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捷夫
【期号】195806
【总期号】70
【页码】36
【正文】
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是很多的；它们采取了各式各样的不同形式。
但尽管它们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它们之间，具有两个最基本的共同点。
其一，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们企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观点，从自己狭隘的反动立场出发，来解释、描叙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使之符合于自己的剥削利益。
其二，由于上述原因，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都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不论它们是主观唯心论或是客观唯心论，不论它们含有辩证法的因素或是道地的机械论，它们都是历史唯心主义。
资产阶级社会学从其反动立场和历史唯心主义出发，它们断言：社会意识、人们思想是第一性的，社会存在是第二性的。它们公开否认社会的客观存在，否认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把精神、意志、思想看作是社会的创造者，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当然，我们承认精神、意志和思想对社会存在有其能动性，它可以促进或延缓社会之发展；但必须肯定：社会是客观存在，它有其物质基础，有其本身固有的发展规律，它是第一性的东西，是它决定着社会上精神、意志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对于社会存在来说，精神、意志、思想是第二性的现象，只有当它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时，它才可能对社会存在起着推动作用。但资产阶级社会学却把这一问题颠倒了过来，企图以精神、意志、思想的力量来论证社会生活现象，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它完全是一种违反客观事实的非科学的反动“理论”。
以上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两个基本共同点，也是它们的根本缺陷所在。
× × ×
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反动阶级性和反科学性，很自然地，当右派分子们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时，他们就拾起了这一早已发霉了的理论，把它作为自己手中的武器。
总的说来，去年夏季资产阶级右派所发动的攻势，就是以资产阶级社会学为其指导思想的。
在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右派分子们首先否认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正是按照这一历史必然性来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
历史实践完全证实了上述真理。现在，在世界上已建立起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在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在日益蓬勃地发展着，所有这些国家都将先后相继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然而右派分子们从其主观愿望出发，却妄想篡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企图否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把我国历史拉向倒退，复辟资本主义。
事实证明：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社会，决不应该也不可能开倒车。因此，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恰如“螳臂挡车”，在历史的巨轮下面，被完全粉碎了。
其次，在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右派分子们也否认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是在客观地发生作用的。虽然由于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不同，各有其矛盾的特殊性，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在各国的表现形式，也各有其具体特点；然而在她们之间，也有着矛盾的普遍性，因而也有着一般的规律。反映这一般规律的普遍原理就是：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以及国际主义等等。这些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它既不可以改造，也不可以消灭。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也不例外。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反对社会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就必然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并幻想消灭这些规律。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想成立“平反委员会”、储安平高唱“党天下”论、章乃器叫嚣“定息不是剥削”、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龙云的反苏狂……如此种种，都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原理、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罪恶活动。
问题在于：我们是要社会主义呢？还是要资本主义？如果是要社会主义，则必须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办事；反之，则必须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右派所幻想的正是后一条道路。
如前所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然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就必然地客观存在；因此，妄想取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资产阶级右派，在客观规律面前，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
再次，右派分子们在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还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资产阶级右派罪恶手段之一，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否认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污蔑新社会，狂呼“今不如昔”。为此，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等人竟公开在“社会学”的幌子下，提倡所谓“社会调查”。
我们是不怕调查的；相反，我们一贯地重视调查。毛主席早就告诫过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无论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或各项工作中，党中央和毛主席总是强调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而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乃是由于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运用了阶级分析法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右派则不然。他们表面上好象作了“调查”，但实际上他们从其反动阶级立场和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利用“调查”，贩卖私货。在“调查”的幌子掩护下，他们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些渣滓中间，搜集一些无耻谰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来诬蔑党的领导，歪曲党的政策，丑化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进一步地叫嚣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优越，以便施加压力，企图篡改党的方针、政策及路线，夺取国家的领导权，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右派分子的造谣中伤，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中，被驳斥得体无完肤。
