕内拉1602年用意大利文写的《太阳城》原稿中，并没有引用教会权威们的著作。(28)但无论如何，康帕内拉并没能完全摆脱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而且他引用教会权威的地方又是如此之多，在《论最好的国家》一文中甚至连篇引用(29)，也不能不引人注意。不过，我们拿他这点与莫尔对比，并不是借以说明他企图用宗教来证明公有制原则。马克思在谈到康帕内拉对国家的看法时，曾指出他“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已经“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30)我们只是要说明：康帕内拉，比起莫尔来，所受的宗教和神秘主义影响较为严重。例如，《太阳城》中占星术的影响很大，尤其在全书之末；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仪式的痕迹也可找到。占星术在卡巴拉主义者那儿获得了最完整的发展，康帕内拉显然受了很深的影响，这是他世界观中的落后因素。
莫尔在《乌托邦》中关于宗教问题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他通过主教长莫登家中的食客讽刺了当时的僧侣，说他们是第一号游民；在乌托邦国家里他又描绘了他们人民选举教士和绝对的信教自由的制度，在那里无神论者也是容许存在的，只是不能担任国家职务。这些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看法，特别是信教自由的主张具有更大的意义。在中世纪罗马教庭严厉惩办一切异教徒，宗教裁判残酷地埋葬了许多自由思想。而莫尔却大胆地提出了信教自由的命题。可是为什么他又反对宗教改革呢？他在担任大法官时为什么又惩办过异教徒呢？苏联学者塔尔列在1901年写的关于莫尔的论文中认为是莫尔关于宗教的观点有了改变。(31)我们对塔尔列的这个观点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A·莫尔顿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正确。 他指出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出的信教自由的原则是这样的：每一个人有权说服别人信自己的教，但他不能使用武力，“他不应该对任何人施行强迫，不应该用丝毫谩骂的语言。凡辩论宗教问题而态度骄横的人均被罚去充军或做奴隶。”(32)乌托邦有一个基督教徒受到处分，就是因为“他煽动了人心”。(33)莫尔的态度也是如此。路德派新教，在他看来，显然不是用和平手段的宗教宣传，而是人民运动。因此，莫尔可以和个别路德派新教徒保持良好关系，却不能不反对整个运动。(34)莫尔限制了自己的信教自由原则，并且对人民运动采取否定态度，这是他的局限性一面。但他坚决提出和主张信教自由却是应该肯定的。至于他惩办异教徒的事，他自己曾这样辩护：“谈到异教徒，我憎恨他们的不道德行为而不是他们本人，如果前者消灭而后者得救的话，我会十分高兴。”(35)莫尔说明他之惩办异教徒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异教，而是因为他们道德败坏。莫尔并说他只惩办过两个异教徒。也有其它史料说次数要多些，但也并不足信。总之，信教自由原则莫尔并没有破坏。
第五，莫尔在《乌托邦》中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总的说来，比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要丰富，有些问题的提法要更明确。由于当时生产水平的低下和莫尔看不到技术进步的意义，乌托邦社会里也留有平均主义的痕迹，但莫尔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很注意乌托邦人智力和体力的充分发展。他很强调乌托邦人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的全部或主要幸福是快乐构成的。”(36)这种快乐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快乐，而以不妨害别人的幸福为前提。莫尔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叙述这个问题。(37)相形之下，康帕内拉给太阳城里的人民在生活方面，尤其生育方面规定了过多死板的清规戒律，不能不说是和共产主义原则不符的。他还错误地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不应有家庭。
莫尔关于乌托邦社会中城乡关系的描写也很值得注意。他已明显地感到：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城乡之间的对立必须消除。当然他用的方法很原始，但目的却是明确的：“免得大家过较长期的艰难稼啬生活而于心不甘。”(38)且不谈办法本身是否可行，重要的是莫尔注意到了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帕内拉关于这个问题写得比较含糊，他只谈到大家都参加农业工作，对农业特别注意；在耕耘、播种、除草、收获、采摘水果和葡萄的时节，除少数人留守本城之外，其余的居民全到田野去，一切工作几小时内即可完成。(39)看来，城乡关系问题在太阳城并不存在，因为在那里似乎并没有农村，只有附属于太阳城的田地。如果如此，城乡关系问题自然而然地也就在康帕内拉那儿消失了。
乌托邦社会里奴隶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弱点。但我们必须说明，莫尔的所谓奴隶，并不是一般所说的奴隶。塔尔列指出，拉丁字servitudo 在英语里可解释为苦役，莫尔所说的奴隶指的就是苦役犯。(40)的确，乌托邦里的奴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作了不名誉的事的本国国民，二是别国国民中因罪判处死刑的人。第二类人的数目要大得多。俘虏一般不作奴隶，除了是乌托邦人亲自搏斗生擒的以外。奴隶的子女或者买来的别国的奴隶也都不作奴隶。(41)可见，这和一般的奴隶制区别是很大的。奴隶的存在，正如沃尔金所指出的，是为了从事沉重的劳动。(42)因为莫尔缺乏技术进步的观念（这点康帕内拉是注意到的）。这种奴隶主要是犯人，我们还可以从《乌托邦》第一部中谈到波利来赖人时得到佐证。(43)我们注意到，奴隶是有可能恢复自由的，如果他能含辛茹苦，忍受一切的话。(44)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莫尔的另一个新颖的思想：即通过苦役改造犯人的思想。在《乌托邦》第一部里，这个思想尤其明显。希斯拉德叙述波利来赖人的这种制度正是为了与英国惩治偷盗的残酷刑罚作对比，并且显然认为这是一种最妥善的惩罚办法。莫尔看到在理想社会里还可能出现犯人，并提出了怎样处治他们的问题。莫尔建议用苦役的办法。当然，他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中有许多模糊的地方，但问题本身的提出却是值得注意的。
