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延礼
【期号】196302
【总期号】87
【页码】51
【正文】
一
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来的文学史，如何再细分为若干阶段的问题。
把近代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来编写，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我自己所看到的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中国文学史，除有关近代文学史的专著（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外，其余大多是把近代文学三言两语的带过。党一向十分重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周扬同志依据毛主席关于开展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工作的指示⑴，更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文学遗产的整理、研究工作是最艰巨的，首先需要做的是中国近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⑵在党的领导下，十三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不少成就。在此基础上，近几年来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都把近代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的一部分来编写，从篇幅到评价均给予了相当的地位，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对于这八十年来的文学史具体阶段的划分，各书还不一致。因此，探讨一下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自然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
二
要解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必须首先确定文学史分期的标准。
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史分期的标准，我以为应同时而有机地考虑这样两点。
首先，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和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变化，经济基础的变革，以及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并以此作为分期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形态，它是客观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⑶它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因此，社会条件、阶级斗争便不能不对作为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学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拯救祖国的危亡，几乎是左手举着大刀、右手握着笔杆向国内外敌人进行战斗的。而作为近代文学的主流——反帝、反封的进步文学，正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英勇、顽强战斗的艺术结晶。所以这时期的文学，其基本主题都与近代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不论是三元里平英团的揭帖、太平天国的歌谣、义和团的传说故事，抑是鸦片战争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进步和革命作家的作品，无一不是紧密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而出现的。近代史上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在近代文学史中都可以或鲜明或曲折、或深或浅地看到它们的面影。这方面，阿英同志以近代历史事件为题编的几种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如已经出版的《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以及即将出版的《辛亥革命文学集》，便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明证。此其一。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它的演进变化又是有规律的，即它的变化受经济基础、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的影响，恩格斯说：“政治、法权、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⑷但经济基础的影响，或者是直接发生的，或者是通过政治制度、阶级斗争，以及其他观念形态的影响而间接发生的。因此，认真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对于正确解决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两次重大的革命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是否可以作为近代文学分期的依据呢？我看是可以的。因为这两次革命运动，不仅使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对文学的发展亦有重大影响。试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为例。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被人称为“同盟会宣传部”的“南社”，便以战斗的姿态进入了诗坛；许多革命报刊——《醒狮》（1905）、《复报》（1906）、《云南》（1906）、《汉帜》（1907）、《豫报》（1907）、《河南》（1907）、《四川》（1908）、《夏声》（1908）——也都纷纷刊登诗词、小说，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反满，号召革命。此外，同盟会成立后的文学与此之前相比，在性质上也有极大的不同。比如近代著名的小说家曾朴，就是由于受到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使他的《孽海花》在主导思想倾向上，与以改良主义为基调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有极大的不同，而带有着革命民主主义的色彩。很显然，1905年后文学史上所有这些现象和变化，无疑地是与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壮大等等因素分不开的。
再如经济基础的变革对文学的发展亦有重大影响。例如19世纪70年代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的产生就与当时资本主义的产生密不可分。如所周知，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产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中国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代表这部分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为了拯救祖国的危亡，为了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势下，便逐渐成长发展起来，而改良主义的文学也正是在这块现实土壤上生长起来的。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⑸