最后，在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右派分子们还夸大了自己的力量，把党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看作是“不堪一击”的对手。
从1955年匈牙利“十月事件”以后，在国际间掀起了一股反共产主义的逆流；与此相呼应，我国的资产阶级右派也翘起了尾巴，蠢蠢欲动，他们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工作。及至去年五月党中央发布整风指示之后，他们把党为了改进工作、加强领导而采取的措施，误认是党“无能”、“示弱”的表现。他们主观臆断：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已丧失了威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不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于是他们昏昏然、纷纷然，以为良机不可坐失。在右派头目章伯钧的主使下，召开了“六教授”会议。他们认为：匈牙利“十月事件”有在中国重演的可能，只要他们“登高一呼”，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叛离”领导他们翻身的共产党，而匍伏在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的脚下，听任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与统治。因此，他们一方面大肆造谣，放出无数支毒箭，对党对社会主义极尽污蔑歪曲之能事；另方面他们又四处点火，纠集党羽，掀起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高潮。
资产阶级右派的主观愿望是毫无客观物质基础的。事实证明：党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而右派分子们则不过是一小撮“白日作梦”的阴谋家。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广大人民更加擦亮了眼睛，辩明了大是大非，识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丑恶嘴脸。资产阶级右派的幻梦，终于破灭。
综上所述，右派分子们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指导下，来发动他们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进攻的；唯其如此，他们违背了客观事实，违反了客观规律，而必然遭受到可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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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们在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时，除了以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作为其总的指导思想外，还运用了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某些具体“理论”。其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否认阶级存在，抹煞阶级斗争。
早在解放前，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就曾运用过这一“理论”；费孝通、吴景超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否认我国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主张取消阶级斗争。
大家都知道，在旧中国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费孝通迫于事实，也不得不承认“农村里的确有闲手的地主”；但他为了掩饰这一阶级矛盾，竟歪曲事实地说：“地主可以闲手，是因为农村里有没有土地的贫农情情愿愿地替他劳作”。他并认为，如果农民离开了农村，“农村里没有人卖工，那时有土地的人就会下田耕作了”。他这几句话，完全掩饰了不劳而食的地主阶级的剥削特性，掩蔽了农村中阶级矛盾的实质。
和费孝通一丘之貉的吴景超则更露骨地叫嚣说：马列主义的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理论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他竟企图论证剥削制度是永世千秋的真理。
费孝通、吴景超的谬论是经不住驳斥的。事实胜于雄辩。由于我国农村中“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他们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它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刘少奇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这就是我国农村中阶级矛盾的真实写照。同时，事实也证明了，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活生生的现实，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
但资产阶级右派是很怕消灭阶级的；他们处心积虑地逃避阶级斗争。当1948年党在解放区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时，费孝通出版了“乡土重建”一书，直接反对土地改革运动。在该书中，他企图用把地主的地租剥削转化为“乡土工业”的资本剥削这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既使地主阶级逃避掉斗争，又维护了剥削者的利益。吴景超也提出了他的具体方案。他主张要农民用比一般价格高一倍的价格分期付款地向地主赎买土地；甚至规定如果农民逾期未偿清地价，就要科以高利。请看，他们为地主阶级设想得多么周到！
非常明显，这种改良主义的作法，丝毫无助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更谈不上根本解决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了。
在去年“不平凡的春天”里，资产阶级右派又重新拾起了这个取消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借口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所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句话，公开散播“阶级斗争熄灭论”。
其实，从新中国建国之后，在整个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1956年春天，我们虽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尚未彻底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完全胜利，而且，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还未取得胜利，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存在着；这些坏思想必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依然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既然阶级矛盾还存在，那么，阶级斗争就必不可免，因此，毛主席虽指示我们“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紧接这句话之后，毛主席就谆谆告诫我们：“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由此可见，“阶级斗争熄灭论”是毫无根据的。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这一事实，便是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我国当前的阶级斗争，除了我们和反革命分子以及资产阶级右派的敌我斗争之外，在我们人民内部也有着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一方面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另方面也表现在劳动人民内部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之间的矛盾斗争。目前我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所展开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包括了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也包括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
