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述雨/徐经泽
【期号】196302
【总期号】87
【页码】1
【正文】
今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八十周年。马克思生活和斗争的年代（1818 —1883），正是封建制度在全世界逐渐灭亡，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其统治的时代；是工人阶级开始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脱离出来，走上独立的政治斗争大道的时代；是确立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原则的时代。马克思的伟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适应时代和工人阶级的需要，与自己的亲密的战友恩格斯一道，周详地制定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并在数十年间为发展这个学说，把它传播到无产阶级中去，从而引导无产阶级走上革命斗争的大道，而进行了坚持不渝，始终如一的战斗。
列宁曾引用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被推翻的。触犯了神学陈腐偏见的自然历史理论，过去和至今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⑴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直接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学说，所以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当然不得不在斗争中来争取每一步的进展。它不但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官方科学的疯狂的反抗，而且要与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作斗争。这种影响，总的说来就是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想，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就表现为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战胜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下面我们把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工人运动中的“冒牌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作一些初步的考察。这些阶段是：1842—1848年时期，为国际工人运动制定科学的革命纲领，反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而斗争；1848—1871年时期，为保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反对各种改良主义而斗争；1872—1883年时期，为在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反对各种机会主义而斗争。
一
1842—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马克思恩格斯为国际工人运动制定科学的革命的纲领，为保卫共产主义纯洁性，反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时期。
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随着欧洲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完成和发展，现代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并开始了独立的革命斗争。当时发生了几次有名的工人运动，如历时很久的英国无产阶级的大宪章运动；1831—1834年法国里昂纺织工人的武装起义；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等等。工人运动的新发展，迫切地要求了解自身的社会作用，斗争目标和争取解放的斗争道路。科学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就是适应这一客观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1842—1844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之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就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在工人阶级中流传着。它们属于不同的阶级，并且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在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牌号下，提出各式各样的理论、方案和纲领，力图影响工人运动，使工人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和实现他们的目的和要求。这些流派按其阶级实质和客观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德国的所谓“真正社会主义”。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招牌，卖的是封建主义货色。这是一些被资本主义发展推翻了的封建贵族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为了恢复和保存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小生产者地位，企图借工人阶级力量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一些极反动的流派；第二类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招牌，卖的是资本主义货色。这是一些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疾病的资产阶级，和身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而破产的，但又留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小资产阶级的流派，为了治好资本主义痼疾，巩固资本主义社会，或者为了在保存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的条件下，改善小生产者的地位，总之是为了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而用社会主义旗号以欺骗工人与缓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的一些改良主义的派别；第三类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反映了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的不成熟的观点和要求。他们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和方法，并且企图用它们臆想出来的方案和方法，来解放无产阶级。尽管他们对早期的工人运动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也不能给工人阶级指出科学的奋斗目标和正确的解放道路。当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后，这些空想学说的继承者们愈来愈变成了反动的有害的宗派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上述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着重反对了当时对工人运动影响较大的几个派别即：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属于空想共产主义的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属于改良主义的普鲁东主义。它们极力抵制科学共产主义的传播，阻碍工人觉悟的提高，腐蚀工人阶级意识，把工人的斗争引向歧途，并使工人运动处于宗派的分裂状态之中。为了给科学共产主义开辟通向工人阶级的道路，保卫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以便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提高工人阶级，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和组织工人阶级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派别进行了坚定的毫不调和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战胜了它们。
这些流派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的和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究竟是些什么呢？
