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志钧
【期号】195701
【总期号】53
【页码】38
【正文】
李泽厚先生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期“文史哲”杂志撰有“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对康有为的“大同书”予以评价；但个人有几点与李泽厚先生不同的意见，特提出来同李先生商榷，并向同志们请教！
一
首先，李泽厚先生对“大同书”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来源未能作进一步的窥测。
中国近代史，是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当鸦片战争前后，由于清朝封建社会危机的加深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于是产生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者；此后五十余年间，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以及民族资本的发展，于是在每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战争之后，维新思想就向前发展一步。第二次鸦片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秩序形成了，出现了较鸦片战时发展一步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冯桂芬、王韬等思想，和“洋务派”分化出来的地主官僚薛福成、马建忠的思想。中法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曾获初步发展，而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思想。甲午战后，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的维新思想，“空前高涨”，演为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所以鸦片战后五十余年间，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而维新思想日益的发展着，到康有为所处的时代，已到“空前高涨”情况。所以戊戌变法前的维新思想，就成为康有为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大同书”组成的一个主要部分。
康有为思想的另一来源，是受了翻译本西书，特别是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按严译“天演论”成于一八九六年，比康有为酝酿变法的理论基础“孔子改制考”恰早一年，于是在“孔子改制考”中就含有康氏前所著述中（如“新学伪经考”）所未有的进化论见解。(1)而“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2)于是在“大同书”中，有了“据乱”当进为“升平”（小康），“升平”当进为“太平”（大同）的进化史观，而列上“人类进化表”。此外卢骚的“天赋人权”说、耶教的博爱平等说、以及耳食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学说，也予康有为思想以一定影响。
康有为思想的第三个来源是：清代常州经今文学。常州经今文学本主张“微言大义”的“经世之学”，康有为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层层侵入后，既感受“国事之艰”，又激于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书的“格不上达”，于是直接受了廖平的启示后，而“尽弃旧说”，“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就今文学中公羊、礼运的“三世”“大同小康”学说加以演绎，成为“大同书”的主要内容。
上列三点，就是康有为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同书”成书的主要骨干。而三者之间，又是相互有机的联系，和复杂的交织着。例如他受到维新思想和翻译本西书的影响后，就形成了“大同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响往。如说(3)：“欧美之民，广厦细旃，膳饮清洁，园囿乐游，香花飞屑，均为人也，何相去之远哉？”（第二十三页）“欧美铁路既通，运输较捷，水利渐启，树木既多，雨泽渐匀”（第二十八页）“德美以联邦立国，尤为合国之妙术。”（第一○四页）例如他受到西洋进化论学说和经今文学的影响，于是以“据乱世”为“大同始基”，以“升平世”为“大同渐行”，以“太平世”为“大同成就”。
然而，李泽厚先生却只在总结时，简单地说：“这种以公羊三世封建学说为形式的资产阶级庸俗的进化论，就正是康有为整个思想的根本骨干和其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却未指出康有为与经今文学的关系，更未指出维新思想的发展趋势和“大同书”中如何渗杂公羊“三世”成分，不能不说是疏漏之点。
× × ×
正由于如此，李泽厚先生便引列梁启超的“亡友夏穗卿先生”和赵丰田的“康长素先生年谱”的话，认为康有为“不得不抛开了已全部破产了的顽固派洋务派各种‘船坚炮利’的‘补救’方案，重新用自己的头脑来独立地深入地思考，重新来苦辛地向西方学习，来探求真理，寻找出路”。“这种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明明教导着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间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试问康有为假使不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维新思想等对他的影响，他又怎能“重新用自己的头脑来独立地深入地思考”呢？况且，康有为的思想，是正在“洋务运动”开始破产和完全破产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发展的，所以在他的著作中，仍有很多与洋务派相反相成的地方，也并没有完全“……抛开了已全部破产了的……洋务派各种‘船坚炮利’的补救方案”。
这样，李先生对“大同书”成书年代的看法，又表现着自相矛盾了。