由以上分析，即可证明历史条件、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对于文学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此其二。
其次，既然八十年来的近代文学是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那末是不是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和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完全一样呢？假如真的是这样，那问题倒简单了，因为这只要我们照抄一下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便可以了。然而，中国近代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否定了我们上面的假设。因此，在考察中国近代文学史分期时，不仅要注视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且还要细察一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具体进程。也就是说，还应当考虑到文学自身的问题，象文艺思潮、文学流派的出现，它们的兴起和衰亡，作家创作生活的起迄年代，创作道路的变化，具体作家所应从属的时期等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后面讨论分期问题时还要论及，这里只举出如下两点来谈一谈。
第一，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对于分期的影响，这我们可以“诗界革命”为例。如所周知，“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思想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诗界革命”这一名称正式被提出，固然是在1896—1897年间，然而，它的渊源，我们却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的六十、七十年代。因为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已在《杂感》中指责了唯古是崇、一味摹仿的恶习，提出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进步主张，奠定了“诗界革命”的理论基础，并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这些理论主张。因此，我们在划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时期的上限时，就应当考虑到“诗界革命”最早出现的年代，而不应当象有些文学史的编者一样，把它推迟至1894年，因为这一断限距“诗界革命”最早出现的年代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第二，作家创作生活的起迄年代和他们所应从属的时期，这也是考虑分期问题时所应注意的另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绝不能把改良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家划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中去，故在考虑这两期的断限时，便定为了1905年。我之所以这样划分，固然考虑到改良主义在中间真正的破产还是1905年之后的事，另方面，也是照顾到具体作家从属于哪个阶段更好的问题。比如若按近代史的一般分期，把这一分界限定为1901年，那将会把象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等典型的改良主义时期的作家划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时期中去，因为它们主要的创作生活是在1901—1905年之间。故我们在考虑文学史的分期时，就应当更多地研究各个时期文学的特征、变化，以及具体作家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分期有助于认识文学发展演变的真实情况。
以上是确定中国近代文学史分期时所应依据的两个主要标准。当然，我们所要求的具体分期则应体现着这两个标准的完美统一，只考虑或无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
三
上面我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分期的标准做了简略的说明，如果大家觉得我提出的这两点标准大体还可以的话，那末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解放后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关于近代部分几个时期的划分。
解放后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对近代部分的分期，大体可分为两段分、三段分、四段分三种。前者以陆侃如、冯沅君两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1957年作家出版社版）为代表；中间一种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为代表；后者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集体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1960年中华书局版）为代表。
《中国文学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是解放后出版的文学史专著中，把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的一部分来编写的第一部书。也许限于篇幅的关系，尽管编者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叙述得较简略，但《简编》把近代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它列为古典文学史的六大段之一。仅就此而言，不消说比起两先生解放前所写的《简编》来是一个进步；同时，在分期问题上这种新的处理方法，对后来文学史的编写也有着良好的启示和影响。
《简编》把近代文学史分成如下两期：（一）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前后的文学；（二）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我以为《简编》把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合在一起讲是欠妥的。