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国的破产的小业主、小商人和小农的观点。他们吹嘘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要求恢复和保存小私有制。例如他们把当时美国的民主派要求的土地改革运动说成是社会主义运动，说什么每个农民分到一百六十英亩土地，共产主义梦想就实现了；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伤感主义来曲解共产主义，例如他们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为“爱情”、“正义”的多愁善感的世界；他们在政治上宣传超阶级的观念，说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博爱；他们宣传当时德国的专制的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最好的力量，因而极力反对破坏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人革命运动。这种反动的思潮，由于得到了德国的封建统治者支持，曾经在德国工人中风行一时，麻痹着工人的阶级意识，腐蚀着工人的革命斗志，并且成为封建势力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人革命运动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这种“冒牌社会主义”时指出：这种“冒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们要求在德国保存小私有制，无异是保全德国的封建制度，因为小私有制是当时德国封建社会的真实基础；他们那种“爱情”的“正义”的荒诞的伤感主义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正当德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散布超阶级观点，宣传博爱，引诱工人脱离革命，事实上是帮助反动派反对革命的人民。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反对了魏特林的空想的或平均的共产主义。魏特林本来是一位裁缝工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工人活动家和共产主义作家，他的理论和活动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唤醒德国工人觉悟和推动工人起来斗争方面，曾经起过出色的作用。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很高的评价。但是他的共产主义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空想的基础之上，他给共产主义设计了一套令人向往的方案，但却没有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他虽然也主张对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没有给无产阶级指出真正的科学的斗争道路。当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之后，他的观点就阻碍着工人阶级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并且他支持那些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顽固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此，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时，马克思对他的观点作了严厉的批判。
1846年马克思就开始反对当时在法德工人中有很大影响的另一种“冒牌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蒲鲁东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某种改良。社会上没有大资产阶级，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工具和原料并以股东的身份参加不同行业的生产互助社，这就是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基本情况，为了实现这种所谓社会主义，蒲鲁东提出办“人民银行”，给工人无息贷款，使他们获得工具和原料，然后以股东身份参加各种生产互助社，通过扩展这些机构，逐渐排除资本主义企业。他认为对资本主义实现了这套机构改革，就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会给社会带来破坏，因而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套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观点在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得到完整的表述。1847年马克思写的《哲学的贫困》对这种改良主义思想作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这种要在资本主义关系范围内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是既空想又反动的，因为“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们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⑵马克思指出：这种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在阶级对抗的情况下，不通过暴力革命想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如果工人阶级接受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就会丧失革命斗志，离开革命而走上背叛共产主义的道路。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他们彻底批判了工人运动中的这些机会主义流派的理论和观点，从而捍卫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并为国际工人运动制定了第一个科学的、周祥的、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永垂不朽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完整而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这部著作里极其清楚而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在内的彻底唯物主义，叙述了作为最完备最精深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使命的学说。”⑶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规律。给工人阶级指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什么人从头脑里发明出来的原理原则，而是资本主义客观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人类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
在《共产党宣言》里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先前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不同，他们并未给共产主义社会规定什么详情细节，但是却科学地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共产主义公有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消灭任何剥削和阶级对立，消灭由剥削和阶级对立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压迫和对立。这就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新社会。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在自己的革命政党领导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采取强力革命的方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并且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⑷这条道路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共产党宣言》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第一个革命的纲领，它高举了科学共产主义旗帜，高举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高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旗帜，教育、组织和团结了广大的工人阶级，战胜了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使国际工人运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宣言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照耀着工人阶级的胜利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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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1849年的革命，对当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是一次最实际的检验。革命进一步证实了：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不过是一些没有生命力的、错误的、对工人运动极为有害的宗派；只有科学共产主义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完全正确的学说。
