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 号】197704
【总 期 号】123
【页 码】19
【正 文】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另注）深刻地揭露了梁漱溟所谓“乡村建设”的反动实质。
一
梁漱溟何许人也。他原籍广西桂林，祖辈三代都是大官僚大地主，祖父历任清王朝的知县、知州，是欺压剥削人民的大恶霸；父亲梁济（巨川），官至清王朝内阁中书，在张勋复辟失败以后，为效忠清王朝和“先圣之诗礼纲常”而自杀。梁漱溟出身在这样的封建大官僚大地主家庭里，从小深受孔孟之道的毒害和反动家庭教育的影响，早年就站在反动立场，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而卖身投靠北洋军阀，充当鹰犬。
一九一九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梁漱溟对此既极端仇视，又十分恐惧。他急忙于这年十月抛出他东拼西凑的演讲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胡说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根本否定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任务。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攻击、诋毁国共合作是国民党“受惑又受制于共产党”，叫嚷这是“十分可怕”的“危机”，为蒋介石“清共”反动政策制造反革命舆论，他学着汪精卫的腔调狂叫“不独要清除共产分子，并要清除共产党理论”⑴，“必如此庶乎算得认真彻底”。丧心病狂地反对全国迅猛掀起的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五月间梁漱溟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伪广东省政府委员、国民党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建设委员会代理主席等反动职务。当时鲁迅先生就尖锐指出：“梁漱溟已为委员，我看他是要阔的。”（《致章廷谦》，《鲁迅书信集》上册，159页）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梁漱溟投靠山东军阀韩复榘，充当韩复榘的高级政治顾问，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搞什么“乡村建设”，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
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竭力鼓吹抗战必败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却无耻叫嚣“武力反抗，既属不智，亦不正确，亦不可能。乃至以经济不合作来反抗他，亦难作得到。”⑵要中国人民放下武器，任由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就连抵制日货，也被视为犯罪。汉奸卖国贼的嘴脸暴露无遗。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漱溟投靠美帝国主义，为蒋介石破坏和平谈判，发动内战制造舆论。后又以“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面目出现，参与国共“和谈”。正如毛主席指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当解放战争捷报频传，蒋家王朝面临覆灭的前夕，梁漱溟就出来诬蔑共产党“滥用武力”，“破坏和平”，要共产党放下武器，“不要再打”了，以挽救国民党灭亡之命运。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怀着刻骨仇恨，写了《中国文化要义》，在这本反动著作的《自序》末尾，还特地写上“（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双十节漱溟自记”⑶，你看，他是何等留恋、怀念蒋家王朝！继而他反对抗美援朝，反对土地改革，反对我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造谣说：“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俨然似“农民代表”。梁漱溟真的代表农民吗？否！毛主席指出：“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
总之，梁漱溟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动透顶。他是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伪君子，是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这就是梁漱溟反动的历史。
二
那么，梁漱溟所谓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什么货色呢？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思想。在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广大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这就严重地震撼着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根基，动摇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使得反动势力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了维护蒋家王朝的统治，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五次极为残酷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消灭红色政权。可是，老奸巨滑的梁漱溟觉得那种“硬剿”的办法不见得收效，他便提出了一套“乡村建设”的谬论，配合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并以实际行动充当文化“围剿”的急先锋。梁漱溟供称：“当我注意到养成新政治习惯时，即经想到‘乡村自治’问题。”⑷很明确，他搞“乡村建设”是着眼于政治的。因此，他说：“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⑸就是配合蒋介石军事“围剿”，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以挽救地主阶级覆亡的命运，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出笼的背景。