综上所述，莫尔的《乌托邦》在内容上比起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是要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这主要由于这两位思想家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同。毫无疑问，他们所描写的理想社会，虽然有一定的文学上的借鉴，但主要是由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决定的。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批判越深刻，对未来社会的描写也就会更鲜明更丰富。莫尔所处的社会和康帕内拉的不同。16世纪初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和发展的时代，也是城乡广大劳动人民流落破产的年代。17世纪初的意大利情况有所不同，当时意大利经济上处于衰退没落时期。意大利原是欧洲经济最先进的国家，还在14—15世纪资本主义关系就在某些先进的城市出现了。但从15世纪末起，意大利的社会经济很快的衰落了。衰退的原因很多：14世纪末对人民起义的残酷镇压扼杀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国内封建力量的抬头和反动的罗马教廷阻挠着经济的发展。在国外，新大陆的发现和航路的改变，以及土耳其人的占领君士坦丁堡对意大利的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到了17世纪，意大利的工商业陷于完全衰落的境地，农业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加大了。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却重新巩固了自己原有的统治地位。意大利经济上完全不统一，政治上也四分五裂。此外，还有罗马教廷的残酷剥削和奴役。16世纪以来，教庭的反动势力更变本加厉了，不少先进的思想家成了宗教裁判的牺牲品。康帕内拉的祖国，那波里王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外国侵略者的掠夺对象。西班牙的长期占领和外国军队的肆意掠夺，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康帕内拉的思想正是这一社会情况的反映。和16世纪初的英国比较起来，17世纪初的意大利的社会经济情况无疑要包含着更多的落后因素。如果说莫尔和康帕内拉因为都处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因而思想上新的因素往往和旧的因素交错在一起的话，那么康帕内拉由于生活在更为落后的意大利，这种落后因素也就必然会更多一些。此外，还有一些客观原因也应该提一下，康帕内拉是在狱中写《太阳城》的，当时他不仅身体刚受重刑，十分虚弱，而且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在十分艰难的写作环境中完成他的这部著作。这自然会给他的写作带来很大困难。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即我们丝毫没有贬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的意思。关于这部著作的优点和意义一般谈得很多，我们完全同意。本文所作的比较，与《太阳城》的这些优点并不矛盾，我们是在肯定他们两人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的观点，而作这个比较的。
正文注释：
⑴不少著名的苏联史学家都指出过这点。参阅С·Д·Сказкин， Ометододогии истории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и гумаиизма，《Средниевека》，въIд.х1，М，1958 ， стр.135；В·П·Волгин，Гуманизм и социалинзм，М，1955，стр.9。
⑵А·Л·Мортон，Английская утопия，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О·В·Волкова，М，1956， стр.61。
⑶K·Kautsky,Thomas More and his Utopia, P.143。
⑷А·Л·Мортон，Английская утопия，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О·В·Волкова，М，1956，стр.第9—10页。
⑸徐则灏：《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历史教学》，1962年第3期， 第37页。
⑹В·П·Волгин，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М·—Л·，1935，стр.90。
⑺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6—37页。
⑻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5页。
⑼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 321页。
⑽莫尔：《乌托邦》，第80页。
⑾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5页。
⑿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6页。
⒀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4—35页。
⒁《乌托邦》，沃尔金的前言，第11页。
⒂参阅康帕内拉：《太阳城》，第45页。
⒃参阅康帕内拉：《太阳城》，第27页。
⒄参阅康帕内拉：《太阳城》，第23页。
⒅参阅康帕内拉：《太阳城》，第75页。
⒆参阅康帕内拉：《太阳城》，第23页。
⒇参阅康帕内拉：《太阳城》，第31页。
(21)参阅康帕内拉：《太阳城》，第76页。
(22)参阅康帕内拉：《太阳城》，第31页。
(23)莫尔：《乌托邦》，第65页。
(24)莫尔：《乌托邦》，第125页。
(25)莫尔：《乌托邦》，第46—47页。
(26)转引自А·Мортон，Английская утопия，стр.64。
(27)转引自Е.Тарле，ОбщественнъIе воззрения Томаса Мора в свчязи с эконъмическим сосгоянием Ангмил его времени，сог，т.1，стр.256。
(28)参阅《Средние века》，вьш.Ｖ，М，1954，стр.321。
(29)参阅《太阳城》，第79—84页。
(30)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页。
(31)参阅Е.Τарле，сог，Т.1，стр.257—260。
(32)莫尔：《乌托邦》，第114页。
(33)莫尔：《乌托邦》，第113页。
(34)А.Мортон，Английская утопия，стр.72。
(35)转引自K.Kautsky Thomas Moze and his utopia, p.113。
(36)莫尔：《乌托邦》，第82页。
(37)莫尔：《乌托邦》，第82—91页。
(38)莫尔：《乌托邦》，第62页。
(39)康帕内拉：《太阳城》，第42、43—44页。
(40)参阅Е.Тарле， сог.т.I，стр.247。
(41)参阅《乌托邦》，第95页。
(42)参阅同上，第10—11页。
(43)参阅《乌托邦》，第41—43页。
(44)参阅《乌托邦》，第43，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