如所周知，戊戌变法前后与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两个显著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两个时期，不论是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抑是思想领域和文艺思潮，都有着极大的不同。特别是经过1905—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与君主立宪派的激烈论战，革命派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了立宪派，从而在广大人民面前暴露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揭穿了改良主义者对革命的歪曲和欺骗宣传，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思想界限。这不仅更加坚定了革命民主派的革命信仰，而且也使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纷纷离开改良派转向革命派，从而使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形成了日趋高涨的革命浪潮。与此相适应，1905年后的文学，也和在这以前的文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般说，就它们所表现的主导思想倾向而论， 1905 年前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如黄遵宪、康有为的诗歌，梁启超等人的新体散文，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的小说；1905年后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如小说《孽海花》，以及《简编》中尚未提及的南社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章炳麟、秋瑾的作品。《简编》把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混在一起讲，对于阐述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恐怕会带来些困难。所以我觉得《简编》若把第二期以1905年为界再分成两期，似乎更好一些。在此权作疑问提出来求教于两先生。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北大：《文学史》）近代部分的分期，是在1956年7 月高教部所审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以下简称《大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前者比《大纲》更加详细，也稍有不同。《大纲》只是大体地划分了三个时期，而每一期均无起迄年限，北大：《文学史》则具体划为：（一）1840—1894年为资产阶级文学的启蒙时期；（二）1894—1905年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时期；（三）1905—1919年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专著中，第一次将近代文学史明确地划分为几个发展阶段的，当推北大：《文学史》了。但，它把第一、第二期的断限定为1894年，我以为是欠妥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日益加深，中国近代史上几次重大的事件，如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庚子事变、1904—1905年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以及七十年代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就其性质来说，它们都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的民族战争和爱国运动；而从反映这些斗争的文学来看，其基本主题又是相同的（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谴责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妥协投降，歌颂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斗争）。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些作家（如黄遵宪）对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都有反映。因此，我们便不应把这些性质相同的文学，以1894年为界割裂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来讲，因为这不论是叙述某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文学面貌，抑是论述某个作家的创作道路，都要发生困难。
第二，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早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改良主义思想就开始在中国出现和传播，中法战争（1884）后，更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对当时的思想界、文学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北大：《文学史》把第二期的上限推迟至1894年，似乎太晚了点。另方面，把这一期的上限定为1894年，有些作家也很难处理。比如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时期的两个重要作家——黄遵宪和康有为，便是明显的例证。
诗人黄遵宪，他的创作生活开始于1864年（17岁），到1894年（47岁），已整整三十个年头了。在这三十年中，黄遵宪写了很多优秀的诗篇，如作为奠定“诗界革命”理论基础的《杂感》、反映中法战争的《冯将军歌》、《越南篇》等八题、揭露美国民主政治虚伪的《纪事》、感叹侨胞悲惨遭遇的《逐客篇》、《番客篇》，以及同情人民苦难的《武清道中作》和《福州大水行同张樵野丈龚霭人丈作》等等。据我初步统计，黄遵宪一生大约写了1044首诗，而成于1894 年之前的便有692首，占他一生创作总数的将近70％。再说康有为，如所周知，康有为的诗写得很不坏，然而最有值价的当是戊戌变法前的诗作。因为在这之前，康有为在政治上就当时所处的时代来说是进步的，而他的诗正是他的政治活动在文学上的反映。在他的这部分诗中不少为人所称道的佳作如：《苏村卧病写怀四首》、《闻邓铁香鸿胪安南画界撤还却寄》、《八月十四日夜香港观灯》、《出都留别诸公》、《苦蚊行》、《过石城》、《送门人梁启超任甫入京》等，都是写于1894年之前。仅从黄、康二例便可看出，第二期的上限定为1894年，应当说是太迟了些。
根据上面两点理由，我认为北大：《文学史》以1894年作为第一、第二期的断限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1959年中华书局版）和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196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版）两书近代部分的分期和北大：《文学史》差不多，且无明确地标出各期的起迄年代。为了不让这篇小文拖得太长，在此恕我不谈了。
《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的分期和北大：《文学史》基本上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史稿》将后者的第三期又以辛亥革命为界再分成两期。具体划分为：（一）1840—1894年；（二）1894—1905年；（三）1905—1911年；（四）1911—1919年。
《史稿》前两期的划分和北大：《文学史》一样，所不敢赞同的理由已如上述，现在我们只谈一谈第三、第四期的划分。我以为把1905—1919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分成两段是不够恰当的。