李先生说“‘大同书’虽然成书极晚，虽然其中还夹杂着某些康氏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产生得颇早的。康有为本人及其亲密的学生朋友（如陈千秋、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原注）曾不止一次地说明过这点。实际上，一八八四年‘演大同之义’的‘人类公理’，就是‘大同书’的初稿。康氏虽然‘秘其稿不肯以示人’，但却在讲学和交游中向其最亲密的学生、朋友宣传了他的这种乌托邦思想”。但是上面又说“不得不抛开已全部破产了的顽固派洋务派各种船坚炮利的补救方案”。如所周知，“洋务运动”是在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开始破产，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再“全部破产”的，假使认为一八八四年，“演大同之义”就是“大同书”的初稿，那么，这时的洋务派还没有全部破产。
二
由于李泽厚先生对于康有为思想的来源未曾清楚提出，以致对“大同书”的所以定名为“大同书”，以及“大同书”究竟在何时写成？未曾明确揭出。
按所谓“大同”，即三世说中的太平世。这是康有为将经今文学的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小康”说结合起来，再糅杂他所接触到的西方进化论学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耳食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所构成他自己的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学说。他认为公羊的“升平世”即礼运之“小康”，公羊的“太平世”即礼运之“大同”。
根据康有为的社会发展三个阶段学说，结合中国的社会情况，康有为对“三世”的见解是前后有所出入的。他在戊戌变法以前（一八九八年），以为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社会是“升平世”（小康）。他在一八八四年所著的“礼运注”叙说：“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5)。那么，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小康”——即“升平世”，什么是“太平世”（大同）呢？如果照他的逻辑推下去，“太平世”应该是君主立宪。
但是，到了戊戌变法以后，他又改说中国二千年的历史不过是“据乱世”，并非“小康”（“升平世”）。他在一九○一年(6)所撰的“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自序说：“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公理不明，仁术不昌，文明不进，昧昧二千年，瞀焉惟笃守据乱世之法，以治天下。”(7)这样，他的所谓“据乱世”是指封建社会，所谓“升平世”（小康）是指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太平世”——大同世界，则为他的“空想”境界。（实在系指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从“礼运注”和“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中，一方面可看出康有为对“三世”见解的先后不同；另一方面也可据此参照“大同书”作为考证“大同书”成书年代的一个旁证。
在“大同书”的乙部“大同合国三世表”、丙部“人类进化表”中均谓“据乱世”是“各国有帝王君王位号权力；有世爵贵族平民奴隶之别”（第一六五页）“人类多分级”“有帝有王有君长，有言去君为叛逆”。“以世爵贵族执政，有去名分爵级者以为谬论。”（第一八九页）；而“升平世”（小康）则为：“渐削帝王君主位号，改为总统议长。”“无奴隶而世爵贵族渐除而未尽。”（第一六五页）“人类少级”“无帝王君长，改为民主统领，有言立帝王君长为叛逆。”“无贵族执政，虽间有世爵华族，不过空名，无政权与齐民等”。（第一八九页）而“太平世”（大同）则为：“无帝王总统位号，人民平等，只有议长，无世爵贵族，尽为平等”（第一六五页）“人类齐同无级”“无帝王君长亦无统领，但有民举议院，以为行政，罢还后为民，有言立统者以为叛逆。”（第一八九页）那么，他在“大同书”中所指的“据乱世”是指封建社会，“升平世”（小康）是指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太平世”（大同）则如瑞士等国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的“三世说”基本相同，而与“礼运注”的“三世说”却是有所出入的。换句话说：“大同书”的写作时间，虽则康氏自称“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年）……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8)但是撰书却是很迟的，应当在“礼运注”之后，应当在戊戌变法以后，应当在一九○一年与“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的撰写时间相近。而梁启超所称“到辛丑壬寅（一九○一——一九○二）之间，先生避地印度时，始著成之”，是可靠的。
“大同书”又是屡加删补，定稿更迟的，如在“大同书”的庚部加了“去产界公生产”，始采取了傅立叶的一些均产主义（书中谓英人傅氏，指傅立叶，但误傅氏为英人。）正如侯外庐先生说：“在全书中显然前后不相贯通，其弥缝补苴之迹甚明。”(9)可见“大同书”成书极晚。因此，在一九一三年的“不忍”杂志中始印行甲乙二部，而“余则尚有待也”(10)。
综上所述，“大同书”应该是康有为在一九○一——二年避居印度时撰述的，与“孔子笔削微言大义考”等撰述时间相近，因此在“大同书”中的“三世说”是与他在戊戌变法前的主张是有所出入的。此后又屡加删补，定稿更迟，以致表现在“大同书”中“弥缝补苴之迹甚明”，而“前后不相贯通”，相互矛盾的地方也很多。
三
对于“大同书”的写作年代予以考定，然后可以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康有为的思想发展及其政治活动，对“大同书”予以适当的评价。