蒋介石公开叛变后，对革命人民实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急切需要一套反革命的谬论，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麻痹和镇压人民的思想工具。梁漱溟献策于蒋介石说：在“清除共产党理论”之后，必须“不可不急谋新精神之代兴”。以“新精神代兴”自许的梁漱溟适应蒋介石反革命的需要，便编造了一套“共产主义不适国情”的所谓“中国特殊论”，胡说什么由于中国的“理性早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⑹自秦汉以来已不是封建社会，也不象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这样一个“很特殊”的社会。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梁漱溟所说的“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污蔑。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6页）梁漱溟鼓吹“中国特殊论”， 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反对我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梁漱溟把社会发展的动因归结为人们的“意欲”，否定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否定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这种谬论叫人们安于被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坐待某一英雄人物的出现，期待英雄人物头脑中偶然迸发出某种“意欲”，如梁漱溟“调和持中”来，就可以改造社会，解救受剥削者。显然，这是道道地地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根源于各阶级间经济利益的冲突，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梁漱溟所谓“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殊”社会，就是他鼓吹阶级“调和持中”，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所虚构的样板。
第一，所谓“伦理本位”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呢？就是以抽象的“情谊”来掩盖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以反动的人性论来代替阶级斗争。他胡说：“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既在相关系中而生活，彼此就发生情谊。”⑺把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歪曲为抽象的“情谊”关系，而这种“情谊”又是先验的，人生来就具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⑻，“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⑼把个“情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它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儒家的“三纲五常”。梁漱溟说：“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关之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⑽这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完全是儒家孔孟之道的反动说教，它是封建宗法社会“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⑾的老调重弹。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一切关系，都是阶级关系，根本没有抽象的、全民的“情谊”或“义”。正如毛主席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27页）梁漱溟的“情谊”就是取消阶级斗争， 用抽象的封建伦理关系，来掩盖帝国主义、地主、军阀对于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与血腥镇压，并把这种关系合法化，叫农民心甘情愿为地主尽“义”，而不要革命。
梁漱溟还胡说，在这种“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⑿，这种反动观点，他在解放后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中，又有了进一步说明：“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底。而且父母在堂，则兄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则祖孙三代都不分底，分则视为背理（古时且有禁）。——是曰共财之义。”⒀又说：“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无相通，是曰通财之义。”⒁梁漱溟口里念叨着“共产”的漂亮的辞令，但把他的“共产”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封建家庭里父子、夫妇的“共财”，再扩大之，也不过是祖孙三代的“共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家庭被视为社会最基本单位。儒家认为，把家治理好了，就能“治国”、“平天下”。因此，三世同堂、五世同宗，不分财、不分家被认为是“美德”。这完全是维护封建家族统治的旧传统。可见，梁漱溟胡诌什么“共产”，“共财”，完全是老调重弹，为了欺骗人民，对抗共产党的新花招。
第二，所谓“职业分立”的社会，就是用抽象的“士、农、工、商”的区分来抹煞阶级的存在，以反动的“职业论”来代替阶级论。他胡说什么：中国不同于西欧，没有“贵族与奴隶阶级的对立”，没有“资本家与劳工阶级的对立。”⒂他完全颠倒事实，说什么“生产工具无为被一部分人所垄断，殆人人得而有之，以自行其生产。”⒃这完全是无耻的捏造，他把中国几千年来阶级社会阶级的对立说成只有“职业”的不同，说什么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⒄即使是“士人（封建官吏）则与农、工、商并列为四民，‘禄以代耕’，亦不过一项职业”⒅而已。公然否定旧社会有对立的阶级。