已如周知，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虽因袁世凯的篡夺政权而宣告流产，但1912年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仍然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摸索前进，并且继续领导和参加了反袁、反段、“护国”、“护法”的斗争，因此，辛亥革命失败后仍属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范畴；同时，1905—1919年，也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从蓬勃发展直到最后失败的整个历史进程。另方面，这时期的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仍然领导着它的部分社员以文艺为武器，积极参加反袁的斗争，如黄节著名的《与刘师培书》，以及刘光厚、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人的革命诗歌便是明显的例证。应当说，直至1916年为止，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社团，南社仍没有失去它的本色。《史稿》把1905—1919年拦腰截断，不仅割裂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从对“辛亥革命以后的文学”这一章的论述来看，仿佛令人感到这时期的文学全是一团糟，因为《史稿》抽去了这时期以南社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较多地侧重论述了文学中的逆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于分期不当（不便于在第四期叙述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活动）所造成的。基于以上理由，我觉得：为了更好地反映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全貌，还是把1905—1919年的文学作为完整的一期更好，不知《史稿》的编者以为如何？
四
上面谈了我对几部文学史近代部分分期的意见。必须指出，尽管各书的分期还存在着某些缺点，但它们已在探索如何正确地处理近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大道上迈了可喜的一步，为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少方便和帮助，成绩是应当肯定的。因此，在此基础上研究近代文学史的分期，便不能为了标新立异，故意打破原来分期的界限，另立一套，而应当吸取现有几部文学史中一切正确的见解，实事求是地进行新的探讨。
我主张把中国近代文学史分成如下三期：
第一期：1840—1873年；
第二期：1873—1905年；
第三期：1905—1919年。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73年近代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的失败，我们把这三十几年的文学，称为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文学。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随着这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民开始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抗击了外敌的侵略，而表现在文学上，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歌颂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顽强的斗争意志就成为这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这在当时很多诗人（如张维屏、魏源、朱琦、贝青乔）的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中均有充分的反映。
中国人民在国内外敌人的双重剥削与压迫下，生活更加贫困和悲惨，于是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革命虽因1864年的天京陷落而宣告失败，但1864年后，南方的太平军余部仍继续活动在闽、粤各省，同时，由赖文光率领的太平军北方余部和张宗禹合作后，捻军更加声势浩大地活动在中国北方，而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所爆发的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义（如贵州的苗民起义、云南的回民起义、西北的回民起义等），则更是坚持斗争到1873年。这时期的文学，就目前现有的材料来看，主要是太平天国革命将领的作品，以及歌颂太平军、捻军和少数民族起义的民间文学。
我之所以把1873年作为这一期的下限，一方面我认为，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主流的这次农民战争实应止于1873年。理由有三：①它们都是经受不住满清统治者和本民族的地主（农奴主）残酷的压迫、剥削而爆发的农民（农奴）起义，其革命性质是相同的。②它们又都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而爆发的，尤其是象1864年后由赖文光所统帅的捻军，则可以说是太平军余部的一部分。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一九六一年人民出版社版）把太平天国革命明确地标为1850—1873年，我以为是十分有见地的。③这样我们更可以完整地认识十九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史上所爆发的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另方面，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把它止于1873年，我们便可以把反映这次农民革命战争的全部文学放在第一期内论述。
在19世纪40—70年代这段文学史上，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进步作家的文学、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和民间文学外，还有一股脱离社会现实，或是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逆流。象《品花宝鉴》、《花月痕》、《荡寇志》、《儿女英雄传》、《施公案》等狭邪、侠义公案小说；在“宋诗运动”影响下的一些消极颓废、脱离现实的诗篇，以及桐城—湘乡派的散文。自然这部分作品，在今天看起来，除了个别的在艺术上有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外，其余大多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尽管如此，但作为文学史上一种文学现象，它们仍是我们注意和研究的内容。
从1873年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失败到1905年的同盟会成立，我们把这三十多年的文学称之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时期的文学。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更日益加深。同时，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开始产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一部分地主阶级中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目击中国内政的腐败，便想学习西方，1872年，容闳和陈兰彬就第一次率领中国留学生40多人赴美学习；与此同时，在国内，一部分官僚地主阶级中具有初步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传播改良主义思想，而在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改良主义思想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较早的王韬、薛福成、马建忠，以及后来的郑观应、陈炽、何启等人，在甲午战争之前便已提出了学习西方、改革中国内政的改良主义要求，这从他们的著作如：王韬的《韬园文录外编》、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陈炽的《庸书》中便可以看出。