1848—1849年的革命，不仅检验了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德国的革命斗争。在革命进程中反对了“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了更高的阶段。
在1848—1849年的法国革命过程中，马克思批判了路易·勃朗向资产阶级实行无原则妥协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易·勃朗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他以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临时政府，担任着没有实权的临时政府的机关——工人委员会的主席。他以不断让步，对资产阶级实行无原则妥协，竭力欺骗和压制无产阶级群众的公开的斗争，以谄媚资产阶级，企图乞求资产阶级的政府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马克思讥讽他说：资产阶级为了欺骗工人，“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银行和交易所近旁，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⑸，路易·勃朗就是这个礼拜堂的牧师。在资产阶级镇压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这种机会主义起了资产阶级用血腥镇压的办法所不能达到的特殊的作用。这个被马克思尖锐地批判过的“社会主义牧师”，并未改正错误，后来终于滑到坚决反对巴黎公社起义的凡尔赛刽子手们的行列之中，遗臭万年。这就是向资产阶级作无原则的让步、妥协，而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机会主义者必然的下场。
二
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是马克思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从一般理论方面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方面，他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向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进行了长期的不调和的斗争。
在1848年革命失败，工人运动低落的反动年代，马克思反对那些失去革命信心，因而悲观失望，以至走向消极和堕落的“革命者”，也反对那些不承认反动年代到来，硬要制造革命的幻想家（反对沙佩尔、维利希一流人物）。他坚信：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必然会爆发，工人阶级的运动一定会重新走向高潮，他耐心地总结革命经验，研究革命理论，教育干部和工人阶级，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这反动年代，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大多处于沉睡状态，而工人阶级开展的运动也大都处于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和影响之下，只有英国才有过恢复宪章运动的尝试。马克思在这些年代积极支持和亲自参加了这个运动，并与左翼宪章派领袖琼斯等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很快地，琼斯等人恢复宪章运动的机会主义路线，日益暴露出来了，他们为了改革选举制度不依靠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拒绝独立的工人运动，而醉心于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醉心于由他们少数人与资产阶级谈判和订立同盟的路线。马克思并不反对在一定条件下与资产阶级激进派谈判，订立协定，甚至同盟，但是他认为主要的是应该依靠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争取与激进资产阶级订立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协定。他在1857年11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琼斯等人“首先应当成立一个党，为此，他必须去工厂区。到那时激进的资产者是会来同他妥协的。”⑹马克思根据这个主张一再向琼斯提出忠告。但是琼斯还是一心一意执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脱离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去与资产阶级妥协，终于使马克思不得不与他决裂。马克思在1859年2月1日给魏得迈的信中谈到这种情况时说：“我已经和琼斯断绝了关系，虽然我曾再三警告他，虽然我曾一针见血地告诉他，将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这就是说，他将葬送自己，并将搞垮宪章派，但他还是企图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毫无希望的人，但是他给英国无产阶级所造成的损失是特别大的。你想想看，一支军队，他的将军竟在战斗的日子里跑到敌人那边去了。”⑺马克思在一系列书信中对这种“跑到敌人那边去了”的“将军”表示深恶痛绝。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根据宪章派领袖日益蜕化的事实，深刻而有远见地指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即工人贵族的形成，恩格斯在1858年10月 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琼斯的新动向表明，“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除了资产阶级，似乎最后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明察秋毫的预见，愈到后来，愈显出它的全部英明和远见。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欧洲工人运动开始重新走向高潮，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和联合的愿望也表现出来了。但是当时活动在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却是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冒牌社会主义”：在意大利有马志尼主义，在法国有普鲁东主义，在英国有工联主义，在德国有拉萨尔主义，后来在拉丁语系诸国有巴枯宁主义。等等。他们根据形形色色空想主义的学说，在工人运动中实行一套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他们也特别活跃起来，并且企图在国际范围内贯彻他们的路线，于是马克思开始了为反对形形色色空想主义者的改良路线和宗派组织，坚持成立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把无产阶级引向革命道路而进行的广泛、长期、激烈的斗争。
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和各国工人国际团结思想的加强要求建立一个中央领导机关，于是国际工人协会在1864年创立了。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创立者和组织者，他在反对形形色色“冒牌社会主义”宗派的斗争中，争取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共同规章。当时活动在各国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宗派”都想把国际变成一个实现他们改良主义主张的工具：
活动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马志尼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因此，他们希望把国际变成一个实现他们那些民主要求的工具，并且提出“意大利工人兄弟协会规章”，作为国际规章；法国普鲁东主义者主张经过互助会合作社的道路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改良，因此，他们希望使国际变成一个世界合作协会；英国工联主义者，只主张进行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的改良斗争，因此，他们希望国际工人协会变成一个能帮助他们组织罢工的机关。
