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6303
【总期号】88
【页码】48
【正文】
最近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上论“古为今用”时说道：“所谓古为今用，也不能把它简单化了。”⑴乍一听来，这个意见是十分切中时弊的。
近年来，学术界在探索古为今用问题上，确实有几种简单化的理解和做法。大家比较熟知的一种简单化，就是把古人现代化：拿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硬挂到古人脖子下，说无产阶级科学中所有的东西，如此这般地在古人那里早就有了，等等。似乎这样一来，就算完满地完成了“古为今用”的任务。其实，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古为今用”，倒是真真实实的“今为古用”。这种以今拟古的做法，也可叫做古为今用问题上的“简单化”。
因为，如何“古为今用”，本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照毛主席的说法，这需要“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⑵这所谓“清理”，所谓“剔除”，所谓“吸收”，都不是简单易行的工夫，它包括有许多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对此，毛主席更有过一段十分形象的描述，他说，这种工作，就“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⑶可见，要能使古为今用，不仅要对“古”的东西加以“咀嚼”和“运动”，而且还要送进“唾液胃液肠液”，然后才能分解和吸收。我们每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吃食物时不加咀嚼，根本难以下咽；咀嚼不细，胃液不纯，也大大影响吸收和排泄，影响食物为我们身体所用。
把古人现代化，认为古人思想和我们前后契合，他们已“先得我心”，实在是一种不加咀嚼的生吞活剥，是新形式的复古主义；也可说是“古为今用”上的一种简单化做法，值得反对。
不过刘节先生所反对的，不是这种简单化；而另有所指。据他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就叫“简单化”，因为古人“根本没有（象我们）这样明显的阶级观念，……我们不能把我们这时代的问题不恰当地摆在他们身上”，“相反地，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是真能够古为今用的”。这种说法，倒有点“复杂化”了，因为它涉及到这样许多问题：什么叫“明显的阶级观念”？如果承认它和“科学的阶级观点”是两个概念的话，那么，生活在等级森严社会中的古人，为什么竟形不成明显的阶级观念？阶级斗争是否仅是我们时代的问题，而不是古人时代的问题？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古代历史事件，为什么不能“恰如其分”？不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又怎能“恰如其分”，怎能古为今用？等等。
这些问题，都属于马克思主义ABC的问题，想来读者也不愿意我们多事噜苏； 刘节先生去年曾有过一个比较“简单化”了的提法，是：“把古代的历史事件样样都纠缠在阶级观点上去，也是不容易搞得通的”（《孔子的唯仁论》，载《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倒比较简明扼要，我们就先从这儿说起。
刘节先生说，“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一样。……当时用孝、悌、忠、恕说‘仁’，我们现在就要用阶级友爱等等方面说‘仁’，其为‘仁’，一也。”这里，刘节先生力求把“仁”从阶级纠缠中解救出来，赋以永恒的、自然的属性；这种观点和做法，是否使历史“容易搞得通”呢？在“古为今用”上，又应该叫做什么呢？我想，这绝不是“恰如其分地把……真相写对了”，而是一种更糟糕的“简单化”，是由于抛弃哲学党性原则而达到的又一种“简单化”。
因为，没有比这种“古为今用”的办法更简单的了。既然连“仁”这样的对孔子弟子都多不明白的玄深观念，也能说成象万有引力那样显然的客观存在，说成是被发现的东西；那末还有什么观念不能如此简化一下，万世享用不尽呢？这样一来，“历史事件”也许“容易搞得通”了；只因为，历史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研究，只要打开《论语》和《墨子》对照一下，就能发现，在当时，墨子并不用“孝悌忠恕”说“仁”，孔“仁”、墨“仁”之为仁，就不是“一也”的；除非在文字学的意义上。而“阶级友爱”和“孝悌忠恕”之全无瓜葛，更是一目了然了。
刘节先生会说，“阶级友爱”和“孝悌忠信”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同，而其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一也。因此说，就“仁”的抽象意义或一般意义来说，是完全可以为今天和将来利用的。任何时候都有“己”和“人”的关系存在，因此任何时候都可利用这一处理“己”“人”关系的美德。那个“万有引力”的比喻，大概正是这样来的；抽象继承法的阱口，也正设在这里。
