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捷民/天津
【期号】195605
【总期号】45
【页码】62
【正文】
三联书店出版宋云彬同志所著“康有为”，是一本材料丰富的传记，也提出一些较好的意见，像说明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有好些是受清末学者廖平的影响的，“新学伪经考”是继承廖的“辟刘篇”，“孔子改制考”是继承了廖的“知圣篇”而发挥的。这些都帮助了诸者进一步去研究“康有为”及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可作读者较好的参考书。但本书中也有些缺点或问题，现在提出来供读者及原作者参考：
一、不恰当的夸大康有为个人所起的作用，第一章竟称之为“康有为的时代”。当然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早明确指出康有为在历史上是起过有限度的进步作用的。但不能像作者的理解及决定把“公元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叶是维新派活跃的时期。那时候比较前进的中国人都相信要救国只有维新；康有为和他的门徒的言论行动成为一切爱国志士的言论行动的准绳。我们说那个时代是康有为的时代，一点也不觉得夸张”（一——二页）。很显然的作者片面的夸大了改良主义以及康有为的个人作用，忽视了当时人民革命的力量。一九○○年左右的伟大的义和团反帝国主义运动；一九○五年后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难道不是爱国志士言论行动的准绳么？这些运动比起康有为及改良主义者起了更大的进步作用。况且一九○五年后，改良主义者已经完全被革命派所否定，已经失去了进步作用，成了反动的东西以及革命的阻力。作者把这个时代称为“康有为的时代”，显然是不够妥当，也是不应当的。
二、一些缺乏根据的论断。像“有个做部主事的江西人洪嘉兴，因为仰慕康有为，特地去拜访，去了三次都没见到”（六一页）。他就怀恨反对康有为了。这只是一种传说，也不是切实的根据，洪的反康，一定是他看到顽固派势力太大，同时也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的关系。不会先崇拜康有为，因为没有见到马上就反对康有为，既属于形式的看法，也缺乏进一步搜求史实的根据。
三、前后矛盾的地方，既说康有为在那时候，“不失为一个进步的中国人。他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博爱’之说的影响”（四四页）。又说：“结果没有向西方找到什么真理”（一二三页）。这是矛盾的地方。能说“平等”、“自由”、“博爱”不是真理么？不过这些真理在资本家控制之下是有限度的，甚至于后来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变成空的名词罢了。既说“那时候的维新派决不企图借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取得权位”（六八页）。又说“但他（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出都南下的时候，临行前一天曾访李提摩太（英人），商议合作”，“（康）对翁同和反复说明，应当接受日本的建议”（六六页）。依靠英、日是为了什么？当然也有一些是为了权位。我们固然不能把维新派看成和投降帝国主义的顽固派一样，但也不能把他们提的太高，好像他们是十全的爱国者，对帝国主义是完全不依靠的。因为不从阶级本质上去分析维新派，自然就含混，就前后矛盾，同时给予读者以混乱思想。
四、一些认识不妥当的地方。说“不过李鸿章办洋务虽然失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究竟开始萌芽了”（六页）。这种说法是很容易使读者误会为李鸿章办洋务虽然失败，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萌芽还是有功劳的，而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写“洋务运动”历史的说法一致。实际大汗奸李鸿章为了本阶级的自强办洋务失败是无问题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这一时期萌芽也是肯定的，但不是李鸿章的功劳，而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洋务运动只不过在客观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又把张之洞和康有为的关系说的很现象化，“九月间康有为出都南下，特别到南京去看张之洞（张之洞那时候是两江总督），劝说他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分会，张之洞很高兴地答应了。后来他跟张论学意见不合，张劝他不要谈孔子改制”（五六页）。实际是投机分子张之洞最初看见维新派在光绪帝支持下小见抬头，而慈禧太后又不动声色，张乃投机表示参加。但到后来看到慈禧已开始反对维新派，乃借口不同意“孔子改制”而同康决裂。原来张之洞是这样一个投机小人兼汉奸，而作者竟把他描绘成一个维新派的动摇分子是不对的。另外作者强调无原则的民主说：“湖南有一个举人上书痛责光绪帝，……大臣们认为应该加以严办，……（光绪帝）从未加以取缔或干涉，确有一点儿民主作风。如果说康有为他们的维新运动有什么成绩的话，那么这一点算是最大的成绩了”（八二页）。这种上书显然是大地主阶级对维新派的反攻，应该加以制裁，否则对于维新派有害，这种民主只能是有限度的片面的民主，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不能笼统的宣扬为“最大的成绩”。
五、一些史实叙述不恰当的地方。叙述近代维新思想的发展，一般都是以林则徐、冯桂芬等开始，时间约溯至一八四○年左右，这种系统的叙述法是较正确的，而作者竟从王韬开始，说“这里首先提到王韬”（一三页），缩短至一八五○年以后，是不合实际也是割裂史实的。又作者叙述朱次琦对康有为的影响颇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说“他在朱次琦的礼山草堂读了四年头的书。读的是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等等。其他如汉书、楚词、文选、杜诗以至六朝文，他都读得烂熟。朱次琦最推重韩昌黎，他可不以为然。他认为韩昌黎道术浅薄，实在空虚得很”（一六页）。其实朱次琦是一个爱国的学者，在经过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作了不少爱国的诗，像“敢以烽为戏，须明国有权！整疆光旧物，不拟勒燕然。”又“弱冠请缨男子志，愁从灯下看纯钩”等，这种爱国思想，对康有为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能不予以相当篇幅叙述。但作者以很大的篇幅讲“经学”、“公羊三科”（一九页——三○页），很不必要的详细讲解汉董仲舒的“三统说”，什么“夏得黑统，殷得白统，周得赤统。”等，这些对读者帮助不大，也不好懂，同时是反客为主的作法，效果不会好的。我不是说不要讲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来源，是说应当简单扼要的叙述，使读者看到来龙去脉就是了，在这里大事发挥远古的封建学术是没有意义的。同时作者又把中国旧的文化予以无条件的蔑视，说康有为“只从中国的‘六经’里找材料，注入一些新东西，化腐臭为神奇，建立起他的新理论来”（一九页）。不能把中国的六经无批判的视之为腐臭，违反了毛主席对我国旧有文化“要批判接受”的指示。对梁启超的批判也不恰当，说“梁启超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比康有为更富有动摇性，比康有为更富有投机性。”（一一七页）从梁的出身及其个人活动的历史来看，他绝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至少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后期梁比康还不进步还反动也是不应当的。
当然，宋著“康有为”是一本努力的传记，优点不少，应该予以肯定，读者可以从本书中去体会。本文重在谈本书一些缺点及问题，故对优点从略。但所谈这些缺点及问题是值得读者及原作者注意的，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前途，不容我们对任何一本著作的缺点予以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