马克思认为：国际工人协会从一开始就应成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他在反对这些改良主义者的斗争中争取通过了旨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改良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宣言和规章的内容坚持了他们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的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只是为了适应工人运动的觉悟水平和为了设法把各个派别统一起来然后去战胜他们而在形式上作了一些让步。马克思当时写信给恩格斯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行动坚决而态度温和”⑼。在起草成立宣言和共同规章时，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们坚持的所谓“真理、道德、正义”“权利、义务”等词精心安排到不可能为害的地方，为了避免与民族虚无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冲突，他在谈到工人阶级的国际政策时，“只提国家而不提民族”，在阐述自己基本观点的那些表述方法上亦做了必要的让步等等。马克思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所作的这些妥协是正确的、必要的。
各国的改良主义者也举手通过了这个宣言和规章，但是他们通过这些纲领性文件并不是为了奉行它，在宣言和规章通过以后他们还是自行其是，而且尽量利用马克思在宣言中对他们所作的让步为自己辩护，而对于宣言的革命原则则尽量加以歪曲和篡改，如法国普鲁东主义者在他们发行成立宣言的法文译本中把“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手段”这一指示删除去了等等。因此，马克思为了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基础上加强各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向各国的改良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在国际成立初期，马克思反对了当时广泛流行在工人运动中的一种非常有害的反动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工人工资决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就等于提高了商品的价格，因此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罢工，组织工会是徒劳无益的。法国普鲁东主义者早就在宣传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工人罢工是反动的。英国工联主义者中的有些人也主张这种观点。在德国，拉萨尔也在宣传一种反对为提高工资而罢工的类似观点（“工资铁则”）。当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英国工联领导者魏斯顿在国际内部宣传这种观点的时候，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魏斯顿的观点“如果被接受，我们就将在这里的工联和在大陆上流行的罢工疫面前闹大笑话。”⑽并且在1865年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对魏斯顿进行了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文章就是现在标题为《工资，价格与利润》的这本著作。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证明：商品价格并不是由工资决定，“工资水平的提高，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一般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⑾因此，为提高工资而组织工会进行罢工，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资本剥削工人的程度。马克思从理论上说明了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支持这种斗争。这是英国工联主义者所能同意的。他们当时的口号就是为了争取“公道的工作日和公道的工资”而斗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工联主义者。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同时证明：提高工资，并不能取消剥削，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因此，只是为提高工资而斗争也是不对的。他写道：“工人们应当排斥所谓公道的工作日获得公道的工资这句保守性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⑿。马克思的这本著作既反对了普鲁东，魏斯顿，拉萨尔等反对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反动论调，也反对了工联主义者只进行经济斗争的改良主义思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会工作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根据成立宣言的精神，在第一国际前期的历次会议上，还着重反对了法国普鲁东主义和德国拉萨尔主义关于通过工人合作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认为合作制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不要地主和资本家，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是可能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论合作制有多大成就，也不能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因为：为了使合作劳动能在全国范围发展，必须废除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的特权，然而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一定要至死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永久维护他们的经济垄断。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义务。在1866年的日内瓦国际大会上又根据这种精神通过了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专门决议。这就使普鲁东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主张在国际中遭到了失败。
马克思在国际的历次大会上都反对了普鲁东主义和工联主义者们，否认无产阶级有必要进行政治斗争的论调，通过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结合进行的决议，马克思不顾改良主义者的反对，对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进行了讨论，通过了专门的决议，马克思向英国工联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普鲁东主义者的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一贯斗争。同时在政治斗争问题上马克思一贯反对了各色改良主义者歪曲政治斗争目的的企图，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必须以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的目的。
在第一国际的后期（1869—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并且战胜了一个极其反动和极具破坏作用的凶恶敌人——巴枯宁派。巴枯宁认为现代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在于国家，他主张依靠流氓无产阶级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通过密谋和暴动，在二十四小时内摧毁一切国家，建立一种由自由个人组成自治公社的联邦制社会。这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敌对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批判了这种思潮。他们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著作中又一次清算了这种思潮。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揭露了巴枯宁反对权威，实质上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政党，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效劳。
马克思曾经写道：如果说：“他在理论上等于零，但作为阴谋家却是很内行的。”⒀巴枯宁以解散自己的阴谋组织“社会民主同盟”作为条件于1868年加入国际，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解散这个组织。加入国际初期，他企图夺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领导权，所以他举手拥护扩大总委员会权限以便加强集中统一纪律的决议，但他的这个企图失败以后，他又主张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联络和统计机构”，而使国际各支部无条件自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第一国际向他作了激烈的斗争。一步一步地揭露了他的阴谋，并在1872年海牙大会上完成了粉碎巴枯宁主义的任务。