谁都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曾一直被悬为道德箴言。须知，它在剥削社会中，并无见诸现实的条件；及至今天，似乎在人民内部具备了实现的条件，它却又不算道德箴言了。镜花水月，就是它的命运。过去之不能实现，由于尔虞我诈是社会的统治道德，自不待言；至于今天，那是因为，无产阶级道德是以集体利益为最高准绳的，个人利益处于服从的地位。如果是“己所不欲”而为集体所欲的事，“勿施于人”并不算美德。比如，我不愿意被人批评，也不去批评别人；这能算美德吗？在这种情况下，相反地，“施于人”倒成了美德了。如果“己所不欲”的事也正是“公所不欲”的事，而“不施于人”，当然很好；但这个“好”的标准已不在“己”了。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的道德信条；这样的“仁”，在我们处理同志关系上，已全不适用了；我们日常正是这样实践的，不过很少特意想它罢了。如果今天仍然有人象对待万有引力那样去对待“仁”，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为自己修身待人的守则，而不从集体利益出发，那是将被改造的缺点；他自己也许以为那是美德，可是社会决不会批准！将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影响全都消失的时候，人人自觉尊重公共利益，“不欲”“勿施”的问题无从发生，这一个信条，就随着剥削阶级影响的消失，而将一起连影子都消失了。
可见，抽象继承法，是无法成立的。在这些地方设想抽象继承，实际上是先设想了有个抽象人性和抽象的人类关系。而这个前提，当然并不存在。因此，当人们自以为今天在抽象继承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美德时；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不过在具体继承着孔子所幻想的美德罢了。
刘节先生会又说，象“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句话，不是很“合乎马列主义的精神”吗？不是可以抽象继承吗？这句话，因为有“志”“仁”这些东西杂在里面，说起来要很费篇章；我想，刘节先生这段话的意思和前几年有人说的要抽象继承“学而时习之”之类的话是一个意思，不妨拿“学而时习之”做代表来分析。
“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可不可以继承或古为今用呢？我看可以。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确表达了“学”和“习”的关系。但是，这绝不是抽象继承，绝不是抛开了“之”字所指然后再来继承。我们运用这句话来丰富我们的教育学和认识论，只因为它部分正确地反映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在这点上，它是“民主性的精华”。它“合乎马列主义的精神”，只因为它是真理。至于它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那又是另一回事；体系是不科学的，需要批判的，而这句话，做为一条思想资料，则是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是就其内容或所谓“具体意义”而说的。
准此而言，任何思想上的继承都是具体的继承。抽象继承法或干脆否认社会命题有阶级意义的“恰如其分”的“写相”法，尽管弄得很复杂，其实也是“古为今用”上的一种简单化，是复杂的简单化，是老式的复古主义。而刘节先生所反对的“简单化”，即阶级分析法，倒是“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历史事实的精义”所必须的，是做好“古为今用”的基本方法，那是历史早就证明了的。
还有一种“简单化”，表现为机械地对待“批判继承”这一原则，把“批判”和“继承”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似乎某些古人是“批判”的对象，某些古人是“继承”的对象；或者，某个人的某些思想是需要“批判”的，某些思想是值得“继承”的。在这种原则指导下，于是乎在那些被认定为应该“继承”的对象身上，对帝王的愚忠也成了爱国主义；在那些被认定为应该继承的思想里，循环论也成了辩证法。这种处理“批判继承”的办法，也是古为今用上的简单化做法。
照辩证法看来，批判和继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我们说“继承”的时候，总是“批判的”继承，不是“拿来主义”，不是象子女继承父母遗产那样，拿来就用；这是因为，任何思想总是它那个时代的思想，总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所谓“民主性的精华”，不是原来就以“精华”的面貌陈列在那儿的，而是经过我们“咀嚼”以后，“分解”出来的。这个“咀嚼”的工夫，也就是“批判”的工夫。没有“批判”的“继承”，也就是没有“咀嚼”的“生吞”。同样的，当我们说“批判”的时候，也正是为了“继承”而批判的，或者是为了接受正确的、有益的东西，或者是为了防止错误的、有害的东西；与“继承”无关的“批判”，为“批判”而“批判”，是没有价值的鞭尸行动。所以，批判和继承，是一个统一体的两方面，是割裂不得的。
正文注释：
⑴《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 以下凡引刘节先生的话，皆见此文。
⑵《新民主主义论》。
⑶《新民主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