一九○一——一九○二年，正是上层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失败——戊戌变法运动（一八九八）、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自发反帝斗争运动——义和团运动（一九○○）失败以后；又是改良派的自立勤王运动——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一九○○）、以及革命派领导的惠州起义（一九○○）失败以后。这时，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过侵略战争，使中国又向殖民地沉沦一步，但是义和团运动却迫使帝国主义暂时停止了瓜分中国的妄想，改为利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来统治中国人民的政策。这样，“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11)此后的阶级矛盾，已逐步转化为主要矛盾；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已领导了广州之役（一九○二）、长沙之役（一九○四）；华兴会（一九○三）、光复会（一九○四）的反清革命团体已次第成立；一九○三年章炳麟等并以上海“苏报”为中心宣传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常——同盟会的阶级基础、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干部条件都逐渐具备。
这时的康有为，流亡海外，“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12)酝酿勤王，“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13)等到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促使了革命派的觉醒和改良派的分化，此后革命派和改良派“各张旗帜，亦自兹始。”(14)逐步明确地划清了改良与革命的界线。革命派既坚决驳斥改良派：“革命派，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15)而康有为“又惕息于戊戌之危机，奉数行之密诏，感泣至今。”(16)他既感于载ｔｉáｎ＠①之私恩，又害怕人民群众运动，又想建立理想的“境界”，于是撰写了“大同书”。
正由于如此，在他“大同书”中的现实目的，这是“小康”（升平世），正如他自己说的“其志虽在大同，而其事只在小康”。也就是君主立宪。因此他以为近代“民主平等”如美国、瑞士既不可法；如要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结果又必招来亡国瓜分之祸，而肯定“全中国绝无阶级，以视印度、欧洲辨族分级之苦，其平等自由之乐，有若天堂之视地岳焉。”（第九十六页）“自孔子创平等之义，明一统以去封建，讥世卿以去世官，授田制，去奴隶，作春秋之宪法，以限君权，……于是中国之俗，阶级尽扫，人人皆为平民。”（第一六九——一七○页）以为中国并无阶级存在，自然不会有阶级斗争，而想用改良方法可以消除未来的“铁血之祸”。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既不能达到资产阶级民主的“大同”之世，他又怕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认为中国目前只能“小康”（升平世），也就是只有君主立宪，只有从事由上而下的改良。要实行君主立宪，就要扶持载ｔｉáｎ＠①复辟。这样，“大同书”就成为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坚决保皇，主张君主立宪的张本。
这里，我们还可以拿康有为在撰“大同书”时另一著作中——“中庸注”（一九○一年辛丑）“论语注”（一九○二年壬寅）作为康有为撰述“大同书”现实目的的旁证。也可作康有为“大同书”是撰述于一九○一——一九○二年的旁证。
“论语注”说：
“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尽进至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17)
“中庸注”说：
“孔子之法，务在因时。当草昧乱世，教化未至，而行太平之制，必生大害。当升平世而仍守据乱，亦生大害也。譬之今当升平之时，应发自主自立之义，公议立宪之事，若不改法，则大乱生。”(18)
照康氏的理解，就是说：如今的情况和孔子所处的时代已不同了“尽进至升平之世（小康）矣”！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应发自主自立之义，公议立宪之事”，绝对不能再守“据乱”——封建专制，必须改法——君主立宪，否则，“则大乱生”。不是明显地说明他的坚决保皇，主张君主立宪，以完成他的“升平”（小康）理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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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大同书”撰述的现实目的，是康有为“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因此，“大同书”虽则标明为“大同”，他并描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19)这主要因为康有为是代表一部分由地主阶级转化为资本家，而在政治上带有若干自由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受了阶级的限制，使他不敢正视阶级斗争。企图不通过阶级斗争，不经过革命，用自上而下的改良方法而逐步达到“极乐世界”。
于是在“大同书”中，既缺少土地纲领，又怕有人民性，而肯定中国现在只可“小康”（“升平世”），只可君主立宪。假使“据乱”——封建专制，既要“大乱生”，要实行“民主平等”——“大同”，又“不可以一蹴几也”（第一○九页）。企图说明民主制度现在是不可学的，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可以到达“大同”的条件，便显示了他的思想仍是中古式的封建式的，“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20)
但是，这个时候，中国社会上存在着的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满洲贵族与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逐步集中表现为对外卖国、对内压迫人民的满清政府与全国人民的矛盾。这时，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阶级基础、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干部条件已逐渐具备了。然而康有为还在海外高唱“保皇”，高唱“立宪”，高唱“改良”，并撰写“大同书”、“论语注”、“中庸注”、“孔子笔削微言大义考”……等作为他实行立宪的理论基础。这样，他在上述著作中，实际上是否定反对清朝的民族民主革命，而以改良的幌子来压制革命，以“高远的理想——大同”来麻痹群众。所以，我认为李泽厚先生对“大同书”评为“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客观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是值得商榷的。