那么，梁漱溟是怎样为他的“中国没有阶级”作论证的呢？他胡说：“要讨论其有没有阶级，则土地分配问题自应为主要关键所在。此据我们所知，先说两点：第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第二，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土地底人颇占多数。”⒆于是，梁漱溟便捏造说：“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土地。”⒇开口闭口侈谈历史的梁漱溟，在这里却对历史进行了无耻的伪造。翻开史书看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21)“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22)“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23)“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24)从汉到清，那里没有贫富对立的阶级，那里没有土地集中垄断的情形，那里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有土地？！这怎能说自秦汉以后中国就没有阶级对立呢？！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8 页）南宋初年（公元1130年），湖南常德一带农民，在钟相、杨么的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们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25)在封建社会中，“贵”与“贱”是封建等级制度的表现，“贫”与“富”是阶级关系的反映，两者是紧密相联系的。列宁说：“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列宁全集》第6卷，第93 页注⑴）由于这种等级的差别，使富者贵者处于统治地位，贫者贱者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在阶级社会中，没有阶级内容的“士”、“农”、“工”、“商”，显然是不存在的。
有阶级的存在，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梁漱溟胡说：“中国社会有职业分途，而缺乏阶级的分野；乃是中国没有革命的决定原因。”(26)这就把他为什么捏造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狼子野心充分暴露出来了。原来他是要从根本上取消革命。因此，他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他叫嚷：“现在凡是关切中国问题的人，多半痛恨两个势力：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封建军阀。……但大家以此为革命对象，则为错误。”(27)直接攻击、诋毁、诽谤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可见，梁漱溟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边，与蒋介石以及一切最反动势力唱一个腔调。梁漱溟所谓“乡村建设理论”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谬论。
三
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指导下搞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是什么名堂呢？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从一九二八年在广州提出“乡治”的主张(28)开始，一九二九年到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一九三○年停办，一九三一年春天投靠反动军阀韩复榘，在山东邹平县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时为止，这就是梁漱溟从事宣扬“社会改造运动”的过程。
所谓“乡村建设”，就是防止和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运动的地主建设。他说：“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29)什么是“新礼俗”？他解释说：“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30)或者说：“就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31)他所说的“中国固有精神”，就是反动的孔孟之道；他所说的“西洋人的长处”，则是指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他说：“这种独裁的风气，是欧战后政治上盛行的一种新风气。”(32)因此，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礼俗”，其实不过是以中国孔孟之道为主，吸收西洋法西斯主义精神而打扮起来的封建僵尸而已。
“新礼俗”的具体内容，就是所谓“新乡约”。它是以北宋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代表吕大钧（字和叔）的《吕氏乡约》（或称《兰田乡约》）为蓝本而制订的。梁漱溟说：“这个新组织即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是指着当初在宋朝时候，最初由乡村人自己发动的那个乡约，那个乡约是吕和叔先生的一种创造。”(33)那末，我们先来看看《吕氏乡约》究竟是什么货色。
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吕大钧在陕西汲郡兰田推行“乡约”制度。它设“约正”一人，由地主阶级中的绅士担任，他的任务是每月定期“讲解约文，感化约众，主持礼仪赏罚。”“约正”下设“值月”一人，负责具体事务。“约文”包括四大项：“德业相励”（南宋朱熹改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所谓“德业相劝”，就是要农民遵守封建的伦理纲常；“过失相规”，就是不准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礼俗相交”，就是要农民自居卑贱，尊敬地主；“患难相恤”，就是要农民逢年过节向地主交纳额外的食物，地主也向农民搞点小恩小惠。它是维护北宋大官僚大地主统治，防止农民起义、束缚人民思想和手脚的锁链。譬如：“德业相励”的“业”，《吕氏乡约》规定：“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34)这就是要老百姓服服帖帖地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不得反抗；要畏惧地主阶级的“法令”而不许违背；按时按量交纳租赋而不能违反。