总之，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建立后与各种“社会主义宗派”之间进行的种种斗争，归根结底就是工人运动是走改良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的斗争。当时活动在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宗派主张只应当进行改良（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创办生产合作社等等）或者象巴枯宁派那样只主张进行无政府主义的起义和暴动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独立的运动，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坚持，改良的斗争是必要的，有意义的，但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只有经过革命和专政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
马克思反对形形色色改良主义者的这些斗争为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巴黎公社的经验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并且进一步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同时，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实践，又一次使改良主义受到致命的打击而遭到了破产。但是，各种改良主义者在事实面前不但不改变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而是走上了更加疯狂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分裂国际的道路。英国的工联主义者因为反对马克思支持巴黎公社而退出总委员会，在1868年参加国际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声言巴黎公社是他们“否定任何国家”的主张的胜利，而疯狂地进行阴谋活动反对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领导。在公社的实践活动中遭到了破产的普鲁东主义者也站在巴枯宁一起反对马克思主义，有的普鲁东主义者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而巴枯宁在反对国际的时候也直接与疯狂反对国际的各国反动派勾结起来，这就证明：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公开暴露了他们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工具，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断然的措施，把某些工联活动家、普鲁东主义者、巴枯宁等开除出国际，并在1872年把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迁到了美国，实际上解散了国际，使那些改良主义者不能利用已经得到广大工人拥护的国际的声誉继续欺骗工人，而这些派别在巴黎公社后也就逐渐死亡下去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广大工人中很快传播起来。在不少国家都有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三
巴黎公社后，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即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新时代，即各国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群众性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相继成立和发展的时代；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冒牌社会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各国工人运动或者社会党内部深入开展。
马克思在自己的晚年，加倍努力完成自己的主要著作，同时，他和自己的战友恩格斯一道，积极指导和参加这些斗争，给了各国年轻的党和正在成长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极大的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这些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各国工人运动内或社会党内部确立马克思主义领导权，使马克思主义与各民族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新国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总是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把各个国家工人运动和社会党人中存在的不同危险倾向，分别提到首位，一贯加以强调和反对，以便从根本上纠正过来，使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1871年以后的德国，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发展，但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实行妥协，共同专政，实行着一种“蒙着国会外衣的武人专横制度”，在这里，工人运动已经走过了它的最初阶段，早在1869年就成立的社会民主党，广泛地参加了政治运动，在选举和其他一系列合法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拥进党内，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总是坚决地教导说，不要陷入庸俗主义思想，不要陷入国会迷，不要陷入庸俗知识分子的立场”。⒁就是说，党应当大力克服和防止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事实正是这样，巴黎公社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是成立最早、最大、斗争最有成就的党，在巴黎公社后的几乎几十年内都是世界社会主义组织的模范，但这个党屡次陷于右倾的错误和对右倾妥协的错误，只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及时和有力的帮助，党的领袖才慢慢纠正错误，把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拉萨尔派实行了丧失原则的合并，在1875年的哥达合并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向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妥协投降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对这个纲领进行批判。
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粉碎了长期流行在德国工人中的拉萨尔主义的教条，把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拉萨尔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不需要进行经济斗争，也不需要进行政治斗争，而只需要依靠普鲁士国家出钱帮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可以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哥达纲领接受了这种教条。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国家从来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普鲁士国家不过是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一种蒙着国会外衣的军事专制国家，要靠这样的国家出钱建设社会主义“仿佛靠国家补助金就能象建设一条新铁路那样容易建设一个新社会，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⒂。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驳斥了拉萨尔主义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种种论据，论证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批判了拉萨尔要求建立自由人民国家的超阶级观点。
哥达纲领中也写进了拉萨尔主义的经济要求，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可以不折不扣分配劳动所得，并且平均分配这些劳动所得的要求。马克思在批判这种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幻想的时候，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著名原理，他证明：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劳动所得”不能不折不扣的分配，而是“有折有扣”的分配，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在低级阶段，按劳分配，在高级阶段按需分配。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还批判了拉萨尔主义的民族主义及其他一系列反动观点。