这些论著对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后来康、梁所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无疑地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确定改良主义文学时期的上、下限时，便不应割断改良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而取其中主要的一段——即改良主义的高潮（甲午战争后）作为这一期的上限。我之所以把1873—1905年作为第二期的起迄年代，不仅可以正确、全面地反映改良主义在中国发生、发展，以至最后破产的全貌，而且对处理这时期的重要作家，如黄遵宪、康有为等也更为恰当，因为他们创作生活的主要年代在1873年便已经开始了。这前面已有论述，恕不重复。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时期是丰收的一段。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的加深，封建统治者的窳败，人民生活的痛苦，总之，血淋淋的现实刺激了一部分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同时，也以文艺为武器，宣传他们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的诗歌，梁启超的散文都是这样的产物。在小说方面，这时期以暴露、讽刺、抨击国内外敌人的丑恶为基调的“谴责小说”异常盛行，造成了近代小说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之中较著名的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刘鹗的《老残游记》，忧患余生的《邻女语》，以及无名氏的《官场维新记》、《苦社会》等。
与进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发展的同时，在当时诗坛上，继承“宋诗运动”最坏的一面而发展起来的“同光体”，构成了一股反现实主义的逆流。他们在内容上，专门抒发没落的封建文人对时代无可奈何的伤感，在形式上又主张“以涩为贵，恶俗恶熟”，好用僻典、深典，喜造拗句。自然，这类的诗歌也必然为时代所不容。在散文方面，则是提倡复古的倾向，例如严复就是代表。他不仅公开反对和诋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体散文，并且还以自己那“ｑīｎ＠⑴ｑīｎ＠⑴与晚周诸子相上下”⑹的古文来与新体散文对抗，就连他翻译的许多外国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以及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也都是用典雅深奥的古文译的。用新文体抑是采用古文，尽管是属于形式上的问题，但同样也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在这时期文学领域内斗争的反映。
从1905年的同盟会成立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我们把这十五年的文学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05年同盟会成立了。同盟会的成立不仅在“更完全的意义”上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开端，而且也使革命派开始摆脱改良主义色彩。特别是1905—1907年间，通过《民报》与改良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并最后彻底地击溃了改良派。这对中国的知识界以及文学的发展都有着巨大影响，这点从1905年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便可看出。当时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纷纷以文艺为武器，参加了反满的战斗。他们利用各种不同的文学样式，宣传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例如女革命家秋瑾的诗词、弹词；章炳麟的政论文；南社诗人的诗歌；曾朴的《孽海花》，黄小配的《大马扁》、《洪秀全演义》；吴梅的《风洞山传奇》、《血花飞》、《轩亭秋杂剧》；汪笑侬的京戏《哭祖庙》；以及具有革命色彩的话剧。
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成功，“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⑺不久，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开始衰落，虽有团结在南社周围的进步作家，还继续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反袁的斗争，但当时文坛上反现实主义逆流也十分猖狂：在诗坛上，鼓吹民主革命的歌声低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淫滥下流的“捧角诗”（如樊增祥、易顺鼎等人的诗），而被“诗界革命”和“南社”打败了的“同光体”，这时又死灰复燃，不少诗人重张大旗，又作起消极颓废，甚至怀恋清室、诋毁革命的诗来（如陈三立、沈曾植等）。在小说界，鸳鸯蝴蝶派（个别的在思想上、艺术上可取的作品例外）、黑幕小说、武侠小说，更是风行一时，充斥市场。这些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空虚无聊、鄙劣下流，有的甚至专门揭发阴私，进行人身攻击，而在艺术上又是粗制滥造、千篇一律。这一切，充分表现了旧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堕落和反动。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它的失败是必然的。”⑻当然，这股反现实主义的逆流也并未能长久地占据着中国文坛，随着十月革命曙光的照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青年”派首先唱出了新时代的颂歌，这时的鲁迅也发表了他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狂人日记》，它们象黑夜里发出的两条火光，划破了死寂的长空，标志着新文学的出现。自然，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那主要是“五四”之后的事了。
五
上面我对近代文学史分期的标准，解放后有关近代文学史分期的几种处理方法，以及我个人的具体分期做了简略的说明。
探讨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得正确与否，它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编写和教学工作，而且对于近代文学资料的编纂也有很大关系。目前，不少文学史都进行修订，而有关近代文学的资料又急需编辑、整理。有鉴于此，在尚未有人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分期问题发表意见的今天，愿把我这些浅陋之见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并祈求海内专家们的指教。
正文注释：
⑴ 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P802—P803。
⑵ 见《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
⑶ 《毛泽东选集》二卷，P688。
⑷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P144。
⑸ 《毛泽东选集》二卷，P667。
⑹ 吴汝纶：《天演论序》，见《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P303。
⑺ 《毛泽东选集》卷二，P528。
⑻ 《毛泽东选集》卷二，P690。
【外字】外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马右加浸的右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