梁漱溟对于这一套统治术还嫌不足，需要加以“补充改造”，“添一种积极的意味进去”。这种积极的“意味”是什么？第一、要“将消极的彼此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进行。”(35)所谓“积极的有所进行”，就是“不等到事情临头再行补救，顶好是不让他发生事情。”(36)这是说，不要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土地运动起来再去镇压，而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还没有起来时，把它从根本上掐死；第二、梁漱溟认为旧乡约“太着重个人的善”，而他的乡村组织“把偏乎个人的一点看成是社会的”(37)，这就是要地主阶级“提振志气”，不要太顾自己，要为巩固整个地主阶级永世不变的统治而努力；第三、梁漱溟认为旧乡约没有“往外去”，“不积极”，“我们是要由乡与乡的联络，而渐及于县与县，省与省的联络，要普遍的去联络，相往来，通消息。”(38)这就是要用他反动的“乡村建设”去改造整个社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对抗；第四、梁漱溟认为“乡约”应该由披着学者外衣而又死心蹋地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人出面推行。他举例说，南宋由“最著名”的“朱子（熹）来提倡研究实行”(39)；明代由“很伟大的学者”王守仁（阳明）来推行。言下之意，当今应由我梁漱溟来推行。可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是地主建设。
正因为这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获得反动军阀韩复榘的青睐。韩复榘曾明确地说：“要梁漱溟帮助，防止共产党的侵入”。梁漱溟在韩复榘支持、豢养下，在山东邹平、菏泽搞什么“实验县”。“乡村建设研究院”设在邹平县东门外，占地三十余亩(40)，作为他推行“乡村建设”的据点，并在菏泽设立分院。一九三五年一月开始在鲁西十余县推行“乡村建设”，依梁漱溟意见，设立“鲁西实验区行政长官”，“长官公署”驻济宁县，管辖津浦路以西各县。
梁漱溟依据“新乡约”，在山东实验区推行了这样一套“政教合一”的乡村具体组织系统(41)，有“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等四项。“乡农学校”是其核心部分，其它三项从“乡农学校”发展出来。这个“乡农学校”与“吕氏乡约”就是“一个东西”，是“合而为一的”(42)，“约长（即约正）此即相当于乡农学校的校长；常常办事的有所谓值约（即值月），此即相当于常务校董。”(43)“乡长”就是“乡农学校”的校长，“乡农学校”既是“社会教育民众训练机关”，又是“下级行政机关”，“一切政令均借此而执行”的“政教合一”的机构。它实际上不是什么学校，而是打着学校的旗号，充当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校长和校董会（即“乡公所”）都必须由“有资望”，“有信用”的“齿德并茂”(44)的人担任，即由地主恶霸豪绅来充当；“乡民会议”就是乡民大会。显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在于强化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梁漱溟在山东搞的“乡村建设”包括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
第一、政治：梁漱溟在山东由“乡农学校”征集壮丁，建立地主武装，叫做“联庄会”。他向韩复榘建议，下令各县地主“凡地在一顷以上者须购钢枪一枝，地多者以上此类推，在五十亩以上者购仿造钢枪一枝”(45)，并由韩复榘派军官进行训练，这就使军阀、地主更进一步勾结在一起。“联庄会”会员都由“有室家财产”的人来充当，因为这样，在他看来，才可以避免“为人利用，酿出祸乱”，即要牢牢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这种地主武装，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地主恶霸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地位，而其主要任务是配合蒋介石和韩复榘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剿共”，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梁漱溟认为，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武装，单靠国民党政府的武力是不够的，还必须组织地主武装。他说：“最近中央政府（即国民党反动政府——引者），因为剿除共匪，盛倡要以人民自卫组织为根本方法；谓必人民如是起来协助政府，而后共匪可清，这自然是不错的。我们希望树立乡村自卫组织之念，比政府还切。”(46)充分暴露了梁漱溟“剿共”、“灭共”的急切心情。
在梁漱溟“实验区”内，由于地主恶霸有了武装，便更加残酷剥削压迫农民。鲁西曹县恶霸地主朱凯臣，住在朱庄中间的一个砖围子里，周围是他的佃户。佃户不仅要交重租，而且朱家还向佃户派“差”。一次派佃户出“差”到一百十里外的曹州城送西瓜，虽数目对但质量不好，竟把佃户打了四十大棍，并拆掉住房，被赶出庄，逼得佃户家破流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维护和巩固了地主阶级的这种特权。
第二、经济：主要是搞“农村合作社”。梁漱溟提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路线是以“农业引发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47)所谓“新经济构造”，就是“农村合作社”。这种“农村合作社”，是完全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首先，它要“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就是说，要恢复过去中国宗法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这不仅不是“新经济构造”，而是社会经济的倒退；其次，要农民不“伤和气”地去和地主阶级“合作”，给地主“尽力于复兴农业生产”。
梁漱溟的“农村合作社”也是为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服务的。帝国主义为使中国成为他们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反对中国民族工业，使中国变为殖民地。梁漱溟却无耻地说：“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经济手段，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趣，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这真是非常庆幸之事，我愿谢天谢地。”(48)因此，他在山东邹平县孙家镇成立“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49)，并成了“蚕业合作社”(50)，“机织合作社”等(51)，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低价收购、掠夺农民产品，充当帝国主义帮凶。合作社都订有什么“简章”、“规程”等等，限制很严，残酷奴役农民。如青州地方产烟叶，由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垄断收购。他们垄断价格，不准农民过问；并以大秤进，小秤出，敲骨吸髓地压榨农民。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把烟叶送到青州收购站，还要排队等候，一等就是二、三天，甚至四、五天才能轮到你过秤，一个农民由于对收购价格和过秤的斤量有异议，说了句“啊！卖了不够本钱”的话，就即刻被推下秤来，赶了出去。但在当时不在这里卖，别处又不能卖，回去不仅缴不了地租和肥料债，而且连饭也没有吃的，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这个贫农就活活吊死在树上。这种悲惨情形，美棉、蚕业合作社的情况也是如此。这那里是“乡村建设”，明明“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梁漱溟还一再提出“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设想，以迎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活现了这个卖国贼、帝国主义忠实奴才的反动面目。