显然，把拉萨尔主义的这样一些和平主义、平均主义等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反动观点写进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是一种投降、妥协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的合并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的。
德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是当时存在的一个实际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向党的领袖发出的一系列书信中说明了应当怎样对待统一和合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必须是在科学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只有政治思想的统一，才可能有巩固、持久的组织上的真正统一。拉萨尔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因而与拉萨尔派“合并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应当是他们不再作为宗派分子的拉萨尔派”，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纲领和观点而转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但拉萨尔派显然不愿放弃自己的观点，不愿意根本改正错误，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同他们缔结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而不应无原则的接受他们的观点，把他们拉进党来，这种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糊涂粥”里的团结还是要分裂的。因此，他们一再劝告党的领袖不要去追求这种团结。
他们一再向党的领袖指出：拉萨尔派之所以还在工人运动中活动是因为他们还影响着一部分群众，因此，应当揭露他们的错误主张，把群众争取过来，只有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使他们遭到孤立和打击，才能谈得到争取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因此，他们认为：“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是要往往从敌方组织中把个别人物或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是要影响那些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⒃。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当时太看重拉萨尔派，继续热中于无原则的合并，他们事前不让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事后，也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对纲领的批判意见，还是把“哥达纲领”通过了。
同拉萨尔派的妥协，引起了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的妥协，事情竟然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当柏林大学讲师杜林，提出了一套“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完整体系”来与马克思主义对抗的时候，党的某些领袖，竟然表示欢迎，当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赞助和合作之下起来批判杜林的时候，党的某些领袖竟然表示反对。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为了工人运动的统一不惜放弃原则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在德国反动政府于1878年10月颁布了“反社会主义者法律”之后，立刻暴露出来了，党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党的领袖惊慌失措，党内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地帮助党找到正确的道路同时开展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他们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
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以赫希伯格、伯恩斯坦、施拉姆组成的所谓“苏黎世三人团”为代表，他们当时在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科学和政治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提出了机会主义的纲领和路线。
他们认为：反动派向党的进攻不是由反动派的本性决定，不是反动派的罪过，而是由于党的“片面性质”和“过火行为”引起，是党的罪过。因此，他们要求改变党的性质，把党由一个“片面的工人党”改变成为一个由“一切赋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参加的“全面的党”；要求放弃党的纲领，而“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要求党放弃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宣布“只走和平的合法的道路，不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
当时恩格斯以马克思和自己的名义写了有名的《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布拉克等人（“通告信”）》⒄及其他一系列书信，对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宣言进行了致命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反动派向党的进攻，对党的迫害是由反动派的本性决定的，是“意料中的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的让步都是全然无用的”，而是要采取正确的方法，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但是以赫希伯格、伯恩斯坦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⒅这是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屈服求饶，举手投降的投降主义，他们痛斥这种投降主义的政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中指出：赫希伯格、伯恩斯坦等要求党不应当是一个“片面的党”，而应当是一个“全面的党”，这就是公然要求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党变成一个容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党。马克思和恩格斯问道：“资产阶级民主派难道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吗”？⒆如果这些人是诚实的，那就甚至不可能产生参加无产阶级政党的愿望，如果他们终究力求参加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进行破坏。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谈到：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会有个别人背叛自己的阶级而归附于无产阶级，他们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了这点，现在，他们进一步指出：（一）这些人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立场和观点，而无条件地接受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二）他们必须给无产阶级运动带来真正的知识元素，从而使运动得到真正的益处。他们指出：当时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如赫希伯格、伯恩斯坦之流根本没有做到这点，因此，在无产阶级政党内，他们是异己分子。现在这些异己分子不但不以无产阶级宇宙观改造自己而是公然要求改变党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他们指出：党的领导现在竟落到了这些先生们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受到阉割，再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毅力了”。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中批判了这些先生们放弃党的纲领的背叛行为，嘲笑他们接受党的纲领原来不是为了自己终身奉行，而只是为了传给儿孙们，揭穿他们所谓并不打算放弃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延缓一下”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们既然只从事于资产阶级可以允许的“细微改良”，而不触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末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前途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中批判伯恩斯坦等人主张只进行和平合法斗争而发誓永不使用暴力手段的时候指出：社会民主党并不反对改良和合法的斗争，但是它们从来不以此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是要利用这些斗争准备好力量，以便在一旦革命到来时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战。恰好在俾斯麦的镇压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用和平方法来达到目的已不可能，因而不能不放弃这种幻想的时候，伯恩斯坦之流却助长这种幻想，要求发誓永不使用暴力手段以免吓坏资产阶级，如果照这些先生们的想法去作，资产阶级当然就会不怕跟无产阶级携手前进，但是上当的却正是无产者，因为既然党已放弃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后胜利的斗争手段，那么革命事业的胜利也就事先被自己葬送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以及其他书信中指出：如果这些先生们不放弃自己的立场，那末党就不应当容许他们留在自己的队伍内。恩格斯在1879年12月16日写信给倍倍尔说：