在否认阶级存在、抹煞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右派头目之一章乃器一口否认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有任何差别；他公然宣称：“定息不是剥削”。这简直是弥天大谎。
为什么有“定息”呢？为什么国家把“定息”付给资产阶级呢？其原因在于，在公私合营的企业里，还有资本家的“股份”，资本家“定息”收入之多少，并不是“按劳付酬”，而是取决于其在企业中的“股份”即资本之大小。资本家的资本大，其分配的“定息”就多，资本小则分配的“定息”少。因此，资本家之定息完全是依靠其资本而取得的，它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同时，资本家所取得的“定息”是从工人身上来的。工人们在企业里劳动，除了一部分必要劳动以外，还作了一部分剩余劳动；而这一部分剩余劳动，就被资本家以“定息”的形式无偿地占有了去。因此，尽管“定息”的形式和过去资本家直接的雇佣剥削的形式有所区别，但它实质上仍是资本家依靠其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
既然资产阶级还剥削着工人阶级，怎么可以否认他们之间的差别呢？又怎么可以抹煞它们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呢？
目前我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行动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由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所引起的思想大跃进运动中，许多资本家提出了“放弃剥削”的口号。这所谓“放弃剥削”就是具体指的“放弃定息”。可见我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自己所提的口号，恰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否认阶级存在，抹煞阶级斗争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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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社会学既然否认阶级存在，抹煞阶级斗争，它也必然否认国家的阶级本性。它们吹嘘国家的“全民”性，把国家说成是一种超阶级的站在社会之上的组织，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保护各个阶层居民的利益的组织。
资产阶级右派也利用了这一“理论”。他们借口国家的“全民”性，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发动了最恶毒的进攻。他们大放厥词，捏造无产阶级专政的“缺点”和“阴暗面”，说“三害”与无产阶级专政互为因果。右派理论家之一的陈新桂叫嚣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缺点都根源于共产党的领导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位置摆得不合适；另一理论家储安平则把新中国诬为“党天下”，把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一党专政。按照资产阶级右派的逻辑：要消灭“缺点”、“阴暗面”和“三害”，就必须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消灭“党天下”、“一党专政”，也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取而代之；似乎这样一来，国家组织就没有了阶级性，就可以公平合理地为“全民”谋幸福了。
关于国家具有阶级性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首先，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是自始至终存在的。在原始公社的社会里，就不曾有过国家组织，只有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私有财产制，从而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彼此敌对的阶级时，才出现了国家。因此，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也正因如此，当人类社会彻底消灭阶级之后，国家本身也将逐渐消亡。
其次，国家是上层建筑之一，它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之阶级的政治组织，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而用来镇压其敌对阶级的工具。因此，国家的职能，主要地表现在其内部各阶级的关系。
由此可见，国家确具有阶级性，所谓“全民”性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事情。其实，资产阶级右派也并不是不懂这一点。他们之所以要吹嘘“全民”性的国家，无非是企图搞垮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以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变为少数剥削阶级统治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工具。
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根本问题，是不可动摇的真理。
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于以前所有的国家组织，它是新型的国家，是绝大多数过去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统治少数过去的剥削者、压迫者阶级的工具，因而，它对于敌人是专政，而对于劳动人民则是充分的民主。只有它，才是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的最公平合理的国家组织。
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性。斯大林说得好：“……无产阶级专政有三个基本方面：
(1)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巩固与其它各国无产者间的联系，保证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
(2)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使被剥削劳动群众完全离开资产阶级，巩固资产阶级与这些群众的联盟，吸收这些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
(3)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制度，消灭阶级，保证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无国家的社会”。（列宁主义问题1949年莫斯科版175页）如果无产阶级不建立自己的专政，那么，就不可能巩固与发展自己革命的果实，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因此，为了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巩固革命的胜利，并把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也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因此“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段）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建立的一种专政体系。它是我国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最好的一种民主和专政形式。人民民主专政和“三害”根本不相容，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且，正由于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了最广泛的民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这就保证我们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去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
人民民主专政并不等于是共产党的专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前卫和先锋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指导力量。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它就不可能得到巩固和加强，也就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因此，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但资产阶级右派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害怕和反对社会主义，因而也害怕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害怕和反对党的领导。