第三、教育：由“乡农学校”来执行，它主要任务是培养地主阶级的子弟和训练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爪牙。提倡“法制礼俗”，要农民“尊重”、“爱护”地主恶霸豪绅，以维持地主阶级的永世统治，“乡农学校”的教育内容：据邹平、菏泽等地的规定：主要有“精神陶练”和国民党“党义”。所谓“精神陶练”，就是封建孔孟之道的教育，教材就是《孔子》和《忠第一》、《孝弟第二》等(52)。梁漱溟在菏泽实验县搞了一个《精神陶练提要》，“问：‘对父母当怎样’？答：‘要孝顺’；问：‘对兄弟当怎样？’答：‘要友爱’；问：‘你想怎样立身呢？’答：‘少说话，多做事’；问：‘中国农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是什么？’答：‘孝弟力田’；问：‘你们前几年最大的祸患是什么？’答：‘土匪’；问：‘如果他们不听，应该怎样办理？’答：‘用法律来制止他’；问：‘什么是救中国的根本法子？’答：‘乡村自救’。”(53)请看，这里既有“忠信孝弟”等封建伦理纲常的说教，又有替地主光干活不反抗的所谓“立身”的原则；既有咒骂、镇压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办法，又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这是什么乡村教育，完全是地主教育。
总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极端反动的，是为巩固和加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维持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毛主席指出：“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因而得到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赏识和支持。正因为这样，也必然遭到广大农民的坚决反对。梁漱溟也不得不承认“乡村建设”发生“危机”，遇到了“难处”，“吾人日言乡村建设，其不落于破坏乡村者儿希！”(54)又说：“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这样，则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55)因此，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离开山东，含恨已久、深受其害的农民就起来捣毁“乡农学校”，打死“乡农学校”的校长。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彻底破产了，“乡村建设运动”也寿终正寝了！
毛主席指出：“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揭露了梁漱溟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反动本质。揭示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正文注释：
⑴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二八页。
⑵《答乡村建设批判》第五二页。
⑶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路明书店版，第五页。
⑷⑸梁漱溟：《自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一辑上册，第一六、二四页。
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九二二年十月商务印书馆版，第八一页。
⑺⑻⑼⑽《乡村建设理论》第二四页。另见《中国文化要义》第八六、八七页。
⑾《左传》隐公三年。
⑿《乡村建设理论》第二六页。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这种伦理底经济生活，隐然亦有似一种共产。”第八九页。
⒀⒁《中国文化要义》第八八页。
⒂⒃梁漱溟：《乡村建设论文集》乡村书店版，第四六、四七页。
⒄⒅《乡村建设理论》第二八、二九页。
⒆⒇《中国文化要义》第一六一——一六二、一六三页。
(21)《董仲舒传》《汉书》卷二四上。
(22)唐陆贽：《陆宣公全集》卷二二。
(2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
(24)清张履祥：《愿学纪》见《杨园先生全集》。
(2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
(26)(27)《乡村建设理论》第三二、九九、二七九页。
(28)梁漱溟说：“我提出‘乡治’的主张，是民国十七年的事，而主张前后之贯通，完全成熟，则近三年间事也。”“十七年我在广州时用‘乡治’。”（《自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一辑上册，第二二、二四页）按：过去有人认为，梁漱溟搞“乡村建设”从一九二七年到广州搞乡村计划开始，照此，应为一九二八年。
(29)(30)(31)(32)(33)《乡村建设理论》第一四○、一四三、一七五、一五三、一八八页。
(34)黄宗羲：《吕范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三一。
(35)(36)《乡村建设理论》第一九九页。
(37)(38)(39)《乡村建设理论》第二○一、二○二、二○三页。
(40)(41)《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一辑上册，第六五、四三页。
(42)(43)《乡村建设理论》第二一九页。
(44)《乡村建设理论》第二四五页。
(45)《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一辑上册，第三○二、三○三页。
(46)(47)(48)《乡村建设理论》第二七七、三七四、三七八页。
(49)(50)(51)《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一辑上册，第一○六——一二三、一二四——一一二六、一二七页。
(52)(53)《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一辑上册，第二○○、三○四——三○七页。
(54)《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第三七页。
(55)《我们的两大难处》《乡村建设理论·附录》第十页。
（石峻同志看了全文，提了意见，特此致谢！）