“你象过去一样，把这些人看成党的同志，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年鉴》上的文章斩钉截铁地把我们和他们分开了。在他们没有确认他们和我们同属一个党派之前，我们甚至不能同他们进行谈判。这里所谈的问题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不可能争论的问题。在党内争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有问题”。(2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中声明：他们“决不能去和力求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起行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批评了党的革命领袖的错误，反对了以莫斯特为首的“左”倾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左”倾无政府主义者不顾当时的具体条件，主张立即进行革命，并且肆意攻击党的领袖，马克思当时说明：这种对党的革命领袖的无政府主义的攻击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根本不同的。因为他们的所谓“批评”只不过是对党的领袖的“公然侮辱”；只不过是想使自己“见重于世”的一种“借口”。因此，这种“批评”已经不是对个别人的攻击，而是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诬蔑。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党的一些领袖逐渐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在1880年的代表大会上结束了党的动摇和混乱，把莫斯特开除出党，但他们却没有很好的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对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进行应有的斗争，使他们继续留在党内，而这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一贯妥协，后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马克思在自己的晚年，也具体地帮助了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派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如他亲自帮助法国党起草了纲领，帮助这个党反对“可能派”这个极端右倾的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这个派别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产阶级允许的、“可能实现”的范围之内，当这个党与“可能派”分裂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这种分裂，并从这个事件出发，总结了他们长期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经验。恩格斯在当时的一些书信中谈到：“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只有在完全符合于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起来。”“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离不开内部斗争的……”(2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指示，给了各国年轻的党以极大的帮助，凡是这样做而且做得较好的，党就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凡是不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好的，党的发展就遭到困难，就不能成长为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 恩格斯继续反对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国家工人运动和工人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错误，由于这些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工人运动也大大发展了。恩格斯在1889年建立了第二国际，“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立即而且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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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述，就是马克思在自己一生中向形形色色冒牌社会主义、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主要情况。这些情况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所进行的这些斗争都是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和革命路线，保卫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而进行的不可调和的原则性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了自己的学说，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作好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他们向各种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革命传统和经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正文注释：
⑴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3页。
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2页。
⑶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页。
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89页。
⑸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0页。
⑹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96页。
⑺ 同上书，第109页。
⑻ 同上书，第108页。
⑼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55页。
⑽ 同上书，第184页。
⑾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426页。
⑿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426页。
⒀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296页。
⒁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188页。
⒂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29页。
⒃ 《马克思、恩格斯反机会主义》，153页。
⒄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355—362页。
⒅ 同上书，360页。
⒆ 马克思、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布拉克等人》（《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485页。
⒇ 《马克思恩格斯反机会主义》7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164页。
(22) 同上书170，173页。
(23)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