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告诉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真理：在资产阶级还未彻底消灭以前，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未彻底解决以前，我们当前的任务之一是必须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容许有丝毫动摇，也不容许有丝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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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强调思想意志的力量，又由于它否认阶级斗争，它们也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英雄造时势”的观点，在它们中普遍地存在着。在它们看来，历史只是某个英雄伟大的创造；而人民群众只不过是“阿斗”，是“蚩蚩之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进攻时，也运用了这一“理论”。
右派分子心里也明白，要想夺取党的领导权，必须争取群众。为此，他们就要欺骗人民，愚弄人民。因而在口头上，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而采取了一种隐蔽的方法，来进行他们的活动。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诬蔑我党在历次运动中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党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指导思想出发，一贯地信任人民群众的觉悟、智慧、创造精神及其伟大力量。党从自己的历史任务出发，就是要领导人民群众彻底消灭剥削、压迫和一切不平等现象，从而建设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它绝非少数人所能完成，而必须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全力以赴，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党从自己的性质出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求解放的政党，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和他们的革命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因此，不论在什么工作中，在什么场合下，党都是遵循走群众路线的原则。在历次运动中，党都采取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办法。
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攻击，集中地表现在肃反问题上。
和所有运动一样，肃反运动不采取群众路线是不行的。因为，肃反运动本身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党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也都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的。因此，肃反是人民群众迫待解决的问题，决不是党强加于人民身上的什么额外负担。既然如此，群众的事情就必须发动、组织并依靠群众自己来办。特别是肃反的任务乃是和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如果仅仅依靠少数公安人员，那么，可以断言，绝不可能清查出数以万计的反革命分子来。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积极的活动，布下了一道天罗地网，才能真正实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才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事实证明：正由于我们在肃反运动中认真地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肃反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清查出了十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既大批地查出了反革命，又保证了运动主流的健康，并使人民群众经受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
然而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和反革命的臭味相投，他们极端恐惧和憎恨肃反运动，他们害怕党的事业获得成功，害怕群众站起来和反革命进行阶级斗争而削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他们特别是害怕群众提高了政治警惕性而识破其反动面目，于是他们极力攻击党在肃反运动中的群众路线。
资产阶级右派首先否定了肃反成绩，然后对广大群众进行了诬蔑。他们一方面歪曲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污蔑党利用群众、玩弄群众，另方面则丑化人民群众，抹煞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把人民群众形容成为愚昧无知，盲目跟着党走的“跑龙套”的角色；他们甚至谩骂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棍子”、“打手”、“特务”……等等。
不管资产阶级右派如何猖獗，失败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因为，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经过了党若干年教育并参加过实践斗争的广大人民，他们具有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当他们一旦洞察右派分子的反动阴谋时，立即展开了强有力的反攻，右派分子很快地遭到了孤立，并受到了粉碎性的打击。反右斗争的事实，又一次地证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正确性，证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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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进攻时，还利用了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人口论”。
“人口论”的基本内容是：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其代表人物是十八世纪时英国的马尔萨斯。他否认社会发展的真正基础，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之所以贫困不堪，根源于生殖率和消费资料水平的比例不当。他断言：由于劳动人民繁殖太快，但同时消费资料的增产又较慢，因而决定了劳动人民的贫困状况。在这里，他轻轻地抹煞了劳动人民贫困化的根源，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罪恶。
基于上述理论，马尔萨斯认为，为了消灭社会混乱，维持社会秩序，只有采取限制劳动人民生育，也就是消灭劳动人民的办法。
根据马尔萨斯的这一结论，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们又引伸出了另一结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战争，才能消灭多余的人口，才能使劳动人民免于贫困，才能使社会免于混乱。
应当肯定：人口的增长对于社会的发展不是毫无影响的。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人，对于社会的发展，无疑地会起着推动作用。不过，假如生产力水平很低，而人口增值很快，那确实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虽有丰富的资源，但劳动力非常缺乏，那也会影响到生产的发展，从而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人口问题对于社会可以发生促进或是延缓的作用。
但是，人口问题决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如斯大林所指出，如果人口的增长决定社会的发展，那么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就必定会产生
“人口论”一向是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早在解放以前，费孝通、吴景超等人就大量散布人口论的反动论点，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