或者以“大同书”中也曾含有一般人所未敢接触的“民主”思想，并提出“毁灭家族”“摆脱苦难”“众生平等”的要求，而有“一定的人民性”（李先生语）。但我认为康有为以为社会是发展的，从而提出了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学说，批驳了过去“世愈古而治愈盛”的退化的悲观论、宿命论史观，并幻想着“极乐世界”的幸福生活，确似“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21)确似有其一定意义。但是，当康有为撰写“大同书”时，他在政治上的进步性已跟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跟随着“庚子勤王”的失败，跟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而逐渐的沉沦了，他在思想上又于全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到的时候，仍坚决主张改良，以“大同书”为君主立宪的张本。因此，虽则他在“大同书”中将资产阶级局限的民主制度，认为是将来“理想”的境界，但又以为中国目前只能“小康”。追究“大同书”的实质，还是宣传中国现在的必须“小康”——君主立宪。这样，“大同书”的“进步性”也就给他的现实目的所掩盖了。
四
于此，我们试作下列几点小结：
戊戌变法前的维新思想，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化”学说、“民主”思想，和常州经今文学的“微言大义”“托古改制”学说，就是康有为思想的三个主要源泉，也是“大同书”的主要组成部分。
“大同书”是康有为在一九○一——一九○二年撰述的，定稿应该更迟。当他撰述“大同书”的同时，曾撰写了“孔子笔削微方大义考”、“中庸注”、“论语注”……等著作。他糅杂了经今文学公羊、礼运“三世”“大同小康”学说、西洋进化史观、鸦片战后维新思想，以及耳食些西方社会主义思想，而以“据乱世”为封建专制，“升平世”（小康）为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太平世”为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他在戊戌变法前所主张的“三世”学说有所不同。他撰写“大同书”的现实目的，就是企图说明中国只能“小康”（升平世），也就是君主立宪，成为他在变法失败后，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
但是，这时全国新的革命高潮已将到来，而康有为企图不通过阶级斗争，不经过革命，用自上而下的改良方法以达到所谓“极乐世界”。这样，“大同书”实际上成为反对民族民主革命，而以改良的幌子来压制革命，以“高远的理想”——“大同”来麻痹群众，也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这正说明了康有为的进步性在戊戌变法后已逐步沉沦了，已逐步堕落为顽固的保皇党了。也证明了改良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改良主义不是倒向革命，就是倒向反革命，企图独树一帜，是与历史发展的法则相违背的，是必然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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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所引李泽厚先生原文见1955年第二期“文史哲”第十——十五页。
正文注释：
(1)周予同先生：五十年来中国新史学（“学林”第四辑第九——十页）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九十九页）
(3)以下所引康有为“大同书”均据一九三五年四月中华书局版。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一九五四年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第三四○——三四一页）
(5)康有为：“礼运注”叙（演孔丛书铅印“叙”第二页）
(6)康有为：“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卷首题词谓“辛丑（一九○一）撰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后十五年丁己（一九一七）七月刊。”
(7)康有为：“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自序”（万木草堂丛书本卷一“自序”第三页）
(8)康有为：大同书“自序”。
(9)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生活书店版下册第七二九页）
(10)康有为：大同书“自序”
(11)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九页）。
(12)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氏丛书”文录二第四十三页。上海右文社版）
(13)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氏丛书”文录二第四十三页。上海右文社版）
(14)支那汉族黄中黄：沈荩（第十七页。“荡虏丛书”本）。
(15)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函札第一一二页（甲辰）敬告同乡书。
(16)癸卯（一九○三）五月初六日：苏报“康有为”。
(17)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万木草堂丛书本第十页）
(18)康有为：中庸注（演孔丛书铅印本第三十六页）
(19)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
(20)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页）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万有文库”本第八十页。）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加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