如前所述，费孝通在解放前曾研究过中国农村问题。他迫于事实，不得不承认我国农村中的地租很高，但他说：“若我们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农村里地租能这样高呢？我们的回答是农村成本低，农村成本低是因为劳动力不值钱……劳动力怎么会不值钱呢？那是出于我国经济的致命伤：人口太多”。按他的逻辑：地租高，农民苦，并非出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剥削与统治，而怪人口太多，当然过多的人口绝不是少数的统治阶级，而是出卖劳动力的被剥削、被统治者。
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表明：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决不是由于人口太多，而是在于三大敌人的统治。在新中国建设之后，我国人口的繁殖是很快的，但这并未引起我国社会的倒退或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并未更趋贫困，相反，由于在党的领导下，打垮了三大敌人，实行了土地改革，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翻了身，工农业生产一日千里地饭，人民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这就足以说明“人口论”的破产。
费孝通的散布上述谬论是有其企图的，吴景超就彻底地暴露过他们的阴谋，他说：“中国人口最适当的数目是两亿；对于多余的人口，必要时可以用战争瘟疫等手段来加以消灭”。大家想想，这不正是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愿望吗？人口众多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特点之一，也是帝国主义者害怕的问题之一，而丧心病狂的费孝通、吴景超等，竟妄想消灭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以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真是灭绝人性，反动透顶。
正因为“人口论”的露骨的反动性，在解放后，它遭到了彻底的批判，但尽管如此，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仍不甘心，去年春季，他们仍抓住了这个理论，大肆进攻。他们一方面极力夸大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似乎不按旧社会学的理论，即不惜用战争，瘟疫等手段来消灭我国大部分人口的办法来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则不仅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都将成为画饼，而且中国永远不得翻身。另方面，他们又借此向党和马列主义直接开火，他们嘲笑马列主义不懂人口问题，诬蔑我们过去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是错误和无知，他们甚至污蔑说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一顶阻碍研究人口问题的帽子”；而党，就是这顶帽子的创造者。
右派分子的放毒，企图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如果按“人口论”的理论来研究和处理我国人口问题，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党领导马列主义者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不按他们的办法来消灭人口，以致人口问题非常严重，大大地“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应当归咎于党和马列主义；如果要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反对党和马列主义。
不错，人口众多，确是我国特点之一，同时也正是我们可以自豪的地方之一；因为，人口众多不仅是发展生产的重要条件，而且还意味着我们力量之强大。当我国正式宣布人口已超过六亿时，不啻给帝国主义者投下了一颗原子弹。我国解放后人口增值也确是很快，由于增值率很快，而老底子又不强，经济很落后，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不能否认它，也必须解决它；但，它既未阻碍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未影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事实上，解放以来我国每年增值率不过2%多一点，而生产发展速度却比这快得多。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来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7.4%，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4.8%；因此，人民的生活不断地得到了改善，1957年比1952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40%以上，农民总收入也约提高了30%左右。不仅如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在一天天地加强，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基本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并超额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但坚实可靠的基础；这都说明，我国人口增值很快的问题并未阻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发展。正因如此，我们解决人口问题，也绝不是如旧社会学那样采取消灭人口的办法，而是对人口增长的速度略加限制，使其有计划地发展；而且所谓限制，也不是强迫命令，而是依靠广大群众的自觉自愿。目前我们正在提倡的晚婚和节制生育，就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合理途径。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承认人口繁殖过快会一定程度地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的“人口论”毫无共同之点。可以设想，如果真按他们的理论来解决人口问题，那么，倒真会严重阻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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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们对于右派分子所利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几点理论的批判。
右派分子为什么要利用资产阶级社会学这一破产了的“理论”呢？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阶级基础就是资产阶级，以及它具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反科学性，因而右派分子从其阶级本能出发，必然接受和利用这一“理论”之外，他们还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目的。
右派分子的目的之一，就是伪造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科学性，企图否定过去对它的批判，并借此以污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右派分子的另一目的，就是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来歪曲和攻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以及各项工作和历次运动，并借此来抹煞在党领导下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丑化党的领导。
右派分子的第三个目的，就是通过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宣传，来组织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一方面鼓励、动员那些具有资产阶级社会学思想的旧知识分子，纠集他们在自己的周围，使之作为自己反党的得力助手；另方面，他们又欺骗、引诱那些简单纯洁的青年知识分子，把他们引向歧路，来发展自己的反党队伍。
右派分子还有第四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就是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把它变成我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推翻党的领导；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取消社会主义的道路；让资本主义制度死灰复燃，为资产阶级专政扫清道路。
资产阶级右派的阴谋是很恶毒的；可是由于他们的指导思想——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反科学的东西，因此，他们必然遭受到可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